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地及地上的一切都是具有神性的

山川大地动植物与人们的生活休戚相关，对他们的探索和崇拜是先民们探索宇宙的另一个方面。中国原始的土地崇拜是崇拜土地的自然属性及其作用，直接向土地献祭、礼拜。原始先民看到土地广大无边，负载着万物，觉得土地很神奇，遂对它产生了神秘的崇拜。土地生产各种物品为人所用，人们要依赖它才能生存。因此，先民们都要崇敬地神，要酬劳其功，进行献祭。史前祭地的方法是将谷物等埋于地下以报地力。《礼记·郊特牲》孔注有:“以天之高，故燔柴于坛;以地之深，故瘗埋于坎”，“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以达之。地示在下，非瘗埋不足以达之。”《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这种瘗埋的祭法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中就有发现。在半坡遗址中发现两个有意识埋在土中的盛满粟米的小陶罐，就是为了祈求丰收把刚收获的粟米奉献给土地神的祭祀活动遗物。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灰坑中，都发现了灰坑底部有意识地埋有装满粮食的陶罐的情况，考古学界公认的结论是将这些灰坑界定为原始先民的垃圾坑，这个结论值得再探讨。卜工在《磁山祭祀遗址及相关问题》一文⁽⁵⁷⁾中，将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殷商早期的灰坑进行了分析，认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磁山遗址直到早商的二里岗遗址一直都有瘗埋粮食，祭地祈年的仪式。而且早在磁山时期祭地祈年就有了一定的形式。因为在该遗址中埋粮食的仅限于长方形灰坑，有一定规律性。卜先生的论证是正确的，史前人们有意识的瘗埋正表达了对土地感激的心情，是一种常见的原始巫术活动。史前人们对土地的崇拜已有了一定深度，瘗埋祭祀土地已经制度化。史前祭祀土地神的仪式还有另一种，即将祭品撒在地上或灌注于地，如用酒或其他饮料、人血等浸透到地下祭祀地神的仪式。这种仪式在殷代卜辞和古籍中记载的血祭仪式尚能窥见其影子。先民祭祀土地是因为土地能生长万物，给人们提供活命的粮食。后来，人们将土地生长粮食的功能与人类繁殖人口的功能相类比，便产生了我们第二章所讲的母神崇拜。殷墟卜辞中的“土”崇拜即是原始的对土地自然力的崇拜的继承，到后来，土地崇拜发展为“社”崇拜则是母神崇拜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周礼·大宗伯》载:“以血祭祭社稷”，“社稷”之“社”即远古的地神。《春秋·僖公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邾人执鄫子用之。”《公羊传》解释为:“邾娄人执鄫子，用之。恶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盖叩其鼻，以血社也。”又《管子·揆度》中，也有用人祭地的记载:“轻重之法曰，……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杀身以衅其社。”这些祭祀地神的祭法，至先秦后期还在沿用。《史记·封禅书》曰:“自禹兴而修社祀，郊社所从来，尚矣。”这说明自大禹时就有了社神崇拜，但是原始的对土地自然力的崇拜在商代早期仍然存在。殷人所崇拜的土地神也有一些变化，殷代甲骨文中已有将土地神分为东西南北四个方面进行祭祀的现象，说明殷代已出现了初步人神化了的土地神。后来“社”成为国家的象征，也是因为它首先是国土的象征。

动植物是原始人生存的主要依靠对象。人们因依赖而对其感激和崇拜，祈求能得到它们的理解，多多得到它们。另外，凶猛的动物能够伤人，还有一些动物有令人羡慕的本领。如鸟能飞翔，鱼能在水中游，猛兽有尖牙利爪等超人的能力，人们期望它们的这些能力能够保护人类，故先民对动植物敬之若神。起初先民只是崇拜动植物的自然属性和作用。在原始艺术中，有许多动植物绘画和雕塑，这些动物，有的是作为图腾崇拜的动物，也有的动物绘画和雕塑零星地出现，无延续性，也看不出它们与人有什么亲昵的关系。如半坡彩陶绘画中的鹿、羊、壁虎等，是原始动物崇拜的遗迹。动物崇拜在史前艺术中大量存在:如大汶口文化出土猪形陶壶、鸟形陶鬹;河姆渡文化中的陶猪、陶鱼;红山文化中的玉鸟、玉龟、玉枭、玉龙、玉虎;小河沿文化的陶猪、陶狗;小朱山上层文化中的陶猪、陶狗;辽宁后洼遗址中出土的猪、虎、鸟、鹰、鱼、蝉、虫等等。这些动物形体都很小，一般在3—4厘米左右，最大的才有6厘米而且多数一端有孔，应是人身上佩带的坠饰，有的底部有座或底部中间有孔，应是放在或插在一定地方的祭献或控制的对象。在云南、内蒙古、广西等地的岩画，也有许多动物形象，表现了先民们对动物的崇拜、祭祀和祈求。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中有许多植物纹，如在大河村彩陶纹饰中有各种植物纹饰;西安半坡的彩陶纹饰中，有草木、谷物;河姆渡彩陶纹饰中有五叶纹、稻穗纹、花纹;庙底沟陶纹中有各种花纹和植物纹等。这些都是先民植物崇拜的遗留物。江苏锦屏山桃花涧发现的四千年前的原始祭坛，形象地再现了原始人植物崇拜的观念。在巨大的岩石上面，凿刻了一幅图。此图下部是一丛禾苗或草，有一根线条从禾苗根升空，在线的顶部是一个大气球似的圆球，圆球的中心有眼睛和口鼻，是一个人的面孔。旁边有太阳的光辉，但太阳很小，另外还有似羊的图案和三点一组或两圆圈一组的图案。在图中很显然这些气球状的东西是表现的中心。这幅图画被解释为天神图，认为有光芒的是日神，三点一组或两圆圈一组的都象征星辰之神。但是对气球状的占主导地位的神并未解释。我们认为，这幅图形象地表现了植物神的形状，是一幅难得的植物神岩画。图中处于主要地位的无疑是植物神，它的最下部是禾苗类植物，从这些植物根部升空的线条和顶部的大气球似的人面状，显然是植物的精灵，它们蕴涵于植物之中，是植物生长的主要力量来源。先民把它们想象成与人一样的形状，是人们将自然神人神化的写照。这些植物神主宰着植物的生长，人们为了得到谷物的丰收，而把它们画在祭坛上，进行祭祀。至于旁边高照的太阳、似羊的图案和三点一组或两点一组的图案是在太阳照耀下的田野风光，似羊的图案正是田野中的羊牛类动物，三点一组或两点一组表现的是动物的足迹或动物的象征，许多岩画中的动物都是这样表现的，由于原始人不懂得图像的立体表现，因此，将它们画在一个平面上，给今天的人解读它们造成了困难。原始植物崇拜是对植物自然属性的崇拜，锦屏山岩画表现的已经是抽象的植物神。随着人们对植物属性和性能认识的不断提高，一些植物因有特别的作用，被认为有神秘的力量，而被神化。如《山海经》中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谷，佩之不迷。”“有草焉，名曰薰草，麻叶而方茎，赤花而黑食，臭如蘼芜，佩之可以已疬。”后来甚至有一些植物被迷信是神变化而来的，如《山海经》中说:“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这些植物带有神秘性的成分，是因为它们可能具有较特殊的作用，而人们并没认识到它们的科学属性从而形成的神秘想象。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知识水平的进步，人们懂得了要获得好收成，其他自然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如土地的肥沃与否，风、雨、水源等，因此人们将各种自然神进行综合祭祀而形成了专门的农业神社(土地)稷(谷物)神。稷神是所有谷类植物的综合神。应劭在《风俗通义·祀典》中说:“稷者，五谷之长，五谷众多，不可遍祭，故立稷而祭之。”社稷崇拜成为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宗教形式。(www.daowen.com)

锦屏山岩画禾神图

山川崇拜也是我国重要的宗教形式。考古资料证明，我国原始时代的人类选择依山傍水的地方居住，山和河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神秘的大山、险峻的山峰、山上层峦叠嶂、云雾缭绕都给先民以遐想。山中的野果、野兽是人们生活的来源，凶猛的野兽又让人畏惧，这一切，都让先民对大山产生了崇拜和敬畏。仰韶文化彩陶纹饰有山形纹，反映了先民对山岳的崇拜。对山岳的崇拜是先民对高山的神秘性所幻想出来的迷信思想。如《淮南子·地形训》说:“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这虽然不能说是原始社会人们所有的观念，但它显然是自然宗教性质的山神崇拜。认为山上居住着神仙，而这神仙，就是山的化身。这个山神能兴云作雨，给人带来利益或灾害。如《礼记·祭法》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山神崇拜在殷墟卜辞中有很多记载，从这些记载可知商代山神较多地保持着原始宗教的特点，人们对山神的崇拜大多和求雨或止雨有关。周人起初崇拜岐山，如《周易·升卦》六四爻辞云:“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随卦》上六爻辞云:“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享于西山。”⁽⁵⁸⁾《诗·周颂·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韦昭注谓:“高山，岐山。……言天生此高山，使兴云雨，大王则秩祀之。”周武王以后周人祭祀嵩山，认为嵩山以及其他高山峻岭是上帝百神所聚之地，此即《礼记·礼运》所说的“山川，所以傧鬼神也”。正因如此，历代天子封禅祭天地，同时要“柴，望秩于山川”。河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十分密切，河中的水产是先民生活的重要来源，河水泛滥给人们造成灾难，成为人们不得不迁徙的原因，考古证明沿京汉线与陇海线的邯郸—武功间至少有三处，在距今四五千年间发现过洪水的遗迹现象:一是邯郸，二是洛阳，三是武功。邯郸涧沟的龙山文化，沟下早，沟上晚，沟下是洪水前，沟上是洪水后，从沟下搬到沟上，是五千年以后因为洪水灾害造成的。武功的情况也相似，而且材料更丰富，更典型。武功遗址的浒西庄在下边，赵家来在上边，时间与涧沟上下对应，搬迁的原因也是洪水灾害。《五帝本纪》记载尧舜禹时的洪水灾害与此时期大致吻合。可见，洪水曾经给先民造成过巨大的困扰，对他们的思想不能不产生影响。汹涌的河水瞬间给人们造成了灭顶之灾，使他们相信有一种超人的力量在操纵着它。殷人对河神的祭祀多是为了祈求丰收或者避免河水泛滥，保存着许多原始的河流崇拜特点。周代以后，对河神的祭祀出现了等级的划分，体现了宗教和政治权力的结合。如《史记·封禅书》引《周官》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渎者，江、河、淮、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