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增长、福利与社会资本

发展中国家真正缺乏的不是资源本身，而是能把这些资源最大限度地诱发和动员起来的“压力”和“诱导机制”。如果认为资源短缺不可弥补，那么在此基础上计划资源配置，可能会造成发展的瓶颈。这就正如儿童智力上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如果只是尽力发挥他的现有能力，而不去培养和激发他的潜在禀赋，将导致他发育的迟滞。用于社会资本形成的投资是这样一种措施，它并不是直接地作用于生产活动，其短期的私人经济效益并不明显，但它对一个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用中国的一句老话“磨刀不误砍柴工”来形容对社会资本的投资是非常恰当的。本节首先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辨析，在此基础上阐述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福利增进的重要作用。

8﹒1﹒1　社会资本的界定

学术界对“社会资本”有着许多不同的定义。据此，我们把社会资本大体区分为“硬”社会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和“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总的来说，这两种社会资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具有间接性。“硬”社会资本是一种物质间接资本，它间接作用于物质生产过程，一般具有有形的载体，如公共设施、基础产业等。“软”社会资本是一种制度间接资本，它间接作用于显化的制度⁽²⁾，是一种软性或者说非显性的制度，如关系网络、信任等，它通过作用于显性的制度进而间接作用于生产活动。如图8—1所示。

1﹒“软”社会资本

“软”社会资本英文为social capital，我国学者一般直接翻译为“社会资本”⁽³⁾，是现代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概念。罗伯特·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⁴⁾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根据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的某些行动。它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社会资本具有两个性质：一是社会资本具有不可转让性；二是对于受益者来说，它不仅不是一种私人财产，更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⁵⁾皮埃尔·布迪厄、罗纳德·伯特、A﹒波茨等人也对这个意义上的社会资本都给出过类似的定义。

图8—1　资本的结构图

综合对“软”社会资本的不同定义，有三个关键组成，一是行为规范，二是关系网络，三是信任机制⁽⁶⁾。如图8—2所示。不同于物质资本，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资本，但是它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这里“软”社会资本也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中所提到的“软”制度，它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法律、规章等），但它是整个资本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它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系利用资本的效率。

图8—2　“软”社会资本的构成

2﹒“硬”社会资本

“硬”社会资本英文为social overhead capital，也有用social overhead cost，中文一般译作“社会间接资本”、“社会管理资本”、“社会分摊成本”、“社会共通资本”⁽⁷⁾，日本大部分学者则直接译为“社会资本”。

关于“硬”社会资本的定义，一种是从该类资本的作用出发，赫希曼（A﹒O﹒Hirschman，1958）在《经济发展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从社会资本的功能着眼，将其称为“社会间接资本”或“社会共同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认为它是“生产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基础性的资本”。

世界银行在1994年的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中认为，基础设施包括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报告中集中讨论的“经济基础设施”，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公共设施——电力、电信、自来水、卫生设施与排污，固体废弃物的收集与处理及管道煤气；公共工程——公路、大坝和灌溉及排水用的渠道工程；其他交通部门——城市和城市间铁路，城市交通，港口和水路，以及机场。经济基础设施之外的其他基础设施为“社会基础设施”，通常包括文教、医疗保健等方面。该报告认为基础设施是一个涵盖很多活动的术语，与保罗·罗宾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拉格纳·勒斯（Ragnar Nurse）和赫希曼等发展经济学家称之为“社会共同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概念类似，并认为这两个词都没有精确的定义，但都贯穿着技术特征（如规模经济）和经济特征（如使用者向非使用者的扩散）等经济活动。

美国的权威出版社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公司1982出版的《经济百科全书》的第523页写到：“发展经济学家有时使用‘社会间接资本’一词作为基础设施的同义词。”并指出：“经济基础设施的共同特征是高额的初始固定成本以及相对较低的可变运营成本。由于高固定成本和递减的边际成本，以及定价和获得经济回报的困难，因而基础设施不适合一般的市场投资分析。基础设施的建设还经常依靠政府的财力，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如此。这一私人和公共投资的组合在某种程度上便负担起了对广义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责任。”

日本1969年的《经济审议会社会资本研究委员会报告书》中则是从社会资本的投资主体出发来定义社会资本，“如果投资是完全出于个人利益（利润追求或个人生活的提高）的投资，则从国民经济社会总体的需要来看，有可能存在投资存量不足或显著的不均衡的现象，为补充这一状况而进行的投资即为社会资本。”这是从资本的理想状态与实际状态的对比来看的定义，范围很广。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中可以归结出三个要点：①间接提高生产力的间接资本，与直接资本相对；②人们基本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具有共同消费性、非排他性，市场机制是无法完全供给的财产；③由公共主体进行投资。

日本经济企画厅在《日本的社会资本》（1986）一书中，将社会资本的概念简要归纳如下：本文认为，社会资本虽然由于其经济技术特征，大多由政府来作为投资主体，但是从其最终的功能，尤其是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来看，赫希曼、世界银行等的定义更为可取。图8—3对日本的社会资本范围与形成途径进行了归纳总结。

3﹒本文中采用的社会资本概念

由于本章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开发性金融在社会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而我国开发性金融的业务主要体现在“硬”社会资本的领域，上文中对“软”社会资本的阐述主要是为了国际比较的方便。所以本文以后所采用的“社会资本”的称谓指的是我们上文所指的“硬”社会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即“社会资本＝广义的基础设施＝基础部门＝狭义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下文中将不加区别地使用这几个概念，如图8—4所示。

图8—3　日本社会资本的范围与形成途径

图8—4　本文采用的社会资本概念的构成图

在我国的研究领域和实际工作部门，目前对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等尚缺乏统一而明确的定义，为了数据采集的便利，本文将采用中国金融年鉴中的分类法，并用“社会资本”或“基础部门”来指代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如表8—1所示。

表8—1　中国金融年鉴中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分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1997—2003年各年的《中国金融年鉴》进行整理。

8﹒1﹒2　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

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关系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成败，无论是在使生产多样化、扩大贸易、缓解人口增长压力方面，还是在减轻贫困及改善环境方面，都是如此。一般而言，社会资本有以下作用：

1﹒促进经济增长

众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世界银行1994年的数据表明⁽⁸⁾，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存量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就会增加一个百分点，此时，居民获得安全饮用水增长0﹒3个百分点，铺砌的公路增长0﹒8个百分点，电力增加1﹒5个百分点，电信增加1﹒7个百分点。电话普及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年增长率可提高0﹒5个百分点；百万人口公路里程每提高l个百分点，人均GDP可提高0﹒86个百分点。这些都显示出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具有较高的回报率，尤其当存在基础设施瓶颈时，消除瓶颈可以创造很好的收益。

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世界银行认为即使不能称其为牵动经济活动的火车头，也是促进其发展的“车轮”，并有利于增加出口。表8—2显示了西方一些学者对基础设施和收益率关系的研究成果。

表8—2　基础设施对生产力的影响

注：a﹒基础设施水平一个百分比的变化对产出百分比变化的影响。(www.daowen.com)

b﹒贴现值比率的增加取决于可变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贴现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15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社会资本之所以会促进经济增长，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基础设施的建设一般较难依赖国外的直接投资，而且，即使有国外的投资，基础设施不能有效地建设、管理和使用的情况也经常发生（世界银行，1994）。况且，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对基础设施的需求程度与方式具有一定差异，低收入国家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如供水、灌溉、运输）十分重要；当经济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阶段时，基本需求大体上都能得到满足，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对交通基础设施需求增加；在高收入国家，电力和电信在基础设施存量和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更为重要。

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对其他产业部门的经济活动具有巨大的影响。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和日本的投入产出表显示，电信、电力和供水机会被用于每一个经济部门的生产过程，交通运输对于每一种商品都是一种投入。用户需要基础设施不仅是为了直接消费，而且是为了提高生产力。”⁽⁹⁾发达的交通设施有利于各种要素的空间位移，降低企业的资金占用和生产成本，同时，还有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获得新的出口市场的竞争特别依赖于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通讯、交通运输、仓储技术的明显进步，使采购、生产和市场功能有机结合，能节省流通成本，及时满足客户需求。这与各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一起，加强了世界贸易的全球化趋势。

对转轨国家而言，基础设施服务的有效性有利于转轨国家注重生产的多样性和质量，以适应市场需求和价格变化。

基础设施的外部效果覆盖众多方面，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其他产业的联动效果上。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经济增长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如果一个部门的生产能力滞后，就会使其他部门的生产能力出现闲置，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在开放经济中，一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减轻瓶颈部门对经济增长制约，但是如果瓶颈部门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通过进出口手段来解决会出现要么作用极其有限，要么根本不可能的情况。

假设经济中有n个部门，各部门的生产能力可以保证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分别为R_s1，R_s2，…，R_sn，如果资源配置合理，则各部门可以保证的国民经济增长率相等，即，min｛R_s1，R_s2，…，R_sn｝＝max｛R_s1，R_s2，…，R_sn｝

这时，经济中不存在瓶颈部门；如果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中至少有一个部门可以保证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其他部门，则，

min｛R_s1，R_s2，…，R_sn｝＜max｛R_s1，R_s2，…，R_sn｝

显然，仅保证min｛R_s1，R_s2，…，R_sn｝增长率的部门就是国民经济中的瓶颈部门，它是各部门中可以保证的国民经济增长率最低的部门。国内学者王延中的研究表明⁽¹⁰⁾，我国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工业发展之间存在某种正相关性，基础设施每提高1％，将诱致制造业产值比重分别增加0﹒143％和0﹒176％。其中，二级以上公路比重、电话普及率和城市煤气普及率每提高1％，将诱致制造业产值比重分别增加0﹒339％、0﹒162％和0﹒135％。从制造业发展水平来看，基础设施水平也与人均制造业产值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实际上，在经济基础落后、资源配置机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瓶颈部门不断出现并且不断地被消除的过程。

（2）降低成本。

赫希曼（Hirchman，1958）提出了“不均衡发展”理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与其让所有部门均衡发展，不如让某些部门先于其他部门发展，然后，落后的部门再进行追赶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不均衡发展更为有效。讲究投资的顺序对整个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在所有的地区和国家都是适用的，优先发展基础部门往往起到了优化投资顺序的作用，降低了整个发展过程的成本。

发达的交通设施有助于生产要素的产品的空间位移，推动以比较成本优势为基础的专业化生产。据世界银行一项保守的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几年中，中国每年单因交通基础设施不足而增加的成本约相当于GNP的1％。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交通问题。三次交通革命解决了这一问题，第一次是收费道路建设，第二次是19世纪初期开始的运河建设，第三次是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铁路建设。1860—1890年间，美国铁路总长度由31 246英里增加到166 703英里，超过了同期欧洲铁路总长度。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导”，其关键在于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成本。

（3）促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基础设施对工业化进程发挥着重要作用。专业化生产和以此为基础的规模生产，是工业化的重要标志。同时，发达的基础设施为城市化提供了基本前提，而城市化本身又是生产集中和进行规模生产的结果，即基础设施为规模生产提供前提，规模生产反过来又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

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是消费拉动和投资拉动最重要、最持久的动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并带来生产方式及消费方式社会化的变革。而基础设施是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以及教育和重大科技等社会进步的共同平台，特别是农村消费的增长是建立在向城市化过渡的基础上。

2﹒有利于配合宏观调控

国家通过对基础设施投资总量、结构、进度以及收费价格的调整，有助于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在经济衰退期间，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所花费的公共支出，是刺激经济的有价值的政策工具。比如依靠劳动密集型方式发展基础设施，有助于扩大就业。美国“大危机”时期采取的罗斯福新政及亚洲经济危机时期中国政府采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刺激内需的做法，都是比较著名的例子。反之，当一个国家陷入较高的通货膨胀困境时，经济决策部门通常具有抑制物价的倾向，基础部门的收费价格因为通常处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比较容易调整，通过控制基础部门的涨价幅度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其他部门的连锁涨价现象，基础部门诸如水、电力、铁路、有轨电车、电话价格的上涨幅度通常远在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之下。

3﹒促进经济均衡发展

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基础设施的差距，如公共管理、教育、卫生、交通、动力、农业、工业、城市发展等。而这些方面的差距，一方面制约了这些地区的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基础设施的质量是投资者确定潜在的直接投资对象等级的重要因素。一是由于社会资本的缺乏造成投资成本的提高，二是对国家的政策导向难以确认。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形成了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关键。基础设施在地区间分布的不均衡，还可能造成政治的不稳定，影响经济发展。魏后凯的研究说明了区域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¹¹⁾：各地区制造业产值比重与基础设施水平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线性相关关系，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两者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将有利于降低生产和运输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从而促进区域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区域制造业的迅速增长又将产生对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从而进一步诱发基础设施投资。

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农民更多地进入市场；现代灌溉方式提高了农作物的收成；通讯条件的改善使经商所支付的银行费用降低，银行增加了对农户的贷款，农民利用贷款购买化肥，促使产量进一步增加。而且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增加农业的劳动力容量，扩大农民的非农业就业，降低了农村人口迁居城市的必要性，这有利于缓解人口对土地和城市的压力。

4﹒改善社会福利

基础设施通过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影响，有可能导致社会福利的改善。如交通设施带来的最大收益是时间的节约。在此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对城市地铁的分析。我们借用这个例子来看一下社会福利的改善情况。

假设在某城市的公共汽车市场上由于某种原因使价格低于社会边际成本（MSC），从而导致严重的拥挤。若初始需求曲线为D 0，乘客数为X 0，价格为p，则有p＜MSC。现修建地铁为公共汽车提供替代服务，假设地铁建成后公共汽车的需求曲线降到D ₁，同时也使乘客数降至X ₁，具体如图8—5所示。

图8—5　修建地铁导致社会福利的提高

图8—5中，定义ΔRS为社会净损益的变化，ΔCMS为社会成本的变化，ΔR为总收益的变化。因此，由于修建地铁使X减少所导致的社会净损益为：

因为有p＜MSC，故ΔR_S＞0，这意味着社会净收益的增加，即社会福利得到改善。因为过度拥挤的情况得到缓解。

社会资本还有助于摆脱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协调发展。具备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是确定社会福利程度的基本标准。基础设施能够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贫困。穷人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定义为：不能消费最低数量的清洁水，生活环境卫生条件恶劣，流动性和与外界联络极其有限的居民。基础设施缺乏使贫困、疾病和就业机会缺乏交织在一起。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民窟，就是缺少正规基础设施的典型。贫困地区的居民，不仅经济收入水平低，而且明显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如起码的清洁水、道路、卫生条件等。卫生条件的恶劣，不利于当地居民的健康。疾病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道路交通的缺乏，使落后地区的产品难以运出来变成商品，减少了当地居民为城市提供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机会。所以，使穷人获得清洁饮用水和环境卫生设施，能够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穷人的生产率，减轻妇女的家务负担，促进外出就业。发展交通和灌溉系统能够使穷人具有更高更稳定的收入，提高应付风险的能力，在贫困地区修一条路，对改变当地的生产与生活条件，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降低食品价格，使城乡的穷人共同受益。改善城市边缘穷人聚居区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条件，有助于穷人获得就业和培训机会。而以工代赈建设的基础设施工程，能够直接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解决温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