第二节　《洪范》、《诗经》中的天命神学与伦理思想

伦理化宗教政治观是西周早中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洪范》、《诗经》等书中的伦理思想是当时上层社会意识的反映。《洪范》，自司马迁到清代，一般人都认为是西周初年箕子所作。近代学者有人认为《洪范》是战国时子思一派的儒家伪托，当成于战国中后期。但现代已有不少学者已相信《洪范》的确是周初的作品。⁽⁴⁾洪即大，范即法，洪范即是大法。《洪范》开篇记载周王访问箕子，提出问题说:“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彝伦攸叙。”意思是说天默默无言养育下民，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箕子回答说，我听说过去鲧治洪水用阻塞之法，乱用五行，没能治理好洪水，引起帝的震怒，因而帝没有给予他治理国家的“洪范九畴”;鲧死禹兴，禹治理了洪水，天赐给他“洪范九畴”，这就是天治理国家的大法。这里的天不仅是下民的养育者，而且是统治者的管理者，他时刻关注着统治者的一举一动，根据其治理人间的好坏决定是否赐予他们统治天下的法宝。天仍是世间的最高主宰，它佑护万民，制定大法，授予君权。而且他只赐予对民人谋福利的人以大法，也隐含了天是具有伦理道德的。

《洪范》九畴“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是从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谈论治理国家的九项大法，是王者治国的纲领。下面我们通过“五事”和“皇极”等探讨《洪范》思想的伦理特征。“五事”是讲君主日常行为表现的，曰: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

恭作肃，从作乂，明作晰，聪作谋，睿作圣。

五事是指王者的五种修身规范:容貌要恭敬，言辞要得当，观察要明晰，听闻要广远，思考要通达。王者容貌恭则心肃敬，言辞适当人们听从则其政必治，观察明晰、听闻广远则其谋略得当，思考缜密则事无不通，这样的王者乃可成为圣人。这本是经验的总结，是客观规律，是非常正确的，没有什么神秘性可言。但在“念用庶征”一畴中，却将王的这些行为和自然天象相联系，如:

曰庶征:曰雨，曰炀，曰旸，曰寒，曰风，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藩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

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

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

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用民，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中之星，则以风雨。

庶征本指天的五种征兆，实际上是五种不同的气候:曰雨、旸(晴)、燠(暖)、寒、风。这五种气候适时降临，则风调雨顺，万物生长就茂盛;如果一种气候长期持续即所谓“一极备”或不临即所谓“一极无”，就会影响农业生产，就是“凶”。这种见解本是长期生产经验的总结，但是，《洪范》将庶征分为休征(好的征兆)和咎征(坏的征兆)，并将它和统治者的品德联系起来，以人的品德好坏附配气候的正常与否，认为两者具有感应关系。天子举止恭敬，则雨以适时而至顺之;天子治国有绩，则暖以适时而至顺之;天子谋略得体，则寒以适时而至顺之;天子圣德昭明，则风以适时而至顺之;天子狂妄独断，天就持续地下雨;天子品行越轨，天就持续地干旱;天子放逸淫乐，天就持续地酷热;天子急躁易怒，天就持续地寒冷;天子蒙暗无知，天就持续地刮风。这种把君主的行为品格和天气、气候结合起来的观念，实质上是“天”的伦理观念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气候现象是由“天”或“帝”控制的，这是殷人就有的宗教观念，周人无疑继承了殷人的这一观念，所以说气候现象因君主品行发生的变化实际上是“天”对君主和人间的干预。休征表示了天对君主的奖励，咎征表示了天对君主的惩罚，天对人间的监视和干预作用更加具体和形象化了。天用气候的变化来影响或矫正王者的品格，这其中包含着要求王者以德行政的政治伦理。《洪范》中还说君秉君道臣行臣事则会百谷成农业丰收，君失其权秉臣专恣肆则农业歉收闹饥荒。这都是用天意的约束来规整官吏的行政行为，是政治伦理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各级管理者都要以德行政。这种观念是中国王道思想的滥觞。

直接提出王道观念的是《洪范》中的皇极，曰:

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关于皇极的训诂各家不同，朱熹的解释最接近原意。他说:“皇，君也;极，标准也……‘皇极’二字，皇是指人君，极是指身为天下做个样子，使天下视为标准。”⁽⁵⁾所谓“皇建其有极”，就是国君建立的治国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王道”。经历过殷代夏和周代殷历史的箕子，深切地认识到了实行“王道”是取得政权和维护政权的根本，就是文中的“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和遵王之义”。孔颖达称之为皇极之“体”，他解释说:“为人君者当无偏私，无陂曲，动循先王之正义;无有乱为私好，谬赏恶人，动循先王之正道;无有乱为私恶，滥罚善人，动训先王之正路。无偏私，无恶党，王家所行之道，荡荡然开辟矣;无恶党，无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辩治矣;所行无反道，无偏侧，王家之道正直矣。”用一句话来概括，皇极就是王道正直的伦理政治。它要求君主赏罚和政治上的均等，如所说“无党无偏”;而对一般臣民，皇极则说:“凡厥庶民，极之敷言(皇极所敷陈之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天子对臣民就像父母对子女一样仁爱，而臣民对实行王道的天子则是“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王道正直”观念蕴涵着政治公正与道德的统一，所以九畴的第六畴“三德”中，以“正直”作为天子的道德，并且理解为“平康正直”(正直才能达到平康之治)。“王道正直”意味着以公正为原则，造福于人民。它是一种伦理化的政治文化，古代就有学者用《尚书·大禹谟》中的“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来理解。所谓“惟和”即《洪范》中的“相和其居”;“正德”孔疏为“正德者，(天子)自正其德”;“厚生”即是薄征赋、轻赋税、不夺农时，使人民家给而人足。箕子的这种理性主义的人本政治文化纲领，通过周武王的实施，开辟了中国伦理政治文化的先河，使中国的政治文化由浓重的宗教意味转化为伦理特色。“王道”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文化的主流。

如果说《洪范》中的宗教政治伦理隐含在文义中，那么《诗经》中的说法则非常明了。有关《诗经》中的天命伦理前人已做过很多研究，我们主要探讨其中的政治伦理。首先要介绍的是《周颂》，曰: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尤此疆界，陈常于时夏。(《周颂·清庙·思文》)

诗中说后稷有文德而能克配彼天(配享上天)，因此“帝命率育”(上帝命令周王养育世人)。后稷有文德即是后稷能以德统治人民，实行“王道”政治。这既是对后稷美德的赞扬，也是对其所实施的伦理政治的肯定。《大雅·皇矣》直接对美德提出了赞扬:

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www.daowen.com)

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

……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既受帝祉，施于孙子。

帝谓文王，无然畔援。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诗中说周人的祖先太伯、王季有明德，得到上帝的福佑。上帝赞许文王有美德，能遵循上帝的法则。在这些诗句中，上帝是统治人间的最高主宰，它赞美统治者的美德，是有道德的伦理之天。而统治者实行德政，则让人民得到了实惠。其实诗中真正要表达的思想是对王者的功绩的赞扬，而这种功绩的取得全仰赖于王者所实行的伦理政治。因此伦理政治就成为一切美德的基础。在当时宗教思想还有很大市场，所以周人又为现实政治加上了宗教的光环，以增加其必然性，美德的要求来自上天，周王所实行的伦理政治是在显扬上天的美德，这样周王所取得的宰理人世的大权和继续享用这种权力就有了超越的依据。在《大雅·生民·假乐》等诗中，颂扬周王有美德，上天保佑其福禄。诗曰:

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假通嘉，嘉乐君子是说周王有美德天帝嘉奖他。周王有美德表现在他治官和治民都很适宜、恰当，上天保佑其福禄。周王的美德表现在他的治官治民上，显然是对他的政治措施的赞扬，将其“宜民宜人”的政治措施与《洪范》中的“无偏无陂”、“无偏无党”的方针相联系，其思想是相通的。都是要求或赞扬“王道正直”的社会公正。是对西周伦理政治的设计和赞扬。并且要给这种伦理政治披上上天的外衣，寻找超越的依据。既然是上天对美德的要求，那么王者只有敬畏天命，敬德慎行，像自己的祖先一样实行美德，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天的保佑。因此诗曰:

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小雅·节南山·雨无至》)

各敬尔仪，天命不又。《小雅·节南山·小宛》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大雅·文王·大明》)

上帝临汝，无贰尔心。《大雅·文王·大明》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周颂·清庙·我将》)

如果我们将《尚书》、《洪范》和《诗经》以及西周金文中的有关内容联系起来读，就会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提倡和赞扬美德，建立和称颂伦理化政治制度，是这些作品的强烈主题。和这一主题相并列的突出思想是上帝的至上地位和伦理化。这两个主题总是同时出现，相得益彰。帝的至上地位和伦理特性为人间伦理树立了权威，而人间帝王行伦理政治则是帝给予其主宰天下大权的依据，这种逻辑看似神意决定论，其实质是人给神附加了伦理内容，是人的理性给宗教披上了人性的光辉，是理性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觉醒。这种理性的光辉使中国古代思想从宗教的迷雾中渐渐凸现出来，呈现出伦理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