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人类生存之正道:老子《道德经》的社会历史观

人类生存之正道:老子《道德经》的社会历史观

时间:2023-12-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老子的天下观中也讲到了用兵的问题,《道德经》第三十、三十一章都讲到他对战争的看法。

人类生存之正道:老子《道德经》的社会历史观

二、老子道德经》的社会历史

老子《道德经》不仅阐述了他的宇宙观,这个关于客观世界的根本看法,以作为人们行为或行动的准则或称出发点与归宿,而且,还在社会生活领域,把这种总的观点进一步深化与具体化,这就是他的“天下观”、“国家观”、“人生观”等关于社会历史的观点。老子《道德经》第五十四章讲到了这个方面:“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这是说善于建树的不可能拔除,善于抱持的不可能脱掉,如果子孙能够遵循、守持这个道理,那么祖祖孙孙就不会断绝。把这个道理付诸自身,他的德性就会是真实纯正的;把这个道理付诸自家,他的德性就会是丰盈有余的;把这个道理付诸自乡,他的德性就会受到尊崇;把这个道理付诸自邦,他的德性就会丰盛硕大;把这个道理付诸天下,他的德性就会无限普及。所以,以自身的修身之道来观察他身,以自家察看关照别家,以自乡察看观照别乡,以本国察看观照他国,以平天下之道察看观照天下。我怎么会知道天下的情况之所以如此呢?就是因为我用了以上的方法和道理。老子在这里把修身作为主要目的,也主张由修身把德推广到家、乡、国、天下。

1.老子的天下观

我们首先看老子的天下观或称民族观。老子在第二十九章里指出:“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夫物或行或随,或觑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这是讲想要治理天下,却又要用强制的办法,我看他不能达到目的。天下的人民是神圣的,不能够违背他们的意愿和本性而加以强力统治,否则用强力统治天下,就一定会失败;强力把持天下,就一定会失去天下。因此,圣人不妄为,所以不会失败;不把持,所以不会被抛弃。世人秉性不一,有前行有后随,有轻嘘有急吹,有的刚强,有的羸弱;有的安稳,有的危险。因此,圣人要除去那种极端的、奢侈的、过度的措施法度。这就说明治理的道理,全在于自然无为,不固执己见,妄作妄为。只有“以百姓之心为心”,则人民自然安宁。老子在第五十七章还指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说,以无为、清静之道去治理国家,以奇巧、诡秘的办法去用兵,以不扰害人民而治理天下。我怎么知道是这种情形呢?根据就在于此:天下的禁忌越多,而老百姓就越陷于贫穷;人民的锐利武器越多,国家就越陷于混乱;人们的技巧越多,邪风怪事就越闹得厉害;法令越是森严,盗贼就越是不断地增加。所以有道的圣人说,我无为,人民就自我化育;我好静,人民就自然端正;我无事,人民就自然富足;我无欲,而人民就自然淳朴。这就是老子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国家和天下大小虽不一样,但治理的方式却相同,那就是无为、好静、无事、无欲,这些都是治理天下国家的正道。人民在此正道感化下,就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没有一点儿勉强,这就是所谓的“自然”了。

那么大国与小国应如何相处呢?老子在第六十一章说明了大小国家相处之道:“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这里是说,大国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使天下百川河流交汇在这里,处在天下雌柔的位置。雌柔常以安静守定而胜过雄强,这是因为它居于柔下的缘故。所以,大国对小国谦下忍让,就可以取得小国的信任和依赖;小国对大国谦下忍让,就可以见容于大国。所以,或者大国对小国谦让而取得大国的信任,或者小国对大国谦让而见容于大国。大国不要过分想统治小国,小国不要过分想顺从大国,两方面各得所欲求的,大国特别应该谦下忍让。这是处理国家关系非常深刻的见解。我国现行国际关系的方针与政策观念,与中华文化传统理念有不少相通的地方,现行的政策观念无疑是文化传统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在老子的天下观中也讲到了用兵的问题,《道德经》第三十、三十一章都讲到他对战争的看法。他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不老,是谓不道,不道早亡。”这是说用大道来辅佐君主的人,是不用兵力逞强于天下的。因为用兵力服人很容易引起报复,这样的冤冤相报,永远也没有了结的时候。还有大兵所到之处,耕稼都废弛了,弄得遍地都是荆棘。大战过后,水旱虫疫一起产生,一定会产生荒年。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只求用兵力目的达到就算了,可不敢用来黩武逞强。目的达到了不必自高自大、自吹自擂,更不必自骄自傲。要知道达到目的也是出于不得已的,因此达到目的就不必逞强。万事万物一到强大盛壮的时候,便开始衰弱老化,所以争胜逞强是不合于道的,不合于道的事,就如飘风骤雨很快就会消失。他还说:“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这就是说,兵器啊,是不祥的东西,人们都厌恶它,所以有“道”的人不使用它。兵器这个不祥的东西,不是君子所使用的东西。万不得已而使用它,最好淡然处之,胜利了也不要自鸣得意,如果自以为了不起,那就是喜欢杀人。凡是喜欢杀人的人,就不可能得志于天下。老子着重从战乱给人们带来的严重后果,说明他是从反战的角度出发的。因为战争是人类最残酷最愚昧的行为。老子是主张谦和不争的,所以他反对战争。老子的反战思想与儒家在这点上也是一样的。孔子卫国卫灵公问他战争的事情,孔子说:“战争的事情,没有学过。”孟子也曾说过:“善于作战的人,要受最重的惩罚。”这就说明儒家同样反对战争。

那么,应如何治理天下呢?老子在第四十八章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绝学无忧。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从“为学”与“为道”的不同结果,论证“无为”对治理天下的重要性。他说为学知识欲望就不断地增加,虚伪诡诈、忧愁烦恼也随之不断增加;为道知识欲望不断地减少,虚伪诡诈、忧愁烦恼也随之不断减少,减少又减少,把知识欲望减损尽了,没有了“为”的意念,最后就达到了无为的境地。无为的结果,万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所以可以说是无所不为。治理天下就应该无为,如果有为,就不能治理天下了。只有通过“无为”的手段,达到“无不为”的最终目的。

2.老子的国家观

老子《道德经》的国家观,老子在第五十九章指出:“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根深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这就是说,治理百姓和养护身心,没有比爱惜精神更为重要的了。爱惜精神,得以能够做到早做准备;早做准备,就是不断地积“德”;不断地积“德”,就没有不可攻克的,那就无法估量他的力量;具备无法估量的力量,就可以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有了治理的原则与道理,国家就可以长久维持。国运长久,就叫做根深柢固,符合长久维持之道。老子在第五十八章指出:“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熟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这是说政治宽厚清明,人民就淳朴忠诚;政治苛酷黑暗,人民就狡黠抱怨。灾祸啊,幸福就依傍在它的旁边;幸福啊,灾祸潜伏在它的里面。谁能知道究竟是灾祸还是幸福呢?它们并没有确定的标准。正忽然转变为邪的,善忽然转变为恶的,人们的迷惑,由来已久了。圣人晓得这个无常的道理,所以主张守常以应变。因此有道的圣人方正而不生硬,锐利而不伤害人,直率而不放肆,光亮而不刺眼。

老子在第七十二章就警戒为政的人:“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这就是说,当人民不畏惧统治者的威压时,那么,可怕的祸乱就要到来了。不要逼迫人民不得安居,不要阻塞人民谋生的道路。只有不压迫人民,人民才不厌恶统治者。因此,有道的圣人不但有自知之明,而且也不自我表现;有自爱之心而不自显高贵。所以要舍弃自见、自贵,而保持自知、自爱。治政者如果能效法圣人清静无为,使人民各得其居,各遂其生,人民自然乐于拥戴而不会厌弃的。孔子也曾说过“苛政猛于虎”。暴君夏柴和商纣被杀,孟子认为只是杀掉一个“匹夫”,不算是“弑君”。儒家与道家治国方略各异,但对暴君的深恶痛绝却是一样的。老子在第七十五章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这是说人民之饥饿,是因为统治者吞吃的赋税太多,苛敛则民苦;人民难以治理,是统治者多欲妄为,政令繁苛,人民才难以治理;人民之敢于冒死犯法,是因为统治者养生太奢侈,刮净民脂民膏,人民不得不以冒死犯法来反抗。所以作为统治者不如“无以生为”,不去追求生活享受而无私、无欲,与民同归于朴,同化于道,才能成为高明的贤君。

应该怎样治理国家呢?老子在第六十五章指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这是说古代善于为道的人,不是教导人民知晓智巧伪诈,而是教导人民淳厚朴实。人们之所以难于统治,乃是因为他们使用太多的智巧心机。所以用智巧心机治理国家,就必然会危害国家;不用智巧心机治理国家,才是国家的幸福。了解了这两种治国方式的差别,就是一个法则,经常了解这个法则,就叫做“玄德”。玄德又深又远,和具体事物复归到真朴,然后才能极大地顺乎于自然。这就是老子的理想政治。老子在第六十章还用烹调小鱼比喻治国应以无为的方式来治理。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烹煎小鱼不能常常翻动,翻动太多,小鱼就破碎了。治理大国和烹煎小鱼一样,要清静无为,不能政令繁苛,人民不堪其扰,国家就混乱了。用清静无为的道理治理天下,天神人鬼都能各安其位,所以鬼不会作祟来伤害人;不仅鬼不会伤害人,神也不会伤害人;不仅神不会伤害人,圣人也不会伤害人。在上位的国君和在下位的人民,互相都不会伤害,就能够一齐归化于道德了。

老子在第十七章还把国君治理国政分为四个等级:“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最上等的,用无为的方式处事,推行不言的教化,使人民都能各顺其性,各安其生,所以人民仅仅知道有一个国君罢了,没有感觉到他做了些什么;次一等的,用德教感化人民,用仁义治理人民,所以人民亲近他、赞誉他;再次一等的国君,以政教治理人民,用刑罚威吓人民,所以人民都畏惧他;最末一等的,用权术愚弄人民,用诡计欺骗人民,所以人民都反抗他。这种国君本身就不够诚信,人民当然不相信他。最上等的国君却是每天悠悠闲闲的,也不发号施令,但是人民却能够各顺其性,各安其生,得到最大的益处。等到这个大功完成了,这个大事办好了,而人民却不晓得这个国君的功劳,反而说:“这是我们自然如此的啊。”这就是老子对最美好政治的一种设想。虽然当时及之后并未真正实现,但有这种美好设想也是十分可贵的。(www.daowen.com)

老子在第八十章对当时的理想国作了具体说明:“小国寡民。是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阵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意思是使国家变小,使人民稀少。即使有各种各样的器具,却并不使用;使人民重视保健,而不向远处迁徙;虽然有船只车辆,却不必每次坐它;虽然有武器装备,却没有地方去布阵打仗;使人民再回复到远古结绳记事的自然状态之中。国家治理的好极了,使人民吃得香甜,穿得漂亮,住得安适,过得快乐。国与国之间互相望得见,鸡犬的叫声都可以听得见,但人民从生到死也互不相往来。这也充分反映老子在所处时代的美好向往。尽管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乌托邦”,但它却寄托着人类的美好理想,整个天下一片清静、淳朴、安祥、和谐,真是一个充满了真、善、美的美丽世界的图景。

3.老子的人生观

老子《道德经》的人生修养或称人生观。老子在第六十二章指出:“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这里说道是万物中最尊贵的。善人用道立身行事把道看做宝贝;不善的人也不敢违背道,而时时保守着它。善人修道,说出话来都美好感人,能得到人家的尊敬;做出事来都美好感人,可以用来作为人家的法则。至于不善的人,虽没有美言美行,但他能保守着道,道又怎么舍弃他呢?所以奉立天子,设置三公的时候,虽然先用大的璧玉,后用四匹骏马作为献礼,还不如跪着献上这个道。古时候特别尊贵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这个道,有求就能得道,有罪就能获得赦免吗?所以,道实在是天下最贵重的了。老子在第五十二章也从立身行事认识天地万物论证袭顺常道的重要性。“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袭常。”是说天地万物有个本源,这个本源就是道。道能创生天地万物,所以可以称为天地万物之母,就可以了解由这个母体创生出来的子——天地万物了。既然了解天地万物,再回头紧守住天地万物之母的道,终身都不会有危险。堵塞情欲的孔道,关闭情欲的大门,使得情欲无从产生,而能保持内心的安闲宁静,终身都不会有忧患。开启情欲的孔道,助长情欲的产生,终身都不可救药。能够见到隐微才算是清明,能够秉守柔弱才算是坚强。利用由本体发出来的光来认识万事万物。再回复到光的本体清明,这样,才不会给自己带来灾害。这就是因袭顺应常道而行,叫做“袭常”。这里说明“守母”对于守道的重要性。守母能知子,守明能用光,守道才能控制宇宙万物。这种执本御末的情形,正是天地之间的常道。

老子在第五十五章还把含德最厚的人和天真无邪的婴儿相比。“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螯,猛兽攫鸟不据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之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不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他说婴儿不识不知,柔弱冲和,纯然是一团天理,所以毒蜂虿蛇都不螫他,凶鸟猛兽也不搏击他,他的筋骨虽然柔弱,可是他的小拳头握起来却很紧,他虽然不知道男女交合的事情,可是他的生殖器却常常勃起,这是他精气充足的原因。他虽然整天号哭,可是他的嗓子却不会喑哑,这是因为他的血气柔和的原因,能够知道这个“柔和”的道理,就能合于常道,知道了常道的就可以称为清明。如果不知道这个常道,不顺应自然,而纵欲享受,过分地养生,就会产生灾祸。以有欲的心,驱使生理的本能,便是逞强。万事万物一到强大盛壮的时候,便开始趋于衰败,因为强壮不是合于道的。不合于道的事物,如飘风骤雨,很快就会消逝。老子要人保持婴儿的心理,以免离道日远。而保持的方式非常简单,一是“精”,二是“和”,能够守得“精”与“和”,那就合于常道常德了。人初生时候,无知无欲,一片生机,可以说是德性最厚的时候,所以孟子也说,“大子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离娄下》)。等到长大以后,嗜欲日深,诈伪日增,于是要“益生”了,要“心使气”了,原来的厚德,也日渐丧失了。老子以赤子比喻含德至厚修道者,其用意是很深远的。

老子在第六十七章讲到道的伟大是拥有以慈着重的三件法宝。他说:“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天下都说“我道”伟大,不像任何具体事物的样子。正因为它伟大,所以才不像任何具体的事物。如果它像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那么“道”也就显得很渺小了。我有三件法宝执守而且保全它:第一件叫做慈爱,第二件叫做俭啬,第三件是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有了这柔慈,所以能勇武;有了俭啬,所以能大方;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先,所以能成为万物的首长。现在丢弃了柔慈而追求勇武;丢弃了俭啬而追求大方;舍弃退让而求争先,结果是走向死亡。慈爱用来征战就能胜利,用来守卫就能巩固。天要援助谁,就用柔慈来保护他。老子在说明三宝中——“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特别着重于“慈”。万物都是由道而生,道对万物,犹如母亲对待子女,无不慈爱,这种爱并不是出于自私。就像天地对于万物,圣人对待百姓,是一律平等的大爱。基督教主张博爱,佛教主张慈悲,儒家主张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老子主张慈爱。表述文字不同,但主张爱宇宙万物这一点上是完全一样的,这也是一切修道者立身处世的根本。可见,老子在三宝中着重于慈是有道理的。

老子在第六十八、六十九章还用战争的例子说明“不争”和“居下”的道理。他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善于带兵打仗的将帅,不逞其勇武;善于打仗的人,不轻易激怒;善于胜敌的人,不与敌人正面冲突;善于用人的人,对人表示谦下。这叫做不与人争的品德,这叫做运用别人的能力,这叫做符合自然的道理。他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这是说,古代用兵的人曾经说过:“我不敢主动地挑起战端以兵伐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被动地发兵应战。在作战的时候,我不敢逞强争胜,推进一寸,而宁愿不争谦让,退后一尺。”这就是说,虽有行阵,但作战的时候好像没有行阵可列;虽有臂膀,但举臂的时候好像没有兵器可持;虽有敌人,但擒拿的时候好像没有敌人可擒。时时怀着一颗哀慈不争的心。军队的祸患没有比逞强无敌更大的了,逞强无敌将会丧失我的三宝。所以举兵相交战的时候,有慈爱之心的一方会获得胜利。这也告诉人们,“不争”和“谦下”只是表现,其根本则在于“慈爱”之心,这和孟子所说的“仁者无敌”的意义是相同的。

老子在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章先后讲到“不言”、“无为”、“知足”、“知止”、“清静”等人生处世的原则。他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就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腾越穿行于最坚硬的东西中;无形的力量可以穿透没有间隙的东西。我因此认识到“无为”的益处。“不言”的教导,“无为”的益处,普天之下少有能赶上它的了。老子从自然界常有的现象中说明“柔弱”和“不言”、“无为”的益处。“不言”最柔,“无为”最弱,但不言、无为的结果,却是无事不为,无物不化,这是深刻的辩证法智慧。老子教人爱惜身体,重视生命,又不要过分地追求名利。他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是说名声和生命相比哪一样更为亲切?生命和货物比起来哪一样更为贵重?获取与丢失相比哪一个更有害?过分的爱名利就必定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过于积敛财富,必定会招致惨重的损失。所以说,懂得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懂得适可而止,就不会遇见危险;这样才能保持住长久的平安。因为名利是身外之物,若为得到名利而失去生命,那是得不偿失。但是,一般人往往不能领悟这个道理。其拯救的方法,就在于知足、知止从心理和行为两方面双管齐下,这样才能获得长生而久安。老子还从“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论证“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的道理。他说,最先满的东西,好似有残缺一样,但它的作用永远不会衰竭;最充盈的东西,好似是空虚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最正直的东西,好似有弯曲一样;最灵巧的东西,好似最笨拙的;最卓越的辩才,好似不善言辞一样。清静克服扰动,寒冷克服暑热,清静无为而无不为,修道的人能够善体清修,无为无事,顺应自然,就可以作为天下的表率。他还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就是说,天下的灾祸,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了;天下的罪过,没有比贪得无厌更大的了。所以只有知足的这种满足,才是永久的满足。老子劝人知足,人人知足,天下就太平了。

那么,人们在修道中应该怎样立身处世呢?老子第六十三、六十四章指出:“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就是说,以无为的态度去有所作为,以不滋事的方法去处理事物,以恬淡无味当做有味,大生于小,多起于少。处理问题要从容易的地方入手,实现远大要从细微的地方入手,天下的难事,一定从简易的地方做起,天下的大事,一定要从微细的部分开端,因此,有“道”的圣人始终不贪图大贡献,所以才能做成大事。那些轻易发出诺言的,必定很少能够兑现的。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势必遭受很多困难。因此,有道的圣人总是看重困难,所以就终于没有困难了。他还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是说,安定的情况,容易持守;未见兆端的事情,容易图谋;脆弱的东西,容易分辨;细小的东西,容易散失。所以在事情尚未萌芽的时候,就要预先处理;在乱事尚未形成的时候,就要早做防备。合抱的大木,是从嫩芽长起来的;九层的高台,是由一筐筐泥土筑起来的;千里的远行,是由一步步走出来的。这些都是顺自然而行的结果,并不是出于有心的作为。如果有心作为,必遭挫折;固执己见,必定失败。圣人无所作为,所以没有挫折;无所执著,所以没有失败。一般人做事,常常到快要成功的时候,反而失败了。这就是因为在事情快要完成的时候,常常大意疏忽的缘故。如果在事情快要完成的时候,也像开始时一样谨慎小心,循道而行,就不会失败了。所以圣人无所执著,一切循道而行,他所欲求的就是没有欲念,不看重珍贵的货物;他所要学的就是没有学识,以挽救人们离道失真的过失,以辅助万物自然发展,而不敢有所作为。老子举人世间的自然情形,就是用来说明,其“图”、“为”的方法,就在于“无为”、“无执”、“无事”、“无味”,其实也就是“无私”,因为无私才能无为,才能顺其自然。

老子在第五十六章讲到了修道的方法和修道的效果。他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这是说聪明的智者不多说话,而到处说长论短的人就不是聪明的智者。塞堵住嗜欲的孔窍,关闭住嗜欲的门径。不露锋芒,消解纷争,挫去人们的锋芒,解脱他们的纷争,收敛他们的光耀,混同他们的尘世,这就是深奥的玄同。达到“玄同”境界的人,已经超脱亲疏、利害、贵贱的世俗范围,所以就为天下人所尊重。这里从“塞其兑”到“同其尘”是讲修道的方法,而其大前提还在“不言”,因为“不言”然后才能力行。从“故不可得而亲”到结尾是修养的效果。这个修养的结果是“玄同”,也就是达到了和道同体的地步,“故为天下贵”。

总之,老子的社会历史观是以中华大地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事实为背景的,是总结中华民族大家庭在处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大国与小国之间矛盾与冲突、友好与合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概括提炼出来的。老子的社会历史观不是站在个体民族、地区或国家的立场,而是站在整个人类、全天下各民族、各国家共同利益及长远的生存与发展的立场上,思考与阐述问题的。老子社会历史观与他的总宇宙观或自然观一样,力求避免作为认识主体的主观欲望的蒙蔽,达到对客观世界包括自然与社会本质与规律的全面认识,即“与道同体”,顺应自然的演变与发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