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的成书年代尚无定论，就其内容而言，有上至战国时代而成者，也有东汉时期补入者。就其成编言之，最晚也在西汉中、晚期，即刘歆等编著《七略》之前。《内经》一直被尊为医学之宗，它的成书是对这一时期之前医学知识的总结和升华，就中医诊法学而言，《内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在诊法领域从实践到理论认识过程的完成，为后世中医诊法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内经》第一次确切地提出了“诊法”的概念。虽然以言脉法为主，但却引发了包括脉法在内的诸种诊法内容，同时也初步确立了诊法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其次，《内经》详论了“察色”“视形”“按脉”“审尺”“问症”“诸诊合参”“判断预后死生”诸方面的诊法内容。就“望色”诊法而言，有集中论述望色内容的《灵枢•五色》篇，文中举例论述了面部的分部望诊及脏腑肢节的颜面色部的分部。尤其论及了察色要点，文曰：“察其浮沉，以知浅深；察其泽夭，以观成败；察其散抟，以知远近；视色上下，以知病处。”此段论述是后世提出的望色十法的理论依据。

“按脉”（即切脉）诊法是《内经》论诊法中最为详备精深的内容。就诊脉部位而言，《内经》记录了“三部九候”全身遍诊法（详见《素问•三部九候论》）、“人迎寸口二部合参诊法”（详见《灵枢•经脉》《灵枢•四时气》），以及“独取寸口诊脉法”（详见《素问•五脏别论》）。脉象的变化，则有常脉病脉之分，所设的病脉种类达到71种（单脉）及329种兼脉（见陕西中医学院首届研究生《论文汇编》），论及最多的病脉亦有20余种。于此可见，《内经》作者十分重视诊脉方法的临证运用。

《内经》的“问诊”内容亦甚广泛。如有问诊的态度和问诊的方法（《素问•移精变气论》）；有问诊时所要掌握的重点，并批评问病不详，草率诊病的不良作风（见《素问•征四失论》）；有问疼痛、问二便、问梦、问病人患病前后的思想情绪变化，如“尝贵后贱”“尝富后贫”“始乐后苦”“忧恐喜怒”“离绝郁结”等；还要询问饮食起居的变化，以及“故伤败结”、“或伤于毒”等既往病史；还要“审问其所始病与今后所方病”，此即意在探求疾病的演变过程。

《内经》还记载了一些特殊诊法，如体质诊法（见《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灵枢•论勇》等）、释梦诊法（见《素问•脉要精微论》《灵枢•淫邪发梦》）、尺肤诊法（见《灵枢•论疾诊尺》）、腹诊法（《灵枢•水胀》）、络脉诊法（《灵枢•经脉》）等。(www.daowen.com)

《内经》作者在对各种诊法进行广泛深入论述的同时，还认为要诸诊合参，全面诊察，方能整体地把握疾病。只有将各种诊法全面运用，相互配合，才能作出正确客观的诊断，从而使治疗不发生差错。此外，还详论了多种病证的具体诊法内容。

综上所见，《黄帝内经》已奠定了中医诊法的基础，是中医诊法理论框架形成的标志。

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名医淳于意创立“诊籍”是世界医学史中第一部病案史书，为临床诊断提供了原始的完整医案记录，从诊法角度看，所记录的25例病案中，皆以诊脉为主，并强调“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秤权衡，会色脉，辨表里，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

公元3世纪，东汉伟大医学家张仲景，总结了前人的诊疗经验，在《内经》的诊法理论基础上，将病、脉、证、治相结合，创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以六经为纲辨治伤寒，以脏腑为纲辨治杂病，将理、法、方、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其《伤寒杂病论》中，奠定了据脉辨证的基础，他不仅创立了“人迎寸口趺阳三部诊脉方法”，还十分强调要把望色、察形、听声、诊脉诸诊综合运用。张氏在疾病的分类方面，基本做到了概念清楚，层次分明，具有很高的水平，人们至今仍沿用其整体模式。

东汉末年名医华佗的诊病学术思想记载于《中藏经》中，其论症、论脉、论脏腑寒热虚实顺逆之法，甚为精当，对后世颇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