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是战后英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的早期代表作有《收藏家》（The Collector，1963）、《魔法师》（The Magus，1966）与《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1969），其中《法国中尉的女人》被认为是英国“第一部后现代小说”^〔75〕，其别具一格的后现代叙事实验在战后文坛独领风骚，不仅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小说家，而且极大地促成了英国“各种后现代叙事实验的形成”^〔76〕。他的非虚构作品《智者：思想上的自画像》（“The Aristos: A Self-portrait in Ideas”，1964）以及《小说创作札记》（“Notes on an Unfinished Novel”，1969）、《哈代与巫婆》（“Hardy and the Hag”，1977）等论文中包含着深刻的文艺美学和哲学思想。

福尔斯曾有“哲学小说家”之称。创作早期，他深受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他的《智者》充分反映了其艺术追求和创作思想。生活在存在主义如日中天的时代，《智者》深深地烙上了存在主义的印迹。如同萨特和加缪一样，福尔斯把在变幻莫测的宇宙中追寻人类的价值作为哲学的根基，严肃地思考人的自由选择、人的个体性、人的异化、人的孤独等问题。福尔斯所认同的“智者”不会盲目地受制于外在的生存困境，而是敢于同生存的险恶进行顽强的抗争。福尔斯的存在主义重在维护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重新确定人的个体性和独特性。

在《智者》的新版前言中，福尔斯说：“我在《智者》中的主要关注点是维护个体的自由。”^〔77〕福尔斯对人类自由的哲学论断起源于他对存在主义的信仰。福尔斯说：“我对存在主义中有关自由的讨论很感兴趣，如我们是否拥有自由，我们是否拥有自由意志，你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生活、自由选择等等。我的大多数人物都卷入这一真与不真的萨特式概念中。”^〔78〕福尔斯对自由的肯定，或者对自由意志、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的肯定，与他对个体性的张扬是一致的。在一个“个体遭受践踏，或感觉自我遭受践踏而无法生存”^〔79〕的世界中，只有根据自由意志进行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个人性或个体性才能实现，而个人性或个体性的实现也是个体自我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人类自由问题是福尔斯的小说所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从《收藏家》到《法国中尉的女人》，存在主义的自由主题始终贯穿其中。

福尔斯的小说因为对个体性和“现代人”的强烈关注，经常被称作是“后存在主义文本”。1965年，福尔斯曾这样评价存在主义：“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存在主义的拿手好事……它让你面对现实，尽己所能，量力而行，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力。这是伟大的个人主义哲学，是20世纪的个体对资本主义邪恶力量的回应。”^〔80〕存在主义强调个体独立存在于社会力量之外，但是并不是让人远离道德和社会。它在个体和社会传统之间维持着适当的平衡，并将个体性作为自我的核心。个体生活在外在的世界中，个体的自我必然遭遇种种外力的作用和挤压。福尔斯所采用的存在主义立场，即是通过对个体自由选择的关注，试图将自我置于或然性的世界中，在自我和世界之间建立某种必要的联系。

应当指出，福尔斯的存在主义与法国存在主义并不完全相同。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强调存在的焦虑、孤独、烦躁、荒诞、意义与价值的缺失，他们的作品所透露出来的大多是苦闷失望、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但福尔斯着意提升了存在主义思想中的等待、寻找、选择等积极向上的层面，将“存在的虚空”（existential void）升华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西西弗斯滚石上山的精神，因而可以说福尔斯对后现代时期人的生存状况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与认识。他的存在主义经常被称为“积极存在主义”（positive existentialism）。福尔斯的存在主义“与其他存在主义格格不入，并没有法国新小说中所表现的厌弃状态。”^〔81〕在《我写故我在》一文中，福尔斯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对生活的态度：“自由选择的人有能力来表达个体存在与虚无之间的差别。不是我思，而是我在。”^〔82〕这一态度不是自暴自弃、拒绝生活的虚无主义态度，而是对生活充分肯定的积极存在主义态度。

存在主义认为，存在的虚空引发个体的厌恶和被遗弃感，也就是说，个体与世界之间是分离对立的，面对巨大的外在压力，个体的自我时刻受到威胁，内心会产生与客观事物不相适应的厌恶感。在《魔法师》中，主人公尼古拉斯同样受累于存在的虚空，对生活感到无尽的厌倦，但是他对自我的追求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这寄托了小说家积极的存在主义思想。在存在的困境面前，尼古拉斯处于一种荒诞与非理性的精神状态：一方面，“逆某”（nemo）侵扰人格结构的稳定，内在虚空不断吞噬我性，消耗着个体的生活能量；另一方面，他受虚空的驱使，远赴他乡探究真实自我，追求完整自我，不断探索自我价值，因而展现出了自由选择的积极态度。

存在主义也是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所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福尔斯说：“我想展现一种存在主义意识，这在时间上是不可能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根本不知道克尔凯郭尔；但是对我来说，维多利亚时代，特别是从1850年开始，存在深层的存在主义个人困境。”^〔83〕面对存在的困境，男女主人公查尔斯、萨拉同尼古拉斯一样，试图通过自由选择摆脱传统的维多利亚价值标准。但是与尼古拉斯不同的是，他们对存在的困境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女主人公萨拉不仅是难得一见的女权主义先知，而且也是为数不多的存在主义先驱之一。她可以睿智地看透存在的本质，自由自在地游离于“社会、宗教、哲学结构”之外。在小说中，萨拉并不是被动地遭遇存在的压迫，而是主动选择了社会弃儿的形象，是一个直面存在困境和“无尽孤独”的维多利亚女性形象。直面困境与孤独，也就意味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反叛。萨拉最终成为背离世俗、藐视陈规、反抗虚伪的象征，成了意味深长、超越时代的存在主义文学形象。

查尔斯也被描写成存在主义的人物形象，但是他对存在困境的认识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起初，他所响应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逻辑，但是面对萨拉的存在主义“先知”，他的浪漫失去了19世纪英国小说惯常的“逻辑”。他的探究注定是痛苦而漫长的折磨，超前的存在主义者也必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弃儿”。他对固有价值标准的背叛充满矛盾的内心忏悔，他经受了存在主义抉择的煎熬。维多利亚浪漫逻辑的结果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法国中尉的女人》并不是一部19世纪的小说，只是对维多利亚时代文本的戏仿，其肌理与骨骼里深藏着20世纪的存在主义逻辑。因此，经过艰难抉择之后的查尔斯发现，萨拉不辞而别并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随后两年的游荡与寻觅中，他感受到了“无尽的孤独”，深深地陷入存在的虚空中。小说家在消解传统的“大团圆”结局的同时，鲜明地突出了存在主义的主旨与意趣。

福尔斯给《法国中尉的女人》设计了三个结尾。在小说的前两个结尾中，查尔斯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也不拥有自由行动的意志，因此，他不是福尔斯所要建构的存在主义“英雄”，而是一个屈从于社会观念的“普通人”。第三个结尾：查尔斯的求爱被萨拉完全拒绝，这充分体现了“存在焦虑”的主题。正如拉夫第所说：“只是在第61章，查尔斯才被描写成孤独、被抛弃但是却独立的人，（这个结尾）与小说的内在逻辑相吻合；因为它展示了一个胜利，不是查尔斯性格中的维多利亚传统层面或浪漫层面的胜利，而是存在主义的胜利。”^〔84〕福尔斯所关注的是自由的价值与人的独立生存、自主行动的意义，因此，“小说的内在逻辑”就是福尔斯的积极存在主义逻辑，也是后现代时期艺术家对个人自由、个人选择的存在主义关切。这一“内在逻辑”与福尔斯《智者》中的思想主旨也是相吻合的，即反对外在环境对自我的压抑，维护个体的自由。可以看出，小说的第三个结尾正是福尔斯所偏爱的结尾，即存在主义的结尾。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即本我（id）、自我（ego）与超我（super-ego）。但约翰·福尔斯认为，人类心理结构存在第四维，即“逆某”（nemo）^〔85〕。“逆某”是后精神分析学的一个关键的概念，也是福尔斯在《智者》中着力探讨过的人格心理学术语。福尔斯认为，三要素并不是人格结构的全部，无意识中涌动着的性欲或利比多（libido），并非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人类外在行为与文化活动的唯一内驱力：“人的心理结构中还有一个第四要素，根据弗洛伊德心理学术语的启示，我称之为逆某。它的意思不仅是‘非我’（nobody），而且也是非我的状态——即‘非我性’（nobodiness）。简言之，正如物理学家所假定的反物质一样，我们也必须认为，在人类的心理结构中存在着反自我（anti-ego）的可能性。这就是逆某。”^〔86〕换言之，“逆某”即非我、反我、我的叛逆，是人格构成中的一股反向内驱力，它与三要素一样是人的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弗洛伊德将自我看成是人类心理的中心部分，它和本我、超我以及外部世界发生着互动关系。自我遭受着本我的入侵、超我的规制以及外部世界的压抑。一方面，自我抵制着来自本我、超我的压力与影响，试图与它们发展一种和谐、稳定、一致的关系；另一方面，自我与本我、超我又具有难以调和的冲突关系，在艰难应付它们的同时也遭受着挫折、痛苦与压抑。在复杂的对立冲突关系中，主体的内心经常产生种种焦虑：对外部世界的焦虑，对躁动的本我的焦虑，对压抑性的超我的焦虑。福尔斯重申心理结构的第四要素，将逆某加入弗洛伊德的三要素，使之形成矛盾互补的关系，为主体的内在焦虑“追溯到一个更高的痛苦来源，即逆某的来源。”^〔87〕在一次采访中，福尔斯说：“人夹在社会性动物与个体性动物之间。逆某就是虚无和非我的感觉，它会使我们所有的人走向暴力与非理性。”^〔88〕

逆某与本我、自我、超我共存于同一个心理结构中，但作为第四因素，它又与其他三要素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超我、自我和本我至少对自体（the self）是大为有利的，而且有助于保存其个体性与种属性。但是逆某则是这个阵营里的敌人。”^〔89〕作为反自我的逆某尽管是自我的组成部分，但却是“一个否定性的力量；不像性欲和安全感，我们不是被它所吸引，而是对它进行排斥。”^〔90〕个体的自我，无论是处于幽闭中、分裂中，还是处于男性意识形态的神秘化中，仍然会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与同一性，仍然会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与其他个体保持一般的差异性。逆某则相反，它代表矛盾性、异质性与不稳定性。它经常从自我中脱离出来，与自我形成对立，并演变成反自我的形式。“自我是确定性，即我是谁；逆某是潜在性，即我不是什么。”^〔91〕无论是一种“非我”的感觉，还是一种“非我”的状态——即“非我性”，逆某始终是个体内部或强或弱的否定性力量，是既统一于自我又背离自我的重要心理要素。

同性欲和安全欲一样，逆某首先也是一种原始的心理力量，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人类心理力量。“性满足和安全的欲望不只是人类的欲望；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拥有它们。”^〔92〕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人类还有特定的社会活动，人是社会的人，人的自我是社会活动的产物，而逆某就是与社会性紧密相关的“人类特有的心理力量”，福尔斯认为它具有“文明的功能、交流的功能，促进人类特有的比较和假想的能力”^〔93〕。因此，逆某不仅仅是心理性的，而且也是社会性的，它是与人类的社会活动密不可分的。弗洛伊德说：“自我基本上是外部世界的代表、现实的代表，超我则作为内部世界和本我的代表与自我形成对照。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最终将反映为现实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之间的悬殊差别”。^〔94〕其实，自我与超我的冲突反映了一般性的差别，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调整、协调、超越与升华的，在长期的人的社会活动中不断走向稳定与整一；而逆某的出现则反映了根本性的对立与冲突关系，属于“敌我矛盾”，是难以调整、协调、超越与升华的，其激烈程度取决于内在与外在、自我与他者对立关系的强弱，其运动的方向是自我的紊乱、颠倒、错位与分裂。(www.daowen.com)

在弗洛伊德那里，利比多的力量构成个体生命能量的唯一来源，人类的焦虑源自心理三要素之间的激烈冲突与对抗、压抑与抗拒、集聚与渗透。弗洛伊德强调无意识与理性的冲突，突出性欲与道德的冲突，将利比多看成是人类行为的首要原动力，这显然过分夸大了无意识冲动与非理性的心理力量，却没有认识到外在现实和社会实践在个体的自我建构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心理结构中相反相成的否定性因素的存在。“逆某”概念的提出则揭示了人类自我内在运动的对立统一关系，为心理结构向社会性力量的敞开和进入提供了新的路径，它是对精神分析学有关人格结构理论的有益补充，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人的自我本质提供了正与反、内与外的辩证视角。

逆某是福尔斯用来解释20世纪人的荒诞状况和处境的至关重要的概念。20世纪人的自我问题与逆某的概念所包含的意义始终交叉、相关联。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高度文明化的阶段，但人的个性和自我难以保持稳定、恒在的状态，自我的反状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逆某是非我、非我性，但是“没有人愿意成为非我。我们的一切行为的部分目的就是填补或遮盖我们的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虚空”^〔95〕。20世纪的现代人不得不面对存在的普遍性困境：一方面渴望成为确定的自我（somebody）；另一方面又遭受挫折而走向非我。整个社会宛如一个巨大的机器，是一个泰坦尼克般的存在的庞然大物，个体则显得渺小无助，个体性日渐萎缩，卑微感不断增强。福尔斯说：“在整体前面的个体，即面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事物时，我感到无足轻重。我们几乎都成了侏儒，我们都具备侏儒身上特有的种种情结和心理特征：既感到自卑，又有互补性的狡猾和怨恨心理。”^〔96〕

自卑感是构成逆某概念的主要内涵之一。在当下世界，个体渴望成为“有我”，但却经常遭遇“无我”的卑微感、虚无感。作为与本我、自我和超我共存的心理力量，“逆某即是人感到自己微不足道，感到自己生命短暂；是一种相对的感觉，比照的感觉，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虚空感。”^〔97〕它是人面对工业化的社会机器与空旷的宇宙所感到的渺小和卑微；是个体被他者挤压时所感到的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是人在卑微与危险中所产生的永恒的焦虑感；是内心受到非实体威胁时所产生的不安全感。逆某作为“非我的状态—非我性”给个体带来慌乱和恐惧，给心理结构造成不稳定，给个体带来对真实身份的极端困惑与自我的不确定感。

人的本质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也具有社会属性。人的心理力量，更不要说无意识的性欲本能，并不能决定或支配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弗洛伊德的动力心理学否定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从而将人的内在心理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逆某概念的引入可以极大地丰富人格结构理论，辩证地揭示自我的本质内涵，可以在个体心理和社会存在之间有效地建立联系与互动的通道。福尔斯说：“对人来说，逆某是不可或缺的，如同危险，如同自然进程对个体的冷漠。它是人的内心知道人的存在是不平衡的产物。它既是消极与恐怖的状况，也是需要矫正这一状况的积极的能量来源。”^〔98〕因此，对个体而言，无论是选择妥协还是选择对抗，其关键在于如何克服逆某的消极状态，利用其积极的能量来源，从而深刻地认识自我，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实现自我。

50、6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涌动，批评理论不断翻新，但福尔斯并不唯理论独尊。他经常提到巴特、罗伯—格里耶、克里斯托娃等人和各种时新的批评理论。他“不喜欢在小说中直接运用理论”，并认为“21世纪需要更多的现实主义，而不是更多的奇想、科幻和诸如此类的东西”^〔99〕。福尔斯对现实保持着强烈的关怀，但这一关怀与他的后现代小说理念和实验美学思想并不矛盾。在虚构与非虚构作品中，他对小说创作发表了以下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分析。

一、关于对现实的忠实。福尔斯认为：“如果你想忠实于生活，你就要撒谎，对现实进行撒谎。现实是不可能描写的，只能用隐喻来暗示。人类所有的描写方式（不仅包括文学描写方式，而且也包括摄影、数学以及其他描写方式）都是隐喻式的。即使是对物体或运动进行的最精确的科学性描写也是隐喻性的。”^〔100〕福尔斯把自己的后现代代表作《法国中尉的女人》看成是“一个骗局”。^〔101〕这种对小说本质的后现代认识在战后文坛具有普遍性。作家安格斯·威尔逊说：“小说是谎言，小说家在本质上是不可靠的人。”^〔102〕另一作家艾丽斯·默多克在小说《网下》中说：“除了小说之外，没有什么能给人以慰藉给人以公正的了——但这并不能使小说免于说谎。”^〔103〕福尔斯在1973年出版的《诗集》（Poems）中对小说的虚构性、游戏性有更深刻的阐述：“小说是游戏，是允许作品与读者玩捉迷藏的手段、巧计，所以它的过错是它的形式所固有的。严格地说，小说大体上是个很巧妙而且能令人信服的假设——也就是说它与谎言是最亲密的表亲。小说家因为意识到自己在说谎而感到不安，所以大部分小说孜孜不倦地描摹现实；这也是为什么揭穿这个游戏、在作品中让谎言即小说创作过程的虚构本质凸显出来，成为当代小说的特色之一。”^〔104〕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一方面叙述者拼命地突出文本的虚构性和非真实性，另一方面有几近乱真的对维多利亚社会方方面面的戏仿性描写，这部作品是战后英国后现代小说的重要经典。

二、关于形式创新。美国作家约翰·巴斯在《文学的衰竭》一文中指出，文学的形式已经衰竭。罗伯—格里耶也提出过类似问题，即文学大师们所使用过的文学形式无法超越，要想让小说生存下来，必须寻找新的形式。对此，福尔斯持有异议，认为这种说法明显存在着偏颇和不妥，因为“它将小说的目的降低为对新形式的寻找。而小说的其他目的，如娱乐、讽刺、描写新感觉、改善生活，等等，是同样实在而重要的。”^〔105〕其实，就形式与创作方法而言，福尔斯并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将形式危机转化为开拓创新的动力。他说：“对作家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为自己的材料找到合适的‘声音’。”^〔106〕所谓“声音”，即“读者对作品背后的创作者的总体印象”，“我无法相信‘声音’是已经死亡的技巧。没有任何技巧能够使我们摆脱‘全知作者’的罪名——新小说理论当然也不能……罗伯—格里耶或许已经把作为作者的罗伯—格里耶完全从小说中抹去，但是他从来没有否认自己创作了小说……如果一个作家仍然在从事写作，并且像罗伯—格里耶那样写得不错，那么他就会出卖自己的声音。”（殷，33）福尔斯把“声音”与“全知全能作者”相提并论，并不意味着他完全认同传统的全知全能叙事视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赋予小说家更加辩证的理解。对“声音”的寻找反映了福尔斯对小说形式的自觉与关注，但他并不唯形式独尊，也不对传统形式采取决绝的态度，而是对形式进行创造性的运用，从而使他的“后现代”小说实验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

三、关于小说家的作用和地位。他在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以元小说的手法对小说家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探讨。传统小说，尤其是维多利亚小说，大多使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小说家仿佛是万能的上帝，是小说世界的万能创作者，而现代主义小说则打破全知全能的幻觉，经常采用有限的视角进行叙事，现代主义小说家认为作家应该与小说保持距离，或退出文本世界。罗兰·巴特甚至认为：文本的诞生是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福尔斯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在小说中反身自问，或现身说法，让叙述者—作者突然闯入，大发议论，对小说评头品足。在小说的第13章，叙述者—作者说：

我现在写的这个故事完全是想象。我创造的这些人物只是在我头脑里。如果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伪装我知道我的人物的心灵和灵魂深处的思想，这是因为我正按我的故事所发生的时代被人们所接受的常规写作（正像我采取了当时的一些词汇和“口吻”一样），那就是说，小说家仅次于上帝，他可能不全知道。但是，他装着什么都知道。我是生活在阿兰·罗布—格里邓和岁兰·巴特的时代。如果说这是一部小说，按小说一词的意义来讲，它不能算是一部小说。

小说家仍然是上帝，因为他是在创造（就是那些随意性最强的先锋派小说也没有完全铲除作者）。情况不同的是：我们不再是维多利亚时代上帝的形象，全知全能，发号施令，而是一个崭新的上帝的形象，我们的首要原则是自由而不是权威。^〔107〕

可以看出，福尔斯不仅继承了作家是无所不知、创造真实的上帝的传统观点，同时也用元小说的手法对全知全能的视角进行了戏拟和消解，其中蕴涵了后现代的小说理念：小说是虚构，是游戏，小说家、叙述者、小说人物相互渗透，也各有不同，小说家是上帝，但没有绝对权威；人物拥有自由，文本无限开放，读者可以参与其中。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作者前所未有地设置了三个结局，从而使“文本世界对一个完整的现实世界的指涉被彻底阻隔了，文学的虚构性彻底暴露在读者的面前”。^〔108〕这种多重的、开放式的结尾表明，作者企图通过对全知全能视角的刻意模拟和抄袭告知读者，作家并不总是主宰一切和掌握生死的唯一的万能上帝，读者也可以自由自在地进入虚构的文本世界而参与对虚构世界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