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马守敏　实习记者/闻　硕

[2003年11月14日第5版]

2003年10月13日，河南省西平县法院、政法委、公安局、检察院、司法局及驻马店市中级法院同时收到一份名叫《中国法治》的杂志。该杂志中刊登一文《西平县上演现代版“杨三姐”告状》，文章批评西平法院“明显偏袒被告方”，说：“现代版杨三姐为给自己讨公道4年多来被拘留14次，被司法人员当成疯子踢来打去浑身是伤，被一次次的抓起流放……只因家穷没文化不懂法，却遭到懂法的司法人员违法的殴打、关押、流放，至今还过着乞讨要饭上访告状的日子。难道21世纪的法治中国还比不过万恶的旧社会？”

“报道严重失实！”去年还荣获全国人民满意的好法院、省文明单位称号的西平县法院愤怒了！

受打击最大的还是时任少年庭庭长的谢莲香。这位干了10多年刑事审判工作的女法官是个事业心、荣誉感很强的人，她把“此人是个清正廉洁的法官”的评价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从1989年到现在，经她的手处理的犯罪案件上千件，没有一个错案。她连年都被评为省市杰出青年卫士、优秀政法干警、优秀共产党员、三八红旗手，事迹经常见诸报端。报道发出后那两天，朋友们纷纷打电话质问，以至于她听到电话响就心寒。尤其令她心碎的是，一直以她为骄傲的儿子听说后三天没理她，之后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妈，你咋还会打人呀？”

报道也引起了本报领导的高度重视。于是，记者前往西平调查核实。

缘于邻里纠纷

事情缘于一个简单的邻里纠纷：前几年，赵大凤一直用赵桂荣家的机械犁地、打场、播种，累计欠下工钱128元。1998年，赵桂荣老伴患癌症去世，家里欠下1万多元的债务。她便找赵大凤索要工钱，并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为她优惠了8元。然而，时隔半年之后，赵大凤突然几次三番地找上门来要钱，理由是她收钱过多。赵桂荣的儿子与赵大凤发生争执，赵桂荣唯恐事态扩大，就急忙往外拉赵大凤。双方推推搡搡的过程中，赵大凤摔倒，正好倒在一堆砖头里。赵大凤声称手指骨折了，躺在赵桂荣院子里大哭大闹。

赵桂荣一家把赵大凤送到村诊所、镇卫生院治疗，并给她200元让其治疗。可每次治疗后，赵大凤仍来闹，于是，赵桂荣家人先后带她到师灵、权寨卫生院和漯河市骨科医院检查治疗。经检查，赵大凤的右手第四指第一节指骨确实骨折，医生给她做了固定手术。赵桂荣家为她支付了全部医疗费338.3元。

赵声称自己的手未治好，经派出所调解，赵桂荣又赔偿赵大凤500元。

赵大凤又起诉到西平县法院，要求追究赵桂荣的刑事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1.5万元。

西平县法院的法官们当即给她立了案。见她对法律知识和诉讼程序知之甚少，法官还为她指定了两个代理律师。

法院审理后对双方进行了调解。1999年11月17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赵桂荣向赵大凤赔礼道歉，赵大凤自愿放弃对赵桂荣的伤害指控，赵桂荣赔偿赵大凤经济损失3000元。

但调解书送达时，赵大凤反悔了。法院只好作出判决：赵桂荣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已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赵桂荣案发后积极给赵大凤治疗，并赔偿了赵大凤的经济损失，认罪态度好，且已50多岁，不会再危害社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鉴于赵大凤庭审时未拿出任何赔偿依据，驳回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1.5万元的诉讼请求。同时，判决中明确告知，赵大凤的伤如需继续治疗，待治疗完毕后，可另案处理。

“现代版杨三姐告状”一文的报道却是：赵桂荣是在赵大凤三番五次上门请求、警告下才去给赵大凤看手伤的，且陪去的目的是拿走8光片等证据，赵桂荣的儿子给赵桂荣作证，没有回避，有作伪证的嫌疑。

为何拘留赵大凤

“现代版杨三姐告状”一文称，西平县法院每打不走赵大凤，就以拘留的名义把她关起来。西平法院为何拘留赵大凤，西平法院是否殴打过赵大凤？

西平法院拿出有关赵大凤的所有案卷。记者看到，自从赵大凤的案子立案后，她就不断地到法院。西平县法院由办公楼、审判楼、后勤楼、立案楼围就的小院不到500平方米，她这么高声叫喊，就引得数十、数百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办公、开庭都进行不下去。

1999年11月17日，法院判决宣告后，赵大凤天天到法院门口，骂承办法官、骂赵桂荣的证人并逼迫证人到法院撕毁证言。法官多次苦口婆心地劝她：如果不服判决，还可上诉。但赵大凤说：“我不上诉，她得给我治手。”1999年11月23日，法院以“侮辱诽谤办案人员、威胁阻止证人作证”为由，作出了拘留其10天的决定。

从拘留所里刚放出来，赵大凤又到法院门口骂，甚至跑到承办法官的家里骂。承办法官的老母亲已70多岁，为此，气得大病一场。法院再次拘留了她15日。

可每次拘留期满，赵大凤又到法院和赵桂荣家骂。为了求得安宁的生活，赵桂荣同意再赔偿5000元。钱到手后，赵大凤高兴地离开了法院。法官们终于长长地舒了口气。

但没过几天，赵大凤又到法院闹。理由是她到漯河骨科医院问了，治她的手需1万元。为此，法院专门派人陪同赵大凤到该院询问。该院医生黄红山说：“她的骨折早已愈合，只是肌腱有些粘连。在门诊做手术不会超过1000元，如住院，正常情况也就两三千元。”

可赵大凤依旧每天把手吊在胸前到法院。除了到法院，赵大凤还到县委、县政府，驻马店市委、市政府。她专到重大活动现场，她专挑重要领导的轿车拦……

问及是否看到法院的工作人员打她，知道的人几乎异口同声：“谁敢打她呀，就这还天天闹呢，再一打，那还不躺在地上装死卖活地赖上了？”

曾经热心帮助赵大凤打官司的马焕明一提起帮赵大凤也懊恼不已：“在整个案件办理过程中及结案后，法院同志对她始终文明执法，依法办事，礼貌待人，苦口婆心地向其讲解有关法律知识。我从未听她说过、也从未看到过法院任何工作人员对她进行打骂的情况。如果知道她这样，我宁愿当初自掏腰包给她点钱，也不帮她。”

采访赵大凤

记者/马守敏

赵大凤为何如此难缠，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记者走访了赵大凤所在的村镇。

师灵镇党委副书记接待了记者。提起赵大凤，他们就摇头叹息：赵大凤从小好吃懒做，从1975年起就开始到乡里要救济。这个案子出来后，她更是到处上访告状，她一上访，上级就让我们去接，我们年年都要接她10多次，最多的一月接过4次，这反成了她到处炫耀的资本：谁谁接见她了，她坐的什么轿车……非典期间，为不让她再到处跑，乡里给她安排了一间房，她就在乡政府免费吃住了半年多。她动不动就缠着镇长、书记给她买衣服、买鞋、买面、买化肥、买汇仁牌乌鸡白凤丸……2002年5月17日，县委副书记牵头政法机关头头召开协调会，专门讨论处理赵大凤的问题。

记者又赶往赵大凤所在的村子。村支书陪同记者去找她。一排红砖青瓦的院落之间，一处没有院墙、只有四间土坯房的院子就是赵大凤家了。推开没有上锁的屋门，一堆木材横亘在正中的房间里，透过木材的缝隙，凭着屋顶破洞处射下的微弱光线，隐约可见东西两间房里各有一张床，那就是赵大凤和她70多岁的老爹的住处。旁边的一间草房是厨房，两只猫、五只鸡正在破烂的锅台上淘食，见有人进来，惊飞起来，扬起满屋的烟尘。

赵大凤没在家。支书去田里找她。记者想向邻居们了解赵大凤的情况，但邻居们多抱肩嘻笑不语。只有一位中年人和一位少妇感叹了两句：“整天啥活不干，跑来跑去，我们都不搭理她，她的两个弟弟也受不了她，麦子没种上就出去打工了。”“这一家可被她害苦了！”说话的两位是赵大凤的舅舅和舅家表亲。

记者只好随支书回到支书的家里。闻讯赶来的几个村干部和几位妇女讲述了赵大凤的轶事：

赵大凤多年不交公粮，2001年9月，镇政府决定起诉没交公粮的农户。赵大凤得知后，就每天晚上到干部家门口骂：“你今天不当干部，我就不骂你，你啥时间汇报我，我就不让你家安宁。”一边骂，还一边用棍棒敲打大门，搅得周围群众都不得安生。干部报警，民警守卫几个晚上后，才得到制止。

邻居家的鸡飞到她家院子里，都不敢去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把鸡拴住了。后来，鸡挣脱跑回原主人家，她就去给人家要。

正说着，一个把手吊在绷带上的中年妇女推门进来，支书告诉记者，她就是赵大凤。支书过去掰开她受伤的手指，记者见状急忙拿相机，可赵大凤见记者要拍照，一下推开了支书的手。支书说：“你这手指要是没好，早就萎缩了！”

“就是没治好！”赵大凤口中喏喏着，“看看把我打得浑身都是伤！”

下午，当记者再次赶到赵大凤家时，又不见了赵大凤的身影。支书发动几个年轻人把她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仍未找到。支书在喇叭上作了广播，可记者等到下午5点，赵大凤仍未露面。围观的邻居们都笑了：“赵大凤天天跑出去上访告状，怎么送上门来的申冤机会反而躲了起来呢？”

田维佳是个什么样的记者

记者/马守敏

据村、乡、县里及法院反映，“现代版杨三姐告状”一文的作者田维佳根本没有向他们核实情况，今年7月份，他忽然给乡政府、县法院传来草稿。法院回电说明文章失实，传去了有关材料，并请田维佳前来调查。没料到3个月后，载有该文的杂志便寄来了。而乡政府积极找人“疏通”，结果批评乡政府“非法拘禁赵大凤”、“乡政府厨师意图强奸赵大凤”的文章没有发表。

从寄来的《中国法治》来看，既没有条形码，又没有国内刊号，但标明定价18元。这是本什么样的杂志？田维佳是个什么样的记者？记者决定去会会这位“同行”。

在郑州市老河南日报院内，记者找到了“中国法治”的办公室。走进去，只见一排书柜隔成的两间房的外间放着两张桌子，两个年轻人正在低语，里面也传来说话声。年轻人告诉记者，“田主任”就在里面。(www.daowen.com)

记者不便打搅，便静坐在一边。不一会儿，记者听明白了：这位老农是来向“田主任”投诉的。最后，田主任要求交制作费。老农说：“我回去准备钱，你也先准备着。”

而后，记者与“田主任”有了以下对话：

“能看看你的记者证吗？”

“我的记者证在家呢。你是干什么的？”

“咱们是同行。你们的杂志是什么性质？没有国内刊号怎么在国内发行？”

“我们是在香港注册的。赠阅，不用刊号。”

“刚才我看你向那老农要制作费，你们杂志社允许这样做吗？”

“这要视情况而定。有些案件需要我们去调查取证，当然需要收取取证费用。”

“记者怎么还可以取证？”

“这是新闻法规定的，记者与律师一样有取证的权力。”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新闻法？”

“有哇，1992年出台的。”

“你是怎么知道赵大凤的？”

“赵大凤上访时认识了中国决策报驻驻马店的记者，我也认识该记者，她就找到我了。”

“你去采访过法院和县乡政府吗？”

“我就不用采访他们。与他们是文稿交流，就是写成稿子后传给他们，他们有什么情况再反映过来。”

“怎么批评乡政府的文章没发，批评法院的发了？”

“乡里来反映说，拘禁她是因为上级不让上访，理由说得过去，又表态改正；法院坚持错误做法，当然得给他点舆论压力。”

“你一年像这样操作多少案件？”

“1000多件吧，因被批评单位拒不改正发表出来的也就两三件。”

见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记者这才亮明身份。没想到他不但没怀疑，还盛情邀请记者一起作案子呢。显然，这老兄把记者当成他的“同路人”了。

回到北京，记者咨询了新闻出版署。被告知，凡是没有CN号的，均不得在国内发行。

记者又依照“田主任”名片上注明的“北京市西直门内甲3号国务院事务管理局C座235室”查找其“北京编辑部地址”。可西直门内甲3号处只有平房，哪里有楼房的影子？经警察指点，记者问了国二招，又问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都没有这个杂志社。

记者把电话打到杂志主管单位中国行为法学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确实主管《中国法治》杂志，但该杂志是随光盘赠送的，属音像期刊，刊登的都是理论性文章，在内地没设记者站。

于是，记者带上杂志，赶往学会请求鉴别。当《中国法治》的负责人拿出他们出的杂志时，真相一下大白了：田维佳是盗用了《中国法治》的名义！二者的内容完全不同！

看着摆在面前的假“李逵”，《中国法治》的负责人非常生气。他们当即把整本杂志和田维佳的名片扫描下来，并表示，他们将以组织的名义采取法律行动。

本报将对事情的进展作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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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假记者

采访完田维佳，记者与向田维佳投诉的老农取得了联系。原来，该老农希望借助媒体的巨大影响力帮自己打官司。经人指点，他来找“要闻参考河南办事处记者”，因没有找到，又看到“中国法治”的招牌，就进去投诉了。且看这位“要闻参考”记者名片上印的内容：这是一份供领导同志参阅、为领导同志提供权威信息和决策参考的内参资料，负责采编重大的真实的焦点新闻和信息，收集领导同志的具有创见性和理论性价值的文章，关注社会热点、难点，披露有损党和国家形象及人民利益的害群之马。好大的口气！好“正直”的记者！可以断定，这位“记者”与田维佳是真正的“同路人”！

近年来，假借记者名义招摇撞骗、敲诈勒索的案件被不断地披露出来。他们不但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扰乱了社会秩序，还极大地损害了记者的名誉和形象。因此，彻底地清理假记者，已成了当务之急！

马守敏

作者自述

在人民法院报第一个十年的后期，我被招入，实现了当记者和进北京两大夙愿。一个出生于偏僻乡村、毕业于地方大学的女生竟然有如此机遇，实乃三生有幸也。怀着对报社的知遇之恩，怀着对新闻的挚爱，我采写了多篇有分量的报道。在人民法院报第二个十年，虽然我的理想逐渐远去、激情逐渐磨灭，但敬业依存，佳作偶现，一如人的婚姻，从热恋、蜜月走向平平淡淡的家常。

我采写的关于国企改制的系列文章《县政府违规卖国企》、《私企变国企维权还是闹剧》、《一个破产大王的是与非》等，发表后篇篇都被中国商报、工人日报转载，并在当地及读者中引发强烈反响，反映类似案例、线索的电话、信件纷至沓来。据说，吴邦国还在转载《一个破产大王的是与非》的中国商报上作了批示。

我采写的《谁在制造困局》，报道了著名反病毒专家刘旭重大自主创新反遭扼杀的遭遇。这篇报道被誉为“同类报道中最讨巧、最有艺术性的”，因而被20多家网站转载，引发网友热评，读者也纷纷来电声援、痛斥。我几年来一直跟踪报道当事人的权益维护情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问题的解决。直到如今，每逢节假日，我还能收到当事人发来的祝福短信。

2006年，国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举措，我马上意识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法治会起什么作用，会遇到什么问题，想做个系列报道。领导认可后，一些关于“法治新农村”的报道相继发表，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该报道在报社年度评比中获奖，其中的一篇《流动儿童：“我是谁”的困惑谁来解》还获得了2006年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新闻作品评选优秀作品二等奖。

2007年，华为解聘7000多名员工的消息传出，一时舆论哗然。我迅速采访专家，从法制角度，就华为行为对劳动合同法是否构成规避、能否规避、有无必要规避及相关法律完善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文章广受好评，转载众多，还被评为第十八届人大新闻奖通讯三等奖。

我采写的《现代版杨三姐告状是如何出笼的》，源于一本名为《中国法治》的刊物对基层法院的歪曲性报道。在深入当地采访、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我隐瞒身份造访该刊的编辑部和记者，并向其北京总部举报，结果竟挖出了其盗用《中国法治》名义非法出版的真相。

我采写的《保护劳动者权益，法律怎么做》，发表于本报2003年4月30日，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