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rns Eliot，1888-1965）是20世纪英国诗歌批评领域最为重要的批评家和理论家之一。他对维多利亚时代诗歌创作的批评与反思不仅影响并改变了20世纪英语诗歌的表现方式，而且他的许多论述还对新批评派的观点有一定启发意义，他因而被视为“新批评”的圭臬。艾略特一生发表了许多论文与评论，主要收录在《圣林》（The Sacred Wood: 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1920）、《论文选》（Selected Essays，1917-1932，1932）、《追求异神》（After Strange Gods，1934）、《论诗和诗人》（On Poetry and Poets，1957）和《批评批评家》（To Criticize the Critic，1965）等书中。他的诗学理论涉及范围很广，要勾勒其全貌实属不易。本节将集中讨论艾略特对现代英语诗歌创作产生深远影响并引发评论界诸多争议的象征主义诗歌理论，旨在对该理论作出较为公允的评价。接下来的讨论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艾略特在反思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对“传统”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二是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三是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说对诗歌意象生成机制的影响。

对维多利亚时代英语诗歌及其创作的批评构成了艾略特象征主义诗学理论的起点。艾略特涉足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年代，英语诗歌呈现出日见衰落的趋势。在1914年写给康拉德·艾肯的信中，艾略特表达了对当时英语诗歌现状的担忧，指出“这是诗歌发展的低迷时期”。^〔133〕为了找到使英语诗歌陷于低谷的原因，艾略特研读分析了维多利亚及乔治时代许多诗人的作品，并得出结论：自浪漫主义运动以来，过度张扬诗人个性的诗学传统是导致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流于感伤、沉迷于滥情主义的症结所在。在1919年刊出的一则书评中，艾略特不仅十分赞同原书作者浪漫主义时期是“智力陷于混乱的时期”的观点，而且还进一步就浪漫主义运动对后期文学（诗歌）的影响提出了质疑——“不知道这个年代，作为一个时期，能对未来时期产生多大的影响；它引发这样一种怀疑情绪：那就是我们的时代也将呈现类似的混乱和徒劳无功。”^〔134〕艾略特深厚的哲学修养还使他追根溯源，把对浪漫主义的批评矛头最终指向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他认为卢梭哲学思想中“抬高个性与个人，排斥典型性；重视情感，忽视思想”的倾向正是浪漫主义诗人所奉行的唯我论的思想根源。^〔135〕值得一提的是，艾略特对唯我论思想的批评是与他对独尊个人、个性的自由主义哲学的批判相辅相成的。艾略特继承了19世纪后半叶以来马修·阿诺德、托马斯·卡莱尔等人批判自由主义的精神衣钵，使之成为其文化和社会批评的一项重要内容。

艾略特对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否定和批判使他成为青年一代诗人的杰出代表，也使得他与浪漫主义的关系问题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事实上，虽然艾略特对浪漫主义的批评言辞激烈、尖锐，但已有很多研究者指出，艾略特本人的诗歌受到了包括雪莱、丁尼生和斯温伯恩等在内前辈诗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艾略特诗歌的浪漫主义特征恰恰表明，他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并不以割裂传统为旨归，而是希望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和创新，而这种兼收并蓄的精神与态度也正是英国文学思想的精髓。

艾略特对浪漫主义乃至自由主义哲学的批判与反思，使他认识到合理处理个人与传统文化、个体意识与综合性意识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种颇为新颖的传统观：

假若传统或传递的唯一形式只是跟随我们前一代人的步伐，盲目地或胆怯地遵循他们的成功诀窍，这样的“传统”肯定是应该加以制止的。……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传统并不能继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首先，它包括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在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那一代了若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136〕

艾略特以上关于传统的表述至少包含两层意思。首先，作家不应简单地把传统理解为亘古不变的方法和规则，不应因循守旧地蹈袭前人的作风。作家在意识到传统的历史延续性的同时，更应关注传统的共时性特征，因为文学传统常常因某位作家和他的作品而产生新的组合，“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新的（真正新的）艺术品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这个完美体系就会发生一些修改。”^〔137〕其次，艾略特认为作家应通过不断努力培养一种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的了。这种历史意识同时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138〕换言之，艾略特对传统的定义要求诗人必须首先牺牲自我或放弃个性，以便将自己融入更为宽广的历史文化语境，使个人成为历史意识和文化传统的载体。但是，作家又不是消极、被动地因袭传统，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和作品，实现同传统和经典的沟通与对话。

不难看出，艾略特所推崇的深刻的历史意识是以作家弱化个人主体意识为前提的，也与他反对唯我论和自由主义的立场有着内在的联系。在此前提下，艾略特提出了令当时诗坛振聋发聩的“非个性化理论”。他不仅认为“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继续不断的自我牺牲，继续不断的个性消灭”，而且还借用一种科学的类比来描述他所倡导的非个性化的过程：

剩下要做的事就是对个性消灭的过程，以及对个性消灭和传统意识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正是在个性消灭这一点上才可以说艺术接近了科学。因此我请求你们，作为一个启发性的比拟，考虑一下当一小块拉成细丝的白金放入一个含有氧气和二氧化硫的箱内时所发生的事情。(www.daowen.com)

上述两种气体，由于白金丝的存在，产生化合作用形成硫酸。只有当白金存在时才能发生这种化合。……诗人的头脑就是那少量的白金。这个头脑可能部分地或全部地在诗人本人的经验上进行操作。但是，诗人的艺术愈完美，在他身上的两个方面就会变得更加完全分离，即一方是感受经验的个人，另一方就是进行创作的头脑。头脑也就会变得能够更加完美地消化和改造作为它的原料的那些激情。^〔139〕

艾略特还提出，“诗人有的并不是有待表现的‘个性’，而是一种特殊的媒介，这仅仅是一种媒介而已，它并不是一种个性，通过这个媒介，许多印象和经验以奇特的和料想不到的方式结合起来。”^〔140〕在艾略特眼中，诗人不仅没有什么个性可以表现，而且只是一个特殊的媒介，各种印象和经验、历史与现实、材料与感情都有机地在这一媒介中被组合起来。因此，艾略特认为“诗人的任务并不是寻找新的感情，而是去运用普通的感情，去把它们加工成为诗歌，并且去表达那些并不存在于实际感情中的感受。”^〔141〕

在英语诗人普遍沉溺于个人情感、把诗歌作为宣泄个人情绪对象的文艺风气中，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无疑对当时盛行的唯我论具有较为积极的反拨作用。不过，艾略特反复强调的“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情感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的观点遭到了同时代诗人与批评家的质疑。在《现代诗歌》（“Modern Poetry”，1936）一文中，叶芝不但批评艾略特的诗学革命“仅限于风格”，^〔142〕而且还以否定的口吻提出现代诗歌运动，“由于受到艾略特的现代主义和战时诗人社会运动热情的制约，屈从于一种非个人的、哲学性的诗歌，而爱尔兰诗人辛格和詹姆斯·斯蒂芬斯等却未转向非个性化的哲学，而是表现为更为深刻坚实的个性。”^〔143〕叶芝从创作主题的角度对艾略特等人提出了批评，是因为他没有领会艾略特提出“非个性化”理论的真正意图。在20世纪社会经济、文化发生重大变革后，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艾略特和战时诗人把表达现代人的战争经验和幻灭感作为他们作品的主要内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叶芝认为诗歌必须表达诗人个性的观点，看似传统保守，却是对诗歌这一艺术类型本质特征的信守与坚持。在对诗歌的定义上，叶芝继承了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关于诗歌的基本定义，即认为诗人的情感、思想和感受以及诗人寻求表现的冲动是诗歌得以产生的根本动因，而诗人也因此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占据中心地位。艾略特对浪漫主义的批评帮助他找到了使现代英语诗歌陷于危机的原因，但如果因此将诗人从作品中驱逐出去，就意味着否定诗歌赖以存在的基础。因为诗歌即使以外部世界的某些方面作为诗的本质和主题，那些事实也必须先经诗人的心灵和心理活动才能转变为诗。或者说，如果一切外部现实不与诗人的知觉感受发生关联，那么这现实对诗人就毫无意义可言，也就无所谓诗的产生。诗歌的价值就在于它表达了诗人对外部世界的独特体验和感受。最后，艾略特本人也意识到他最初的提法过于极端，后来做了相应修正，提出诗人往往是从个人的情感体验出发开始写作，但优秀的诗人能将自己的苦痛和快乐提升到普遍的非个人高度，用新奇的语言和表达捕捉到世人共有的情感。艾略特认为但丁和莎士比亚是这方面的典范，前者“从个人的本能冲动中建造出永恒和神圣的东西”，后者的写作犹如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斗争的目的就是要把个人的和私自的痛快转化成更丰富、更不平凡的东西，转化成普遍的和非个人的东西。”^〔144〕

如果说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是针对诗歌创作者的个性和情感，那么作为艾略特象征主义诗学理论的另一项内容的“客观对应物”说，则是对这一理论具体艺术表现手段的讨论。不过，在考察艾略特有关“客观对应物”的论述前，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艾略特对以约翰·多恩为代表的玄学派诗人的评论。在《玄学派诗人》（“The Metaphisical Poets”）中，艾略特指出，普通人的经验是杂乱零散的，但玄学派诗人却具有糅合各种经验并使之不断形成新的整体的心智。艾略特不无遗憾地表示，玄学派诗人的这种感觉机制在约翰·弥尔顿和约翰·德莱顿的作品中已丧失殆尽，艾略特把这称为“感性的脱节”（disassociation of sensibilities）。^〔145〕艾略特的这篇文章一经刊出，就对三四十年代的诗歌评论产生了巨大影响。有评论家、甚至考古学家试图从各个角度来证明艾略特的这一观点，评论界一时兴起一股重读玄学派诗歌的热潮。在现代英语诗歌面临发展危机的情况下，艾略特试图从17世纪诗歌艺术中寻找启示、探寻新的表达方式的做法本无可厚非。但正如他本人后来在1947年重新评价弥尔顿时所承认的，把“感性的脱节”完全归咎于弥尔顿和德莱顿是错误的。^〔146〕艾略特的“感性的脱节”这一提法也值得商榷。弗兰克·克莫德在他的《浪漫主义的意象》的第八章中专门讨论了艾略特的“感性脱节”说，认为艾略特的观点大胆，但论证却牵强粗疏，难以令人信服。因此，任何试图从文学史、思想史的角度求证这一观点的努力都意义不大，“感性的脱节”这一提法体现的是艾略特本人的旨趣爱好，“其目的是为他自己的诗作和品味正名”。^〔147〕

事实上，在评论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韦尔时，艾略特正是通过他对马韦尔诗作的解读，讨论了他对诗人的感觉机制和读者审美体验的关系的看法。艾略特称赞马韦尔智性与感觉的完美结合使诗人的智性对读者来说“犹如玫瑰的芬芳一样直接”。^〔148〕诗人怎样才能使读者像嗅到玫瑰花香那样准确地把握诗人的心智，正是艾略特之前在《哈姆雷特及其问题》（“Hamlet and His Problems”，1919）一文中讨论的重点。在艾略特看来，“用艺术形式表现情感的唯一方法是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是用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连串事件来表现某种特殊的情感；要做到最终形式必然是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一旦出现，便能立刻唤起情感”。^〔149〕艾略特对“客观对应物”的论述与他的非个性化原则是相辅相成的。如果非个性化原则关注的是诗人个性与文化传统的关系，那么“客观对应物”则试图解决诗人的主体意识与诗歌表现对象的矛盾。在传统浪漫主义诗人那里，诗人与诗歌表现对象的关系通常表现为以下形式：诗人的主体意识在诗歌创作中占据统治地位，诗人在写诗时，把自己的思想、想象和幻觉等都投射到外部的自然界，使之成为人格化的事物。作为对浪漫主义表现论、唯我论的一种反拨，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提倡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物我”关系。艾略特一再声明，诗应该像玻璃一样，读者可以透过它看到窗外的景物。在这见解的背后是一种哲学观，即事物的本体不应被诗人的个性或心理所遮蔽，我们应该尊重客体，专注于思想和感情的对象。^〔150〕

应当指出，艾略特所标举的“客观对应物”说在其具体作品中是通过象征实现的。对艾略特的象征主义诗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有包括查尔斯·波德莱尔在内的象征主义诗人和亚瑟·西蒙斯等理论家。艾略特在哈佛读书期间接触到波德莱尔的作品《恶之花》，并从中得到关于诗歌主题和艺术表现手法的启发，表示“我最初从先行者波德莱尔那里发现了现代大都市生活的肮脏面、污秽的现实与梦幻的融合、现实和想象并置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任何一个用英语写作的诗人未开发过的”。^〔151〕艾略特称赞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为后人提供了“一种解脱和表达的方式，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使用了普通生活中的意象，也不是因为他使用了大城市肮脏生活中的意象，而是因为他使这样的意象达到了最大的强度——将意象按原样呈现了出来，却又使它代表远比它本身更多的内容”。^〔152〕西蒙斯的《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帮助艾略特了解到更多的象征主义诗人和他们的创作理念及特征。斯特芬·玛拉美对暗示作用的强调就与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主张诗的情绪不应该直率而明晰地透露出来，而应该选择一个事物暗示出来。玛拉美提出，“叫出一个事物的名字就会破坏诗的大部分乐趣，诗是靠一点一点的琢磨产生乐趣的。理想的方法是暗示事物。这种神秘方法的完美运用就成为象征。必须一步步地引发事物以表现心灵状态；或反过来，选择一个事物，用一系列破译的方法引出某种心灵状态。”^〔153〕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艾略特非常崇拜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但他与玛拉美等象征派有显著差别。玛拉美极其重视诗与音乐的关系，认为“诗歌语言如同乐曲的音符一般能引发允许不同阐释的意境；在纯诗里，诗人本人的声音必须停止，而让文字进入动态，它们在运动中互相撞击，发出火花，就像镰刀擦过宝石一样。”^〔154〕玛拉美所倡导的“纯诗”就是要让诗歌像音乐那样升华到纯而又纯的境界，使它成为自身存在的最终目的。虽然艾略特也认为诗歌“有它自己的生命”，但他并不因此割裂语言与现实世界的映照关系，而是希望“诗能像窗口和路标一样指向独立于诗人的客体”。^〔155〕在评论斯温伯恩时，艾略特指出，“处于健康状态的语言代表了客体，它与客体如此接近，两者合二为一。”但是斯温伯恩为了使用“疲倦”这词而用它，他以词害意的做法使他的诗歌成为不关外物、由语词堆成的文字世界。

综上所述，对诗人个性与文化传统、诗人主体意识与诗歌表现对象这两组关系的关注与讨论构成了艾略特象征主义诗学理论的两大基点，体现了其改革维多利亚时代文艺风气的努力方向和目标。虽然艾略特认为诗歌应当逃避个性的观点太过绝对，他对玄学派诗人与弥尔顿的评介也有失公允，但在反拨唯我论的消极影响、改变现代英语诗歌的表现方式方面，艾略特的象征主义诗学理论指明了英诗发展的新方向，因而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