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母神崇拜观念对古代思想的影响

“生”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如《易·系辞》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老子的哲学中有许多“生”的字眼。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³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复之”⁽³²⁾，“大道泛，其可左右。万特恃之以生而不辞……”⁽³³⁾，“天门开合，能为雌?……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³⁴⁾等，这些思想中很显然地有母神崇拜时代将自然的生成与人的生殖相比拟的遗痕。又如阴阳五行学说中著名的木、火、土、金、水循环相生的学说说明即使到了汉代大母神崇拜的思想仍然有存余。《淮南子》中所用的有关“生”的专门术语，是非常有意思的。⁽³⁵⁾他们把发生或产生作用的称为“母”，其产物则称为“子”。“子”生“母”的过程叫做“义”，例如虽然“水”得经过“火”、“土”、“金”三行从“木”而来，但是“水”亦生“木”;在“母”生“子”时，如“木”生“火”，“火”生“土”的步骤，便称为“保”;在“子”与“母”“相得”的时候(例如“火”、“土”都是从“木”而来的，前者是由直接关系而来，后者是间接的)，这个过程称为“专”(特有之力);当“母”胜“子”的时候，这个过程便称为“制”(抑制)，例如“金”经“水”而生“木”，但是“金”又直接生“木”;“子”胜“母”的过程称为“困”(围困)，例如虽然“木”经“火”、“土”而生“金”，但是“金”胜“木”。综观以上过程，不但“生”的观念是人类观念的借用，而且母、子、义、保、困，显然也是从人类关系借用而来的，将人类的事情与自然界相比拟，这显然是原始母神崇拜思想的特点，这种思维模式在很长的时期都成为中国人思维的定式。这种不肯把人与大自然分开、用“生”的观念来描述自然界物质形成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特色之一。

阴阳观念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重要观念，这一观念源于人类对男女两性以及两性相合产生人类的认识。人们由人类的阴阳联想到自然界并将天地与人类相比拟，为其赋予阴阳两种属性，认为万物是由天与地的相交而产生的。这也是社神崇拜的思想内蕴。社神崇拜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体现，并在崇拜中被这一思想深化和扩大了。《易·系辞》说阴阳观念的产生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早在20世纪20年代，钱玄同、周予同就相继指出，“”、是生殖崇拜时代的符号，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的性器官。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郭沫若发挥说:“八卦的根底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以像男根，分而为二以像女阴，所以由此演出男女、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³⁶⁾《淮南鸿列·天文训》:“阴阳合和而生万物”，《淮南子·览冥训》:“阴阳交接成和而万物生。”等都说明了男女、阴阳和生物的关系。由人的阴阳两性相合可以产生新的人类，我国古人联想到整个宇宙也是由阴阳两种原动力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甚至这两种原动力还可以合为一种力量，这就是“道”或者“气”(这显然是生成世界原动力的更深一层探索，类似于人类的孤雌繁殖)，由它们的运动变化产生宇宙万物，或是支配时空变化。如《易经·系辞上传》第五章有“一阴一阳谓之道”，第十一章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是说，“道”可以产生出阴和阳来。第十一章“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第二章“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是说由阴阳相配合，就进一步产生出八种物体，下面还说由八种物体更进一步产生出万物来。《礼记·月令》有“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列为四时，判为五行”，即是说，宇宙万物是由阴阳或者由它们合成的“气”分化而成的。《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³⁷⁾，“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³⁸⁾;《庄子》里“阴阳”二字用得相当普遍，据统计约有20处。上述哲学思想皆有一共同特征，即万物是由“道”、“气”或者它们的分化物阴阳的互相配合而产生的。也就是说，由一个本根产生出阴阳，再由阴阳产生出万物。这正是把对人类生成的认识援用到自然界，是人类以孤雌繁殖和两性繁殖的思维方式认识自然界的写照。是母神崇拜和社神崇拜在哲学家思想中的映象，这种思想隐喻了万物皆由日与地之性交而产生，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和哲学著作中常有的思想。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阴阳思想，是对古代阴阳观念的发展，他不是笼统地讨论人的阴阳相合对大自然的影响，而是将自然和人都分成阴阳两种对立面，指出人类的“阴”、“阳”及其活动对自然界的“阴”、“阳”产生相对的影响，他是站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讨论自然界和人类的阴阳相互影响关系，他的阴阳观指出了宇宙内所有对立或“相关”的典型，在《基义篇》里，他以“合”这个术语称呼这种相对的关系，反映出他的阴阳观是从古老的传统继承下来的。他虽然着重于天人关系的问题，不像以往的哲学家讨论的是世界生成的问题，但其基本精神仍是母神崇拜时代的人的活动对自然界产生的影响。这就是后代所谓天人感应思想。

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基于我国古人相信人类的行为与天体的活动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它的源头是母神崇拜和社神崇拜。这一思想对我国古代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如早在殷代中叶我国古人就提出了天有“诚”的观念，因此盘庚对他的大臣说:“诞告用亶。”西周周公的“德治”思想，集中体现了人的行为能影响天，天又反过来影响人的思想。在《尚书》中周公论述了三代政权的交替，指出统治者“明德慎罚”、“明德恤祀”⁽³⁹⁾才能得到天的青睐，天才能保佑他统治天下。“天惟时求民主”⁽⁴⁰⁾，上天时刻在寻找适合充当统治者的人，统治者对人民有“德”，上天才会让他继续统治人民，否则，则收回统治权。因此《康诰》说:“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欲有身，不废在王命。”“敬哉!天威棐忱，民情可大见。”把自己与天紧紧地联系起来，以相互感应，相互交通，来“格于皇天”，“格于上帝”⁽⁴¹⁾。《尚书·大诰》曰“越天棐忱”，《康诰》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天命越厥邦厥民”，“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等，都是说，统治者有“德”，就能获得天命的帮助。把统治者的“德”和天命联系在一起，是以人的品德影响(即感应)超自然的势力，以为周民族求福禳灾。与母神崇拜的以人的繁殖影响农业生产的丰收的思想，是相通的。

把天人感应发挥到极致的，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同类象动篇》中所说:(www.daowen.com)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皎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

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故以龙致雨，以扇逐暑，军之所处以棘楚。美恶皆有从来，以为命，莫知其处所……

这种感应思想已不是混沌未开时代的认为任何事物皆可相互影响，而是主张万物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成为宇宙的一部分，但只有同类的事物才能影响同类的事物。这是对母神崇拜时期感应思想的发展。这种感应思想在许多思想家及其著作中都存在。《淮南王书》的《天文》、《地形》、《时则》、《览冥》、《人间》、《泰族》诸篇，都存在有这种感应思想。《览冥训》说:“……武王罚纣，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于是武王左操黄钺，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谁敢害吾意者!’于是风济(霁)而波罢。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为之反三舍。……”鲁阳公援戈撝日，可以使“日为反三舍”!可见人的行为对天影响之大。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古籍中随处可见。总之，天人感应思想在后来许多思想家的著作中都存在，其思想根源则来自原始时代的母神崇拜和社神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