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正言若反”，要善于从“悖论”中把握“道”的质

老子一面讲“可道，非常道”，“可名，非常名”，即是说“道”是不可道、不可名。因为可道、可名的不是恒常之“道”、恒常之“名”。老子另一面又说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种“可道”与“不可道”、“可名与不可名”，显然是语言上的自相矛盾，亦就是逻辑上的“悖论”。这种“言”与“意”之间的矛盾在语言上所表现出的“悖论”，并不是语言本身使用上的错误;它是作为客观实在的“道”，其本身内在矛盾在语言文字表达上的反映。

作为老子哲学最高范畴的“道”，也是客观实在的最高范畴或最大范畴。“道”作为客观实在，完全不同于有限时空的具体事物，一般事物;它作为事物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时间、空间及其运动、变化等方面，都是无限性的、永恒的、不可穷尽的。“道”既包括宇宙初始状态，也包括创生天地万物及万物之灵的人类的存在状态，这时的“道”存在于天地万物及人类的生命之中;还包括天地万物消散之后，宇宙又返还到寂寥虚无的状态，以及未来再创生天地万物及人类，及其天地万物的再消散循环往复以至无限。在客观实在的无限循环之中，“道”是贯彻始终的、永恒的存在;“道”创生的天地万物相对于“道”来说，是有生有灭的有限的，因为在“道”创生之前与其消散之后，天地万物是不存在的;而作为天地万物之灵的人类与天地万物也不是同时创生的，人类的创生与出现是在天地万物创生与存在之后，再经过数百万年的物质分化、演化达到生命诞生发展的高级阶段才出现的。这就是说，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它的生与灭的历程或称寿命，比天地万物要短或更有限。但老子认识到“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足可见老子对人在自然界地位的重视。域中四大中“道”大、天大、地大存在时，因为没有“人”的存在，就不存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问题，亦谈不上“可道”与“不可道”、“可名”与“不可名”的问题。只有在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四大同时并存的时候，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才能把人类自身与道大、天大、地大共同作为认识客体，把人类与自然界统一起来;同时又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界对立起来、分离出来，成为认识主体。只有这时才能谈到“可道”与“不可道”及“可名”与“不可名”的问题。尽管“人亦大”与其他“三大”相比，它的生与灭的历时性或称寿命比其他“三大”短。但是，人类在宇宙中或自然界的出现是必然的，它是自然界物质分化演化中必然出现的事物。只有“道”大、天大、地大，而没有“人亦大”时，这个宇宙是不完备的或称不完美的。而且宇宙实在的循环往复之中，人类的出现不可能仅有一次;人类在宇宙实在循环往复中出现，与其他“三大”一样亦是无限的、不可穷尽的。那么，在域中四大同时并存之时，这种“可道”与“不可道”及“可名”与“不可名”的问题，就会反复出现。这可能就是老子把“人亦大”，并称为“域中有四大”的原因。(www.daowen.com)

从上述分析可见，在宇宙四大中，仅有“道”大、天大、地大这个阶段，是不存在“可道与不可道”及“可名与不可名”的问题的。只有在“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四大并存的时期，才会存在“可道与不可道”及“可名与不可名”的问题，其实就是认识论的问题。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能否认识客观世界呢?老子是做了肯定的回答的。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不是说老子否定人们对“道”认识的可能性呢?或者是说对“道”是完全“不可道”的，即不可认识呢?老子不是不可知论者。老子认为，人类对“道”，以及天地万物是“可道”的、“可名”的，只是人类道的、名的不是“恒常之道”，人们对“道”及创生的天地万物的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或称一次反映论。人们对“道”及天地万物的认识，必然要随着人类的实践活动，经历由近及远、由浅到深、由片到全地逐步推进的复杂过程，作为任何历史时代历史阶段人类的认识结果或叫成果，都只能是该特定时代的认识水平的反映，随着自然发展史与人类认识史的不断向前推进，人类可以不断地把认识水平向更高阶段推进，向老子所说恒常之“道”的方向接近，但永远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认识或称绝对的认识水平。因为“道”及天地万物不是静态的东西，它的存在与发展变化，是永远不会停止的。人类对“道”及天地万物的认识任务永远不会完结。人类就是在对“道”及天地万物的“可道与不可道”及“可名与不可名”的内在矛盾推动下不断前进的。因为人类的认识总是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的方向前进的，而不可能停止在某一水平上。老子《道德经》所说“道可道，非常道”与“名可名，非常名”，不是一般命题。不能把“非常道”、“非常名”简单解读为“不可言说”与“不可用概念或语言文字来表达”。如果单纯从这方面理解就会成为“不可知论”的命题。因此，必须完整地理解与把握整个命题。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是说“道”是“可道”即可以言说的。这首先就肯定是可以认识或称可知的，这就与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但“可道”出来的，又“非常道”，这是说言说出来的认识成果，还不可能把“恒常之道”说清楚、说明白;“名可名，非常名”，是说“道”可以用名词概念来表达的，但是你用名词概念或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还不是“恒常之道”的“恒常之名”。为什么呢?因为“道”不是一般事物或具体事物，“道”作为哲学范畴它的内涵太丰富、太复杂了;它的外延太广大、太深沉、太久远了。对“道”的认识不可能不涉及认识的条件性及认识成果局限性问题，在一定历史时代与历史条件下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总会存在尚未认识的方面、尚未认识的程度，尚待人们在以后的实践中继续认识，这也是认识论中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关系问题，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否则，脱离绝对的相对性，就会陷入相对主义、诡辩论;脱离相对的绝对性，就会陷入绝对主义、思想僵化，背离客观实际。

总之，老子《道德经》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言与意”之间的矛盾，在语言上所表现出来的“悖论”。老子在第七十八章说“正言若反”，语言上的“悖论”就是“若反”，老子认为这种“若反”的语言恰恰是“正言”，因为正是这种语言，才最接近于表达出来的不可言说的“意”。从中国哲学上曾称老子《道德经》是哲学诗来看，诗就不能仅从名词概念或从语言文字表面的表达来理解，还应从中领会、体悟诗人内在的、深层次的情感与意念。老子《道德经》作为哲学经典，它不仅限于哲学，其内容还涉及宇宙学、军事、文学、养生学等多方面，站在不同角度或立场、观点，就会有不同的理解或解读。所以，对《道德经》解读、理解出现歧异、误解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这种事实也反复告诫我们，对老子《道德经》的解读与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名词概念或语言文字的表面含义上，而应该深入到“道”所抽象、概括的客观实在的深奥、丰富的内涵与广大无边、深沉、久远的外延之中，体验、领悟其深刻的本质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