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市场形成的三种模式

市场经济可以理解为“具有经济活动自由的主体间的竞争，及由此决定的价格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的体系”。但是，这种抽象的定义把成熟的市场作为给定条件，不足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尤其是在市场形成过程中的政府作用。

“市场化”在西方语境中相当于“扩大经济的自由度”，而在中国语境中意味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认为：市场化的本质是一个经济体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市场经济”有“计划经济”和“自然经济”两个对立面，所以“市场化”不仅是改革问题，也是发展问题。

本节的目的在于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比较市场形成的三种模式，论证后发展国家，政府主动培育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7﹒1﹒1　美国模式：自然演进

美国立国时是一个以中小农场主为主体的“传统社会”。美国的市场化过程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其实也就是它的现代化过程。美国市场化是一次全方位、多领域的历史变迁，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时间，大体可分为启动时期（1607—1820年）、发展时期（1820—1880年）和基本完成时期（1880—1920年）。美国的市场经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程度相对于其他国家要少得多，政府在市场形成的过程中，基本上是一种被动的态势，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建立市场经济之时没有成熟的标本可以借鉴，另一方面是与美国“自由主义精神”的国民特性有关，理解这种国民特性是我们了解美国式的市场自发形成模式的关键。

这种自由主义精神最初在英国逐步形成，16世纪中前叶的新教改革打碎了罗马天主教会的专权，逐步瓦解了封建主义。在16世纪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各种资本主义制度和机构都在缓慢地发展。这些发展起来的制度包括私有产权、契约自由、出卖土地自由和劳动力成为商品，这样就出现了一种自由市场体制，一种具有执行合同的信用和规则的体制。新出现的制度引发了对个人主义和自由的需求的增长，并削弱了政治的强行干预。18世纪末，伴随着工业革命，在反对僵化的重商主义的过程中，以私有产权和自由企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英国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这种从重商主义向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转化，受到了亚当·斯密发表于1776年的《国富论》中提出的观点的极大促进。斯密认为，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促进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的发展。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干预得越少，经济系统就越能更好地促进公共利益。

这种传遍西欧的自由主义精神于18世纪在美国生根开花。美国社会是由近代英国的自由移民建立的，这些移民们都是一些离开了旧世界来寻找政治、经济和宗教自由的人，都是到北美大陆来追求个人的独立发展的人，他们不仅将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带进了美国，而且将它运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美国社会的劳动力是由多民族的宗教和政治的持异议者、机会主义者和奴隶的后代组成的，每一个利益集团出于他们自己的理由，都憎恨更高的权威。这样，美国就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熔炉和带有强烈个人主义的家乡，突出表现为“自由主义精神”的国民特性，这种国民特性决定了美国的市场化进程不可能由政府推动。

在没有政府过多强制性干预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在18世纪和19世纪得到了快速增长。在19世纪的前半叶，政府以补助、关税保护和允许合法垄断等形式帮助私营企业发展，19世纪后半叶，政府则开始采用了越来越多的更纯粹的自由放任措施。经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美国逐渐开始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从自由放任经济向有调控市场经济转变。但是，美国用以调控宏观经济的经济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中货币政策起的作用更大，而且基本上没有集中的经济计划，产业政策的作用也很小，这是美国的自然演进的市场化过程的一个主要特征。

7﹒1﹒2　东欧模式：激进转型

与美国的自然演进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俄罗斯和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休克疗法”，试图在一夜之间摆脱计划经济，建立市场体系。但实际情况是，“休克疗法”导致长期昏迷，激进变革有效地摧毁了旧体制而在建设新体制方面却乏善可陈，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制度真空，原有的约束机制已被打破，新的约束机制又不能有效运行，法律规章形同空文，从而造成执行了激进变革路线的前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陷入了长期衰退：根据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1998年俄罗斯的GDP只达到变革前的57％，而独联体国家的整体GDP只达到激进变革之前的53％，与实行渐进式改革的中国相比，1989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的两倍有余，1999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中国的1/3，十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了近一倍而俄罗斯经济却衰退了近一半。可见东欧、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生产力不但没有得到解放，反而遭到巨大破坏。大乱并未带来大治，而是造成了国内形势长期混乱，政府行为混乱，财政收入锐减，地下经济泛滥。长期的经济萧条，激发了人民的反政府情绪，国内局势出现动荡，反对派推翻政府的事件时有发生。表7—1是对几个转型经济指标的简单对比。

表7—1　若干转型经济的概要指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米拉诺维奇（1998，1999）。

俄罗斯、东欧采取激进转型的背后是新古典理论的支持。依据新古典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达成所谓“华盛顿共识”，提出“休克疗法”，主张以“大爆炸”方式进行市场化，其政策建议可归纳为：宏观层面的稳定化、微观层面的自由化、所有制层面的私有化。“三化”方案包含着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合理内核，但新古典理论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为前提，而市场化则意味着市场经济尚未形成、尚不健全，市场化的任务是市场生成、市场发展，这是一个动态非均衡变化的过程，以新古典理论指导市场化实践，显然是难以成功的。

“华盛顿共识”不仅在“大爆炸”的实践中证明是失败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有逻辑上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它片面强调变革的“系统性”，无视“从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没有给出旧系统如何被新系统瞬间取代的合理解释。首先，它以为西方成熟的法律法规、经济制度可以移植，没有考虑到移植来的制度很难马上发挥作用，因为培育出能够承受这些市场化制度的各种人文、社会基础（即各种软制度）是需要时间的，而这些软制度是无法通过激进的方法来移植的；其次，它以为旧体制下的政府一夜之间就会土崩瓦解而适应新体制的政府一夜之间就会确立权威，没有考虑原有利益集团在变革过程中对新政府的渗透和操纵，没有考虑新兴受益者采取集体行动的困难。这暴露了以静态分析为本质的新古典理论在动态的体制转换方面的贫乏和在政治冲突方面的幼稚。

7﹒1﹒3　东亚模式：政府促进

东亚国家的市场形成过程显然有别于上述各种极端的模式。以日本为例，它的经济发展采取了不同于欧美以及俄罗斯、东欧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政府主动地建设制度、培育市场，避免了市场长期演进的漫长过程，也不存在激进式的市场化改革造成的经济低迷和社会动荡。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现代化政策以追赶欧美为目标，经济制度基本上是仿效西欧、北美国家，属于市场经济。但是，由于当时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很不发达，难以形成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体系，而且急需摆脱落后状态，因此，国家及其扶植下的财阀所掌握的经济部门的比重，大大高于自由市场经济。20世纪初军国主义的抬头，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发展到了整个经济命脉由国家控制的“战时统治经济体制”。(www.daowen.com)

战争结束后，占领当局为彻底摧毁日本军国主义而推行经济民主化，为日本确立市场制度创造了条件。但是，战败后的日本物资严重缺乏，基础产业的生产力受到破坏，生产资料和生活物品的供应严重不足，黑市盛行，物价飞涨。在这种千疮百孔的经济条件下，实行和欧美相同的自由市场体制，显然极为困难。一些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应该通过计划和组织手段，把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引导到“正常过程”，日本应该在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体制中应用计划和组织化要素，从而形成新的混合经济体制。日本政府采纳了这些经济学家的建议，实施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中产业政策和政策性金融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战后经济发展中，产业政策工具主要可以分为以下6种，即：（1）特殊立法；（2）行政指导；（3）产业基础建设；（4）税收；（5）补贴；（6）政策金融。其中，（1）、（2）为直接干预的产业政策；（3）、（4）、（5）、（6）为间接诱导的产业政策。这样一种完整的产业政策工具体系确是日本所特有的。虽然，在其他先进国家，例如美国，也存在着税收、政府补贴等政策工具，但大多限于利益诱导，很少使用立法、行政干预等直接手段。但在日本，政府对于产业的发展，从预测到实际执行，从直接干预到间接提供诱导，几乎无所不在。而且，政府的干预不仅限于产业内部，还广泛涉及产业外部的多种因素。

在以后的发展中，日本的统制经济体制有步骤地转为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政府始终没有放松对宏观经济的指导和对经济发展方向的战略指导。日本虽然学习美国、西欧的市场经济，但也保留了依靠权威协调集体行动的传统，形成了“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其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类市场经济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只是政府在控制和管理的手段和方式上，从以行政手段为主改为以经济、法制手段为主，从较多使用直接方式变为较多使用间接方式。

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日本是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的观点。例如，在美国，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1982）认为日本政府在其经济发展中处于中枢位置，因为从总体上看，日本政府深入地介入经济活动，积极参与资金的战略分配。在此基础上，泽斯曼（John Zysman，1983）更进一步分析了政府与金融系统的关系，他认为日本政府是一个能够将资金不断地从传统部门向新兴部门转移配置的、具有战略眼光的政府，而政策性金融是作为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工具而建立和存在的。卡尔德（K﹒Calder，1993）则认为无论是论证日本是国家主导型经济这一论点，还是认识国家与民间企业，以及各级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都应该从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即产业金融的角度来分析，为此提出了“战略的资本主义”概念，认为日本经济“虽然从整体上看，还保持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是与此同时，它又具有对未来的计划能力，以及从长期的视野分配资金的能力”⁽¹⁾。

7﹒1﹒4　比较和总结

上文简要回顾了以美国、俄罗斯、日本为代表的三种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从中可以得出几点重要的启示：

第一，市场的形成受到一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基础和所处历史阶段的限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自发地形成市场体系，即使能够形成也需要漫长的时间，各国应该选择自己最适合的、成本最低的市场形成模式，不存在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循的唯一的标准模式。

任何文化环境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历史传统决定了一国的文化特征，从而影响该国的市场经济类型。西欧和北美的市场经济的形成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期间伴随着文化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美国“个人自由主义”精神一定程度上与其社会成员的特殊构成、追求自由的个人主义哲学密切相关，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最终形成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更没有必要抛弃自己的国情采取美国式的市场化方式。青木昌彦（1995）指出，俄罗斯和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想效仿英美式体制，就像是把竹子接到树上那样难以成活，把历史条件不同的北美体制原封不动地搬来，本来就是行不通的。

事实上，市场经济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概念。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市场经济，美、英、德、日、法、北欧、拉美、非洲、东亚、东南亚的市场经济都不一样，市场失灵的频率、严重程度因而也各不相同。此外，各个国家对市场失灵的态度以及矫正市场失灵而采用的方法更是各有千秋。因此，希望所有国家建立标准划一的市场经济，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想法本身也是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的，我们必须结合各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市场的发展情况来有针对性地、动态地讨论两者的关系。

第二，市场化过程中必须考虑主体的连续性和社会基础的可接合性，否则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一方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大势所趋，各国必须去适应这个时代中主流的价值观和制度，而不能拒绝它。另一方面，市场化需要必要的制度和政策准备，应该在社会不丧失其主体性和连续性的形式下进行，否则后果是严重的，俄罗斯、东欧的例子就是教训。

前川（1994）把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接收国际体制，称作“翻译性适应”。他说，从表面上看，是中心文明包容地方文明，世界市场化过程看起来也是强者肢解弱者。但在市场化、国际化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是这样，在这些国家，基层社会并未根绝，新体制也未被全面容纳，还保留着基层社会的主体性和连续性，外来文明并非原封不动，而是为适应基层社会，进行脱胎换骨之后，才为周边的国家所接收。这是内外两个体制的接合，并非一方吞并另一方。“现代化”是在既存的文化形式连续性中，适应性地接收起源于西欧的文明。也就是说，固有体制的主体，把西欧文化的各种要素，放在自己的世界观中去解读理解，固有制度一边变化，一边维持其原理，这样就“翻译”过来了。这一现象称为“翻译性适应”。翻译性适应进行得最好的，可能是日本了。19世纪以后，日本的现代化政策一直是以赶超欧美为目标的。现今的日本，已变成价值观、制度和社会结构与江户时代⁽²⁾的日本形似而神异的国家。虽然经历激烈的变革，国民的个性并没有丧失。这里，本应为优势文化观所吃掉的劣势文化，反倒成了主体，在自己设定的条件下，一边吸收外来的东西，一边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于是发生了“主客颠倒”的现象。

总之，不论一个国家的GDP怎样提高，没有保持其主体性和连续性的国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成功。

第三，对转轨的国家而言，要想使市场与原有的社会基础结合，需要国家发挥重要的作用，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起到了“培育市场经济本身”的作用。

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在市场形成的过程中，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追溯历史，普遍的看法是，发展国家为了实现赶超，一定期间的产业保护、培育是必要的。日本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战后的产业政策等，就是保护、培育政策的明显例子。即使是被看做自由主义旗手的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主张对美国产品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波兰尼（K﹒Polanyi，1957）从其对美国市场制度形成过程的研究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在中央集权式的干涉主义不断膨胀的前提下，通向自由市场的道路才得以开拓并未曾再关闭。”德国的历史学派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更是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保护主义的理论根据。现在，所谓发展中国家的开发问题，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来看，无非是让市场经济波及等在后边的多数周边国家了。让这些国家采取与先行者完全不同的做法，开始就自由化、对外完全开放，这是很难成功的。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尽快建立和健全自己的市场体系，不仅要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几百年间分阶段完成的职能“毕其功于一役”，而且还要面对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的挑战，完成外来的市场体系与原有经济社会基础的对接，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政府起到了“培育市场经济本身”的作用。日本经济学家大野建一（1996）也曾提出了政府“培育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³⁾

在转轨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就更加艰巨和重要。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轨的理论与证据》一书中，关于转轨时期政府经济职能的观点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绝不是要弱化而是要重新定义政府的作用。”渡边（1995）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化，主要不是内生的，而是作为外生的变化而推进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民间部门，不一定具备市场经济自然开花的诸般条件，如果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将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停滞在较低的发展阶段上。对它们来说，市场经济体制本来就是外来的东西，是政府企图把它引入，在本国扎根，政府作为外生变化的媒介兼协调者，其作用至关重要。热诺尔·罗兰指出，转型是一个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市场产生与发育，包括金融市场的产生与发育，产权制度及其实施，以及其他与企业私有化和结构重组相关的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变化。⁽⁴⁾转型的难点在于，必须在不产生过多经济混乱的前提下，让所有这些复杂的变化发生。这是因为在转型中，经济还必须继续运行，人们的各种需要还必须得到满足。使事情复杂的是，由于转型导致大量的变化，为防止政策逆转，在改革过程中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支持，只有政治上的支持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