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　）是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自1950年发表处女作《野草在歌唱》开始，她已经出版了30余部小说和近20部短篇小说集。她的作品探讨了多元而复杂的文学主题，但是她对女性人物的描写、对女性生存的关注尤为引人注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给她的评语是：“用怀疑、激情与想象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其作品犹如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其代表作《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1962）因对“自由女性”的书写而被誉为“妇女运动的里程碑”^〔56〕。它与波伏娃的《第二性》齐名于20世纪60年代，被尊奉为女权主义者的《圣经》，对当时的女权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莱辛本人对“女权主义”的标签颇有微词，特别反感批评家们将《金色笔记》看成是纯粹的女权主义小说。她在《金色笔记》的再版前言中公开宣称：“这本小说不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传声筒。”^〔57〕其实，莱辛对“女权主义”标签的拒绝，并不意味着她对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思想的拒绝，而是她反对将意蕴深厚的文学作品作僵化的实用解读，反对把它们当做某个社会运动的宣传工具。从处女作《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1950）到代表作《金色笔记》，莱辛也不是一味描写“性别之战”，不是表现单一的女性主题。她将女性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中，作品中有对女性生存的关注、对“女性自由”的思考，但同时又不限于对性别问题的探讨，其作品主旨超越了女权主义的疆界，广泛地深入到政治、种族、心理、文化、伦理等多重层面，具有普遍性、深刻性与巨大的包容性的艺术特点。

莱辛反对“女权主义”的标签，但并不是一个反女权主义者。作为女性写作的杰出代表，她对男权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莱辛说：“拒绝对妇女的支持，绝非是我所愿。……谈到妇女解放的话题——我当然支持妇女解放，因为在很多国家，妇女仍然是二等公民。”^〔58〕莱辛所谓的“二等公民”与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异曲同工，昭示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处于与男性严重不平等的地位。在数千年的人类社会中，妇女一直是一个弱者，附属于男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不得不接受男性社会的价值标准，以致丧失了女性的独立自我，往往成为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的牺牲品。《野草在歌唱》是莱辛关注女性生存的第一部代表作，其中的殖民地南非则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在开篇的谋杀案调查中，白人警长对女性带有男权社会特有的歧视。他说：“这些黑鬼需要男人来对付才好。女人对他们发号施令，他们是不买账的。他们一个个都能够把自己的女人弄得服帖。”在白人男性的眼里，女人显然是缺乏理性、没有头脑的弱者或“二等公民”。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殖民地社会中，白人女性同样处于弱小、屈从、受歧视、被支配的不平等位置。即使与地位低下的黑人男性相比，她们也是需要白人男性来保护的弱者。《野草在歌唱》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女性在精神或心理上所遭遇的压迫与戕害，而且也深刻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与历史命运。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往往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标准，因而只能被动接受外在的男性价值标准。“妇女们历来大抵通过男人的眼来看自己。因为她们没有别的价值标准，没有另一套语言工具来思索人生。”^〔59〕也就是说，女性只能受男性话语系统支配而最终丧失女性的自我。在《野草在歌唱》中，女主人公玛丽·特纳则是男权社会中女性失去自我、最后沦为牺牲品的典型代表。玛丽曾经“在南部非洲过着无忧无虑的独身女人生活”，具有“刻板的女权思想”，但她无法对世界、对自我形成一个独立于男权社会的价值判断标准，只能被动接受外在世界的话语体系，并以它为标准审视自我。接受也就意味把原本对男人充满敌意的封闭的内心世界向外在的异己力量敞开，因而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之路，终究没有摆脱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剧结局。玛丽最终被送上种族仇恨与报复的祭坛，成了可悲而又可叹的牺牲品。玛丽遇害前的愧疚与内省只是女性意识有限度的觉醒。她的悲剧集中体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受压抑的可悲命运。玛丽成了莱辛作品中控诉男权罪恶的女性形象的“先驱人物”。

莱辛本人对女权主义批评颇有微词，但“女权主义的视角仍然可以有效地切入她的作品；作为一个妇女作家，莱辛经常书写妇女，道出了许多令人关注的问题”。^〔60〕除了被歧视、被压迫、丧失自我之外，女性的精神崩溃与自我分裂也是莱辛经常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疯女人”的形象在英国文学作品中并不罕见，精神分裂与心理紊乱经常成为被强加于女性之上的性别特征。女权主义者有一个著名的表述，即“阁楼上的疯女人”，原来是指罗切斯特从来没有露过面的可怜的妻子伯莎。这个表述被用作隐喻后，表达了一般女性不同程度的受压抑状况。女权主义者们把“囚禁在阁楼上的伯莎拖到前台，置于聚光灯下，意在抨击传统的父权主义文化对妇女的精神束缚和毒害，并揭示妇女身上被压制、被掩饰的一面：即她们的痛苦和她们的愤怒。”^〔61〕在《野草在歌唱》和短篇小说《19号房》（“To Room Nineteen”，1963）中，莱辛出于对妇女地位的强烈关注，成功塑造了两个普通妇女形象——玛丽和苏珊遭受种种压抑而最终精神错乱的可悲形象。面对传统的男权文化，前者情感锁闭，心理压抑，后者内心紊乱，自我迷失，最后都走上了精神崩溃和歇斯底里的毁灭之路。从《简·爱》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到玛丽和苏珊的自我毁灭，这些小说无一不隐含着对男权社会的强烈抗议和对男权中心主义的批判。

西方学界曾经流行过的一个观点认为，女性疯狂或精神错乱是女性的性别构造与女性本质的必然产物。这显然是男权社会的一个性别偏见。其实，女性疯狂是女性处境的产物，也是女性对自我角色的逃避。在莱辛看来，妇女沦为“二等公民”或“第二性”，并非自然形成的，“弱小性别”或“疯女人”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历史与文化“人为”建构的产物。在《野草在歌唱》中，玛丽的“发疯”是“她的个人处境与塑造她性格的更大的社会力量的产物”^〔62〕。在《19号房》中，苏珊在遵循与抵制传统男权文化的过程中，内在自我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传统家庭中妻子与母亲的角色所代表的是传统的道德自我，而旅馆中的“19号房”则代表了反叛传统、追寻独立自由空间的另一个自我。内在自我的矛盾和分裂带来了精神上的压抑与巨大痛苦。为了寻求解脱，苏珊最后只能在第19号房中打开煤气自杀。“19号房”是女性空间与自我意识觉醒的象征，但也是女性疯狂与自我毁灭的象征。莱辛超越了对男权中心主义批判的单一立场，把对女性问题的探索引向了自我与世界的分裂、精神世界与制度文化的冲突等更加复杂的思想层面。

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了第二波女权主义思潮，要求消除两性差别、追求男女平等的呼声不断高涨。但作为20世纪中叶“女性写作”的杰出代表，莱辛并没有落入俗套，人云亦云，她不只是简单地通过“性别之战”来抨击男权制度与文化，或颠覆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让文学创作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传声筒和宣传机。对于《金色笔记》经常“被贬低为写性别之战，或者被女性当做性别之战的实用武器”^〔63〕，莱辛表示十分不屑和不满。《金色笔记》不仅“描写了女性的挑衅、敌对与仇恨的情感”，让“许多女性因《金色笔记》感到愤怒。”^〔64〕而且更加重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思想的深刻性以及艺术的审美性，而不是简单地用艺术品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她对女性的表现和关注不是简单地强调性别平等，而追求男女之间的绝对平等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在多部作品中，对“女性自由”的思考构成了莱辛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她对“自由”的深刻理解和表现，使她完全摆脱了传统女权主义的窠臼，从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向女性问题的最深处掘进。

所谓“女性自由”是指“女性人物选择逃避或摒弃传统的妻子或母亲角色”^〔65〕，是相对于男权文化对女性自我的禁锢、压迫与奴役而言的。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自由”是指女性摆脱精神的奴役与观念的束缚，以求心灵的解放与自我的超越。在第一个层面上，对“自由”的追寻、对平等的社会理想的向往，只不过是自我觉醒的女性对男权社会的自发反抗和叛逆。《19号房》中的苏珊·罗林，“暴力的孩子”系列小说中的玛莎·奎斯特，《金色笔记》中的安娜和莫莉，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层面上对“自由”进行认知和追寻的。她们不愿担负传统男权社会所赋予的妻子—母亲角色，而是希望将自己从传统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她们抛弃男性社会规定好的传统角色，义无反顾地走出以家庭为核心的私人领域，在公共的社会领域寻找更有意义的生活，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在《金色笔记》中，安娜和莫莉更是公开宣称自己是“自由女性”。她们通过离婚来摆脱婚姻与家庭的制约，打破了婚姻的封闭与窒息，在经济上、情感上以及性关系上获得独立和自由，从而完全摒弃了女性的传统角色，希望借此摒弃传统社会的枷锁。然而，安娜与作为安娜映像的莫莉在作家、单身母亲与情人的三重角色中苦苦挣扎，并最终深陷于外在的困扰和内心的混乱之中而不能自拔。由于在精神上和心灵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所谓的“自由女性”实际上并不自由。

在莱辛的笔下，所谓的“自由”只是一个悖论，并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女性可以摆脱婚姻家庭的束缚，摆脱对男人的依赖，以反抗传统的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也不存在没有男性影响的女性自由。沉湎于虚幻的自由中，必然要为“自由”付出昂贵的代价。在《第19号房》中，女主人公苏珊同样陷入对“自由”以及对两性关系的深深迷误之中。正如其丈夫所说：“你究竟想要什么样的自由？当然除了死之外！你以为我很自由吗？”在《金色笔记》的第一节《自由女性》中，安娜对自由的界定更为简单，认为离异的单身女性“过着被认为是自由的生活，即男人那样的生活”。在“暴力的孩子”五部曲中，女主人公玛莎·奎斯特与安娜一样也是一个知识女性。在小说的开始，玛莎也试图挣脱传统婚姻与家庭的枷锁，但最后同样陷入“自由的困境”中。社会的动荡、内心的分裂、自我的异化、人与世界的分裂充分暴露了女性追求自由的局限性和悖论性。(www.daowen.com)

关于“自由女性”，用学者布赫斯的话来说，“莱辛给女性提供了不同的选择，而且通过小说揭示：每一个女性对个人自由的认识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婚姻状况，而且因为社会、家庭、团体以及女性本身都会存在种种的局限性。莱辛经典作品中的每一个女性对抗封闭的家庭，试图从家庭中逃出来，但最后却深陷另一个禁锢自我的角色中。单身、离婚、职业、从政、经济上与性的独立，或者与男人保持短暂的暧昧关系，这些都是变故的媒介。在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下，女性都会遭遇外在与内在的变故。”^〔66〕其实，女性的自由是与男性的自由紧密相关的，个体的自由与人类的整体命运是不可分割的。个体，包括女性个体，是无法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现实而获得绝对的自由的。由于种种社会与现实障碍的存在，女性个人单凭一己之力很难追寻到自由而完整的人生。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瓦茨伯格说：“《金色笔记》正成为整个时代女性形象的映像。在这部莱辛最具实验性的作品中，抗争交融了创造意志和爱欲。一位追寻独立和情感的女性，遇到了重重困难；她追寻的自由因爱而受损，因爱而残缺。在第五个笔记本，即金色笔记本中，莱辛向我们展现：由于成规陋见和其他险障的阻碍，所有敏感而充满激情的女性难以追寻到真切而完整的人生。”^〔67〕男性与女性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和谐共处、平等独立与相对有限的自由才是莱辛女性主义自由观的核心所在。女性要“自由”不仅仅要冲破男权意识形态的传统藩篱，还要摆脱种种精神或观念上的奴役，以获得心灵的解放与自我的完整。莱辛不是简单地表现自由女性与男权文化的冲突，而是多角度、多层次地对女性自由进行了深入而辩证的探索。

莱辛从关注女性生存开始，但最后的旨归是对人的关怀，是对人类生存的深刻思考。因此，女性主义只是其作品中多元复杂的重要主题之一，而且经常与其他主题，如反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反极权主义、对人类总体命运的忧患意识、心理探索与对自我完整的追寻等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其作品具有史诗一般的丰富性与巨大的包容性。她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女性人物之上，成功地刻画出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女性人物形象，但是她的作品超越了纯粹的性别界限。她将女性人物置于错综复杂或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在性别问题中融入了对种族、政治、经济、阶级、社会、文化和心理等种种问题的探索。因此，莱辛的女性主义思想内涵极为深厚而宽广，不仅表现出了对女性的关怀，而且也寄托着深远的人类情怀。其艺术思维既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思想藩篱，也跨越了包括性别在内的多种疆界。正如瓦茨伯格所说，“自1950年写非洲的悲剧处女作《野草在歌唱》起，莱辛便无视各种界线：道德、性别或习俗。”^〔68〕

《野草在歌唱》是莱辛在殖民地生活期间所创作的小说，非常接近“后殖民女权主义”。社会地位低下的白人女性处于边缘化的位置，遭受双重权力话语的压制；其中既隐含着反男权文化的主旨，也表达了反种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思想。小说不是简单地描写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或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虐待或压迫，而是让女性个体在经受种族偏见以及性别歧视的双重挤压下，内心世界在种种矛盾和冲突中逐渐失衡并最后崩溃，从而深刻地揭示出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女性与他人、女性与社会以及与自我之间的种种关系。小说真实地描写了非洲殖民地的种族隔离与白人移民的艰苦生活，揭露了物质困窘、种族偏见与性别歧视共同结出的恶果。莱辛用女主人公玛丽的“沉沦”打破了种族优越、白人至上的神话，也无情地撕碎了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丑恶面纱。小说家在多视角的审视中关注女性生存的同时，尖锐地触及到了复杂而敏感的种族问题，把掩盖在日常生活表面下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深刻地揭示出来。

在《金色笔记》中，“黑色笔记本”所记录的是安娜在非洲殖民地的生活经历，包含了从女性视角对“非洲经验”所进行的回忆，其实质也是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进行更加深刻的反思。鲁本斯坦认为，莱辛“关注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结构，将女性置于一个传统的男人世界中，将白人置于黑人的非洲；除此之外，从中还可以发现一系列有关畸形意识的主要思想：破碎、自我分裂、崩溃、感知的主观扭曲以及有关内外视角之间和内外事件之间的潜在问题。”^〔69〕也就是说，莱辛对女性的描写只是反映女权问题，也包含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深刻探索，融入了对人类总体状况进行思考的大主题。然而，“一些浅薄的女权主义者把女性的痛苦与人类压迫的大主题隔绝开来。”^〔70〕她们只看到女性受压迫，却没有看到外在的大环境对人——包括男性与女性——的压迫，看不到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构成的永久性的异化和压迫力量。莱辛早年参加过共产党，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经济与阶级问题非常熟悉。她不仅知道人类在性别关系上所存在的问题，也知道人类社会种族关系与阶级关系的客观存在。但是她并没有如早期女权主义者们那样，只是鼓吹女性在选举、教育以及就业等方面的平等，也没有如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那样，试图从经济与阶级斗争方面要求男女平等，争取妇女在物质上的地位。她的创作虽然也描写了女性经济上的困难与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存在的阶级关系与阶级对立，但并没有就此陷入狭隘的经济决定论的思想泥潭，也没有陷入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陷阱。

在1972年版《金色笔记》的“前言”中，莱辛希望能像《安娜·卡列尼娜》和《红与黑》那样，描写“时代的精神和道德的气候”^〔71〕；与妇女解放相比，她对20世纪的战争、革命与各种运动更加关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人类的命运深切反思。女性的命运与妇女解放并不是孤立的。曾经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莱辛说：“马克思主义将事物看成是一个整体，事物之间是相互关联的。”^〔72〕在《金色笔记》中，“红色笔记本”记载了安娜参加共产党的政治经历，莱辛从女性的角度描写了麦卡锡的政治迫害和斯大林主义的极权禁锢，反思了不同政治意识形态所带来的社会困扰与动荡，从而将女性主义的主题与20世纪中叶的政治主题融为一体。在“暴力的孩子们”系列中，主人公玛莎·奎斯特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反抗男权社会的女性形象，她对个人身份、独立价值、自我与自由的追寻融入了充满苦难与死亡的20世纪的现实之中。在女性主义的主题之外，交织着个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内心焦虑与外在忧患等多重主题内涵。

林菲尔德在采访莱辛的“导言”中说：“莱辛的辛辣与洞见以及精细而不假雕琢的写作风格，永远不可能是传统的浪漫主义。”但他同时又说：“可是，在早期的‘暴力的孩子们’系列小说和《金色笔记》中，却存在着难以否认的浪漫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存在着理想主义。”^〔73〕其实，早期的莱辛对理想主义也并非盲从盲信。诚然，早期的女主人公们充满对女性乌托邦的向往，试图反抗现实世界，争取女性的自由、独立与平等，但结果大多遭遇到了现实的挫折与生存的困境。在“暴力的孩子们”系列小说中，早年的玛莎·奎斯特生活在环境恶劣的中部非洲，心中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信念。所谓的“四门之城”即描述了一个平等美好的社会理想：“金色之城，树木密布，四门开启，威仪万分……黑、白、黄等各色人种平等相处，没有仇恨，没有暴力。”但这只是玛莎身处生存困境时所产生的一个乌托邦式幻觉。在最后一部小说《四门之城》中，莱辛从女性的视角完全颠覆了理想主义的可能性。玛莎从中部非洲回到战后的伦敦，所面对的是东西方冷战背景下社会的动荡不安、物质的匮乏与现实的混乱，而地球最终也在瘟疫、毒气与核爆中走向毁灭。具有反讽意味的“四门之城”从单纯年代的浪漫色彩向隐喻当代现实的寓言和启示录逆转，脆弱的理想主义最终让位于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邃思考。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莱辛对女性生存的关注和对人类困境的思考更接近风靡20世纪中叶的存在主义思想。因此，如果超越性别界限对她的小说进行存在主义的解读，不难发现，男权社会或种族意识只是整个外在异己力量的一部分，而整个外在环境则是奴役人、支配人、异化人的根源所在。整个人类，包括女人和男人，都要受到制度、习俗、传统以及全部社会关系的支配与控制，而对任何外在环境或既定社会关系的突破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或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正如其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对“自由”的追求一样，其结果必然要面对或接受自由选择所带来的困顿或痛苦。然而，自由的意义即在于不断的自由选择之中，只有通过自由选择，人才能不断地确立自我、完善自我。莱辛不是盲目乐观的理想主义，但也不是消极悲观的虚无主义，而是一种西西弗斯式推石上山的积极存在主义者。在《金色笔记》中，莱辛通过安娜的梦幻视角清楚地表明了积极存在主义的思想：“有一座黑色大山，它是人类的愚昧。有一群人正推着巨石上山。他们刚推上几英尺高，不是碰上战争，就是误入革命的歧途，巨石便滚落下来——巨石不会滚落到底，总是能停在比起点高几英寸的地方。于是这群人用肩膀顶住巨石，又重新推动起来。”^〔74〕人类共同推石上山的意象具有积极的象征意义，是莱辛超越性别界限疆界、关注人类生存的集中体现。人类生存（包括女性生存）的意义即在于人类共同的不懈努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