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开发性金融与中国金融发展：一个超边际分析框架

从上一节的分析可知，传统金融自由化理论在实践中困难重重，“金融约束论”虽有进展，较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尤其是对政府—市场关系在金融领域的分析，避免了偏激的观点。但是考虑到中国是发展中的转型经济这一特殊背景，我们还可以从理论上更深入地进行分析。

在第一节对金融发展理论的评述中，我们指出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不足之处是忽略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忽视它的原因，除了技术上的困难外，还在于传统金融发展理论对于金融压抑方式的关注主要在于金融管制。在这种情况下，政策性金融机构被看做是金融压抑的手段之一。我们也指出了存在政府控制金融资源以解决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缺失，是一种压抑方式替代另一种压抑方式，是“饮鸩止渴”。在此种情况下，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也许并不像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政府分配信贷的手段，从而会造成金融压抑。而且，一些国家，如中国的实践表明，政策性金融机构在特定的条件下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因此，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不但在理论上有其不能自洽之处，而且与实践也有相当的距离。

本节的目的，就是构建一个纳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分析框架，从而尝试性地弥补金融发展理论的这一不足。

我们发现，在分析转型国家很多问题上，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¹⁰⁾）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运用这种方法于金融发展理论，能够对开发性金融做出恰当的解释。

本节的安排如下：9﹒3﹒1简要介绍了超边际分析这一技术；9﹒3﹒2则构建了一个超边际的分析框架，以此把政策性金融机构纳入金融发展理论，并在这一框架中界定了开发性金融；9﹒3﹒3用此分析框架阐释开发性金融的功用。

9﹒3﹒1　超边际分析简介

那么，究竟什么是超边际分析呢？超边际分析是指，当两个选择不能同时选取、非此即彼的时候，如何做出选择。比如选择专业，或者选择经济学，或者选择法学，而不能两者同时选择。这样就需要先对每个专业进行边际分析，比如，选择每个专业之后，选修哪些专业课，得出其最优解，从而根据最优解——亦即所谓角点解的大小，做出超边际的选择：是选择经济学，还是法学？

据杨小凯称，超边际的分析方法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的马歇尔。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对分工的阐述往往结论深刻。但由于不能在大量的角点解中找出最优解——这涉及相当复杂的非线性规划——而要研究分工问题，又必须涉及对这些角点解进行超边际分析。所以马歇尔转而放弃了对分工的分析，将精力集中到边际分析上，即解决经济的边际上的资源最优配置问题。此后科斯（Coarse）、罗森（Rosen）等人都曾运用超边际的分析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如科斯（1946）早就指出，运用超边际分析时，报酬递增的行业就不会以边际成本定价，而会以总成本收益分析定价。杨小凯（Xiaokai Yang）、黄有光（Yew Kwang NG）等人更是把超边际分析运用到了一般均衡模型上，使得超边际分析方法逐渐成为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体系。

在经济学的分析中，由于许多技术上的限制条件，比如效用函数的凹性、生产集的凸性等，使得我们能够确保内点解是唯一的最优解。在此基础上，以其他变量不变为假设，变动一个变量，以考察其对结果（如效用、产出）的影响，这种分析方法就是边际分析。如图9—2所示，横轴代表商品x ₁的数量，竖轴代表商品x ₂的数量，两条斜线B（y；p ₁，p ₂）与B（y；p′₁，p′₂）代表预算线。这是典型的一种基于内点解的边际分析，也是一个典型的消费者最优选择问题，最优选择的条件是边际效用相等，即，λ可以看做是货币的边际效用。如果p ₁下降到p′₁，则会对x ₁、x ₂的消费量产生两种影响：替代效用和收入效用，以重新达到边际效用相等。

图9—2　消费者问题的边际分析

但经济学中不乏角点解的例子。例如阿罗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就有一个著名的角点解的例子。杨小凯等最初主要用超边际分析来解决分工问题。分工问题是一个典型的非此即彼、此消彼长（trade off）的选择问题。要么当木匠，要么当花匠，因为只有这样，作为最有可能的结论，才能获得最高的利润，带来最大的产出，达到最大的效用。而不像消费者选择问题一样，选择一点苹果加一点香蕉而不是单独选苹果或香蕉才是最有可能的结论。

消费者选择的多选和分工的单选，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虽然他们各自作为一些假定（如凸性、凹性等）的合理推理的结果。在消费的时候，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而分工则能促进工人的熟练程度，同时减少转换工作的时间损失，并增加简化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的发明——这三点早由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中指出。

超边际分析的难于运用和普及，在于角点解的难于处理。角点解是非连续的，因此只能两两比较。内点解之所以容易比较，在于它一般是连续的。只要我们知道变量的大小，并知道相应的边际量（就是一阶导数），就很容易对无数结果进行比较。而当存在很多的角点解时，这一比较工作靠手工是很难解决的。例如，有N个工作等待选择，需要求出N个角点解，并做个逐一的比较。自从文定理（Wen，1996）⁽¹¹⁾出现之后（杨小凯于1988年曾经以一个具体的效用函数为例，运用库恩塔克定理给出了一个处理角点解的办法。文定理则将杨小凯的这一结果扩展到了一般情形），使得处理角点解较为容易，因而超边际的分析技巧日趋复杂。在超边际分析的模型中，第一步是对每个选择（比如专业、职业等）进行边际分析，计算每个选择的效用（角点解），第二步才是比较每个选择的总效用，选取效用最高的选择，即做出超边际决策。相对于边际分析中的内点均衡，超边际分析是角点均衡。

超边际分析不但能够用来分析分工，还可以用来分析转型问题。因为转型正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是选择这样一种制度还是选择另外一种制度。在金融发展中，也面临着类似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比如，由于一些制度上的制约，使得一些原本可以由商业银行运作的项目由于风险过大而被商业银行摒弃。这个时候政府性金融机构就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向传统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所做的那样，提供补贴，直至商业银行愿意介入；二是对一些制度约束进行尽可能的规范，使得一个项目能够为商业银行接受，并进行下一个项目。

一般而言，运用超边际分析，需要对效用函数进行假设——为了得出具体的结果，往往要对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进行限定——对选择进行一定的限制。之后运用文定理，排除角点解，得出最优解。

就本文的分析目的，没有必要运用过于复杂的技术。一方面这些技术必然限制了结论的一般性；另一方面政府效用函数的确定也是很困难的。最重要的是，金融的成果，或者说在金融决策中选择的角点解，是可以直接相互比较的，而不必借助于效用大小的比较。只要我们假定政府以及参与的经济人是理性的，满足局部非餍足性（locally non‐satiation）⁽¹²⁾，那么收益大的带来的效用必然高于收益小的所带来的效用。对本文而言，以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运用超边际分析，即能够得到我们需要的所有结果。

9﹒3﹒2　金融发展理论：一个超边际分析框架

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无论是麦金农—肖学派，还是20世纪90年代新兴的内生金融理论，都有一个隐含的基本结论，即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成为发达国家，必须走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利用市场的力量，实现经济的有效率的增长。所以麦金农—肖学派开出的药方就十分激进：金融自由化。金融约束论开出的药方较为温和。

对于中国而言，这些金融发展理论忽视了政府几乎无所不在的力量，干预经济的方式也往往异常地简单粗暴，以及其他制度，包括法律、法规等硬性制度和习俗、习惯等软制度的落后。实现金融自由化是一个超边际的选择，而不是一个边际上的量的多少的选择。这是每一个转型国家都面对的问题。由转型之前的体制出发，转向新的体制——市场经济，而又是旧的体制来做出这样的抉择，不是把旧有的体制推倒重来，如休克疗法所做的那样，而是要以旧体制作为温床，来孵化出新的体制来。这是一个典型的超边际分析问题。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个开端，这个开端必须由旧的体制提供，是公共产品，而这个开端一旦开启顺利，剩下的事情就可以由新的体制——市场——自动高效地运行了，当然政府小心翼翼地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应对市场的失灵，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但这些和发达国家政府的所作所为并无两样。对转型经济而言，顺利开启这个开端，即选择新的边际，并证明在这个边际上的最优解比旧有的边际的最优解有效，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具体到金融领域，政府可以出资成立一个政策性金融机构，由政府直接拨款，或者借助国家信用借款，并由此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基础设施、基础行业进行投资。而在政策性金融机构投资之后，投资的收益与信息逐渐清晰，市场的力量就会介入，从而政策性金融退出该领域或项目，由市场自动运行，而政策性金融机构转向新的领域或项目。中国的主要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的运作方式：政府入口，机构孵化，市场出口，无疑是这一超边际选择的生动体现。

为什么能够做到政府入口，机构孵化，市场出口？这种由政策性金融机构来进行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建设，和政府直接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政府直接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只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而没有起到超边际选择的效果。但由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则可以起到超边际选择的结果，使得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在选择之后全身而退，收回投入的成本和因承担相应风险而取得的收益：由市场按照公平的价格给予足够的回报，再转而由市场运作。

比如三峡水电站的修建，由于工程浩大，投资期相当长，且未来收益前景不明，因此风险较大，一般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并不愿介入。而我国长期融资市场不发达，仅仅依靠长期融资市场，并不能筹到足够的资金。财政投入一方面限于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财政投入等于又建立了一个超大型国有企业，似乎在将来难免沿袭国有企业低效、浪费的旧习。而且在将来财政资金怎样退出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正如现在的国有股如何流通一样。由开发性金融机构适时介入，筹措长期资金，并承担政策风险等商业银行极力规避的风险，一旦收益前景明朗，开发性金融机构则可以将投资所有权卖给商业性金融机构，以收益折现的方式将投入的资金收回。由此可见，有无政策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否进行超边际选择，结果大不一样。详细情况可参见第六章的三峡案例介绍。

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如果企图运用政策性金融机构来进行超边际选择，使得经济在一个更高的边际上运行，那么政策性金融机构其业务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和超边际选择无关的。这和发达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所做的业务并无不同，乃是对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进行补贴。其二就是事关超边际选择的。这些是发展中国家运用政策性金融机构来促进该国的金融发展、经济发展的。本节的分析框架所分析的业务范围仅限于第二类业务。一般而言，第二类业务在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中占的比重相当大。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极其落后，因而导致市场的潜力被压抑住，经济不发达，但经济发展的空间非常大。一旦某地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被建设，全国各地的市场主体必然蜂拥而来，使得该地的经济在完全不同的边际上运行。而在发达国家，由于经济潜力被发掘得相当充分，这种超边际的效应是很小的。

上述思想可以表达如下：

这里T代表事件，T＝1代表事件发生，T＝0代表事件没有发生。赋予这个模型以现实意义，那么T＝1，代表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将这一项目经济开发后出售给商业银行；选择T＝0，意味着是普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只提供补贴。Y代表效用，在我们这个具体的模型中，代表单一项目的收益。y ₁代表选择T＝1时的收益，y ₂代表选择T＝0时的收益。如果y ₁≥y ₂，那么就应该选择T＝1。注意y ₁和y ₂不是选择T之后的瞬时的收益，而是在此边际上的最优的收益，准确说它是各个时点最优收益的累积，是关于时间的积分。它们可以表示为：

这里i＝1代表T＝0的情况，i＝2代表T＝1的情况。（i＝1，2）代表在i情况下，在时刻t的净现金流，而表示在i情况下的成本。ρt（r）表示折现率，它是利率r的函数。在连续复利的情况下，它为e^－rt。(www.daowen.com)

y ₁和y ₂即是我们这个简单的超边际分析框架的角点解。

在这个简单的分析框架中有两个经济主体：由政府出资成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各种经济人。经济人是指市场的各种理性的主体，包括厂商、消费者以及各种商业性中介，包括商业性银行。经济人没有选择的权利，或者他们必然放弃选择的权利。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而这种超边际的选择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政治的稳定与否，经济宏观环境的稳定与否等。而这些都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所有者即政府控制的变量。不仅如此，这种边际上的选择也面临着制度——软性制度和硬性制度——的制约，以及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前期投资的巨大等制约，所以它的选择权归于所有代表政府利益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而在进行超边际选择之后，市场的各种经济主体会根据既成的边际进行最优的边际上的选择。这是y ₁和y ₂的由来。即y ₁和y ₂是市场经济人的行为的函数。

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进行超边际选择时，必然会预期经济主体的最优边际决策，并以此作为超边际选择的根据。而市场的经济主体会根据自己在每一种边际上最优决策的收益之和，来判断政策性金融机构做出的超边际选择，从而做好边际最优决策的准备。只有当二者的预期重合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超边际的选择才是有效率的。而这二者的预期重合与否，体现在他们对y ₁和y ₂关系大小的判断是否重合。

这样，对政策性金融机构而言，以及我们这个简单的分析框架而言，我们有必要修正y ₁和y ₂的表示形式：

这里，）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对经济人（p）在自己做出边际选择（即选择i＝1或2）之后的最优边际决策行为的预期。

对于市场中的经济人而言：

这里，E（i）代表市场上的经济主体对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超边际选择的预期。

在这样一个博弈中，如果信息是完全的，我们可以证明，最终的超边际选择必然是有效率的，即（9﹒3）和（9﹒4）对于y ₁和y ₂的预期是一致的。

在信息完全时，政策性金融机构知道经济人在每个边际上的最优选择，经济人知道政府知道经济人在每个边际上的最优选择，政府知道经济人知道政府知道……

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经济人各自的预期是这个博弈中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这时，二者对于y ₁和y ₂的大小的预期必然是一致的，因而超边际选择是有效率的。

二者预期的一致，表明这一框架的结果是有效率的和稳定的。当两者都预测y ₁≥y ₂时，政策性金融机构就会选择T＝1；它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出售这一项目，这一项目的最大售价是y ₁，政策性金融机构获益的最大空间为y ₁－y ₂。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政策性金融机构会得到市场的平均收益。当两者都预测y ₁＜y ₂时，就是第一类的政策性金融业务。

假如由于信息不对称，二者对于y ₁和y ₂的大小的预期并不一致。不妨设对于政策性金融机构，他们预期y ₁≥y ₂，而经济人预期y ₂≥y ₁。这个时候，就会发生经济的低效率运行。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建设就和政府直接出资建设区别不大，而不是超边际的选择了。这个时候，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所作所为，就归属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第一类业务了。和同时预测y ₁＜y ₂的情况相比，不同的是，政策性金融机构要承担对项目的市场性开发所支付的成本。

9﹒3﹒3　经济市场化中的开发性金融：新框架下的阐释

现在我们以本节所建立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的开发性金融的功用。首先我们定义开发性金融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第二类业务，即具有超边际选择的业务。这样我们就将国家开发银行的业务同样分为两类。一类是开发性金融业务，一类是普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业务。

和我们前面的分析一致，国家开发银行的开发性金融业务在其所有业务中占的比例较大：2003年末，国家开发银行贷款余额11 366﹒29亿元。其中：电力热力3 407﹒45亿元，道路运输业2 351﹒92亿元，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1 825﹒06亿元，铁路运输业1 183﹒02亿元，城市公共交通业688﹒92亿元，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427﹒24亿元，石油石化和化工业400﹒19亿元，其他1 097﹒19亿元。

由此可见，国家开发银行的主要业务集中于我们定义的“开发性金融”业务。因此我们可以用上面建立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开发性金融的功用。

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超边际决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超边际行为，不过是其中一种。如能确立一个较为合适的激励约束制度，使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在政府目标的约束下独立地、理性地做出超边际的决策，那么，政策性金融机构便能够具有以下的功用：

1﹒公共信息的生产

为了使经济人与政策性金融机构产生一致的预期，使（9﹒3）式和（9﹒4）式对于y ₁和y ₂的大小的预期一致，从而使超边际的决策成功，政策性金融机构必然致力于信息的生产和发布，以期与经济人形成共同知识。由于在发展中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诸多的风险，正是由于信息的严重缺失和不对称性引起的，因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为，使得风险降低到一般经济人愿意承受的程度。

2004年，国家开发银行即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建设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保持和巩固了先进的市场业绩，主要经营指标连续三年稳定在国际先进水平。截至2004年底，国家开发银行的信贷资产达13 786亿元，当期本息回收率99﹒77％，本息回收连续20个季度保持国际先进水平；不良贷款率1﹒21％，同比下降0﹒13个百分点；风险准备金对不良贷款覆盖率285％；资本充足率10﹒51％。

之所以业绩如此不凡，正是由于市场出口能够实现，而市场出口能够实现，正在于经济人与开发银行形成了共同知识。这原因正在于国家开发银行的信息生产。

2﹒经济的增长

这主要体现在y ₁≥y ₂上。只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超边际决策成功，那么整个经济不但在质上有了跳跃——因为是在一个新的边际上进行生产活动；而且在量上也有了显著的增长。我们前面列举的修筑高速公路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

3﹒金融发展

发展中国家金融受到压抑，不但由于政府的管制，而且由于政府直接控制大量的资源，造成财政支出的无效率。这事实上使得有限的金融资源有相当部分不受市场的约束。因此将部分政府控制的资源以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投资，使得一部分本无效率的金融资源得以近似效率的运转。这促使了我国的金融发展。而开发银行的主要业务集中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一旦实现市场出口，就使得市场的力量进一步扩张，这也促进了我国的金融发展。

4﹒制度的建设

由于将政府控制的部分资源，不以低效的财政手段支出，而是以金融的手段支出，必然促使贷款单位（这些单位一般都与政府有关）遵守市场的规则。这使得它们不得不在制度上适应市场经济。

国家开发银行在开发性金融的实践中，注重信用建设，不仅将信用建设贯穿于项目开发、评审、贷款发放、本息回收等信贷全过程，而且强调国家及政府组织增信原理的运用。一般而言，信用建设既增强了地方政府和贷款客户的风险意识，使社会信用环境大为改善，又有利于银行控制风险，改善资产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