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杏园路——解读明代科举考试

武汉东湖学院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　黎晓莲

明代科举考试吸取以往历史经验，从考试制度、学校制度，到八股文具体格式的规定，都臻至成熟完备。八股文是明代社会制度与教育制度的特殊产物，既选拔了社会精英，又束缚了士子才能；既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又积重难返而日益没落，这反映出八股取士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先天的矛盾性。

科举制曾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其不拘门第、自由报考、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特点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以及世界教育体制的建设起到过深远的影响。科举制奠基于隋唐，完备于宋元，鼎盛于明，衰亡于清。科举制创建1300多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与历史，当时的政治、教育、学风与文化，无数代文人的前途命运与婚姻家庭关系，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不可避免的受其左右。可以说，科举制已经深入到古代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明代科举考试吸取以往经验，从考试制度、学校制度到八股文体具体格式的规定，都臻至成熟完备。早在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他就到处搜罗人才，并发布设科取士的指令，这实际上已经将之前的荐举与科举融为一体了。洪武三年（1370年）首开科考，声称务要录取博古通今、名副其实的人才。但各省连试三年之后，朱元璋发现，所取之士大多无实践经验，缺乏治国才能，于是在洪武六年（1373年）重新改科举为荐举。自此，朝野上下举荐成风，许多能工巧匠、饱学博才之士，甚至90多岁的老儒、富户商贾、蒙古色目人等，只要奏对得当，皆能委以任用，即刻授予官职。此举延续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弊病日出，经过多番比较考量，朱元璋又重新下令恢复科举。从此，科举制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并规定了考试内容、考试规则、录取和任用方法以及文章体式，科举程序的各项内容基本完备。但此时荐举制度依然存在，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朝而不衰。永乐以后，荐举所占比重才逐渐下降。到明宣宗宣德、明英宗正统年间（1426—1449年），荐举制度基本上被废黜，明代选拔官员、录取人才的重任才完全由科举所承担。

龚笃清将明代科举称为“三三八”制。所谓“三三八”制，即三级学校制度、三级考试制度以及八股文培养制度，即科举学校化——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学校考试达到完全一致。考生必须先考入各级学校，取得监生或生员的资格，才能参加科举考试。《明史·选举一》明确规定：“科举必由学校。”明代中央或者地方的官学成为科举必由之路。明代的学校覆盖面较广，几乎达到无地不设学的程度。最高一级学府是国子监，也叫太学；中级学校是地方的府、州、县学；初级学校为城乡社学。各级学校按照一定比例和资格升降，意在向士子传授孔孟程朱之理，练习写作八股文。三级考试分两个级别，第一个三级考试为童子试，士子首先必须经过县、府、提学道三级考试，取得秀才资格，然后再进入第二个三级考试，即乡试、会试、廷试。乡试三年一大比，也称秋闱。中式者称“举人”或者“孝廉”，第一名为“解元”。会试比于乡试的次年春天，所以也叫“春闱”或“礼闱”。考中举人之后的士子，可以无限制的参加会试。会试中式者称“中式举人”，第一名称“会元”。乡试和会试皆考三场，第一场考本经题经义四道，《四书》义三道。第二场考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任选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会试中式者再须经过由皇帝亲自出题策问的考试即“廷试”，也叫“殿试”。殿试不革黜，只分名次前后高低，俗称“三甲”。其中一甲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无论是三级学校，还是三级考试，最终皆须落实到“八股文”的创作。

科举考试在隋唐以来，确实发挥了选拔人才的积极作用，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发展到明清时期则积重难返，科举本身的弊病伴随时代的没落而日益显著，往往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考试内容严重脱离社会现实，束缚思想，消磨才智，遭到许多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即八股取士的制定，特别是明万历之后，朝野上下对八股文的绝对推崇与顶礼膜拜更是达到了狂热化程度。士子童而习之，终其一生，八股文写作都是朝廷培训、选拔人才的核心内容。从童生试起，乡试、会试都以头场八股文为重。由于学校教育从明初开始即服务于科举考试，所以士子从小即学八股，练八股，背八股，抄录程文墨卷，所读书籍不超出四书五经及程朱传注，代圣贤立言，不能发挥己意，作文之句数、字数、排比对偶皆有严格规定，“说白了，八股文写作就是明清两代一次全民性的儒家经典阐释运动”。当然，其纯正思想，锻炼思维能力，培养捕捉、概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功不可灭。但士子受功名驱使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际情况与科举制推崇儒家道德理想标准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悖论，加上独尊孔孟程朱，排斥思想多元化，积弊日深，这也是阳明心学所欲解决的问题。但一直到清末，此问题仍然在继续争论中。

八股文又称“时文”。所谓“时文”，即应时而作之文。八股文是与时俱进的，其“时”不同，八股文政策不同，考官主司不同，社会思潮、文学思潮不同，八股文风亦随时而变。明朝初期，恪遵传注、敷衍义理，简朴雅正；到成化之际，标准的八股文体格式才全部定型，八股为正体，其他四股、六股、散体等皆为变体；正德、嘉靖之后，心学兴起，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思潮出现，程朱一尊的局面被打破，八股文的载道功能大大削弱，很多举子甚至利用八股文来挑战程朱理学。八股文的正体下台，各种变体纷纷登台，诸子百家、史道墨法各家思想无孔不入，在减弱其道德说教功能的同时，发抒性灵，逞才使能，穷新极变，魅力四射，“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从正嘉时期的“以古文为时文”，到隆万时期的“古文时文合二为一”，其文学化趋势愈益明显。

万历初年，张居正下令整顿学校与学官：裁减生员，罢黜“学霸”。对生员要严格审核，各府、州、县学在招生时，必须经过三场严格考试方能入学，凡有荒废学业者，即令停学，绝不姑息。另外，按时对各府、州、县学官进行年度考核，凡是没有真才实学、老弱病残及渎职怠惰者，皆革职查退。此举措对扭转嘉靖末期的颓风有一定的纠偏作用，但好景不长，到张居正去世，一切恢复原貌，甚至呈现更烈之势。儒家的传统教育，强调道德与学问、修身与经世并重。科举制度的推行使读书观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激发其上进心，使士子勤奋好学，力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另一方面，士子心系功名富贵，所读之书皆以应试为目的，其敲门砖性质将士子导向浅薄庸俗之境。到万历之际，更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急功近利之势，士子不顾一切钻营取巧，剿袭模拟，割裂剽剥，无所不用其极，士习日卑，学风日坏。

八股文可以说是明代社会制度与教育制度的特殊产物，既选拔社会精英，又束缚士子才能；既规范考试制度，又是“敲门砖”、“一代之胜”、“僵化腐朽”的代名词。内容上的经义化和结构上的程式化，加上代圣贤立言，有规范世道人心的作用，也能公平的考察学识，还能控制思想，但同时又以功名利禄为根本诱因，败坏学风。到明中后期，则专门揣摩时艺技法，不读经书，专攻时艺，所谓“高头讲章”、“新科利器”横行于世，空疏不学，通篇废话，形式僵化。刘海峰说：“八股文具有牢笼英才、驱策志士，规范竞争、引导备考，严定程式、防止作弊，客观衡文，快速评卷、训练思维、测验智力、训练写作、锻字炼句等功用。”毛泽东说：“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它内容空洞，专讲形式，玩弄文字，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还有人称其为“精英循环制度”，利弊好坏，众说纷纭，也确实反映出八股取士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本身先天的矛盾性。

与现代人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不同，明清士子对八股文的看法，一般都是自然的情感流露，或喜或恶，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科举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少部分人可以中第，光宗耀祖，平步青云。大多数则终其一生，皓首穷经，久困场屋而不得志。一般来说，复古派往往否定它，革新派往往肯定它，但是对于其弊端，大多数人看得还是比较清楚的。如汤显祖虽然是八股名家，中进士的时间也较早，但在《答李乃始》中说：“词家四种，里巷儿童之技，人知其乐，不知其悲，大者不传，或传其小者。制举义虽传，不可以久。”早在正德、嘉靖时期，举业之弊已趋炽热。路深说：“今日举子，不必有融会贯通之功，不必有探讨讲求之力，但诵坊肆所刻软熟腐烂数千余言，习为依稀仿佛、浮靡对偶之语，自足以应有司之选矣。”“举业者，进取之媒，非致理之路也，其弊也浮华而无实用。”桂萼也说：“经书初解章句，便拟题作文字，竞为浮华放诞之言，以便有司之口，遂致破裂经传。”清代方苞在《何景恒遗文序》中也说：“余尝调关教化、败人材者，无过于科举，而制艺则又盛焉。盖自科举兴，而出入于其间者，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者也。八股工作，较论、策、诗、赋为尤难，就其藩者，其持之有故，其焉之成理，故溺人尤深，有好之老死而不倦者焉。余寓居金陵，燕、晋、楚、越、中州之士，往往徒步里以从余游，余每深颦太息，以先王之教、古人之学，切于身心者开之。”清人徐大春更有《刺时文》一诗：“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 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明清士子对八股文的好恶可见一斑。

明代科举考试以及由此而生的八股文体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其在明清两朝甚至今天仍然还在发生的影响却是深刻而久远的。如何客观评价这种历史现象，也关乎到对明代八股文批评和理论的客观评价。

【参考文献】(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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