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英国文坛上，劳伦斯（D. H. Lawrence，1885-1930）无疑是一位独立不群而又颇受争议的人物。这位出生在诺丁汉郡偏僻矿区的小说家曾经被不少批评家视为现代主义运动的边缘人物。其主要理由无非有两条。一是自命清高的劳伦斯不仅与当时的现代主义作家交往甚少，而且也对他们缺乏足够的敬意。二是他在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上同乔伊斯和伍尔夫等作家之间不仅具有明显的区别，而且看上去也不像他们那样充满实验精神。尽管西方批评家大都认为，一向独来独往的劳伦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业社会的叛逆，但他们一度对劳伦斯究竟是现实主义者还是现代主义者争论不休。然而，时至今日，这种争论已经显得毫无意义。“劳伦斯属于英国文学中不愿墨守成规的伟大传统。”^〔38〕事实上，“劳伦斯在当时和现在都为产生于同一背景的现代主义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视野。”^〔39〕

劳伦斯的视野折射出一种独立而又自觉的现代主义精神。劳伦斯与现代派作家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但他始终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不解之缘。众所周知，现代主义文学运动造就了乔伊斯和伍尔夫等一群英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家。尽管他们的创作经历不尽相同，审美意识和艺术风格也大相径庭，但他们大都热衷于反映现代人的异化感和精神危机，以光怪陆离的形象来折射备受机械文明压抑和扭曲的人性。就此而言，劳伦斯与这些现代主义者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他同时又是一位置身于这场文学运动中心却又独立不群的艺术家。当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风起云涌之际，劳伦斯对盛极一时的意象主义、未来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尽管他的创作视野有别于其他现代主义者，但在因循守旧还是改革创新这一原则问题上，他的立场从未动摇。事实上，劳伦斯对传统小说的题材与形式的反感程度绝不亚于其他现代派作家。他虽未主动与同时代的现代主义者为伍，但“他（劳伦斯）以强烈的批评与创新意识投身于一个并列的工程，而这对正确评价其他现代主义作家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对劳伦斯缺乏理解，有时甚至不够友好，这恰恰是他和他们各自的重要意义所在。”^〔40〕20世纪初，劳伦斯既目睹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矛盾与危机，又面临了个人艺术方向的选择。然而，劳伦斯独特的创作视野、审美意识和艺术才华不但使他成功地在英国文坛实现了“软着陆”，而且也使他在现代主义的竞技场上别树一帜，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者之一。即便名声显赫的美国诗人庞德也不得不承认：劳伦斯比他先找到了“恰当处理现代题材的方式。”^〔41〕也许这是与劳伦斯同龄且同样清高的庞德对他人所做的最好的评价了。今天，虽然西方学者对劳伦斯的看法因人而异，但他们似乎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生活在英国社会转型期的劳伦斯拥有与众不同的视野，而这种视野明显地反映了一种独立而又自觉的现代主义精神。

概括地说，劳伦斯的创作视野体现了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执著跨越。这位在维多利亚时期末年出生于煤矿工人家庭的小说家从小接受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熏陶，喜欢读乔治·艾略特、哈代、霍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小说，因此，他的《白孔雀》（The White Peacock，1911）和《逾矩的罪人》（The Trespasser，1912）等早期小说具有较为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显然，青年时代的劳伦斯对文学传统具有一种亲近感。然而“他对英国小说传统的批评之尖锐绝不亚于他的亲近感。”^〔42〕步入创作旺盛期的劳伦斯逐渐表现出他的现代主义视野。在他看来，英国小说在经历了约300年的发展历程之后变得更加循规蹈矩了，不仅形式显得刻板僵化，而且题材也变得枯燥乏味。劳伦斯认为，这不怨小说，该怨的是小说家，因为他们写得千篇一律了。在他看来，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题材在20世纪新的现实面前已经不合时宜。由于现代机械文明与人的自然本性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当时西方社会一个十分尖锐的矛盾，人性遭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压抑与扭曲，因此，小说家必须发掘新的题材来反映现代经验和现代意识。引人注目的是，从《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1913）开始，劳伦斯的创作视野体现了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执着跨越。尽管他对小说家应描写什么和如何描写等问题的看法与其他现代主义者大相径庭，但他的小说在反映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方面可谓别出心裁，具有异曲同工之美。

应当指出，生活在英国社会转型期的劳伦斯对世界、人性和文学的见解体现了一种不媚时俗的独立性。在叔本华、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学说流行之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弥漫欧洲大陆之时，劳伦斯在其小说和文论中所表现出的思想是复杂的、矛盾的，也是与众不同的。这位了解英国矿工生活、当过职员和教师的艺术家与那些身居欧洲繁华都市的现代主义者之间在对世界、人性和文学的问题上虽有同感，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这种同感和分歧不仅明白无误地体现在劳伦斯的小说题材和艺术形式上，也充分反映在他独具慧眼的创作视野上。在对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虹》（The Rainbow，1915）、《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1920）和《恰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1928）四部主要小说作一番哪怕最粗略的浏览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现代主义视野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劳伦斯的创作视野充分体现了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原始主义（primitivism）和现代主义原本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术语，但用来概括劳伦斯的视野却颇为恰当。面对咄咄逼人的工业机器和资本主义文明，劳伦斯以现代主义者的良知公开呼唤自然人性的回归。他认为，现代人的心灵和本性遭到了机械力量的严重压抑和摧残，这使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劳伦斯对大自然和有机的农业社会情有独钟，曾试图寻找能使现代人安居乐业、修身养性的世外桃源，其足迹遍及美国、墨西哥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充满生机的风景与欧洲日趋衰落的机械文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不仅使劳伦斯的意识受到极大的冲击，而且也使他的视野更加宽广。作为一名现代主义者，他对自然与人性推崇备至。在他看来，无论社会现实、生活方式和文学形式如何急剧演变，人类似乎具有一种保持原样的巨大能力，那就是人性。他曾经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伟大宗教是对血与肉的信仰，它们比才智更明智……我想直接对我的血做出反应，而不受理智、道德或其他任何事物的干扰。”^〔43〕劳伦斯将人的自然本性视为一种抗拒机械文明的原始力量，并认为人性的复归和自然欲望的解放是帮助现代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劳伦斯也许是英国文学史上对机械文明与原始力量之间的冲突最为关注的作家之一。推崇原始力量，相信血的意识以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体现了劳伦斯个人思想的核心和创作视野的本质，也构成了他全部作品的基本内涵。生活在被乔治·艾略特称作“英国心脏地区”的劳伦斯从叔本华、尼采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学说中摄取营养，从急剧演变的世界中接受现代主义思想，并将他的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融为一体，通过新颖的艺术形式加以表现，从而使其小说折射出一种独特的现代主义视野。

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有机结合在劳伦斯的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作者以现代主义的手法来表现工业社会中人物潜意识领域的骚动和原始主义的“恋母情结”。在这部被评论家视为“第一部弗洛伊德式的英语小说”中，^〔44〕作者不仅充分揭示了机械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而且还生动地描绘了作为人体内原始丛林第一标志的性意识以及心灵的黑暗王国与工业文明制度之间的激烈冲突。小说主人公沃尔特夫妇之间无休止的争斗与其说是夫妻之间的感情纠纷，倒不如说是机械文明时代的男人与女人之间以及自然本能与现代意识之间的必然冲突。保罗的情感障碍无疑是工业社会中人性扭曲的一个典型病例。劳伦斯也许是弗洛伊德心理学在英国文坛最忠实的代言人，而《儿子与情人》则算得上现代心理学理论高度艺术化的杰出范例。劳伦斯不遗余力地通过人物的“性欲望”（libido）、“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和“阳具意识”（phallic consciousness）等原始力量来揭示人物心灵的黑暗王国与工业机器之间的激烈冲突。作者用现代主义的视野来观照隐埋在人物内心深处的那个黑暗的原始丛林，并使读者一再听到人物的“本我”（id）在原始丛林中徘徊时发出的吼叫。显然，《儿子与情人》不仅是弗洛伊德主义小说化的成功之作，而且也是原始主义情节与现代主义理念有机结合的艺术样板。

二、劳伦斯的创作视野体现了他对时间、意识和技巧的高度关注，全面反映了他的现代主义审美观念。英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是一个涵盖多种分散独立、互相矛盾却又彼此交融的思想及艺术倾向的综合体。尽管在这错综复杂的综合体内部所涌现的作家在创作观念和艺术风格上千差万别，但他们大都在作品中刻意构建一种由时间、意识和技巧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现代主义艺术体系。几乎所有的现代派作家都将这三大要素作为创作的兴奋点和突破口。当然，劳伦斯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创作视野既反映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本质，又成为这场波澜壮阔的文学运动的一个缩影。尽管劳伦斯的审美意识有别于其他现代主义者，而且他的现代主义精神主要反映在小说的题材和语体上，但对时间的处理、对意识的探索以及对技巧的关注无疑构成了其创作视野的基本特征。劳伦斯凭借其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创作才华，在小说中巧妙地处理了时间、意识和技巧三者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不同凡响的艺术效果。(www.daowen.com)

劳伦斯的代表作《虹》成功地构建了一个时间、意识和技巧三位一体而又相得益彰的现代主义艺术体系。就对时间的处理而言，劳伦斯不仅采用飘忽不定的过去进行时来描述布朗温一家三代人的生活经历，而且还生动地反映了祖先与后辈某些一脉相承的性格特征，包括过去对现在的影响以及现在对过去的重构。换言之，其笔下的人物完全根植于某种共同的时间经验之中。毋庸置疑，劳伦斯对时间的处理带有现代主义的色彩。在探索意识方面，《虹》深刻揭示了布朗温家族三代人从沸腾的自然情感到强烈的现代意识的演变过程，使第一代老汤姆到第三代厄秀拉不断涌动的血的意识得到了充分的发掘，取得了与《尤利西斯》等意识流小说不尽相同的艺术效果。就创作技巧而言，《虹》的象征主义手法、延展性结构、开放性结局以及从朦胧到清逸的语体变化无不反映出作者对创作技巧的高度关注。显然，《虹》全面反映了劳伦斯与其他现代主义者十分相似却又不尽相同的创作视野。他的审美意识既体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多元性，又反映出了现代主义作家在处理时间、意识和技巧方面的艺术倾向。

三、劳伦斯的创作视野清晰地折射出他对现代人的异化感和身份危机的全面观照。20世纪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可谓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但无论各种流派或“主义”怎样令人生畏地交织或重叠在一起，几乎所有的现代派作品都刻意追求表现西方现代人的异化感和身份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义无反顾地通过揭示一个痛苦的、茫然的甚至是病态的“自我”来反映充满敌意的社会现实已经成为现代主义作家的共同目的。尽管劳伦斯对现代人的异化感和身份危机的认识与其他现代主义者并不完全一致，其表现方式和刻画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但在机械文明日益猖獗之际，他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还有一个极大的秘密尚未解开，那就是现时的、眼下的自我。”^〔45〕作为一名现代主义者，劳伦斯自始至终关注工业社会与人性之间的严重对立，并不遗余力地探索人物骚动不安的精神世界。他曾在信中明确告诉友人：“人物旧的稳固的自我”在他的小说中已经不复存在。^〔46〕像其他现代主义者一样，劳伦斯认为，由于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工业社会的非人化倾向，现代人的身份和精神面貌与他们的先辈已经截然不同。因此，现代作家对此决不能视而不见或无动于衷。从劳伦斯的几部重要小说所反映的题材来看，他不仅将人物所面临的严重困境作为其反映的焦点，而且始终对现代人的异化感和身份危机予以高度关注和全面观照。

劳伦斯的长篇小说《恋爱中的女人》深刻揭示了英国年轻一代严重的异化感和身份危机。小说以两对男女青年（伯金与厄秀拉、杰拉尔德与古德伦）的感情波折为主线，以一对男子（伯金与杰拉尔德）朦胧的同性恋为次要情节，并且以伯金与贵妇人赫梅尔妮以及古德伦与德国颓废艺术家的暧昧关系为插曲，充分反映了工业社会中年轻人错乱的性意识和严重的身份危机。虽然这几对关系性质不同，进展不一，且结局也大相径庭，但它们无疑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混乱不堪的人际关系的一个缩影，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人性的堕落与变态的高度关注。难怪劳伦斯称这部小说是“对自我的最深沉经验的纪录。”^〔47〕小说开局，劳伦斯通过厄秀拉和古德伦姐妹俩的对话深刻揭示了造成现代人两性关系混乱和身份危机的社会根源：“这简直是一个地狱中的国家……所有一切都污秽不堪。”作者笔下的煤区小镇是“一个黑暗、死气沉沉而又充满敌意的世界”，这不仅使年轻一代的性格与个人身份遭到了严重的扭曲，而且也使“男人和女人成为一个整体中的碎片”，精神空虚、茫然若失。工业巨子杰拉尔德无疑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人物。他失去了人应有的自然本性，成为现代工业和机器的化身。“他全身已经麻木”，“无法同其他任何灵魂建立任何纯粹的关系。”杰拉尔德的身躯“就像一棵内部组织受过霜冻的植物”，古德伦仿佛从这位“工业拿破仑”身上看到了“一股腐蚀性极大的死亡之流”。同样，伯金与厄秀拉的感情波折也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青年一代的精神困惑和身份危机。伯金的所谓“博爱精神”不仅使他失去了把握自己身份的能力，而且也使他在追求人性的复归过程中误入歧途，染上了极度混乱的性意识和性关系。他与厄秀拉的婚姻矛盾，与杰拉尔德的同性恋以及与赫梅尔妮的婚外恋足以表明，严重的异化感和身份缺失已经成为时代的一种顽症。显然，《恋爱中的女人》在反映现代经验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同时，表露出作者对现代人精神困惑的全面观照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忧虑。

四、劳伦斯的创作视野凸显了现代主义语境中的性描写。20世纪初，随着现代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西方固有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所建立的文化秩序开始土崩瓦解。当时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性解放问题也逐渐蔓延到文学领域。“性解放和通过性行为获得解放是当时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48〕然而，在现代主义作家中，真正公开、直接并大量进行性描写的并不多见。作为女性主义小说家，伍尔夫往往对性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尽管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注入了不少有关性的内容，但他的描写往往是细碎的、简短的，而且大都是通过人物的意识呈现的。相比之下，劳伦斯毕生的创作，包括其精神与本质、风格与内涵，几乎完全紧扣性的主题。不仅如此，他在现代主义语境中对两性关系的探索和描写程度超越了同时代所有的小说家，有时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劳伦斯将性视为世界上最美好、最有生气的东西。在他看来，“性与美是同一的，就如同火焰与火一样。如果你恨性，你就是恨美。如果你爱活生生的美，那么你就会对性报以尊重。”^〔49〕劳伦斯似乎认为，性既是生命之源，又是一种抗拒机械文明的自然力量，不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和谐、美满的性关系是人性获得解放的重要前提。尽管劳伦斯开出的济世药方令人感到十分窘迫，但在人性遭到严重摧残和扭曲的时代，他的思想和作品无疑具有明显的反叛性和革命性。在现代主义语境中对性行为的秉笔直书不仅是劳伦斯与其他现代主义作家之间的重要区别，而且也构成其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强调人性的复归、赞美肉体的魅力和崇尚完美、和谐的性关系既是劳伦斯美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现代主义视野的基本内涵。

劳伦斯在小说中对性行为的描写几乎贯穿始终，并且在《恰特莱夫人的情人》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部小说问世以后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时至今日，依然一口咬定它是“色情小说”或“下流作品”的人并不多见。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将它视作“英国文学中第一部向我们直率和诚实地描绘性行为的严肃小说。”^〔50〕人们似乎已经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这是一部在现代主义语境中直接从性爱角度来探索工业社会中的人性和人际关系的经典力作。劳伦斯曾明确表示：“这部小说的确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我总是努力达到同一个目标：即让性关系变得既可靠又珍贵，而不是可耻。这是我走得最远的一部小说。”^〔51〕像作者的其他许多小说一样，《恰特莱夫人的情人》也以英国中部的一个煤区为背景，生动地描绘了克利福德·恰特莱爵士的太太康妮与她家的猎场看守人梅勒斯之间的两性关系。因在战争中身负重伤而下身瘫痪的庄园主克利福德是僵化、陈腐的贵族制度和冷若冰霜的工业机器的象征。在劳伦斯看来，“克利福德的残废象征着……一种深沉的心理和情感上的瘫痪。”^〔52〕而康妮与梅勒斯之间完美、和谐的两性关系则象征着生命的复苏和人性的回归。他们的性爱不仅代表了一种巨大的再生力量，而且也是作者为死气沉沉的英国社会找到的一条起死回生的出路。尽管试图通过性使英国社会获得新生的观点反映了劳伦斯现代主义视野的局限性，然而他为英国的社会病症开出的药方却发人深省。值得一提的是，劳伦斯在小说中对如何真实、生动地描写性经验和性行为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尝试。他的语体充分展示了一个现代主义者特有的艺术功力。在这部以性爱为题材的小说中，写实与抒情、原始主义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争妍斗奇却又彼此交融。作者的语体充满了情感和肉体感，时而细腻、抒情、富于诗意和节奏感，时而笔势模糊、意境朦胧，耐人寻味。作者将原本难以见诸文字的性行为描写得淋漓尽致，足以使此前所有包含性描写的传统小说黯然失色。显然，劳伦斯在现代主义语境中不遗余力地“揭示生活中最隐秘的地方”，^〔53〕并成功地发展了一种与之相吻合的小说语体，从而为现代主义小说注入了新的艺术活力。

综上所述，劳伦斯的现代主义视野体现了他在异化时代的一种独立和自由的人文精神。这种视野不仅反映了一个现代主义作家对社会与人性的深刻认识，而且也包含了他对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艺术准则的反叛。然而，更重要的是，劳伦斯在现代文坛独步一时的同时，以其独特的目光考察了人类的困境，并带给读者种种不同凡响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