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风行于西方文坛的一种激进的、反传统的艺术思潮，那么，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无疑是这一潮流的引领者之一。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大致可分为初期、盛期及后期三个阶段，那么，康拉德无疑是现代主义初期的一名勇敢的探路人。康拉德的《吉姆爷》（Lord Jim，1900）、《黑暗的心灵》（Heart of Darkness，1902）和《诺斯特罗摩》（Nostromo，1904）等重要小说都发表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风起云涌之前。然而，这些作品不仅使同时代的读者大开眼界，而且也明白无误地体现了作者的早期现代主义思想。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和现代主义新纪元之间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康拉德是一位似乎无意识地凭直觉便知道在他之后小说将发生重要变革的作家。”^〔26〕

从本质上讲，康拉德是一位深受19世纪文学传统影响却又清楚地意识到其艺术局限性的早期现代主义者。在他童年时代，狄更斯、萨克雷和乔治·艾略特等现实主义小说家依然活跃在英国文坛，而他们的作品后来成为这名出生在波兰、常年漂泊在海上、以非英语为母语的水手爱不释手的读物。此外，康拉德对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福楼拜和莫泊桑的崇拜也印证了他与19世纪文学传统的联系。这种联系表明：由于19世纪的现实世界拒绝作家反映人的意识，康拉德日后看到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不足之处，并转向揭示外部世界与精神领域的冲突。读者不难发现，即使康拉德稍后发表的许多小说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传统小说的痕迹。其中《特务》（The Secret Agent，1907）和《在西方的注视下》（Under Western Eyes，1911）等作品尤为明显。如前者开局时主人公弗洛克迈步伦敦街头的情景和后者关于圣彼得堡的描写部分均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在19世纪的小说家中，也许乔治·艾略特与康拉德的创作观念最为接近。康拉德在反映人的道德困惑方面与乔治·艾略特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均围绕道德考验构建小说的情节，并且着重揭示其根本原因和严重后果。如果说，艾略特认为人物在过去的所作所为是导致其目前状况的根本原因，那么，对人的道德选择同样颇感兴趣的康拉德则认为，人的生活将没完没了地受到某一次失足或道德沉沦的影响。这一现象在吉姆、诺斯特罗摩和弗洛克等人物身上得到了充分验证。然而，与艾略特不同的是，康拉德始终将自己视作一位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作家，并声称：“从本质上说，我的作品揭示的是一种观察到、感觉到并且以我的真实情感来解释的行为。”^〔27〕尽管康拉德与艾略特在构建小说情节和人物形象时都倾向于借助道德考验这一载体，但康拉德能够揭开人物的面纱，触及其骚动不安的心灵，并以印象主义手法和绝对的真实感来展示人物的内心冲突。这既是他与维多利亚前辈之间的重要区别，也是他的早期现代主义思想在小说中的具体反映。

作为一名熟知笛福和狄更斯的现代主义作家，康拉德并没有盲目地继承他们的文学传统，而是大胆地探索新的艺术途径。他的创作生涯始于19世纪90年代，即现代主义运动初期，因此，他通常与亨利·詹姆斯一起被称为英国早期现代主义者。无论从英国文学的转型过程还是从其个人的创作风格来看，康拉德更接近詹姆斯，而他与乔伊斯之间则存在明显的差异。像詹姆斯一样，生活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的康拉德似乎已经预感到英国小说的新纪元即将来临。在其1905年发表的《对亨利·詹姆斯的评价》（“Henry James: An Appreciation”）一文中，康拉德明确指出：“凭借其作品和力量，詹姆斯是一位艺术的英雄……他是‘意识的编史家’。”^〔28〕在康拉德看来，詹姆斯的创作至少标志着现代主义文学的两个重要特征：即小说形式的变革和对精神领域的探索。康拉德将詹姆斯视为“艺术的英雄”，这无疑反映了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现代主义者颂扬实验精神和艺术革新的倾向。这不禁使人想起乔伊斯的主人公斯蒂芬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呼唤古希腊能工巧匠迪德勒斯以反映“我的民族尚未创造出来的良知”的情景。如果说詹姆斯运用其独特的语言风格探索了康拉德未探索的经验，那么康拉德则采用了富于象征主义色彩的语言和噩梦般的形象揭示了完全超越詹姆斯想象力的精神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位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在艺术上既表现出各自的单独走向，又具有某种互补的、殊途同归的特征。

应当指出，康拉德的早期现代主义思想体现出某种原始性和自发性。作为一个常年在海上漂泊和自学成才的艺术家，他不仅长期脱离当时的文学潮流，而且也很少结交文学界的朋友。“康拉德即便在名望不断上升时也在当时的主要作家和文学运动面前保持独立……他对弗洛伊德的著作和科学的发展几乎一无所知，对乔伊斯、劳伦斯、伍尔夫以及其他实验主义小说家也完全不了解。”^〔29〕尽管如此，康拉德凭借本人的直觉和经验将小说视为一种富有艺术潜力的文学形式。像詹姆斯一样，康拉德将自己对传统小说的不满情绪转变成对小说进行实验与改革的决心。在没有先例和样板的情况下，他不但努力尝试新的创作手法，而且从斯特恩、理查逊、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和詹姆斯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作家那里摄取艺术精华。不过，在谋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方面，上述作家中也许只有詹姆斯对康拉德的影响最为直接。显然，对旧小说的不满、对新小说的向往以及对实验的决心最终使康拉德改变了疲惫不堪的维多利亚小说，并为现代小说营造了一种全新的气氛和艺术品质。

作为一名经历曲折而又阅历丰富的小说家，康拉德对蓄势待发的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抱着欢迎的态度。这位既不能算是纯粹的波兰人，也不能算是正宗的英国人的小说家以海洋般博大的胸怀愉快地接纳了风行于欧洲大陆的新潮艺术。他在博采众长的同时，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的小说艺术，并在创作过程中一再表达他的现代主义思想。概括地说，康拉德的现代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康拉德在小说中一再反映世纪交替之际西方人的悲观情绪和没落意识，其独特的世界观为日后崛起的现代主义文学奠定了基调。众所周知，“末日感”（the sense of doom）是现代主义文学折射出的主基调。尽管自19世纪下半叶起，乔治·艾略特和托马斯·哈代等作家已在小说中通过描写充满敌意的世界来表达他们的怀疑主义和悲观情绪，但康拉德似乎有意将艾略特关于个人对其命运负责的观点与哈代的宿命论交织一体，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从而为日后崛起的现代主义文学奠定了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小说既反映了艾略特作品中司空见惯的个人道德危机，又体现了哈代小说中的“内在意志”和宿命论的色彩。康拉德曾经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将宇宙比作一部冷酷无情的机器，“它将我们织进织出，它编织着时空、痛苦、死亡、堕落、绝望和所有幻想，一切都毫无意义。”^〔30〕显然，康拉德的悲观情绪和末日感与其文学前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情绪和意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演变成为严重的虚无主义，并且在全面崛起的现代主义文学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宣泄。就此而言，康拉德的世界观代表了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西方社会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成为前后两代作家在思想方法和创作观念上的过渡与转折。

被一些评论家称为“现代主义宣言”的《黑暗的心灵》充分展示了现代西方人的“末日感”，折射出康拉德对日趋严重的“道德沉沦”的忧虑，其悲观主义情绪是显而易见的。在康拉德的笔下，小说主人公科兹是一个被贪婪和残暴剥夺了人性并已完全被罪恶蛀蚀一空的殖民主义者的化身。他掠夺成性，杀人如麻，其心灵深处潜伏着一个黑暗的地狱。在康拉德看来，“整个欧洲都为造就科兹做出了贡献。”这个反英雄人物的罪恶是西方殖民主义横行时期欧洲文明堕落的象征。科兹临死前发出的“可怕呀，可怕”的喊叫不仅是对其一生罪恶的高度概括，而且也是对日薄西山的殖民统治的深刻感悟。事实上，康拉德小说中的悲观情绪和没落意识已经成为19世纪下半叶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同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必要的而且是不可替代的过渡与转折。换言之，“康拉德本人哲学上的怀疑主义是瞻前顾后的。”^〔31〕他笔下早已被罪恶蛀蚀一空的殖民主义代言人科兹不禁使人联想起诗人T·S·艾略特笔下的“空心人”（The Hollow Man），两者均象征着人物的道德沦落和没落意识，并体现了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悲观态度。显然，康拉德的小说为日后充满悲观色彩和虚无主义气氛的现代主义文学奠定了基调。(www.daowen.com)

二、康拉德在小说中全方位地运用印象主义手法，为英国小说的表现对象从外部世界转向精神领域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印象主义是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在欧洲唯美主义与自然主义基础上形成的艺术流派。它最初表现在绘画上，后来渗透到文学领域。印象主义者追求表现人的主观感受和瞬间印象，强调光、声、色、形、影对主题的渲染作用。康拉德认为，文学作品像绘画一样有赖于人的感觉和印象。一部小说只有通过生动的视觉和声觉形象以及富于印象主义色彩的语言才能激发读者的联想。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人能像康拉德那样真实而又富于激情地记录自己对生活的印象。康拉德明确表示：“我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是通过文字的力量使你们听到，使你们感觉到，尤其是使你们看到。仅此而已。”^〔32〕在他近30年的创作生涯中，康拉德始终坚守自己的诺言，严格遵循其美学原则。在他看来，一部小说的吸引力“必须来自通过感官传递的印象。”^〔33〕因此，“如果我们必须使用一种名称的话，那么‘印象主义者’是用来形容康拉德的最恰当的名称。”^〔34〕

应当指出，康拉德也许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早全方位地将印象主义技巧运用于小说的作家。这位甚至在20岁对英语依然目不识丁的小说家别开生面地采用了一种具有浓郁的印象主义色彩的语言风格来表现西方世界的道德沉沦和精神危机。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康拉德很少描写他们的行为，而是向读者展示一种强烈的印象以及人物“道德上的发现”，而这种发现往往能揭示出西方现代社会的本质。例如，在《吉姆爷》中，作者以近似模糊的语言和紊乱的叙述形式向读者揭示了一个充满罪恶和危机的世界。作者有意抹去了传统小说语言的逻辑性，通过一系列代表黑白与明暗的形象以及支离破碎的信息来反映主人公吉姆所处的环境。在康拉德的笔下，光与影、白与黑以及明与暗的对照象征着善与恶、生与死的对立。读者发现，《吉姆爷》的世界完全被一种阴郁的、充满怀疑主义的氛围所笼罩。不仅如此，作者还充分利用各种形象和场景的交替重叠来折射主人公的复杂情感和道德困惑。每个形象或场景都使读者获得了有关吉姆的某种印象。康拉德似乎在向读者暗示：吉姆的世界已不再像一幅匀称的全景图，而是有点像一个损坏的万花筒。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的印象主义技巧集中体现在色彩的运用上。大多数批评家认为，《吉姆爷》中的基本形象结构是白与黑、明与暗的对立。例如，小说开局时，吉姆“从头到脚穿着一身白色衣服”，暗示他的善良和无辜。当帕特那号轮船行将遇险时，黑沉沉的天空不时“吐着火光”，但黑色始终笼罩着大海。在小说最后几章中，吉姆的世界更是一团漆黑。而临死前的吉姆“只是一个微小的白色斑点，一个在黑暗的世界捕捉到全部光线的白色斑点。”康拉德充分发挥了语言的描绘功能，像印象派画家那样用色彩和形态来渲染主题。显然，通过这种便于读者“看到”人物的描写艺术，康拉德不知不觉地将读者带入了现代主义时代，“一个永远无法了解真理并且在认识上充满怀疑主义的氛围。”^〔35〕事实上，作者的印象主义手法在《黑暗的心灵》等其他小说中也得到了充分展示。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拉德的印象主义小说体现了英国早期现代主义小说的艺术特征，因而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它是英国小说家从描写外部世界转向反映意识领域的有益尝试。

三、康拉德对小说的叙述形式进行了大胆的实验，积极推进现代主义叙事艺术的发展。使康拉德成为新旧世纪两代作家和两种文学之间的重要联系的另一个原因便是他在小说叙述形式上的实验与革新。康拉德的早期现代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战胜了他原有的矛盾心理。在相对稳定的维多利亚时代成长起来的康拉德原本信奉秩序和责任，但他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感觉到了一种企图破坏所有秩序和责任的混乱。他似乎比同时代的作家更早意识到了伪善、贪婪、欺诈和道德堕落等社会恶习的滋生和蔓延。在康拉德看来，菲尔丁、奥斯汀和狄更斯等作家的叙述形式基本上是清晰和有序的。这种叙事策略总体上反映了他们对道德秩序和社会前景抱有的信心。然而，小说清晰、直接、有条不紊的叙述程序难以真实反映混乱的现实和精神世界。在现代英国小说面临重大转折之际，康拉德已经悄然拉开了小说叙事革命的序幕，为现代主义叙事艺术的诞生鸣锣开道。他果断地放弃了传统小说家惯用的全知叙述或像鲁滨逊、简·爱和大卫·科波菲尔那样热衷于开怀畅谈本人经历的第一人称叙述。康拉德十分强调作者的“非个性化”和独立性，因为他认为作者若强行介入作品便会影响作品的客观性。为了充分反映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判断经验的不确定性，康拉德在《吉姆爷》和《黑暗的心灵》等小说中别开生面地采用了一个名叫马罗的“牵扯于其中的叙述者”（the involved narrator），使小说的叙述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牵扯于其中的叙述者”与传统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迥然不同。他同时扮演了小说的叙述者、旁观者和重要人物的角色，集故事的记录者、事件的参与者和作者的代言人于一身。不言而喻，这种陷入事件中心、富于洞察力和想象力且又渴望道德发现的叙述者既使小说成功摆脱了全知叙述或逐步推进的分析式叙述形式，又满足了作者试图真实反映现代经验的创作需要。显然，康拉德的叙事革新不仅拓展了同时代作家的创作视野，而且为现代英国小说的叙事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康拉德的现代主义叙事艺术在《吉姆爷》和《黑暗的心灵》中得到了成功的演示。作为英国早期现代主义小说的杰出范例，《吉姆爷》充分反映了作者审美意识的变化和叙事形式上的革新精神。“康拉德摒弃全知视角而采用一种牵扯于其中的叙述策略，”^〔36〕让曾经当过水手且生活经历与自己十分相似的马罗充当喉舌，并同时扮演叙述者、参与者和旁观者等多重角色。《吉姆爷》由三个部分组成，共45章。作者在第一部分通过第三人称来描写吉姆的性格特征和他在港口充当职员以及帕特那号船在航行中误触漂船失事的经过。这一部分虽由第三人称叙述，但时间顺序已不复存在，倒叙、追叙以及各种镜头的重复与重叠不断显现，构成了一个纷繁复杂的小说世界。第二部分由马罗以第一人称叙述，描写了他对吉姆的印象以及他跳海逃生之后的沉浮。马罗时而牵扯于其中，时而超然物外，并不时向读者发表他的道德感受。而小说的第三部分则由马罗致友人的信件、手稿及其他材料组成，进一步追述了吉姆生前在帕妥塞岛的生活片段。显然，作者在小说中的叙述形式是无序的，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是“来回运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小说采用三种不同的叙述形式在英国小说史上可谓史无前例。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说：“伴随着康拉德（如同伴随着詹姆斯和乔伊斯一样），我们开始跨入了现代主义时代；而伴随着《吉姆爷》，我们可以说……小说已经变成了非叙事性体裁，它不再遵循一条线索，而是像一个互相交织的平面那样无限扩展。”^〔37〕康拉德的现代主义叙事艺术在《黑暗的心灵》中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部小说一个最显著的现代主义特征是引起评论界广泛关注的叙事策略。作者别出心裁地采用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者交替叙述的手法。第一个“我”（无名氏）叙述小说的“框架故事”（the frame story），而第二个“我”（马罗）则叙述小说的真实故事（the real story）。在小说中，两个叙述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小说不时进行视角转换。无名氏“我”主要介绍小说的场景和马罗的性格与形象。而马罗则详细叙述他的刚果之行和科兹的罪恶生涯，他的“真实故事”在无名氏所叙述的“框架故事”的“箱体”内展开。然而，引人注目的是，无名氏“我”除了负责小说的开局和结局的叙述之外，还不时自由进入“箱体”，作一些有趣的插叙和必要的补充。他的每一次出现和消失都引起了视角的转换。显然，无名氏“我”的叙述不仅向读者交代了许多重要信息，而且填补了马罗因无法叙述而留下的某些空白。马罗在这两部小说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其艺术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他的精彩叙述将读者引入小说，而他的好奇、假设、想象、疑虑和自我辩解则使小说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评判人物的行为与道德是这两部作品的基本内容和意义所在，因此，当马罗作为一名好奇的探索者不断发掘事实时，读者也不由自主地“牵扯于其中”了。马罗这一人物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破天荒地为一个具有复杂经验和道德危机的现代人充当叙述者，而且还在于他为现代主义叙事艺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显然，《吉姆爷》和《黑暗的心灵》的叙事策略在英国小说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不仅是对传统叙述形式的重大突破，而且也是作者早期现代主义思想的成功实践。

综上所述，康拉德的早期现代主义思想既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的产物，也是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现实和文学的必然反应。由西方文明堕落和精神危机而导致的“向内心看看”以及因小说艺术的僵化而出现的形式革命，都在他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康拉德的现代主义思想时，我们不难发现，康拉德不是一名在坎坷不平的文学道路上蹒跚的孤独的艺术家，而是新旧世纪两代作家和两种文学之间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康拉德在创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叛意识和革新精神，为日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