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肖　源

[2010年5月31日第6版]

翘首以盼的家长，蜂拥而出的学童，首尾相接的车辆……

这是学校门口常见的温馨场景，如果没有严肃紧张的警察，没有防刺手套，没有警棍的话。

50天，6起血案，17条鲜活的生命，60个重伤者。这是将屠刀伸向幼小的孩子造成的恶果。

负责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四小学校园安全的警官说，每到上下学时间，校门口被堵得水泄不通。“本来路面就不宽敞，现在堵得更严实了。”

“那些恶棍太无耻了！怎么忍心对孩子下手？”中关村四小门口，周女士在等女儿放学。她说，为了锻炼孩子的独立性，好不容易劝说女儿自己上学，现在发生这种事情，学校要求家长必须接送孩子，家长也不放心孩子一个人上下学。

“不管你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杀害弱小的孩子都是不可原谅的，这是无耻的行径，不是有情可原的犯罪。在这类案件上，全社会的态度应该一致起来。”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教授说。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心理学研究所所长马皑说：“滥杀无辜、侵犯孩童是任何文化都不可容忍的残暴，它破坏了人类基本的人伦底线，缺少最起码的同情与怜悯。”

凶手心理疾病是主因

李玫瑾认为这种犯罪行为人心理不健全。她分析，从犯罪心理学角度讲，属于情感挫折类型。具体表现为：犯罪动机具有发泄与泛化性，犯罪多有表达性与满足感，心结多与情感创伤有关等等。

“这些人的心理问题其实我们很清楚，他们能力有问题，而且又特别‘自尊’，低能配上强自尊，这种人就不仅自己痛苦，他一定会不择手段地让别人痛苦。”李玫瑾说。

情结类的犯罪人大多生活在一个结构正常的家庭内，并且经历过正常的学校教育，有获得后天各种能力的机会。他们的心理问题往往是父母抚育中的情感缺陷造成，而这种心理上的创伤在发生时没有被亲人发现和意识到，或者亲人发现了其异常外部表现却没有予以及时的补救，致使他们的心理发展出现严重的停滞状态和淤结现象。

马皑说，在这些犯罪人的价值判断中，生命，包括他人和自己的生命，都可以成为表达仇恨的牺牲品。他们通过向无辜者施暴，表达对全社会或某一阶层、单位、个人的仇恨情感，并以此实现个人精神与道义上的收益，本质上是对生命的漠视。

无视生命价值的原因，一是群体与他们之间的情感连接被割裂了，或者体验不到群体的社会支持，由此产生对自己和社会的失望；二是他们具有各种个人的合理化解释，具有明显的外在归责思维。“特别是将实施暴力与寻求公正联系在一起，将以弱凌弱视为抗拒强势的理由，企图通过播种仇恨收获正义。”马皑说。

社会矛盾突出是诱因

校园血案频发，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几起凶杀案造成的儿童伤亡，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

有网友称：要真正阻止残杀儿童的暴行在中国再度发生，不能仅仅靠政府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无论怎样严密的措施都无法防止存心施暴的狂徒。暴徒如果无法在校园杀人也会在大街上杀人。

广东佛山5月16日发生的街头行凶，造成一死五伤，印证了该网友的观点。

新民网就校园血案发表评论说，校园袭击事件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单纯的刑事案件，然而其频频发生的背后，也有着多年累积起来的深层次社会矛盾的身影。要避免惨剧的再次发生，首先就必须处理好这些矛盾，努力营造一个更为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只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真正解决深层次社会矛盾。

对此，李玫瑾教授并不赞同：“社会总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社会的原因是有，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成为他们推脱责任的理由。”

马皑也表示：“30年来的社会分层、贫富差距、私权得不到保护的现实，或许会对凶手生成恶念产生影响，但这充其量也只是诱因。”面对社会不公，心理健康者会从我做起，力争改变社会与环境。只有心理不健康者，如有偏执性人格倾向或偏执认知的人才可能选择报复。

媒体或为帮凶？

李玫瑾曾多次拒绝媒体就校园血案一事的采访，她认为，对此案的任何“深度发掘和报道”恰恰是在事实上帮助作案人，帮助他扩大这种恐怖的效应。

“在南平案件的报道当中，有三分之一是同情他的，我认为，这是我们媒体报道的导向错了，这种行为伤害人类最基本的情感，这种犯罪无论你有什么样的理由社会都不能容忍。”李玫瑾说。

这种犯罪是带有恐怖主义特点的犯罪，是个人恐怖主义行为。“他不图别的，只希望让社会感到恐惧。对案件过细的报道或对凶手文学化的渲染，事实上起的都是相反的作用。”李玫瑾说。

媒体在这种案件报道当中，应该形成一些规则。媒体的职责是为社会或公众提供信息，报道这类案件时应该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从缺乏经验到形成职业默契或职业素养的过程。

马皑认为，媒体追求新闻的时效与影响没错，但对于这类可能引起社会负效应的案件报道应该有社会责任。从这几起案件集中发生的现实中，我们不仅要看到社会情绪的张力释放，也要看到媒体宣传让潜在犯罪人学到了犯罪目的（如何造成最大规模的社会疼痛与恐慌）。

“当然，媒体的不当报道只是诱因，对案件发生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行凶者本身的心理问题。犯罪的永远只是极少数人。”马皑说。

从被动防范到管理机制主动创新

实习生/肖　源

加强校园安保(www.daowen.com)

校园血案一出，各地纷纷加强校园的安全保卫工作，或“一校一警”，或“家长联防”。有人质疑，这些举措只是权宜之计，而非治本之策。

对此，马皑颇为不平：“这是不负责任的指责。”

在频发和可能再发的情境中，严厉打击、加强安保是必须采取的措施。不尽快保障孩子们的生命，谈何治本？这些措施是当下治标之策，同时又是长远治本方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治本之策是全社会的事情，而不单纯是政府的责任。马皑说：“校园血案频发，没有人可以袖手旁观。”

李玫瑾说：“校园安保就是一种情境预防，就是说我不能决定你犯不犯罪，但是我尽量让你犯不成罪，在这类案件当中我们能做的就是如何强化我们学校的治安。”

她认为，这是一个概率性的灾难，对于这种灾难，不能过度去研究它为什么发生，而是要考虑如何加固防卫措施，研究安全保卫还有哪些软肋。“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一个情境预防，让他做不成，这个我们现在是可操作的。如果我们现在做了，就可以让以后少发生这种事。”

媒体审慎报道

有人认为，媒体有所选择地报道新闻，有违媒体报道的真实性，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李玫瑾对此表示不解：“有的真相给人带来的不是‘真相’，而是巨大的伤害。”

李玫瑾打了个比方：“每个人都要穿衣服，除了保温外，更重要的是要遮盖我们身体的部分真实。社会如人，不是所有客观的真相都要裸露于外，不能不分雅俗地全部暴露出来。”

马皑说：“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媒体在此类事件中的报道方式：如以谴责罪行为目的，不猎奇，不深入报道，不猜测，不出现作案人姓名与画面等。”

比如，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媒体除了报一些大楼的画面之外，对于楼里的包括一些尸体的那些场景等，没有任何照片。因为这涉及到人类的基本情感，需要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遮盖起来，尽量来抚慰伤痛，而不要再去揭这个伤疤。

马皑认为，这样既可以使潜在犯罪人意欲引起社会关注的犯罪目的落空，进而放弃犯罪，又可以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防止信息阻塞造成的谣言四起。“在类似的案件报道过程中，媒体需要在追求事件真相与考虑社会效果之间，审慎地寻求平衡。”

重视生命教育

2007年4月，美国弗吉尼亚州校园枪击案发生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组织了多次哀悼活动，凶手赵承熙亦在悼念对象之列。“我们也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组织悼念活动，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皮艺军说。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肖川教授在作客深圳文博会时说：“‘校园屠夫’频现，多是面对生活的压力或者无法解决的生命难题，个别人变得脆弱、冷漠甚至疯狂，并觉得此时生命的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弃之可矣。”

因此，要从“生命教育”入手，彻底改变“轻践生命作践生命”的生命观。

“生命教育，就是培养一个人积极的生活态度。学会简单生活，安静生活，心盈快乐。它包括几大元素——个人的安全感、归属感、自豪感、自我欣赏感等等。”肖川不无遗憾地说，“而在我们当下的各类教育中，生命教育几乎完全空白。”

祛除暴力文化

南方日报评论员在5月14日的评论中认为，防止校园血案再发生，需要祛除暴力文化。文章说，暴力文化无孔不入，以至于人们逐渐以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途径，除却暴力，没有什么能让社会体会深刻。为了这种“深刻”，为了让世人关注，有人铤而走险，有人本身就是弱者，却向更弱者抡起“板斧”，展开对社会的报复。

文章认为，暴力不仅存在于弱者之中。公权力机关暴力拆迁、强力处理群体性事件及群众上访等行为，不仅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还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对司法失望，对暴力青睐。因此，只有全社会都慎用暴力，都以暴力为耻，形成社会性的对暴力的反思，建立并疏通一系列民众利益表达、意见表达的渠道，社会性的戾气才有可能逐渐消弭。

发挥社团作用

皮艺军教授认为，建立心理疏导站，发挥社团的作用，关注公民心理健康，可以有效防止过激性的报复社会行为。

“倾诉本身就是一种治疗，有些人可能并不存在利益需求，他们需要的是表达的权利。”

“疏导站作为非正式的公益性机构，能有效弥补国家机关在处理相关事物中的疏漏。”皮艺军说，“我们大可以组织退休老人参加疏导站的工作，他们社会阅历丰富，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而且比年轻人能更耐心地倾听。”心理疏导站关注社会成员心理健康，有助于健康社会环境的形成。

皮艺军认为，通过社团内部的约束和沟通，可以使个别的激进观点服从于主流意见，使较难实现的大范围团结，变成社团内部的小团结。社团之间进行交往，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群体矛盾，若干个小团结加起来，就是大团结；若干个小稳定加起来，就是大稳定。

疏通利益表达渠道

从社会学角度看，目前让我们震撼的系列案件，可认为是社会负性情绪表达中最极端的方式，综合分析各个案例，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因素。在这类个人犯罪背后，不可否认具有社会心理，尤其是社会情绪性基础。因此，在“打防并举”的同时，还应从根本上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首届社会发展论坛，最近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报告。报告认为，利益表达特别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利益表达，往往被认为是危及社会稳定的因素而受到压制。

现行的社会管理机制，人为地将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这实际上不利于社会的真正稳定。要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就必须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就必须将利益表达制度化。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恶性事件不断发生，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一种制度化的利益表达途径。报告指出，目前的体制导致了机会主义的结果。“我们现在解决问题的标准就是看你遇到了问题会不会闹，所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你不闹，就威胁不到稳定，没有威胁到稳定，你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

社会学家孙立平在谈到利益表达制度化问题时，有个形象的比喻：制度化的规则、规范和程序就是渠道，有了它，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就犹如水渠中的水流一样，尽管有时候看上去汹涌激荡，但是可以知道它流向哪里，流到什么地方就能恢复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