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是现代世界文坛巨匠，也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言人。如果20世纪西方文坛没有发生那场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运动，那么，人类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等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疑会使这一世纪的文学相形见绌。20世纪若没有乔伊斯这样一位文学大师就好比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因没有莎士比亚一样忽然变得黯然失色。乔伊斯一生执著追求艺术形式的改革与创新，对西方固有的文学传统进行了大胆的反拨与重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创作的意识流经典力作《尤利西斯》（Ulysses，1922）不仅代表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而且已经成为这场举世瞩目的文学运动的象征。在他长达40年的艺术生涯中，乔伊斯的创作思想始终与现代主义潮流一起涌动，并且对20世纪的英国文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大都热衷于探讨乔伊斯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技巧、艺术形式和语言风格，对他的现代主义思想进行深入讨论与系统研究的文论却十分罕见。于是，乔学界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人们虽然对这位文学大师的艺术成就赞叹不已，却对他的现代主义思想了解甚少。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乔伊斯既未像詹姆斯和伍尔夫那样发表过大量有关小说创作的文论，也未像他们那样同爱德华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公开论战。此外，乔伊斯有关美学和文学的几篇文章和零星日记大都写于他的青年时代，他驰骋文坛之后几乎从未撰文表明自己的创作思想。这无疑给我们今天研究他的现代主义思想和美学观念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然而，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和举世公认的艺术家，乔伊斯不会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审美原则和艺术主张。尽管他在成名之后对本人的创作思想一直守口如瓶，但我们依然能通过他的创作实践和艺术革新来把握其现代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和基本特征。

首先，乔伊斯现代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源于他对西方古典美学理论的深刻反思和创造性借鉴。作为一名西方现代主义运动的风云人物，乔伊斯极为关注夹在传统与革新之间的美学问题。在他看来，美学是艺术哲学和文学创作的首要问题。它不仅为人们探讨艺术美的本质、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作品的质量、意图和效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而且对作家的创作观念、艺术手法和语言风格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乔伊斯也许是最关注美学问题的现代主义作家之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美学和文艺学理论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像T·S·艾略特和伍尔夫等现代主义作家一样，乔伊斯也曾经受到当时各种美学思潮的影响。早在大学时代，他就对美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美学经典著作，并不时在他的日记和文章中坦率表达了自己的美学观点和对艺术美的追求。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位世界文坛巨匠早年所崇尚的竟然是几乎已被他同时代的人遗忘的西方古典哲学思想和美学理论。正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一味追求时髦理论和新潮艺术时，乔伊斯却悄悄地将目光投向了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宝库，以其独特的审美视角去重新发现其中的价值。现有史料表明，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先后受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中世纪意大利经院哲学家阿奎那以及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三位哲学大师的影响。在他长达40年的创作生涯中，乔伊斯的目光从未离开过这些古典哲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珍视古人的智慧、学习前辈的经验并使传统学说与现代思想有机结合、将他人的观点与本人的见解糅合在一起，正是乔伊斯的高明和与众不同之处，也是他能成功处理传统与革新之间的关系以及令同时代的现代主义作家极为困惑的诸多美学问题的关键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乔伊斯对西方古典美学思想的深度考量不仅构成其现代主义思想的原始成分，而且成为其文学革命的动力源。乔伊斯对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维科三位哲学家的关注几乎贯穿了其本人创作发展的全过程，因此，他的现代主义思想不仅蕴含了他对西方古典美学理论的深刻理解，而且是以他对先人智慧的创造性借鉴为基础的。

其次，乔伊斯现代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有一个历史过程，而且也取决于一个特定艺术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巴黎作为西方现代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为乔伊斯现代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艺术氛围与创新平台。20世纪初，巴黎是群星荟萃、名流云集之地，绘画、摄影、雕刻、音乐和建筑等领域的现代主义思潮涌流不息，对文学改革产生了强烈的催化作用。在这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国际大都市中出现的种种反传统的艺术观念和新潮理论对乔伊斯的创作思想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与诸多“先锋派”人士的交往中，乔伊斯接受了大量的现代主义思想和学说。他不仅感受到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和陈旧的艺术准则同现代经验之间的格格不入，而且看到了未来文学创作的多元化态势以及探索全新的艺术领域的可能性。他在巴黎长达20余年的生活经历反映了他对现代主义思想从接受到弘扬的发展过程。乔伊斯在目睹旧的文化秩序全面解体的同时，意识到文学领域发生巨大变革的必然性。在他看来，现代西方人面临着一个比以往更复杂、更令人费解的时代。时空观念的变化、距离的缩短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不仅修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使传统的文学模式陷入困境。他敏锐地发现，尽管新的文学秩序尚未建立，但许多原本看似确凿无疑的艺术标准开始令人怀疑。像云集巴黎的许多现代主义者一样，乔伊斯竭力倡导艺术革新，并在文坛跃跃欲试，不断将文学推向深奥、美妙和新奇的领域。毋庸置疑，巴黎不仅孕育了一批20世纪最优秀的艺术家，而且也为乔伊斯现代主义思想的发展和艺术上的腾飞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环境。乔伊斯之所以能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不仅因为他具有非凡的天赋和超群的智慧，而且还因为他处于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受到了当时最新理论和思想的深刻启迪。假如当初乔伊斯不去巴黎而是留守爱尔兰，那么，世界文坛也许就不会出现《尤利西斯》这样的传世佳作了，而乔伊斯自然也就名不见经传了。

此外，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思想充分反映了他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和对文学革新的追求。概括地说，现代主义文学是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面临困境的形势下诞生的。因此，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思想是在他感受到传统文学准则的局限性之后才逐渐形成的。20世纪初，当传统文学在全新的且更为复杂的现实面前步履维艰时，当因循守旧的小说家们在急速现代化的社会面前不知所措时，乔伊斯明显意识到了传统文学形式的局限性及其彻底改革的必要性。在他看来，传统小说的创作题材、人物形象、叙述形式和艺术手法在复杂的现代经验和现代意识面前难有作为。尽管他十分珍重传统文学中的艺术精华，并在青年时代受到过它的哺育和熏陶，但他不仅对传统的艺术准则和创作观念深表怀疑，而且发现欧洲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所建立的文学根基开始动摇。他曾借主人公斯蒂芬之口坦言：“绝对事物已经死亡”（The Absolute is dead.）。^〔54〕乔伊斯明确告诉他的妻子诺拉：“我的思想反对整个现存社会秩序和基督教。”^〔55〕从某种意义上说，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思想发端于他对西方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乔伊斯和许多像他那样的人当时似乎赞同相对论者对过去信念的否定。”^〔56〕作为一名崇尚自由的艺术家，乔伊斯无疑比同时代的作家更早预感到一场石破天惊的文学变革即将来临。他曾撰文指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非常注意使自己与众不同，这种艺术自律的激进原则在一个危机的时代尤为重要。”^〔57〕显然，乔伊斯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他的现代主义精神和对文学革新的热情追求。他在一个多元的甚至是混乱无序的文化背景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原则，独步一时，采用别具一格的艺术手法表达了他对现代经验和现代意识的深切感受。就此而言，“乔伊斯对现代主义思想的态度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完全独立的（自我的）实验主义为基础的，也是以其思想上的冒险为基础的。”^〔58〕

乔伊斯既是现代主义的代言人，也是20世纪西方文学革新的倡导者。从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发表《都柏林人》（Dubliners，1914）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推出《芬尼根的苏醒》（Finnegans Wake，1939）为止，他的创作思想与两战期间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一起涌动，他的实验与革新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乔伊斯离不开现代主义，而现代主义也不能没有乔伊斯。尽管乔伊斯并没有就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发表任何纲领或宣言，但他的实验主义精神使其成为现代主义的化身。他在一个多元的、复杂的甚至是混乱无序的文化大潮中不但确立了自己的艺术目标，而且大胆地超越了传统的文化心理和公众的审美习惯，以离经叛道的艺术手法表达了他对生活和世界的现代主义感受。引人注目的是，乔伊斯的四部小说不仅客观反映了他从现实主义转向现代主义继而又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演变过程，而且也充分展示了他40年艺术思想的发展轨迹。尽管乔伊斯是一位坚定的现代主义者，但他是在现实主义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小说家。他是在经过传统文学的熏陶并感受到其局限性之后才萌生改革意识的。他蔑视传统文学中某些刻板、僵化和过时的艺术形式，不遗余力地探索文学发展的路径。因此，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思想既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又体现出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艺术精神。纵观乔伊斯的艺术发展，读者不难发现，《都柏林人》虽然发出告别传统的信号，但它本质上依然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集。《青年艺术家的肖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1916）无疑体现了新质的萌生，向读者展示了早期现代主义小说的艺术特征。长篇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不仅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丰碑，也是作者现代主义思想的缩影。而乔伊斯的最后一部小说《芬尼根的苏醒》则体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现代主义向以语言为中心的后现代主义的重大转折，从而成为后现代新纪元的第一道曙光。显然，在现代英美文学发展的每个关键时期，乔伊斯都义不容辞地担当了引领潮流的责任。

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为我们研究乔伊斯早期的创作思想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作品标志着他决心告别传统、走上文学实验与革新道路的一个重要开端。乔伊斯似乎认为，小说的改革任重而道远，而最初的实验理应从短篇小说开始。由于当时乔伊斯既受到欧洲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受到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都柏林人》不仅是新旧文学观念彼此交融的结晶，也是作者早期艺术思想的真实反映。尽管《都柏林人》依然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作者家乡的“道德瘫痪”，但它折射出作者早期艺术思想的“现代性”。《都柏林人》创作于英国短篇小说相对受到冷落、相对缺乏方向的时代。乔伊斯在初出茅庐之际将短篇小说作为其从事文学革新的试验场，这不仅因为他试图快速、及时表达自己对都柏林死气沉沉的社会生活的切肤之感，而且还因为他具有一种尽快取得艺术突破的迫切心情。引人注目的是，《都柏林人》在创作技巧上体现了当时流行于世界文坛的两种主要艺术手法：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乔伊斯巧妙地将它们交织一体，以精湛的象征主义技巧谱写了一系列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小故事，从而使作品脱离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轨迹。此外，在艺术风格上，《都柏林人》则与当时日益走红的法国作家莫泊桑和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颇为相似。正如诗人庞德所说：“我可以放下一篇优秀的法国小说，随手拿起一篇乔伊斯先生的小说而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受到了蒙蔽。”^〔59〕同时，美国著名乔学家艾尔曼先生声称：“与乔伊斯的短篇小说最接近的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60〕尽管莫泊桑和契诃夫在艺术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他们的作品对当时相对落后的英国短篇小说而言无疑体现出某种“现代性”。乔伊斯自觉地将这两位风格独特的外国小说家视为艺术的楷模。这不仅反映了他当时在追求文学事业时所具有的国际视野，也表明了他创作思想的先进性和前瞻性。

作为乔伊斯告别传统、追求创新的第一步，《都柏林人》体现了作者早期对短篇小说形式的大胆实验。尽管此前狄更斯、哈代和詹姆斯等文坛巨匠都发表过不少短篇小说，但《都柏林人》在艺术上不同凡响，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不少评论家认为，这是20世纪英国文坛一部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某些作品无疑属于英国短篇小说中的上乘之作。“即便乔伊斯后来没有继续创作《肖像》、《尤利西斯》和《苏醒》，《都柏林人》也会使他作为一名艺术精湛的小说家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之地。”^〔61〕《都柏林人》的一个最主要的艺术特征是作品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在小说的背景、结构、语体和技巧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乔伊斯似乎认为，一个作家所写的全部作品应在整体上反映其创作思想和艺术主张，而作品的内在统一与和谐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都柏林人》改变了此前作家的短篇小说在题材和形式上分散独立、缺乏通盘考虑和整体布局的现象，使短篇小说的社会效果和美学价值不仅取决于每一篇作品的精心构思，而且建立在小说集的整体效果之上。这无疑反映了乔伊斯早期艺术思想的独到之处。

就总体而言，《都柏林人》在四个方面体现了其内在统一性。首先是小说背景的统一性。小说集中15个短篇全部以都柏林为背景，深刻揭示了这座城市在世纪之交的社会现实和人生百态。作者曾明确指出：“我之所以选择以都柏林为背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瘫痪的中心。”^〔62〕显然，相同的背景不仅缩短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而且也进一步增强了整部小说集的内在和谐。其次是小说结构的统一性。作者曾向他人表示：“我试图按以下四个方面来描述这种瘫痪：童年期、青春期、成年期和社会生活。这些故事都是按照这一秩序编排的。”^〔63〕上述四组作品呈三、四、四、三格局，最后一篇《死者》是全集的尾声，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显然，这种建立在人物年龄模式（the age pattern）上的框架结构不仅强化了都柏林男女老少的精神困惑，而且形成一个极为和谐的整体。此外便是小说语体的统一性。作者曾声称：“在很大程度上，我采用了一种处心积虑的刻薄的语体”（a style of scrupulous meanness）。^〔64〕“刻薄”一词既指语体的尖酸和冷酷，又指遣词造句的经济和简洁。《都柏林人》的语体自始至终体现了这种一丝不苟的“刻薄性”。最后是小说技巧的统一性。乔伊斯别开生面地运用了一种新颖独特的创作技巧——“精神顿悟”（epiphany）——来揭示人物的心理世界。几乎在每一篇小说的结尾处，主人公豁然开朗，顿时看清了自己的困境和失败，并从中悟出了人生的本质。“精神顿悟”不仅代表了人物在关键时刻的突然觉醒和对现实的透视，而且也构成了小说的高潮。显然，这一技巧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整部小说集的内在统一性。毫无疑问，《都柏林人》的构思与布局超越了传统短篇小说的模式。它是20世纪初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主义思潮彼此交融的产物，也是作者告别传统、向现代主义道路迈出的难能可贵的第一步。

乔伊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肖像》体现了新质的萌生，同时为我们全面了解作者早期的现代主义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本。《肖像》的问世是一个“新的艺术时代的黎明前的第一道曙光。”^〔65〕这部小说的题材与形式表明：在现实主义传统和现代主义思潮分庭抗礼的大背景下，乔伊斯的艺术思想明显转向了现代主义。尽管这部小说依然像是一部19世纪流行的“青春小说”（the novel of adolescence）或“发展小说”（the novel of development），即主人公斯蒂芬的成长历程同作者本人的遭遇极为相似，但它在艺术形式和创作技巧上与狄更斯的自传体小说《大卫·科波菲尔》或同时代的作家毛姆的《人生的枷锁》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像他们一样，乔伊斯也从个人的生活经历中摄取创作素材，并且刻意描绘了主人公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的心理发展过程，但《肖像》充分体现了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等在当时颇为时尚的艺术手法。更重要的是，它在以下三个方面反映了作者在文坛崭露头角前的现代主义精神。

首先，《肖像》的主题客观地表达了作者的现代主义思想。小说生动地描述了青年艺术家斯蒂芬为摆脱宗教桎梏和道德瘫痪、为追求高尚的艺术事业而努力斗争的经历。作为西方现代艺术家的代表，乔伊斯与爱尔兰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复杂的关系。他既感到现实世界充满了敌意，又意识到自己同时作为一个社会的弃儿和自由艺术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肖像》反映了作者对艺术家在严重异化时代的角色和命运的关注，也是作者展示现代艺术家与充满敌意的社会之间的必然冲突的艺术途径。乔伊斯通过小说主人公向读者传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艺术家与一个严重异化的环境格格不入，他除了反叛别无选择。在乔伊斯看来，主人公的遭遇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普遍性。艺术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而严重的异化感最终将迫使艺术家做出自己的选择。小说主人公斯蒂芬是环境的受害者，其名字使人联想起基督教首位殉教士（Saint Stephen, ?-35），象征着现代西方社会中殉难的艺术家（the martyred artist）。乔伊斯曾明确表示：“我仿佛觉得自己在与爱尔兰的每一种宗教和社会势力进行较量，我孤立无援，只得依靠自己。”^〔66〕像小说主人公一样，乔伊斯认为，爱尔兰不仅无法向他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而且还会消磨他的意志，耽误他的前程。为了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他必须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能工巧匠迪德勒斯那样展翅飞出迷宫，远走高飞。他借主人公的喉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一个人在这个国家出生时有许多张网束缚着他，使他无法动弹……我试图从这些罗网中飞脱。”^〔67〕乔伊斯懂得这场斗争的性质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他明白，自己将孤军作战，并不时遭到攻击和诽谤，这便是他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然而，乔伊斯坚守自己的现代主义信念，决意通过文学创作来发扬一种新的民族精神。他曾对妻子说：“我也许是这一代最终能从我们这个糟糕的民族的灵魂中制造良心的作家之一。”^〔68〕毫无疑问，《肖像》是作者在一个严重异化的时代对艺术家的作用和命运的思考，也是他早期现代主义思想的真实反映。(www.daowen.com)

其次，《肖像》的创作焦点充分展示了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思想。与一味关注人物的社会活动和生活经历的传统自传体小说不同的是，《肖像》的创作焦点明显地转向了人物的精神世界，从而开辟了现代英语小说发展的新方向。乔伊斯将有关外部世界和社会生活的描写降到了次要地位，更多地让读者领略主人公从婴儿朦胧期到青年成熟期的心理发展过程，充分反映了他的印象感觉和意识活动，从而深刻揭示了精神世界与外部社会势力之间的激烈冲突。创作焦点从物质世界转向精神世界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尽管《肖像》在反映意识方面还无法同《尤利西斯》相比，但它充分体现了乔伊斯艺术思想的变化，并为其日后的意识流小说奠定了基础。显然，乔伊斯的创作理念在现代主义运动蓄势待发之际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

此外，《肖像》的谋篇布局也充分反映了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思想。乔伊斯无疑是最早淡化小说情节的现代主义作家之一。《肖像》全书仅有五章，其情节实在不足挂齿。如果说《都柏林人》中的短篇小说依然有一条相对清晰的故事线索的话，那么，在《肖像》中，作者对故事情节已经不以为然。他似乎认为，在一个日趋异化和多元化的时代，如果用合乎逻辑的情节去表现混乱无序的现实和骚动不安的精神世界显然不合时宜，且无法呼应读者在实际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引人注目的是，乔伊斯成功地采用了一种新型的小说结构来取代传统的小说情节。全书五章与其说按时间顺序有条不紊地发展，倒不如说建立在跌宕起伏的节奏之上。与传统小说不同的是，《肖像》长短不一、强弱交错的节奏感并非来自词汇或句型有规律的重复之上，而是建立在小说某些形象的迭现、语言风格的变化以及主人公波澜起伏的心理冲突之上。在作者的笔下，动态和静态形象的交相迭现和彼此呼应使小说产生了明快的节奏感。语言风格的变化以及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印象主义等手法的轮番运用也给读者一种抑扬顿挫之感。然而，最富有节奏感的莫过于主人公跌宕起伏的心理冲突。由于主人公的成长过程是一个充满心理矛盾的过程，因此小说的每一章几乎都以冲突开始，并以矛盾的缓和而告终。然而，前一章冲突的结束又引出了后一章新的冲突。这种环环相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小说进程不仅生动地展示了主人公的心理骚动，也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节奏感。显然，乔伊斯以节奏取代情节是他早期现代主义思想的演练。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乔伊斯在1904年已经看到了这种确定《肖像》的结构的基本节奏。”^〔69〕毋庸置疑，《肖像》是乔伊斯早期现代主义思想催生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实验之作，为20世纪世界文坛的巅峰之作《尤利西斯》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在乔伊斯的四部小说中，《尤利西斯》无疑最深刻地反映了他的现代主义思想。这部意识流经典力作不仅代表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而且也是乔伊斯现代主义精神的全面演示，对20世纪整个西方文学的现代化和多元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著名诗人艾略特所说：“这部小说（《尤利西斯》）是对当今时代最重要的反映，它是一部人人都能从中得到启示而又无法回避的作品。”^〔70〕尽管乔伊斯并未公开陈述自己在社会急速变化时期的创作理念，但《尤利西斯》无疑是其现代主义思想的艺术结晶。应当指出，乔伊斯对现代主义思潮的态度完全能通过他在这部传世佳作中的实验主义手法得到验证。事实上，“人们把乔伊斯归入现代主义实验派主流的行列不是由于他此前对先锋派艺术纲领有过任何承诺，而是由于他极为出色的艺术表现。”^〔71〕作为乔伊斯艺术思想的真实体现，《尤利西斯》几乎汇集了20世纪上半叶西方所有新奇的创作技巧，成为现代主义小说艺术的博览会。在既没有路标，也没有样板的情况下，乔伊斯以其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创作理念，对现代小说进行了大胆的实验和全方位的改革，从而揭示了英语小说发展的新篇章。批评家们大都认为，《尤利西斯》全面反映了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思想，无论在题材选择、谋篇布局、叙事策略和人物描写方面，还是在时空的处理、技巧的运用和意识的探索方面，均彰显了他的现代主义精神。然而，概括说来，他的现代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尤利西斯》充分反映了乔伊斯在现代主义语境中对西方神话的巧妙借鉴和戏仿。众所周知，千百年来，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西方神话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原始素材，并成为西方诗歌、小说和戏剧最重要的艺术源泉之一。像他的艺术前辈们一样，乔伊斯对神话典故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然而，20世纪初的怀疑论和相对论对宗教和神学提出了挑战，因此乔伊斯对西方神话的认识与态度也与前人大相径庭。在现代主义语境中，乔伊斯充分发掘西方神话的艺术资源，大规模、全方位地运用神话典故来反映现代经验。在《尤利西斯》中，他刻意追求神话与现实在艺术上的有机结合和在题材上的反衬效果。他不仅以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人物的名字作为小说的书名，而且还使小说在结构上与古希腊英雄传奇般的故事情节对应起来，借古讽今。显然，乔伊斯刻意戏仿《奥德赛》的人物形象和框架结构，将这部史诗视为一种能使《尤利西斯》产生丰富内涵和广泛象征意义的可资借鉴的文学范本。荷马史诗不仅使《尤利西斯》产生强烈的反讽效果，而且也为它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艺术框架。这与传统作家（尤其是诗人）仅仅局部或偶尔借用神话的创作倾向不可相提并论。正如诗人艾略特所说：“乔伊斯先生在使用神话和处理现代与古代之间持续的对应关系时，正在寻求一种别人必须向他学习的方法……这完全是一种调控的方法，建立秩序的方法，或是一种能为严重的虚无和混乱（即当代历史）带来形式和意义的方法。”^〔72〕毋庸置疑，乔伊斯将神话视为一种支撑小说结构、烘托小说主题的逻辑，他对神话的巧妙借鉴和戏仿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创举。他在强调神话的象征意义的同时，还赋予其一种新的艺术功能。这无疑印证了作者试图在混乱的世界中重构神话的现代主义精神。

二、《尤利西斯》颠覆了传统小说的艺术形式，开辟了现代小说发展的新途径。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思想在《尤利西斯》中体现为一种高度自觉的艺术风格。他几乎完全推倒了传统小说的准则和秩序，并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按照自己独特的审美原则来反映现代经验，从而将现代小说推向深奥和新奇的领域。读者发现，传统小说中司空见惯的故事情节、框架结构、叙事策略和人物描写艺术在《尤利西斯》中已经荡然无存。整部小说像是一个由无数异质材料组成的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有机生命体。乔伊斯曾在谈及《尤利西斯》的创作过程时说，“我将采用18种视角和同样多的语体来写一部小说，所有这些显然都是我的同行们不熟悉或尚未发现的。”^〔73〕在《尤利西斯》中，不仅18种视角和语体纷然杂陈，而且印象主义、立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等艺术手法此起彼伏，相互渗透。作者以一种朦胧的叙述笔法跨越了几乎所有小说形式的界线。他毅然摈弃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小说形式必须稳定和统一的认同原则，通过“异质材料的组合”（assemblage of heterogeneous material），使小说形式和语境产生异质性和多样性。作者在全面把握各种对应关系的同时，巧妙地消除了这些“异质材料”之间的距离，并成功地将一种材料置换成另一种与小说主题相关的材料。综观《尤利西斯》的艺术形式，读者发现，所有人物、场景、视角和语体都是按作者的组合定律安排的。全书18章虽令人眼花缭乱，但每一章都有序可循，并且在完成其艺术职能的同时，自然地为后一章的叙述奠定了基础，从而使整部小说的结构成为一种具有自我修正和调节功能的艺术生命体。显然，这种具有异质性和多样性的小说结构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固有模式，同时也是乔伊斯现代主义思想极为成功的实践。

三、《尤利西斯》充分展示了乔伊斯的时间、意识和技巧三位一体的艺术原则。乔伊斯现代主义思想的实质是艺术上的实验与创新，而对时间的处理、对意识的反映以及对技巧的尝试不仅构成了他创作实验的主要特征，而且也是迄今为止批评家们对这位文坛巨匠所达成的基本共识。应该说，这种三位一体的艺术原则既是乔伊斯在一个多元的文化背景中确立的艺术宗旨，也是一种健康和进步的创作理念。乔伊斯将时间问题的处理视为小说改革的突破口，对以钟表时间为顺序的传统小说形式进行了大胆的反拨。他按照柏格森的“心理时间”理论来构建新的小说秩序，创造性地运用了以一日为框架的小说模式。在《尤利西斯》中，他充分发掘时间的艺术功能，以有限的时间来反映无限的空间和丰富的心理内容。此外，乔伊斯将反映意识视为现代主义文学最基本的艺术宗旨。在他看来，传统作家尚未发现这面能更为直接和真实地揭示生活本质的镜子。乔伊斯的实验与创新不仅使西方文坛产生了涉及人类心灵的意识流小说，而且也使现代作家得以生动反映距离人类的语言甚远的纷乱复杂的精神世界。《尤利西斯》以自然、坦率的手法揭示了人物的意识领域，并以此来反映社会现实。显然，成功地展示内在真实彰显了作者的现代主义艺术视野，同时也是《尤利西斯》在西方文坛点上突破、面上开花的关键所在。不仅如此，对小说技巧的全方位实验同样折射出乔伊斯现代主义思想的先进性。在他看来，创作技巧的革新不仅是作家成功反映意识和驾驭时空的重要保障，而且也是文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创作中不落俗套、推陈出新是乔伊斯执著追求的艺术目标。正当传统小说在一个急速现代化的世界面前无所适从时，乔伊斯找到了一系列足以反映现代经验和现代意识的创作技巧。他不遗余力地对小说的谋篇布局、叙述方式、人物塑造和语言风格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尤利西斯》成为新潮艺术的实验场，充分显示了一名现代主义者的雄才和气魄。如果说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取决于科学思想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那么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三位一体的艺术原则之上。他在创作中将时间、意识和技巧融为一体，其改革的力度和实验的结果超出了同时代所有的小说家。

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思想在他最后一部小说《芬尼根的苏醒》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评论家们从这部至今仍无人能完全读懂的小说中依稀察觉到，乔伊斯晚年的艺术思想步入了“一个继续发展现代主义的某些积极性的创作新阶段。”^〔74〕如果说《尤利西斯》代表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那么，《苏醒》的问世则悄然拉开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序幕。正如美国当代一位著名评论家所说：“《苏醒》是我们后现代主义可怕的预言……是某种文学的预示和理论依据。”^〔75〕尽管“后现代主义”这一个名称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得以广泛运用，但这并不影响《苏醒》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先声在西方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象征意义。这部小说为我们研究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苏醒》的问世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乔伊斯晚年审美意识和艺术思想的变化便是内因。作为一名伟大的现代主义者，他似乎并不满足此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于是加快了实验的步伐，加大了对小说改革的力度。而构成《苏醒》创作的历史背景的急剧恶化则是外因。这部小说创作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和史无前例的浩劫使西方世界陷于极度混乱之中。这无疑对作者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为作品提供了相适应的气候与土壤。乔伊斯晚年似乎告别了自己恪守多年的阿奎那的美学原则，而对维科的历史循环论产生了兴趣。维科将人类历史分为“神灵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和“混乱时代”四个阶段，并认为历史处于反复更迭和不断循环之中。在乔伊斯看来，人类历史正处于维科所说的“混乱时代”。在起草《苏醒》时，他曾明确表示：“我把维科的循环周期作为一种框架。”^〔76〕因而，《苏醒》的结构与维科的历史循环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一夜为布局的《苏醒》既是一部关于黑暗和混乱的史诗，又是一部关于历史与未来、现实与梦境以及死亡与重生的现代神话，同时也是乔伊斯晚年艺术思想的真实反映。

乔伊斯的艺术思想在《苏醒》中体现了两个重大转变。首先，作为后现代新纪元的先兆，《苏醒》清楚地表明了作者从反映意识向语言实验的转变。读者看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现代主义向以语言为中心的后现代主义的转折。显然，这种变化既客观反映了乔伊斯现代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也与当时西方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趋势十分吻合。《苏醒》最显著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特征便是它的语言体系。由于作者所关注的是如何运用语言来创造一个小说世界，因此他刻意追求一种新的语言艺术，通过一种人类语言史上绝无仅有的“梦语”和无数令人费解的文字谜语将混乱无序的现实世界埋在文本之中。乔伊斯仿佛并不满足于英语现有词汇的表意功能。他通过对英语词汇的改变或重组创造出无数令人困惑的杜撰新词，并经常将几个词的多种意义注入同一个词汇。此外，他还运用了十几种外国文字，使《苏醒》几乎成为一个充满文字谜语的语言殿堂。他曾对《苏醒》的语言作了这样的解释：“在描述夜晚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使用普通的语言，我的确不能这样做，普通的语言不能表达夜间不同阶段的事物：意识、前意识还有无意识。”^〔77〕在《苏醒》中，乔伊斯热衷于开发语言的符号和代码功能，醉心于探索新的语言艺术。他不仅向读者展示了一种建立在梦的逻辑之上的小说文本，而且还迫使现代文学接受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和新的语言。显然，乔伊斯在现代主义文学退潮之际再次探索小说改革的新途径，其艺术思想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此外，《苏醒》还体现了乔伊斯晚年的创作理念从遵循反映论向信奉本体论的重大转折。如果说《尤利西斯》代表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总体倾向和艺术原则：即反映论的创作理念，那么《苏醒》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本体论为原则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乔伊斯通过“语言自治”（the autonomy of language）的方式创作了一个自足、独立的反身文本（self-reflexive text），极大地淡化了文学作品固有的“关于性”和“外指性”。在《苏醒》中，乔伊斯对语言实验和文本构造的兴趣超过了他对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关注。都柏林的生活气息和社会现实显得如此朦胧晦涩、神秘莫测，就连西方研究乔伊斯的专家学者都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与事实。乔伊斯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本体上独立的、基本封闭的小说世界和令人无法走出的迷宫。正如一位著名乔学专家所说：“《芬尼根的苏醒》就是关于《芬尼根的苏醒》。也就是说，这本书不仅包括了一切，而且包括关于如何记录和解释这一切。这种记录，包括创作和阅读，构成了这本书的内容。”^〔78〕显然，《苏醒》是以一种具有“扩散性”和“不确定性”的语言体系构建的“反形式”的解体文本（deconstructive text）。当代美国著名评论家哈桑明确指出：“一个作家在他（她）的一生中可以自由自在地写现代主义的作品和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对比一下乔伊斯的《肖像》和《苏醒》）……我们也因此不断发现后现代主义的先例。”^〔79〕作为一部建立在本体论之上的小说，《苏醒》将现实埋在用来描绘它的语言之中，而其意义则存在于作者的文本构造和读者的解读过程之中。毋庸置疑，《苏醒》既是对混乱时代的一种物质的、有形的比喻，也是作者晚年对“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预言。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思想在激励他向小说形式的极限奋力冲刺的同时，为战后西方作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选择。

综上所述，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思想与20世纪上半叶西方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思想一起涌动，在其四部小说的艺术特征和发展轨迹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近40年的创作经历客观地反映了他的艺术思想从现实主义转向现代主义继而又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演变过程。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思想体现了一种自觉和坚定的革新精神，一种多元文化时代的美学英雄主义。他的思想将现代主义小说艺术推向了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先后影响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代作家，对西方现代文学的两次变革与转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