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行动党自20世纪60年代末击败社会主义阵线、彻底掌控新加坡政局后，新加坡在政体上一直施行承继于英国的威斯敏斯特议会制度。李光耀青年时代赴英留学期间，也曾对宪制与民主社会主义颇有好感。从表面上看，新加坡国家机构采取三权分立，国会议员由5年一次的选举产生，而总理作为实际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由获得最大席位政党推选而出。总理及其内阁被议会赋予行政权，各部长既是国会议员，也是内阁成员，需就各部门事务接受国会问责^[27]。

但在过去40年中，人民行动党一直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议会中也鲜有能形成实质监督力量的反对党。虽然不可否认的是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人民内部有很高的威望（在建国后历次选举中该党总得票率从未低于过60%），而且人民行动党政府在经济发展与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政绩斐然，但将新加坡政治称作西方式民主舞台显然不具备足够说服力，国际学界普遍认同其为威权主义国家。许多学者从自由主义角度出发，批评新加坡政府对政治权利、大众传媒、市民社会所采取的压制政策^[28]，不过新加坡并不是一个惯常所见的威权国家，至少它并没有随同其他东亚地区威权主义国家一起陆续被纳入民主政体的范围之中。人民行动党非常乐意展示他们在社会各阶层中所拥有的支持比例之高，以及新加坡人民对于执政者的信赖，尽管有些情况下“不稳定的局面危害到国家进步时，政府就会削减民主权利^[29]。”这显示，在新加坡政治金字塔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并非严格对立，他们之间反而存在众多的共通空间。

总之，人民行动党与其领导的新加坡社会之间的关系微妙非常，并且影响到了1965年建国以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以来，各种政策制定与实施，自然电影制度也在其中。要进一步研究威权主义是如何影响电影制度变迁，需要先对“威权主义”这个政治学概念加以辨析，随后再了解威权政体如何根植在新加坡社会之中。

（一）威权主义的诠释与辨析

尽管人们对不同理论的界定不够清楚，但在西方社会科学术语中，人们仍然习惯上将政治制度分为三大类别：民主政体、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30]。其中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是一组极易混淆的概念。威权主义理论源于柏拉图（《理想国》提出执政官需要严格控制舆论和公众讨论）到马基雅维利历经许多世纪的政治思想演变，实际发展于近代。几乎所有民族国家都不同程度实行过威权主义政治，至今仍存在于不少国家。哪怕一些标榜自己为自由主义的国家，在面对类似国家安全之类问题时也可能采取威权主义性质的政策。威权主义理论早期代表为20世纪30年代较活跃的西方学者沃格林，二战后该理论在冷战背景下得到了很大发展。

要很好诠释威权主义，必须在与极权主义的对比中才有可能。极权主义（英文totalitarianism）一词起初在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法西斯政权下逐渐流行。在詹蒂莱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编纂的《法西斯的教条》一书中，使用了“极权主义”这个词汇，宣称基于广播与印刷媒体的发展，大部分现代国家会因为政府使用大众媒介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并力图使意识形态主导社会而成为极权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可以分为传统极权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前者即出现在封建社会的君主统治或“封建专制主义”，后者大多意指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法西斯政权^[31]。极权主义以压倒性的意识形态为特征，采取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与动员，完全否定个人的自由、独立与创造性，以求达到社会共识。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书中，对极权主义施以充满感情色彩的批评：他将“开放社会”（自由民主）与极权主义作为一组对立概念而加以讨论。美国政治学者卡尔·弗雷德里克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进一步列举出现代极权主义的六大特征^[32]：

（1）一个有系统的、官方规定、强迫人民接受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

（2）通常由一个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个人领导的单一政党。

（3）以加诸肉体及精神迫害所造成的恐怖去统治整个国家。

（4）通过高科技垄断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

（5）对于武器的有效控制与使用。

（6）由中央控制领导的计划经济。

相比之下，威权主义政治显得温和得多，威权主义一般不会试图去控制社会个体活动的方方面面。相比极权主义政府，威权主义政府权力要小得多。大量社会、经济、文化、家庭事务都取决于个人选择，但依然强调等级、服从、秩序，并认为它们的意义要高于自由的价值。公民服从政府的决定，无需任何理由和异议，国家的总体价值与利益彻底凌驾于个人或个别团体之上。威权主义政治虽然也承认国家价值利益大于个人价值利益，但具备更多的理性色彩，也可能蕴含一定民主因素，虽然这种民主几乎没有太多实际价值。

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相比较，极权主义政府权力较大，而且介入所有社会活动，且不局限于政治层面。极权主义政府会动员全民支持唯一的意识形态，排除任何该意识形态的异己，采取的多是单向思维——在政治上绝对服从，奉行的是无所不管的全能主义^[33]。有时甚至会破坏低层次的人际关系（比如鼓动成员互相告密），将凝聚力完全集中在国家事务。而威权主义并不追求构造唯一的意识形态，通常允许有限度的反对声音存在，并有意识地固化传统价值观念与社会关系，在某些层面上反而有利于小团体的形成。极权主义权力集中于个人而转变为独裁，由在成员心中富含魅力的领袖执掌全局。相比之下，威权主义权力归于某一团体，通常是由政党来接管权力。总之，极权主义使得国家完全代替社会其他层次，而威权主义则留有余地。

威尔伯·施拉姆与希伯特在大众传播领域对大众媒介自文艺复习时期发端以来的媒介理论进行梳理，认为实际上仅有两种基本理论：自由主义理论与威权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与苏联共产主义理论不过是这两种理论的变体与修正）。虽然媒介四种理论的划分有很多不够清楚的地方，但仍然对威权主义社会中大众传媒的实际运作情况做了充分说明。在传媒的威权主义理论中，存在这一个基本假设：作为个体的个人活动范围及能力都是有限的，但作为社会的一员，个人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可以得到无限扩大。在这个假设下，“团体比个人重要得多，因为只有通过团体，个人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34]”。承认团体作用大于个人作用，也就意味着个人应当服从社会。因此，“当一名威权主义者谈到大众传媒的功能时，他实际上已经确定好了政府的目标^[35]”，这个目标便是不止个人，各大媒体都应该支持和促进政府当局的政策，“国家积极参与传播过程，并且利用大众传媒，使其成为国家目标的手段之一^[36]”。国家为了有效限制和控制传媒，采取煽动罪、诽谤罪、淫秽罪、许可证、审查、登记制度、经济钳制等方式力图将传媒的每一个环节都纳入政府希望的轨道上。不过，威权主义国家并不同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情况，不要求传媒完全遵循同一套理论原则，“只要媒体避免直接批评现任政治领袖和他们的规划，他们就满意了。他们有一种法西斯主义者所没有的度量，就是他们能够容忍那些与其制度所依赖的政治原则所不同的各种意见。他们不能容忍的仅仅是公然推翻其政权的阴谋^[37]”。

对威权主义的诠释可以是不同角度的，既可以强调其发挥强制力量、压制社会的种种手段，也可以着墨于威权主义所拥有的理性与容忍色彩。萨缪尔·亨廷顿将威权主义的特征总结为“一个领袖或一个领袖小集团，没有政党或者只有一个脆弱的政党，没有群众动员，可能有一种‘思想意识’，但没有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有限的政府^[38]”。在他看来，威权主义虽然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他群体的控制有限。显然，萨缪尔·亨廷顿更加关注的是威权主义相比极权主义表现出的收敛与扬弃。但是无论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威权主义，它始终是背离西方学界“民主”的概念而存在着。所有被认为属于或者曾经属于威权主义范畴国家——朝鲜、越南、韩国、阿根廷、乌拉圭等，也包括新加坡在内，均拥有压制市民社会、钳制大众舆论、削弱宪政精神、巩固执政权威、强调国家利益重于个人利益等共同特征。

基于西方民主政体国家的发展经验，在西方学者看来民主与人权相互依存的关系理所当然，没有保障人权，民主的运行也就成为不可能^[39]。而且他们相信与其他政体相比，西方民主政体是最能捍卫人权的政治体制^[40]。而亚洲是“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老家^[41]。二战后，经过数十年时间的发展与积累，到20世纪80年代，东亚地区出现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即“亚洲四小龙”的出现。这四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特征，便是在发展伊始，都处于威权主义政体统治之下，或依托于军人政府，或采取一党政治。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重要先决条件，并将这些“一种政治权力集中于少数寡头集团，借助代议制形式以及其他国家工具严格控制各种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如政党活动、利益集团的活动、社会活动，以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意识形态或政权形态^[42]”的国家称为“新威权主义国家”。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新威权主义”是向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前进中的过渡形态。在发展早期予以强有力管制，有利于形成保障国家稳定的高度组织化特征，并往往能够使得国家迅速积聚力量提振经济水平。当经济上升到一定程度后，逐步出现了一支愈发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公众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参与政治热情大大加强，并要求开放政治体制改革，“新威权主义”便在内外部压力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并被民主制度取而代之。“因此，多党制往往诞生于威权主义政体，而威权主义政体本身便成为民主制度的希望所在^[43]”。

在上世纪后期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尤其是在20世纪70、80年代之间，集中出现了一批威权主义国家转型为民主政体的案例，有人将这种集体现象解释为不同国家中受威权主义统治的人民“对自由的呼唤”，并在威权主义国家中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萨缪尔·亨廷顿对此继续补充了威权主义政权合法性问题加深、经济增长带来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与中产阶级壮大、宗教改革与外部国家政策变化等原因^[44]。(www.daowen.com)

但问题是，为什么唯独“新加坡是唯一的没有民主政治体制的非石油出口的‘高收入’国家”？萨缪尔·亨廷顿将这归因于新加坡社会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以及李光耀个人之于新加坡的重要意义^[45]。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可简单的推论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同处东亚儒家文化圈内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等威权主义政权都发生了民主化转型，而新加坡却依然故我。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继续深入了解威权政体是如何在新加坡确立地位的。

（二）威权政体的建立

尽管从历史上看，新加坡受东方专制主义影响久远，但建国后的新加坡继承的更多是殖民当局留下来的宪政体系与文官系统。如萨缪尔·亨廷顿所说，威权主义政体之所以能在新加坡扎根并绵延至今，除了历史遗留，更离不开李光耀数十年来执政实践的影响。李光耀的个人魅力与政治天赋使他驰骋新加坡政坛半个多世纪，从建国前后参与主持一系列宪制会谈、政党竞争以及新马纠纷，到带领新加坡以第三世界国家身份很快跻身发达国家之列，李光耀的智慧、强势与执政风格影响了新加坡数代人。作为集新加坡权力于一身的“小国大政治家”，他对很多理念的理解，尤其是对儒家文化的偏爱，直接体现在新加坡的国家政策之中。他的声音杂糅在新加坡几乎每一项重要政策之中。要解释新加坡威权主义传统，自然无法绕开李光耀这棵参天大树。

新加坡独立初期的境况非常糟糕。“愚昧迷信的文化试图紧紧抓住熟悉的过去，而不是建立富有活力的未来；不断上升的种族偏见使得骚乱时有发生；力量强大的工会以及公务员阶层使得国民经济有窒息的危险；已经失败了的过时工业却想要建立保护性政策以求生存^[46]”。新加坡地域过分狭小而人口集中，身处世界各势力敏感节点之上而缺乏缓冲地带，同时完全没有军事力量的保护，本土经济力量也相对薄弱，甚至“就连淡水都需要进口”。摘掉贫穷的帽子、迅速发展经济、保证新生国家立于东南亚而不倾覆，这都是当时人民行动党务必首先考虑的问题。相比之下，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建立在经济成熟的基础之上，“民主化与经济现代化从来都是同步协调进行的，西欧便是历经数百年时间产业革命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才逐渐形成今天成熟的议会民主制度^[47]”。

李光耀认为，在公众受教育水平低、政府也无力开展高度组织化的政治运动前提下，一味试图建立民主政治，除了很有可能导致政治层面严重的腐败问题外，更会导致社会在大规模政治运动挟制中被活活拖死。在相对混乱的政治局面中，争取那些教育水平较低的选民的支持往往靠的不是理性的辩论，而是更多借助感情色彩。一旦新政府无法履行许下的诺言，失望的情绪便会在人民中蔓延，暴动便很有可能出现。后发展国家并非必须也用西欧那样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民主政治，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在一个贫穷落后、文盲成堆的国家或地区难以建立真正的民主。

欧洲和北美现代化的进程自工业革命以来已持续了几个世纪，西方国家在一个时期内往往只需解决一个问题或应付一项危机。然而，“在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化、国家整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福利等诸项问题，不是依次，而是同时出现在这些国家面前……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造成不稳定，这种相矛盾的现象会以非常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48]。”

西方国家现代化路径是资本主义内部孕育着由下而上的发展动力，由市场规律这一“看不见的手”推动经济前行，政府调控成分相对微弱，只用负责外交、军事、社会福利等职能。而新加坡作为二战后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下独立的小国、新国，从一开始就处在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道路上。时代不允许新加坡再如同西方国家一样耗费300年时间完成追赶，现代化成为一个被压缩的任务。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国家认同、民族融合等兼具复杂性与持久性的任务需要同时完成，只能诉求于威权主义政治的有效管理来维护社会秩序、调控经济发展方向，为国内经济力量的壮大提供稳定环境。吴作栋说：“你是否想过如果新加坡有多党制和轮流执政的政府，新加坡还能不能取得过去30年成就的一半^[49]？”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李光耀说，“绝对是如此，不然你们认为应该什么优先？你们谈卢旺达与孟加拉、柬埔寨、菲律宾。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说他们有民主，但他们有像样的生活去享受民主吗？……一般人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经济发展^[50]”。总结世界各国的经验，李光耀的结论是：“（新加坡）幅员太小，不能冒自由主义风险，我们决心使纪律成为主要的稳定因素。这个问题不会有试验和妥协^[51]。”和东南亚很多邻国一样，新加坡在建国后走选择威权主义政体作为自己经济社会发展的保护伞。李光耀也始终不忘纪律、稳定、秩序的原则，多次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它们的重要性。

很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东亚地区各国（这里的“东亚”包括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在内）独立之后集体成为威权主义政体这一现象中，最感兴趣的方面无疑是儒家价值观。受到历史上长期保持强势地位的中国的辐射影响，儒家价值观深深融入了东亚地域内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与民族心态之中。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多文化国家，但在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之中，考虑到新加坡70%以上人口是华人的事实，发源中国的儒家文化毫无疑问是占主导地位的。尽管传播到中国周边国家的儒教都经过了稀释，但无论在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或者新加坡，社会文化总的来看，都崇尚集体而非个人，崇尚权威而非自由，崇尚责任而非权利。儒家文化引导人们走向服从，“缺少抗衡国家之权力的传统；而且就个人的权利存在的程度看，个人的权利是由国家创造的^[52]”。得到社会与统治者共同尊重的传统概念是“和谐”、“一致”、“秩序”这样的概念，而非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或“敢于反对权威”。

在东亚地区古老漫长的历史记载之中，这一地区的人民长期生活在由儒家价值观构建起来的帝国之中。儒家文化其中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历史积淀便是皇权意识、等级观、中央集权和精英治国等一系列以信奉“大一统”为核心的政治理念。虽然现代威权主义与古代极权主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在世袭君主统治传统的基础已经被削弱的很多地区，民主政体（仍然）得不到人们的信任，一党统治和专政很可能是一种（必要的）选择^[53]。”威权主义政体确实能更好地迎合在二战后民族独立浪潮中形成的东亚各国的自然经济及其相应的社会文化。这就是东亚威权主义政体的文化根源。

生活在这种儒家文化下的人民，往往集体带有一种“臣民”意识，会在潜意识中呼唤“英明领袖”加以统治，民众“渴望得到权威的庇护……将拥有绝对权威的一元政治领导视为‘自然而然’的；另一方面，又畏惧这种严苛的权威，避免与政府发生抵触摩擦^[54]。”相对西方文化高扬个人自由、“人民做主”，儒家文化更强调的是“为民做主”，权力归于政府。这种思想上升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思想，构成了威权主义政体的心理基础，使得国家权威可以充分地调动本国各结构各阶层力量，实现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整合。有一点，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政体与萨缪尔·亨廷顿总结的特征不相符合：在新加坡，政党不但存在而且绝非“脆弱的”，强势领袖与单一政党长期执政，是新加坡威权主义政体的重要表现形式。

新加坡建国之后，威权主义政治在李光耀的施政艺术下表现为更易被人民所接受的“家长型政府^[55]”。李光耀说：“也许我是一个严格的家长，但你必须如此。如果你有任何的缺点，你的一切优点将被推翻^[56]。”李光耀对这种严格管理的家长式作风的信奉，被认为与他青少年时期在家中以及在莱佛士学院就读时所接受的严厉教育不无关系。但是，在李光耀对新加坡数十年的治理中，他总是一方面强调“你们应服从我”，一方面反复申明自己对新加坡的责任感与无可推卸的义务。因为家长制除了与威权主义一样强调权威、秩序、职责等内容外，还意味着“家长”有义务照顾其人民，要为他们创设更好的生活条件，并通过道德榜样领导人民。李光耀一手打造的“家长型政府”反对西方热衷的权力制衡（哪怕在宪法规定中新加坡实行的是三权分立制）与“小政府”概念，而是通过“德治”，强调自身对于人民的责任，拉近了与人民之间的距离，符合儒家文化对于理想统治者的期望。

由此可见，威权主义政治在新加坡植根的原因一方面是新加坡社会文化深处的儒家价值观构成了威权主义政体的文化根源，并通过漫长的历史积累、沉淀，形成了广泛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推行威权主义契合当时新加坡民众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迫切呼声。以西方式的民主思想看，这未必是“好”的，但却毫无疑问是有效的。

人民行动党取得在新加坡议会中的掌控地位后，便着手于充分利用优势，主导选举游戏规则的修改，使选举制度有意识地向助长人民行动党一党优势的方向发展。威斯敏斯特议会体系是新加坡从英国殖民当局那里直接承继过来的，虽然时至今日该体系于新加坡法制结构中依然尚在，但多年来随着人民行动党的政治领袖针对原有的议会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订正^[57]，“最终使得新加坡目前的选举系统如此异于威斯敏斯特体系，以至于可以被视为仅仅属于新加坡的一个特殊范例^[58]”。这种选举系统更应该被称为是“威权主义式的”，与英国本土的议会民主可谓天壤之别。

李光耀还将一些有利于人民行动党实施威权政治的法律予以保留，这其中最引人注目是《内部安全法》。1948年6月，由于马来亚共产党企图使用武力夺取马来亚及新加坡的政权，新加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戒严令，期间政府有权力对任何可能从事“不正当”活动的组织或个人加以搜查，戒严令最后保持了12年，所援引的法律就是《内部安全法》。新马分家后，两国目前所使用的《内部安全法》均源自当年的英国殖民当局所制定的版本，多年来虽然经过一些修订，但核心并未改变，即赋予政府权力使其能够不需要通过任何特定程序的审判便可拘留任何被认为“可疑”的人。毫无疑问这赋予了政府行政权远远超越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地位，使得宪政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成为空文。

除了《内部安全法》外，同样是英国殖民时代的产物、重新修订于1968年的《社团法》存在的目的也是为了方便人民行动党保持执政权威，并能更有效地压制市民社会。《社团法》限制以政治目的在社团注册署正式注册的组织发起政治集会，除了人民行动党所属组织外，所有其他的政治表达都受到限制，并有可能受到起诉。这使得反对党或者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团体没有足够空间与合法途径形成同盟，并为其主张谋求支持，因为合法的政治空间即国会，而国会完全为人民行动党所掌控。可以说，《内部安全法》与《社团法》是昭示新加坡威权主义国家身份的醒目标志。

就这样，人民行动党创造了威权主义的政治体系，并通过制定法律的手段达到政治排挤的目的，以消灭后顾之忧，从而树立起作为统治者无可争议的权威，最终彻底奠定了新加坡的威权主义社会语境，并在未来数十年施政中将威权主义的影响布于新加坡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

那么，回到这样一个问题来，为什么威权主义政体在新加坡能屹立不倒呢？单单像萨缪尔·亨廷顿那样归结于李光耀不断致力于宣传并推行儒家价值观，是无法把新加坡与其他一些东亚国家区分开的，因为韩国与中国台湾在发生民主化转型前，也一直在致力于保护传统。很显然，有一些特殊之处使得新加坡能够得以保持其威权主义政体。在考察新加坡电影制度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开始的变迁时，本文将进一步解释这些特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