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动物纹饰表现诸神

商代青铜器纹饰以兽面纹(饕餮纹)和各种动物纹为主，兽面纹是由各种动物拼凑而成的幻想动物的集合体，而动物纹则基本呈现出现实中的各种动物形象。它们表达了殷人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观念，是殷人观念中远祖神和各种自然神的形象。兽面纹头部是怪异兽头的正面形象，以粗壮的轮廓线构图，鼻子宽大，双眼圆瞪，目光炯炯有神，双角弯曲，有现实动物的影子又非现实动物中的具体形象。其身体或狭长弯曲属龙蛇一类体躯图案化的结果，或为虎、牛等兽身。体躯下有兽足或禽爪，整个形象呈多种动物的复合体。兽面纹根据其觝角的不同，又可分为龙头兽面纹、虎头兽面纹、绵羊头兽面纹、长颈鹿角兽面纹、牛头兽面纹等等。这些由幻想动物组成的兽面纹表现的是殷人各部落联盟氏族图腾祖先的形象。据民族学家研究，原始氏族部落的图腾祖先就是一些幻想的动物形象。如澳大利亚的原始民族认为他们最初的祖先是一些奇怪的动物，或者人与动物两者之间的混合物，或者是几乎无法表达的、无定形的物体，它们没有任何确定的器官和肢体，几乎画不出它们身体各个部分的轮廓。他们把这种模模糊糊的、无法称呼的生物变成了人，按斯宾塞与吉伦的说法，这代表了“一个人的状态与动物状态间的转换阶段”⁽²⁷⁾。

铜器纹饰和其图像符号以及它和甲骨文的联系可以为我们的结论提供相关证据。在商代青铜器内部和底部常常发现和其表面的纹饰相同的图像符号，这些图像符号和相应的甲骨文相同，这一现象证明该青铜器应该是其图像符号所标识氏族制造的，青铜器表面的纹饰是该氏族的始祖神形象。如安阳侯家庄1004号墓发现的牛鼎和鹿鼎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鹿鼎腹部四侧装饰有形象扩大了的大型鹿头饕餮，鹿鼎内底铸有图像记号，这个图像记号和甲骨文的鹿字相对应，显然这个鹿鼎是鹿族人所做之器，鼎腹部的饕餮纹是鹿族的图腾祖先。

同出的牛鼎也和鹿鼎相同，其腹部是大型水牛头饕餮，内底有图像记号和甲骨文的兕字相对应。无疑这个牛鼎是被称作牛氏族的人制作的，其腹部的牛头饕餮是该氏族远祖的形象。将青铜器纹饰中的这种现象和甲骨文的形式、内容作一比较，就会更加明白青铜器纹饰表现的是该氏族的族徽和氏族神。在甲骨文中各种自然神及先公都有自己的祭祀地，将某一神作为自己族神进行祭祀的民族，就用与这一神相同的名称称呼自己的氏族，如河神的祭祀者据研究是在今山西东南部和河南交界的沁阳、荥阳、新乡一带。祭祀河神的是贞人何出身的族。⁽²⁸⁾可见，甲骨文表现形式和青铜器纹饰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并与甲骨文内容相联系，充分说明这一问题。如殷代后期Ⅲ的龙纹饕餮卣，其内部图像符号和甲骨文字龙的形状相仿，而在甲骨文中也有关于龙方的记载，如“龙来氏(致)羌”(《河》626)，陈梦家指出龙方之地望与羌方相近，从“龙”的特征来看，甲骨文中的龙“是复合体”，属龙族族徽。⁽²⁹⁾还有殷代后期Ⅲ的方卣提梁上有蜥蜴类的图像符号，与卜辞中的禹相对应，有学者认为，蜥蜴当为禹部落的崇祖神，甲骨文中的蜥蜴形象正是禹部落的族徽。⁽³⁰⁾青铜器纹饰中有羊头兽面纹，与羊字的甲骨文形象相似，在卜辞中羊也是一方的氏族。如《乙》4512有:“于一月伐羊及召方，受又(佑)。”因此羊头兽面纹当然是羊氏族始祖的形象。文献记载玄鸟是商人的图腾祖先，青铜器纹饰中有一种禽鸟，类似原始彩陶上的玄鸟形象，圆圆的脑袋生着尖钩状的喙，脑后有一束飘带似的项羽，而身体和尾，并非完全同鸟。这一似鸟非鸟的玄鸟形象正是商人的图腾始祖。《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周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正是有关图腾祖先的生动描述。通过上述论证，可以得出结论:兽面纹是殷代各方国部落的图腾祖先神。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装饰有各氏族图腾祖先的青铜器会出现在殷人遗址中。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解答，文献记载商代方国联盟中的其他方国并没有祭祀自己祖宗的权利，他们的祖宗只能在商王祭祀殷先公先王时陪飨。如《书·盘庚》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而在祭祀他们的先祖时，各诸侯方国是要贡献祭品的，如《合集》3255正有“贞，呼黄多子出牛，侑于黄尹”，就是要黄氏众族长贡献牲牛以在殷王室祭祀其先祖黄尹。可以想见，装饰有各氏族祖神的青铜器出现在商王朝中也是同样的道理。另外，商代战争频繁，掠夺可能也是各诸侯方国的青铜器出现在商王朝的原因。

鹿鼎和铭文　甲骨文“鹿”

从思想内容看，兽面纹也表达了氏族远祖创造该氏族人类的内涵。如在古埃及有图腾崇拜，许多动物往往被神化或是与王、后之像相结合而成为王、后之族的祖神。我国商代的神话人物图像上，有明显地表现出图案化的男性生殖器，而这种人物又常和神化的动物结合。有些还隐含交合之状，非常类似于古埃及王、后之像每每和其祖源之动物相结合的情况，应当理解为是某氏族的祖神之像。商代铜器中的神话动物图像，放在当时的信仰环境中来考虑，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表现铜器占有者的祖神。⁽³¹⁾这一结论和我国的神话传说也是符合若节的。据研究，神话传说里中国上古时代的圣贤豪杰，十分之九是远古动物神灵的化身，或是从动物神灵发展演变而来的，这正是图腾祖先崇拜的孑遗。

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另一主要内容是各种自然神的形象，这些自然神直接用自然界该物体的形象表现或者以抽象的动物形象表现出来，带有原始宗教的用具体的物事表现抽象的神灵的特征。如水神就是用龙纹来表现的。这种龙纹不同于龙头兽面纹，它是带有身子的，表现的是龙整体的形象，而不像前者那样凸现的是龙头的形象。这种龙纹主要装饰在水器上，可见它和水有关系，是自然水神的具象化。《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有“水以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龙，水物也”。屈原《天问》:“河海应龙，何尽河历。”王逸注:“言河汉所出至远，应龙过历游之，而无所不穷也。”又说，“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夏禹治水因神龙帮忙而成功，龙当然是水神的象征。龙能潜于水，又能飞于天，《易·乾》有“飞龙在天”之说，龙不仅是地面上河水等的自然神，也是管理天水——雨的神灵，能够上天入水，具有极大的能量。将龙视作水神自原始社会已有之，如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等遗址中的陶器上就有龙的形象。殷代水神仍然以龙的形象来表现，至于后代人首龙身的水神形象恐怕是自然神灵人格化后才有的，殷代的自然神灵尚未完全人格化。

龙纹

凤是风神的具象化。商代青铜器纹饰之凤纹与甲骨文凤字非常相似，形象似一华丽的禽鸟，头上有三叉戟式的羽冠。《说文》对于凤鸟有如下的描述:“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文中说凤像五彩的怪鸟，它暮宿风穴，是与风有关系之灵物，“见则天下大安宁”，说明它是能带来吉祥的神鸟。凤和风之关系，在甲骨文中亦有所记载。郭沫若《卜辞通纂》398“于帝使凤，二犬”，考释云:“是古人盖以凤为风神。《淮南·本经训》云:‘尧之时大风为民害，尧乃使羿缴大风于青丘之泽。’大风与封豨脩蛇等并列而言缴，则即大凤若大鹏。凤或为神鸟，或为鸷鸟者，乃传说之变异性如是，盖风可以为利，可以为害也。此言‘于帝使凤’者，盖视凤为天帝之使，而祀之以二犬。《荀子·解惑篇》引《诗》曰:‘有凤有凰，乐帝之心。’盖言凤凰在帝之左右，今得此片，足知凤鸟传说自殷代以来矣。”可见凤被视为帝使风神是不争的事实，那么青铜器上的凤鸟纹当然也是风神了。

凤纹(www.daowen.com)

殷人也直接画出某自然现象以表现该自然神，如太阳神就是这样表现的，这是沿自原始社会的古老表现方式。殷代青铜器上有一种纹饰，在圆形微凸的曲面上，沿边饰有数条旋转状的弧线，其中心为一或大或小的圆圈，简单的图像有时省略中心圈，也有个别省略掉旋转的弧线。这一形象和甲骨文的“冏”字极相似，而冏被古人认为是太阳。《广雅·释诂》:“冏，明也。”李善注引《仓颉篇》谓:“冏，大明也。”《礼记·礼器》:“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郑玄注:“大明，日也。”可以肯定冏字形的纹饰就是太阳纹。在西周和春秋的青铜器纹饰上，有一种规律和太阳纹排列完全相同的纹饰，圜形的图案不作冏字形而是作鸟形，鸟尾随着圆形而回转。春秋青铜钟上，也有龙纹和这种鸟形纹饰相结合的图案。圜形为太阳纹，则圜形中的鸟，就是日中的金乌，这种青铜纹饰表现的是日中金乌的图像。日中金乌之形象早在原始社会的彩陶纹饰中就有表现，如河姆渡等遗址就有日中金乌的图案，可见关于日中有金乌的神话由来已久。也说明了冏形纹饰确实是太阳纹。此外，考古发现的太阳纹较多地装饰在簋、爵、斝等器的柱上，也表现了太阳升在高处的特点。

太阳纹

商代青铜器纹饰中还有许多动物纹是自然界的现实动物。如牛、羊、猪、象、犀、熊、鹿、鸟、蝉、蚕、蛇、龟、蛙、鱼纹等等。这些动物纹饰都是以动物神的身份出现的，它们的大量存在说明了商代动物神崇拜仍很昌盛。动物神崇拜是原始宗教现象，殷人距原始宗教不远，其文化中仍保留有原始的宗教迷信思想。

原始宗教认为，宇宙间的每一种动物都是具有神力的，人们对它们加以崇拜，以企求其驱灾除祸，保护人类平安。这种思想在商代青铜器器型及纹饰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很多青铜器器型和纹饰都表现了动物对人类的保护。如商代的虎食人卣整个造型神秘狞厉，虎踞坐，前足上饰顾首龙纹，后足及尾为器足，圆眼直耳、张口露齿、面目狰狞，盖顶立兽为钮，提梁饰夔纹，两端有兽面，虎怀中抱一人，人两臂紧抱虎身，脚踏虎爪，身饰方格纹、兽面纹、蛇纹。人面容呈恐怖状。以前将此纹饰解释为虎咬奴隶头，表示了统治阶级对奴隶的镇压和恐吓。这一解释显然带有特定时代的思维特征，是不正确的。其实，它真正要表现的并不是动物对人类的威慑，而恰恰相反，它表现了动物神对其他物种的震慑和对人类的保护。整个造型显示了动物之王——虎对人的呵护，它虎视眈眈地注视四周，唯恐有危险靠近人类，正如对自己幼崽的全力以赴的维护。诸如此类的有关动物驱妖降魔保护人类的青铜器纹饰还有很多。如安徽阜阳出土的龙虎尊，尊的肩上有一躯干向两侧展开的虎，虎口下有一怪人，手足皆作兽爪形，没有衣冠。此一图像也不是以前所谓的猛虎正欲吞人的图像，而是表现了猛虎对人类祖先的保护。类似图像还有殷墟五号墓出土的青铜钺上饰有两虎张口面对一人的图像，后母戊大鼎耳上也有与此相同的图像，都表现了动物之王虎对人类的保护。关于动物保护人类之神话在先秦文献中有很多记载，这是我们理解这些画面的根据，文字反映了过去的思想状态。因此我们今天解读这些画面必须通过文献记载来理解，而不能仅凭画面想当然。商代动物神崇拜与原始民族的古老图腾神话也相一致。据人类学者研究，每一个古老的原始氏族，在其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皆有过动物神崇拜的历史阶段。商代青铜器上大量动物神的出现，说明了中国历史这一时期仍然大量保存了原始的动物神崇拜。同类题材在商代玉器上也有表现，不但有虎保护人，还有龙保护人、凤或鸷鸟保护人等等。如现存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陈列馆的商代卷角兽觥，此觥极为奇特壮丽，觥体后部为一曲折角形的龙头，龙口沿下连觥足，足部蟠一人面蛇身的怪物，龙的獠牙似乎咬住这一怪物的头部;上海博物馆藏商代玉凤佩饰，形状为一华丽的凤鸟，双爪极其劲利，在其爪下有一人头;故宫博物院藏商代玉饰，图像为展翅正视的鹰，在其双爪下各有一人头。这些图像都不是过去所谓的龙咬人或凤鸟攫人，而是表现了这些动物对人的保护。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动物纹饰作为主纹饰，威严恐怖，有一种无法言语的威慑力量，而人则微小胆怯，避于一隅，表现了商人对大自然极其恐惧的心理，说明了人在大自然面前还是十分弱小的。这也是商代青铜器造型厚重、气势威严的原因。商代青铜器纹饰繁缛密集，整个器物造型全部添满纹饰，主纹为高浮雕式，厚重而复杂，底纹也繁密过盛，表现出威严、迷信和恐怖的基调。最典型的如湖南醴陵狮形山出土的象尊，全身雕饰云雷纹和饕餮纹，在象的头部、鼻端等处，还雕饰有小动物，周身纹饰繁复精细。这样的象绝不是普通的动物，而是神物的象征。又如鸟兽纹觥，盖前兽面、背有伏龙、后作牛首、侧有夔、象及顾首有鳞异兽，器前作鸮形、面饰虺纹，器后饰饕餮，后足为人面蛇，鋬作立鸟又有兽面，整个器型包括了多种动物，简直就是各种禽兽毒蛇的大荟萃。这些器物都是殷人在祭祀祖先及天神地祇和山川神兽时所使用的礼器。殷人希望通过祭祀这些动物，神灵能够显灵，帮助人类对抗自然界的异己力量，特别是那些威猛的动物，人们期望通过塑造它们的形象来达到借用它们的力量保护人类的安全，仍带有原始巫术的“同能致同”的宗教思想。

虎食人卣

禾方大鼎“人面神”

商代青铜器纹饰以兽面纹组合为中心，动物纹为主体纹饰，各种人神及自然神都是用自然本身的形象或动物形象表现出来的，很少有人的形象。多数象征自然力量的纹饰还处于原始或想象中的自然具象或动物状态，尚未达到人格神的地步。但是商器中个别也有半人半兽的图像。如禾方大鼎，为一人面有曲折角和兼有兽爪的图像，人面特大，曲折角和兽爪都小而不显著。又如传世的人面龙身盉，人面的顶上有长颈鹿角形的觝角。这些以人为主体的青铜器纹饰可能就是甲骨文中所说的上帝。我们知道甲骨文中的上帝是完全人格化的自然神，他不但有人的外形、人的性格，甚至像人间帝王一样有帝廷和臣僚等等。俨然是天上人间的统治神。所以他的形象以人的面孔出现在人间是完全有可能的。并且我们知道青铜器上的人面形象绝不可能是祖先神，因为我们知道在商代祖先神是用木且表示的。所以这种以人面为突出特征的神极可能是上帝。

象尊

综上所述，商代青铜器纹饰表现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上帝崇拜的宗教思想，从这种表现形式来看，商代宗教仍处于原始宗教之高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