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　小结

本章我们构建了一个超边际分析框架，将政策性金融机构纳入金融发展理论中。我们的推理逻辑如下：

由于发展中国家长期融资市场不发达，长期融资困难，因此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缺失，因而使得很多项目风险过大，超过市场理性经济人的承受能力，因而投资会始终远离这些项目，这造成了金融压抑；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长期融资市场不发达，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才会试图占有大量金融资源，其重要目的之一正是为了解决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缺失（当然，这是理论上的假设，即我们假设政府是善经济人）。政府以财政手段分配这些金融资源，也必然造成金融压抑。这是“饮鸩止渴”，是以一种金融压抑来替代另一种金融压抑。仅从理论上看，存在着一种更优的方式，即由政策性金融机构来以市场化的方法运行。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能够像市场化国家那样运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面临着许多的超边际选择，这种超边际选择，使得原来市场经济人不能或不愿进入的领域，在超边际选择之后，成为可能。这就是我们这个超边际分析框架的理念。

在此框架下，我们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事关超边际选择，在中国，我们名之曰“开发性金融”。我们在此框架下，也重新阐释了开发性金融所应能起到的功用。

由此框架，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策性金融多以失败告终，而在中国取得了，至少在目前看来，相当良好的成就。引用麦金农先生对国家开发银行的评语：取得了一个好的开端。事实上正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策性金融的失败，使得麦金农先生对政策性金融一直持有保留意见，在其著作中，将它作为政府直接分配信用，从而造成金融压抑的工具。但中国的经验使得麦金农先生“改变了看法”。这是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和中国类似，也面临着许多超边际选择。如果这些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仍然用一般的政策性金融手段，即主要采取补贴的方式，开展自己的业务，显而易见，它亏损的时间和数量，取决于该国的财政能力。有些时候，机缘巧合，正是这些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巨额亏损，引发了一国全面的支付危机，以至于金融危机，因此不得不让人对之持谨慎的态度。

在发达国家，政策性金融一般是亏损的，因为它从事的主要是一般的政策性金融业务；由于发达国家雄厚的财政收入，这些机构的存在，一般会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而引发金融危机（支付危机）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在发展中国家，准确说，是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却主要面临的是具有超边际选择的业务，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反而是盈利的，并以此盈利支撑其扩展业务，使得转型维持甚至加速。

因此，本章发展了金融发展理论。并在金融发展理论上，找出了开发性金融的位置所在。这是本章的核心工作；放大一点讲，或者是对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小小的贡献：即这一分析框架赋予了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其实践相匹配的理论解释。

但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所建立的超边际分析框架，缺乏建立在一定假设之上的严格的逻辑推理，它远不是一个模型（model），毋宁说是一种假说，这是我们称之为分析框架的原因。

虽然如此，超边际分析还是触及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不发达，而商业银行由于各种原因，例如由于国有化的企业和银行所导致的“软约束”问题，也不能在长期项目上做大规模的投资；另一方面，这一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不足已成为发展瓶颈，这个时候，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次优安排出现，以国家信用为依托，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做长期投资。一旦风险、收益明晰，商业性银行就会进入，而政策性金融机构恰可以全身而退，进入其他项目的开拓。这恰是由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介入使得经济运行在新的边际上，这是一种超边际选择；商业银行的进入，正是在新的边际上根据边际分析做最优的投资。

【注释】

(1)这一点可以在9﹒2﹒1节中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内容中窥见。(www.daowen.com)

(2)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册），29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就现在所掌握的文献看，有不少人都把金融约束、金融自由化作为两条平行线，而金融约束是从金融压抑这条线过渡到平行的金融自由化这条线之间的折线。参见谈儒勇著《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一书第五章。

(4)这里特许权的价值用来代表垄断程度的大小。

(5)这就是Hellman、Murdock、Stiglitz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的主要命题。我们会在下一小节详细阐述“金融约束论”。

(6)由金和莱文（King＆Levine，1993）的结论得知，金融自由化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促进金融增长，所以它是一个长期目标。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鲜有争议：任何国家如果想充分获得经济增长的好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不影响经济体系稳定的情况下，向自由化的金融体系过渡。争议的所在是过渡的速度、方式、顺序。

(7)本小节的写作参考了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一书中译本和中译本序。特此说明并致谢。

(8)麦金农的原书名为“The Order of Liberalization：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实应翻译为“经济自由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金融控制”。本书翻译于1997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时，译者可能认为“自由化”“有违民意”，于是故意曲译。但“自由化”和“市场化”还是颇有不同的。已市场化的国家也会实行“自由化”。政府干预并不独独存在于非市场化国家。

(9)国内有人把金融自由化看做传统金融发展理论开出的药方，把金融约束论看做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实践政策。但我们的感觉是，金融约束论与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本身并无太多联系，二者使用的技术、目的不同，而政策建议也颇有相左之处。根本上，金融约束论自成体系，别立一说。毋宁看做是对金融自由化在亚洲实践反思的结果。

(10)inframarginal analysis的精准的翻译应是“超越边际的分析”，以示其与“边际分析”的不同。但坊间有的根据“超边际分析”这一中译，臆断其英文原文为“super marginal analysis”，其意义正与杨小凯的原意相反。super marginal analysis，意指“超级的边际分析”，虽然高超，仍然是边际分析。譬如“超人”仍然是人，而“超越人”，则指“非人”，例如神仙。

(11)文定理的证明相当复杂。其结论主要是：最优决策从不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从不同时买和生产同种产品，最多只卖一种产品。详细论述可参见杨小凯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

(12)局部非餍足性是指，对于所有，对于所有ε＞0，都存在某个消费计划x∈B_ε（x ⁰），使得x＞x ⁰。这里x ⁰是给定的消费计划，B_ε（x ⁰）是以x ⁰为中心，ε为半径的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