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代宗教改革

原始社会后期，原始宗教已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是，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各个地区原始宗教的差别以及发展的不平衡，和原始社会进入父系社会以来，战争的不断发生，部落联盟的形成，阶级的不断发展，国家的出现，使得原始宗教需要有统一的形式，统治阶级也需要掌握宗教来统治人民，因此，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需要对原始宗教进行改造，对原始的人为巫觋的习俗进行改革，把神权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绝地天通”便是这样的一次宗教改革。《史记·五帝本纪》中有颛顼“依鬼神以制义”这句话，说明了颛顼就是鬼神的代表，也就是说他是宗教主。这是原始宗教的一个很大变化。关于原始宗教的改革，《国语·楚语》有更详细的记载: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不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

……

及少皋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其盟，无有威严，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存臻，莫尽其气。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有学者认为观射父所谓“古者”，不是指原始时代，而是周代人们所能理解和记忆的巫觋出现后的古代。所谓“夫人作享，家有巫史”才是原始宗教盛行时的状况，而且是和范围狭小的氏族制度相适应的。⁽⁷⁹⁾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少皋之世，即是所谓“古者”，这时其部落的宗教已有了很大发展，建立了一定秩序，脱离了原始的“民神杂糅”状态，但是，由于少皋世衰，蛮夷戎狄的侵入，即所谓“九黎乱德”，其落后的原始宗教也侵入了进来，造成混乱，而导致了帝颛顼的改革。改革后帝颛顼令南正黎总管宗教事务，还规定担任专门教职人员要符合很高的条件，各级宗教事务职官必须是历史上著名的氏族的后代。这种规定成为制度，巩固了巫觋阶层的地位，一般人与鬼神交通的自由被明确地否定了，所以叫做“绝地天通”。改革的结果，政治与宗教相结合，王权垄断了宗教事务。只有颛顼自己和南正重才“管得天下的事情，把群神的命令集中起来，传达下来，此外无论何巫全不得升天，妄传群神的命令”⁽⁸⁰⁾。

然而，一定的宗教形式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在这次宗教改革后，情况又有反复。《汤书·吕刑》记载:

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刖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

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斐常，鳏寡无盖。

这是说，帝尧时蚩尤作乱，尧于是惩处作虐的苗民，令重、黎之后羲、和实施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这次改革的原因、经过、结果几乎是上次历史的重演，连人物也是上次实施改革者的后代。这也是上次宗教改革形成垄断的结果。这次改革事件说明了中国古代宗教的形成经历了不断的政治斗争的风雨，走过了曲折的历程。事实上，以宗教改革为契机实现的政治与宗教之结合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上面曾经说过，禹征三苗的战争就是由大巫高阳氏在玄宫向禹下达上天的命令进行的，那时的宗教已在为政治服务了。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在考古发掘中也有表现。如红山文化积石冢所埋葬者就可能既有巫觋也有贵族统治者，或者二者身份兼有。良渚文化瑶山祭坛和周围绕祭坛的十几座巫觋和贵族家族的墓葬，都反映了当时宗教与社会公共事务和政治发生了密切联系，巫觋已成为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宗教政治化的反映。

考察历史，文明的产生、国家的形成，是促成宗教改革，宗教与政治结合的深层原因。文明产生的标志，一直以来国内外流行的观点是把文字、铜器、城市等作为文明的标志或要素。但是，因为这些标志的局限性，自1984年以来，不断有学者提出质疑。⁽⁸¹⁾目前，学界大多数人认可的文明标志是国家的出现，而国家形成的标志，一是阶级和阶层的分化，二是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⁸²⁾祭坛、祭器、乐舞无疑是阶级分化的标志物。事实上，不仅工程庞大的城墙及城内的庙宇宫室建筑，高耸的祭坛的建立同样也充分显示了人力、物力、资源的集中，显示了行政控制与组织管理的复杂;祭器是原始人宗教活动的专门用品，具有礼器性质，为一部分社会上层人士所使用，它是阶级、阶层分化的产物，是社会发生分化，文明因素出现的标志;乐舞的出现则说明了专职巫师已经产生，社会出现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巫师是巫术的操作者，又是天与地、人与神的沟通者，还是当时社会知识的创造者、积累者，很多文明因素是由他们掌握及传播的，诸如文字的发明、乐舞、天文历算、八卦、医学和冶金术的发源均和巫师的作为不无关系。这些人又往往由氏族或部落首领兼任。使得其权势膨胀，成为半人半神的人物，凌驾于社会之上，感召一切、指挥一切，树立起庄严的权威，聚敛着社会财富，打碎了氏族社会平等的秩序，建立起一个阶级分明、王权日趋发展的社会政治实体。史载这时的政治管理已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机构。五帝时代实行著名的“禅让”制的政治制度，这一时期，政府组织从黄帝到舜有很大发展。黄帝“以云命官”，少皋“以鸟命官”⁽⁸³⁾。黄帝“置左右大监、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⁸⁴⁾只是开始设官治民，舜时政府组织发展为九个部门，组成相当完善的政府机构。据《史记·五帝本纪》，舜的政府有主管农业的后稷、主管手工业的司空、主管山林的虞，还有一个“共理百工之事”的共工，这四个属于经济主管部门。有主管刑法的士、主管尊卑之礼的秩宗、主管民众教化的司徒，这三个属于政治主管部门。有一个专管音乐教育的典乐，还有一个相当于秘书长兼礼宾事务的纳言。各部门职官“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另外，从尧时起就有“四岳”，既是管理社会事务的机关名称，也是这个机关四位长官的职名。他们分别独当一面掌管广阔的区域，同时是帝王的最高顾问。由此可知，五帝时代的社会组织已有较完善的管理机构，但是对宗教尚未有专职管理人员，而这时的宗教发挥着组织、协调、统率社会的重要作用，政府却放任自流，未加控制和管理，造成了混乱。因此进行宗教改革，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统治者垄断宗教在精神上统治人民的需要。最终宗教与政治结合，成为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徐旭生先生的研究也为我们指出了中国古代宗教的改革是因为社会组织的扩大、社会政治需要而发生的。他说:“社会的组织逐渐扩大，社会秩序的问题也就成了宗教的重要内容。可是魔术师的巫觋太多，人庞言杂，社会秩序就难有相当长时的安定，极为不便。高阳氏的首领帝颛顼就是一位敢做大胆改革的宗教主，他‘使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就是使他们成为脱离生产的职业宗教服务人。有人专管社会秩序一部分的事，有人专管为人民求福免祸的事。”⁽⁸⁵⁾他还认为，宗教改革的契机是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间的冲突，冲突的原因是苗蛮集团不愿采用北方的高级宗教，冲突的结果是南方的歡兜、三苗、梼杌各氏族被完全击败而分别流放，北方的大巫长祝融深入南方以传播教化。⁽⁸⁶⁾可见，古代宗教改革是由政治冲突引起，改革的结果二者结合是学人的共识。正是这种结合奠定了中国古代宗教的雏形，为夏商统治者进一步掌握宗教奠定了基础。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页。

(2)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56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85页，。

(5)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载《考古》1962年(6)。

(6)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载《考古学报》1965年(1)。

(7)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10)。

(8)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文物》1981年(12)。

(9)陶思炎:《鱼考》，《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6)。

(10)阿莉斯·弗来彻:《对奥马哈部落的研究》，刊于《史密斯索尼安1897年报告》第582—583页。转引自〔法〕E·杜尔干，林宗锦、彭守义译:《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3页。

(11)《詹姆斯对朗在岩石山远征的报道》第1章，第268页，转引自〔法〕E·杜尔干著，林宗锦、彭守义译:《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3页。

(12)本段落中关于西方民族图腾崇拜的描写参见〔法〕E·杜尔干著，林宗锦、彭守义译:《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的相关内容，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13)默林·斯通:《上帝为女性时》，朱纹纳斯克出版公司1976年，第18—19页。

(14)伊·巴丹特尔:《男女论》，中译本，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1页。

(15)艾利亚德:《比较宗教学模式》，希德与沃德出版公司1958年，第332页。

(16)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发掘报告》，《文物》1984年第1 1期;辽宁省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17)俞伟超等:《座谈东山嘴遗址》，《文物》1984年第11期。

(18)根据陕西电视台1991年12月5日陕西新闻报道。

(19)王震中:《东山嘴原始祭坛与中国古代的社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4期。

(20)《淮南子·汜论训》

(21)郭沫若:《释祖妣》，《郭沫若全集·考古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

(22)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文物》1976年第1期。

(23)李仰松:《柳湾出土人像彩壶新解》，《文物》1978年第4期，第88页。

(24)宋兆麟:《巫与民间信仰》，《文物》1978年第4期。

(25)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3月第1版，第490页。

(26)拉法格:《宗教与资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42页。

(27)普列汉诺夫:《替经济唯物主义说几句话》，《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229页。

(28)朱乃诚:《仰韶文化瓮棺葬研究的新收获》，《考古》1997年第5期。

(29)郭沫若:《释祖妣》，《郭沫若全集·考古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

(30)闻一多:《高堂神女传说之分析》，《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97、105页。

(31)《老子》第二十五章。

(32)《老子》第五十一章。

(33)《老子》第四十三章。

(34)《老子》第十章。

(35)参见《淮南子》卷三。

(3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页。

(37)《老子》第四十二章。(www.daowen.com)

(38)《老子》第六章。

(39)《尚书·多士》、《尚书·无逸》

(40)《尚书·多方》

(41)《尚书·君奭》

(42)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43)高炜:《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44)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45)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4、157页。

(46)参见张忠培著:《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273页。

(47)列维·布留尔著，丁由中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73页。

(48)转引自《原始思维》，第246页。

(49)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50)参考盖山林:《阴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86年。

(51)参考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连云港市二涧村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62年第3期。

(52)金文馨:《河姆渡文化日鸟纹图像试析》，《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53)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第249页。

(54)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7页。

(5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56)青海省考古队:《青海民和核桃庄马家窑类型第一号墓葬》，《文物》1979年第9期。

(57)卜工:《磁山祭祀遗址及相关问题》，《文物》1987年第11期。

(58)《周易·升卦》，《周易·随卦》，《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8年，第58、35页。

(59)《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60)丰广锦:《玉琮与寺墩遗址》，《中国文物报》1995年12月31日。

(61)《中国文物报》2001年8月1日。

(6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63)陈星灿:《良渚兽面纹的构成及其社会心理学基础初探》，《学人》第六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

(64)俞伟超:《先秦两汉美术考古材料中所见世界观的变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65)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66)〔法〕E·杜尔干，林宗锦、彭守义译:《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2页。

(67)〔法〕E·杜尔干，林宗锦、彭守义译:《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3页。

(68)〔法〕E·杜尔干，林宗锦、彭守义译:《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7—328页。

(69)《尚书·甘誓》，《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55页。

(70)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页。

(71)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97年，第148页。

(72)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大地湾遗址仰韶晚期地画的发现》，《文物》1986年第2期。

(73)李仰松:《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晚期地画研究》，《考古》1986年第11期。

(74)高天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鼓辨析》，《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

(75)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民族博物馆:《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98年第5期。

(76)水城:《三下河西——河西史前考古调查发掘记》，《文物天地》1990年第2期。

(7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9—90页。

(78)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62页。

(79)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3页。

(80)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3页。

(81)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载《考古》1987年第5期;童恩正:《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与安志敏先生商榷》，载《考古》1989年第1期;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82)参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996年6月版;王震中:《文明与国家——东夷民族的文明起源》，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83)《左传·昭公十七年》

(84)《史记·五帝本纪》

(85)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页。

(86)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