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1879-1970）是英国20世纪重要的小说家和批评家。他的《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1927）堪称英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著作。由他发明的“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已成为小说人物批评中常被使用的两个术语。与大多数同时代的小说家和理论家不同的是，福斯特在哲学、社会学等领域都有造诣，他的小说创作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哲学观和社会观，是他的自由·人文主义思想孕育出的艺术奇葩。

自由·人文主义思想是人文思潮与18世纪理性主义交融的产物，在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文化精英中尤为盛行。不过，自由·人文主义思想并不是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在汲取启蒙理性哲学和浪漫主义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反思并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文化批判范式。自由·人文主义思想既肯定理性的批判力和整合力，又推崇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和激情，反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运行机制中一切与人性相悖的不合理因素，主张重新建构现代性富于人性和诗意的完美意象。托马斯·卡莱尔和马修·阿诺德是19世纪英国自由·人文主义思想的始作俑者。对工业社会的理性批判和对社会中完美与和谐力量的颂扬“是他们社会文化道德批判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方面”。^〔176〕

福斯特的自由·人文主义思想继承了阿诺德等人的衣钵，在其世界观和艺术观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与阿诺德生活的时代相比，20世纪初期的英国已步入后工业城市化阶段，社会城市化、郊区化进程都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变化，但福斯特同样对资本主义城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贬值心存忧虑。在其《最漫长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1907）的再版前言中，福斯特为传统田园牧歌式生活方式的消亡发出了这样的悲叹：

《最漫长的旅程》显得过时了，令人心酸地过时了。因为那个史蒂芬认为如此美好，并且似乎注定要继承的英格兰已经被毁灭。人口的膨胀和科学的应用一起毁灭了她。现在的这一代人无法想象出昔日空气的清新、户外的昂然野趣。我暗自庆幸自己了解我们的乡村，在公路变得太危险以至于无法在上面行走、河流变得太脏以至于无法在里面游泳之前；在蝴蝶和野花被含砷的喷气毁坏之前；在莎士比亚的故乡艾汶河泛起去污剂的泡沫、卡姆河里的死鱼肚子朝天地漂浮在水面上之前。^〔177〕

在感喟乡村生活与文明衰落的同时，福斯特更关心城市化进程中整个中产阶级的命运。在《英国性格琐谈》（“Notes on the English Character”，1920）一文中，福斯特曾开宗明义地指出，正如工人和农民代表俄国，武士象征着日本一样，中产阶级体现了英国的民族形象，“英国人的性格，基本上是中产阶级的性格”。^〔178〕福斯特的以上观点不无道理。中产阶级在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工业革命中扮演举足重轻的角色是不争的事实。进入20世纪后，由于城市空间的急速膨胀，新崛起的城郊居民也跻身中产阶层，从而使中产阶级的内涵不断扩大，成为英国社会的主导阶级。福斯特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中产阶级身上，不是因为这一社会阶层的影响力如日中天，而是为了救赎中产阶级那颗“发育不良的心”。诚如I·A·理查兹在评论福斯特时所提出的，福斯特的小说是“关于当代英国显赫阶级（中产阶级）的社会学论题”。^〔179〕对中产阶级生存状态的考察既是福斯特小说的一大主题，也是其整个社会文化批评的出发点。由于疏离了自然和乡村生活，福斯特笔下的中产阶级人物无论在身体，还是在心智上都变得麻木不仁、无可救药。小说《霍华兹别业》（Howards End，1910）中的威尔科克斯一家便是这样一群典型。小说开始不久，威尔科克斯太太从她的自耕农祖先那里继承了农庄霍华兹别业，并举家前往农庄度假。然而，威尔科克斯一家却对农庄周围的自然环境很不适应。田野上的干草散发出的气味使原打算在花园里练习击棒球的威尔科克斯父子直打喷嚏，最后两人只好作罢，回到室内。在与周围农民打交道的过程中，威尔科克斯一家也觉得心存隔膜，无法沟通。这样，由于无力融入乡村生活，无法理解乡下人的情感和交往方式，威尔科克斯一家试图摆脱城市文化的束缚、试图回归自然的努力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威尔科克斯一家“家园”意识的失落。虽然拥有七处房产，但他们却与每处房子都建立不起人与栖居之所的亲近感。因为这些房子在满足他们的占有欲的同时，便于他们把家族商业活动的触角伸向更为偏远的农村。

与自然和传统文化精神纽带关系的断裂，还使得英国中产阶级从19世纪上半叶充满自信、刚毅果敢、鲁滨逊式的创业英雄退化为毫无生机与活力的新型城市人。《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1905）中的菲力普·赫里顿就给人以毫无活力、缺乏想象力的印象：

他（菲力普·赫里顿）是个个子很高、身体虚弱的年轻人。为了使自己的形象无可挑剔，他得在穿着上衣的肩部塞上厚厚的衬垫。他脸部的轮廓令人沮丧地觉得平凡，奇怪地混合着好的和糟烂的特征。饱满的前额配上一个轮廓分明的大鼻子。两只眼睛显得富有观察力并充满了同情。可鼻子和眼睛以下的部位却一团糟。那些相信嘴和脸颊的特征能决定一个人的运数的人看到他时一定会不无遗憾地摇摇头。^〔180〕

菲力普的家庭生活也了无生趣，体现了爱德华时代自由·人文主义知识分子C·F·G·马斯特曼所归纳的中产阶级生活的三大特征：“有保障的生活，管理职业的生活，体面的生活”。^〔181〕生活在远离自然的城市化社会中的中产阶级还有一种远离他人、被囚禁的感觉。《霍华兹别业》中的玛格丽特在注视威尔科克斯太太迈向电梯时，对开放的城市空间中个体与他人人际关系的危机有了瞬间的顿悟：(www.daowen.com)

……玛格丽特注视着那高高的、孤独的身影悄然飘向大厅里的电梯。随着电梯的玻璃门关上，她有了一种被囚禁的感觉。先是那颗美丽的头消失了，她手上还戴着皮手套。接着长长的拖裙消失了。一位有着难以形容的罕见气度的女性正在升向天堂。她像装在玻璃瓶中的标本一样。升向怎样的天堂——如地狱般阴暗、似煤渣般黑沉沉的天穹，黑色的灰尘正从天穹落下来！^〔182〕

在《现代英国文学的社会语境》一书中，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也谈到了在开放的城市化社会中，个体与他人、与熟悉的乡村文化和生活方式疏离后产生的这种幽闭心理。作者指出，“在一个城市化的、流动的社会里，绝大部分人彼此之间形同陌路。问题变得更棘手，世界变得更陌生，个体意识似乎笼罩在孤独之中。”^〔183〕

除了深入分析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化进程和功利主义对人们身心和人际关系的破坏外，为中产阶级指明未来的救赎之路是福斯特自由·人文主义思想的另一关键。“艺术”是福斯特为身心俱损、成为物质主义奴隶的中产阶级开出的一剂良药。有评论家指出，福斯特把人类世界的“秩序”（order）分成四类，即社会政治秩序（social order）、天文秩序（astronomical order）、宗教秩序（religious order）和艺术秩序（aesthetic order）。这四类依次递进，其中社会政治为最低级的形式，而审美或艺术则是最高级的。^〔184〕因为福斯特认为，“秩序是一种内心衍生出的东西，而不是外部强加之物。它是一种内心的平衡，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和谐。除了历史学家为方便起见而进行的描述之外，它从来就没有在社会和政治的范畴里存在过。”^〔185〕在艺术怎样才能滋养人的内心的问题上，福斯特进一步提出人需要通过回应艺术之美才能表现并完善自己。艺术是“实现精神价值的最高尚的手段”，或是人类“内在灵魂的最壮美的物质表现和延伸”。^〔186〕福斯特把艺术看作滋养内心、帮助人实现精神价值的重要手段，他的以上论述中明显可见阿诺德文化批评思想的影响。阿诺德在他的经典著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1882）中提出，文化有助于人们“了解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帮助人们看清他们尊奉的诸如财富、进步、体面、阶级等“固有观念”的庸俗性和欺骗性，最终引导人们“认识到人性的完美是和谐的完美，开发我们人性的所有方面；作为一种普遍的完美，发展我们社会的所有部分”。^〔187〕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福斯特未在上述评论中提出要通过艺术荡涤人们固有的观念和习惯，但他对英国公学教育的批判充分体现了他希望借助文化艺术，帮助中产阶级重铸完美、和谐人性的人文主义立场。有评论家指出，福斯特对公学教育制度的批判与他本人在汤布里奇公学的经历有关，后者促成了他思想中的两大观点——憎恨“那里传授的保守价值观”并“认识到公立学校制度形成了英国中产阶级典型的软弱性”。^〔188〕

福斯特对公学教育的批判在他小说的许多男性人物身上得到了全面反映。《最漫长的旅程》中的赫伯特·彭布罗克就是其中典型一例。在负责索斯顿公学寄宿部的管理工作期间，彭布罗克制订了各种严苛的规章制度，不惜扼杀学生的个性以培养所谓的荣誉感和团队精神。他不仅按学生的年级、甚至游泳成绩设计了不同的颜色的服装和配饰，而且还视教授古典人文学科的杰克逊为眼中钉，意欲除之而后快。由于彭布罗克不断向学生灌输诸如爱国主义、帝国荣誉之类的帝国价值观，许多像瓦尔登那样的学生都沦为体制化意识形态教育的牺牲品，除了会机械地服从学校禁令和口号外，无半点个性化思想可言。作为公学教育制度的全力践行者，彭布罗克本人也难逃智性泯灭的厄运。在向奥尔太太的求婚遭到拒绝后，彭布罗克突然意识到他也是公学教育的受害者。多年来对权力和学识的偏执追求，使他丧失了爱的能力，他最终皈依基督教，希冀在宗教的冥想和修炼中找回对生活的激情。情感能力的丧失同样也发生在《霍华兹别业》中的亨利·威尔科克斯身上。作为公学教育制度的产物，亨利深谙务实进取的经营之道，是成功的中产阶级商贾。但是在操办女儿埃薇的婚礼时，亨利使用的仍是精于利弊考量的簿记式语言，未流露出丝毫的痛惜之情。诚如福斯特在《英国性格琐谈》一文中提出的，“中产阶级的核心是公立学校制度……他们进入其中，有着发育良好的身体，十分健全的大脑，却没有发育良好的心脏。”^〔189〕

为了与扼杀个性、“灌输群体化和制度化的忠诚、顺从、‘男子汉式’的自控……”等固有观念的公学教育相抗衡，福斯特在小说《霍华兹别业》的开篇处提出了“唯有连接”这一重要概念，希望通过文化艺术拯救心智发育失去平衡的中产阶级，帮助他们重新实现人性的完美与和谐。小说中福斯特对威尔科克斯和希莱格尔这两个家庭的不同态度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文化连接观。作为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格化身，威尔科克斯父子只崇尚经济利益，讲究实际效率，但思想肤浅，缺乏想象力。在人际交往中，他们对善良、同情心等德行心存鄙夷；在处理两性关系时，他们都本能地惧怕爱情，而仅有原始的肉体冲动。与威尔科克斯父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莱格尔姊妹。玛格丽特和海伦对古典哲学和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热衷于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情操。丰富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使她们情感细腻丰沛，把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往和相互理解视为人生的乐事。在批评威尔科克斯父子的物质主义和赞扬希莱格尔姊妹的艺术修养的同时，福斯特还在小说中让保罗父子分别爱上了玛格丽特和海伦，暗示了恋爱关系背后，威尔科克斯父子这一中产阶级商人之家与希莱格尔文化之家的连接。

在赋予文化艺术重建完美和谐人性的重大使命的同时，希望借文化批判恢复个体与自然、与自耕农传统的联系是福斯特连接观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他小说创作的一大主旨。在《最漫长的旅程》中，具有自耕农血统的史蒂芬·旺汉姆离开汇聚城市文明的伦敦大都市，重返乡村世界的人生经历就以象征的形式，为被囚禁在城市空间的城市中产阶级指明了回归自然和传统农业生活的精神之路。在小说中，史蒂芬是福斯特眼中有健全心灵的理想人的集中代表。与《霍华兹别业》中的威尔科克斯一家不同，史蒂芬在荒野乡间感到如鱼得水。他在雨中、在日光下自由地奔跑、嬉戏，与大地亲密无间。史蒂芬浑身上下所散发出的生命力和生机使深陷城市文明的、死气沉沉的中产阶级对美好心灵有了新的感悟。虽然菲林先生未及史蒂芬成年就去世了，但他在看到史蒂芬不肯洗澡、光着身子溜到屋顶上胡闹时，“感到这种胡闹和美都将长存，而自己那沉重、丑陋的病体和心灵却必将消亡。”^〔190〕菲林太太也同她的丈夫一样清楚地看到了史蒂芬对于她的意义——她把史蒂芬比作新鲜空气，“新鲜的空气！新鲜的空气使史蒂芬新鲜、强壮、可爱。即使新鲜空气会要了我的老命，我也要把新鲜的空气放进屋子里来！”^〔191〕史蒂芬身上的不竭活力来自他的独特的文化身份——他是一位中产阶级妇女和一位自耕农的私生子。但是，在小说中，史蒂芬没有因他是私生子而感到羞愧，因为“人必有父母，否则他不会来到这快乐的世上”，^〔192〕而且菲林太太也认为史蒂芬父母结合的意义重大——“他们是神圣的，他们是自然的力量，他们像火山”。^〔193〕菲林太太对史蒂芬独特文化身份的顶礼膜拜，不由使我们联想到福斯特在《霍华兹别业》中关于自耕农和城市中产阶级的评论。在福斯特看来，自耕农代表着悠久的田园文化传统，是“英格兰的希望”，“他们笨拙地举起太阳的火炬，直到民族醒悟……求助于一个更为高贵的群体，繁衍自耕农。”^〔194〕但是以威尔科克斯父子为代表的城市中产阶级却是“另一种自然之神惠顾的种类——帝国型……其繁衍的速度跟自耕农一样快……他是个毁灭者。他为世界主义铺平道路。尽管他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可他继承的土地将蒙上灰色。”^〔195〕福斯特的以上评论实际上触及了自由·人文主义思想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一个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中，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伟大文化传统应由谁来继承？威尔科克斯家族和希莱格尔家族显然都无力承担这一使命，因为前者只关注现实的经济收益，太急功近利；后者沉迷于形而上的世界，严重脱离现实。福斯特把希望寄托在像史蒂芬这样融合了农业社会传统价值和工业文明务实进取精神的特殊文化群体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蒂芬这一人物的混合文化身份以隐喻的方式，阐释了福斯特文化连接观的一项重要内容，即主张将中产阶级的启蒙理性和崇尚自然的传统农业社会价值连接起来，从而赋予英格兰社会的主导阶层——中产阶级以新的生命。

福斯特的文化批判深刻地揭示了城市化进程对个体身心的危害，但是他的文化连接观却带有明显的折中主义特征。仔细考察一下福斯特小说中频频出现的“自然”一词，我们不难发现他所推崇的“自然”既指人们居住的外在自然，也指人的内在自然，即那种感性与理性尚未分离的原始状态。《最漫长的旅程》中的史蒂芬的心灵便是这种物我两忘原始境界的典范。福斯特认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和自耕农传统能帮助城市中产阶级“发育不良”的心灵重回这种感性与理性统一和谐的原始状态。但是福斯特却恰恰在对自然和无意识状态顶礼膜拜时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存在于传统农业价值观中的意识形态。福斯特希望通过自然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弥合感性与理性的分裂看似最自然不过，但是他的文化连接观中却隐含着深刻的、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福斯特的理想是在城市化英国和乡村英格兰、理性与感性、历史与现实之间拓展想象的空间，整合中产阶级的心智和混乱的社会现实，可是他的自由·人文主义实际上以连接为代价，弱化甚至取代了现实的文化政治。威尔科克斯父子之所以成为中产阶级，与中产阶级主导文化的压制和霸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这个问题上，福斯特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不能不说是其自由·人文主义思想的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