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鲁德亚德·吉普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是19世纪英国最受欢迎、也是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作品在展现印度人的生活与风俗的同时，传递并强化了英国民众的帝国主义观念，而吉普林也因他颂扬英帝国的语言而获得“帝国诗人”的称号。吉普林的作品所表现的强烈帝国主义倾向源自他希望通过语言构建帝国形象、为英帝国殖民政策的合法性辩护的创作立场。在后殖民理论和文化批评成为文学研究热点问题的今天，对吉普林的小说和诗歌等作品所表现的帝国主义思想的考察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吉普林及其作品在大英帝国实现其文化表征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吉普林帝国主义思想的产生与维多利亚时代各种旨在宣扬帝国荣誉与优越感的思潮的泛滥密不可分。19世纪后半期，随着英国在经济、军事、殖民扩张和对外贸易等方面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各种有关帝国和殖民活动合法性的言论和提法便应运而生。诗人兼历史学家T·B·麦可莱不无自豪地宣称，“帝国是一切反常的政治现象中最为奇特的一个。大西洋上一个岛国的一小群冒险家，竟然能够征服远离他们出生地的、地球另一面的一个庞大国家；而就在不远的过去，这个国家对于欧洲各民族来说，还只是童话故事中的一个话题……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30〕赫伯特·斯宾塞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到社会学领域。他在《第一准则》一书中提出人类社会也同样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从而暗示英国在海外的急速扩张是基于它的强大实力，是自然、社会发展规律使然。约翰·罗斯金更是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赤裸裸地呼吁：“命运之神已经降临，这是一个民族所能接受或拒绝的最崇高的命运。我们是一个不曾退化的民族；一个由最优秀的北方血统混合而成的民族……的确，一条普照仁慈和光荣的坦途已在我们的面前展现，这是任何羸弱可怜的灵魂所从来不曾被赐予的。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样：‘不统治，毋宁死’。”^〔31〕

吉普林的帝国主义思想脱胎于维多利亚时代帝国主义观念盛行的文化语境，而他同时又通过他的文学创作，对有关帝国的价值观念作了文学阐释。对英国殖民地及其本土居民的刻意丑化与蔑视构成了吉普林帝国主义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谈及“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落后状况时，吉普林表示那是“圣恩不及”而“兽性”大发的地方。^〔32〕在为英国中小学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吉普林又写道，

自1833年奴隶制度废除以来，我们曾经最为富庶的领地——西印度群岛的繁荣程度每况愈下。当地的人口主要是黑人……他们懒惰，邪恶，无力取得重大进步，不经强力驱使就无法工作。在那样的气候环境中，几根香蕉就足以养活一个黑人，他为什么还要通过工作来获取更多呢？他非常快活，但又百无一用，把工资的所有剩余都花在奢华的服饰上。^〔33〕

吉普林的以上言论概括性地表达了他对印度本土居民的歧视与贬损。正如后殖民理论向我们所揭示的，吉普林丑化、妖魔化印度本土居民的写作定式掩盖了英殖民者掠夺、剥削殖民地人民的本质，从而确立起处于殖民关系对立面的宗主国英国的主体权威地位。

在吉普林眼里，印度人是落后、堕落、不思进取的东方蛮夷，而那些深入印度、从事殖民活动的英国人则是文明的使者。在被广为引用的《在城墙上》（“On the City Wall”，1888）这一短篇小说中，吉普林借人物之口对英殖民者的形象做了这样的描述：

年复一年，英国将一批又一批新手送往最前线——这通常被称为印度事务管理。这些人要么终老异国他乡，要么因操劳过度而献身，要么被焦虑夺去了生命，要么疾病缠身。他们都希望能将死亡、疾病、饥荒和战争从那块土地上驱走；那块土地最终将有能力自己站起来。这块土地永远都无法独立站起来，但这是美好的愿望。人们愿意为之付出生命。……如果获得进展，英国人擦擦额头的汗水，恭身向后，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当地土著的名下；如果遭遇失败，英国人就站出来承担所有的责任。^〔34〕

吉普林把英国殖民者描绘成为了帮助印度当地居民摆脱落后状态、治理国家而任劳任怨、甘愿牺牲自己的救世主，但是对照历史和吉普林的溢美之词，我们不难发现他试图美化、粉饰大英帝国掠夺行为的事实和良苦用心。仅以东印度公司为例。自1600年12月31日成立后，东印度公司作为英国在印度次大陆实行经济掠夺、政治统治和文化压制的先锋，不但没有协助印度在经济和政治上独立站立起来，反而使得本土居民的生活状况极度恶化。孟加拉的地方长官在其1762年的备忘录中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巧取豪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他们强行从农民和商人手中拿走农产品和商品，却只支付商品价值的四分之一；他们通过暴力压迫手段要农民等在购买只值一卢比的商品时支付五卢比的价格。^〔35〕(www.daowen.com)

而在英属哥伦比亚，由于殖民战争和苦役，当地土著人口从1835年的7万人锐减到2万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口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36〕吉普林小说与历史记录中殖民者形象的巨大差异表明，“帝国是通过军事冲突、通过空前的民族迁徙和对财富的探求等强力而形成的”；并且英国等宗主国的霸权“也是通过文化象征层面上的炫耀和展示，才得到肯定、认可和合法化的。”^〔37〕在把英帝国的殖民扩张理想化、象征化的各种文字中，吉普林的小说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吉普林把英国殖民者描绘成文明的使者，但出于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民族优越感，他不认为西方与东方能够实现民族与文化的融合。在短篇小说《苍茫之外》（“Beyond the Pale”，1888）的开篇处，吉普林就告诫读者：“无论发生什么，人们都不该背离他们自己的社会等级、种族和教养，让白人与白人做伴，黑人和黑人为伍。”^〔38〕小说中英国人特加格与年轻美丽的印度女子贝西莎的爱情以失败告终，就是因为英印两国的巨大文化差异横亘于两人之间，使他们无法相互理解。而在小说《生活的机会》（“His Chance of Life”，1888）中，吉普林进一步通过主人公密契尔·德克鲁兹的遭遇，宣扬了英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小说主人公德克鲁兹是欧亚混血儿，身上流淌着八分之一的白人血统。一名印度当地警察在镇压本地居民暴动的过程中，想到了德克鲁兹，并“听从了仰慕白人血统的古老种族本能”，邀请德克鲁兹来指挥镇压行动，而德克鲁兹也意识到“他是当地唯一能代表英国权威的人”。^〔39〕暴乱平息后，原来的地方执行官回到了当地，英国人的出现使德克鲁兹感到“自己越来越深地陷到当地土著之中”，^〔40〕失去了继续充当统治者的机会。从德克鲁兹地位的起落与他主体意识的前后变化中，我们不难读出吉普林通过小说传递的带有明显帝国主义印记的惟种族论。德克鲁兹的白人血统使他得以对印度人发号施令，而他的印度血统又让他位居英国人之下。德克鲁兹微妙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吉普林试图通过他的文字阐释并确立的以帝国和白人文化为核心的殖民体系的缩影。

把殖民统治看作“适者生存”原则的延续是吉普林以隐喻的方式、通过《丛林集》（The Jungle Book，1894）和《丛林续集》（The Second Jungle Book，1895）等小说表达的另一帝国主义观点。小说《丛林集》集中讲述了狼孩莫格利经历种种危险与磨难，最终成为森林统治者的故事。小说一开始，莫格利遭父母遗弃，并被狼群包围，生命危在旦夕。然而，就在狼群即将发起攻击时，年轻力壮的公狼阿克拉救下了莫格利，并使他从此成为狼群的一员。由于瘦小羸弱，莫格利既无力参加狼群的捕猎活动，又不时受到森林中其他野兽的威胁。为了生存，莫格利不得不向对他心存怜惜之情的巴鲁寻求保护。在巴鲁的帮助与教导下，莫格利很快成为狼群中最为强壮、最为优秀的猎手。伴随莫格利的成长与壮大而来的是他对阿克拉、巴鲁等救命恩人或导师态度的重大转变。当日渐年迈的阿克拉对莫格利的身份提出质疑，认为他是人，而不是狼时，莫格利立即拔出手中的刀，向阿克拉砍去。森林中的其他野兽站出来制止了莫格利，并问起事情的缘由。莫格利愤怒地咆哮着，“难道我必须给出我想做所有事情的理由吗？”^〔41〕在莫格利充满威慑力的双眼的注视下，群兽们低下了头，承认了莫格利的统治者地位。需要强调的是，在处理莫格利成为森林之首的这一关键事件时，吉普林并未把莫格利试图杀死阿克拉的行为描写成忘恩负义之举，而是流露出对成年莫格利身上所表现出的力量与权威的激赏与认同。借森林众兽之王猎豹巴格拉之口，吉普林道出了他欣赏莫格利的原因。巴格拉在为莫格利的力量与机智折服时表示，“丛林的主人，在我体力日渐衰落之时，请代表我，代表巴鲁，代表我们大家发言！在你面前我们是乳臭未干的幼崽，是踩在脚下的断枝，是失去母亲保护的幼鹿！”^〔42〕由此，吉普林告诉我们，在他创造的丛林社会里，力量是决定个体地位与存亡的唯一因素，也是整个丛林借以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准则。有评论家指出，对生存法则的讨论是吉普林丛林系列小说不时复现的重要主题，也是吉普林思想体系的一大核心内容，“吉普林教育哲学的众多信条都可归结在‘法则’这一大标题之下”。^〔43〕不过，正如莫格利的故事所展示的，吉普林的法则以力量和权力为核心，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为唯一真理，与民主平等观念格格不入。在吉普林眼里，民主不过是短篇小说《行进的团队》（“A Walking Delegate”，1894）中那匹信奉社会主义的马试图通过计算人数来处理国家事务的荒唐做法。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统治者，社会就会陷入一片混乱，权力落入暴民之手，“没有哪位暴君比暴民更残忍，没有哪位君主比暴民更加无用”。^〔44〕《丛林集》中莫格利镇压了瘸脚虎斯亚·克翰和有些狼群的叛乱，从而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维护了丛林社会的生存法则。如果把英殖民者与土著的关系放在小说所暗示的权力框架体系中，那么英国人对印度等殖民地的统治也是基于同一道理：白人生来就该统治这些民族，因为“东方人不能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45〕吉普林把“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用于对英帝国和殖民地人民关系的解释中，从而为英帝国对本土居民的统治与压迫找到了合法的借口。

不过，在以文字为英国的帝国统治辩护的同时，吉普林也对帝国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潜在危机表现出深切的忧虑。危险首先来自印度人的敌对与反抗。短篇小说《顿伽拉的判决》（“The Judgment of Dungara”，1897）就暴露出吉普林对殖民统治中潜在不稳定因素的敏感与体察。小说中顿伽拉的僧侣把用麻织成的白衬衣赠送给一个基督传教团。一旦穿了这种衬衣后，人身上便会发痒，印度僧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文明人”以及他们所珍视的基督教象征出丑。危险同样也来自英国以外的欧洲其他各国。1873—1896年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使欧洲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德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不仅在贸易、制造业和技术等方面先后赶超英国，还拼命攫取海外殖民利益，向英国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吉普林为此忧心忡忡地在《他们》（“They”，1888）这一篇小说中提出警告，“不足一个夏天英国便隐没在寒冷的阴沉之中。我们再次成为北方与世隔绝的岛国，世界的所有船只都在我们岌岌可危的门户外嘶吼，夹杂在它们的怒吼声中的是不知所措的海鸥的尖利叫声。”^〔46〕然而，令吉普林最为不安的还是英国殖民者的无能与官僚作风。在《山中故事集》（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1888）中，吉普林对英国驻印殖民官员的官僚作风做了以下描述：

现在就漫不经心地办事而言，印度已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努力工作无关紧要，因为对官员的评价是基于他的最差业绩。按规矩，该官员的最佳表现都会归入另一个人的名下。工作糟糕也无大碍，因为别人干得更糟。不称职的人在印度比在其他地方待得更长，……除了回国休假和享受津贴外，一切都无关紧要……^〔47〕

出于对英国殖民官员官僚作风的不满，吉普林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许多工于心计、刚愎自用的英殖民者的反面形象。不过，吉普林的小说中同时也不乏基督徒式的殖民统治者。短篇小说《道路的尽头》（“At the End of the Passage”，1890）和《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1901）的主人公都为了扶助当地土著而操劳过度，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对不称职殖民者的批评和对典范人物的赞美是吉普林帝国理想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但是，正如T·S·艾略特所指出的，“任何细心的吉普林的读者，都不会认为吉普林对英国统治的弊端毫无所察，而这正是因为他（吉普林）认为帝国是美好的事物。”^〔48〕换言之，吉普林对英帝国及其殖民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深信不疑，所以他才会对帝国现实统治所暴露的问题提出批评，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良方。但是，吉普林笔下圣徒式的殖民者形象完美而苍白，使读者觉得“威廉和他的同类从未存在过”。^〔49〕一旦抽离了英国殖民活动的经济和政治目的，吉普林心中仅靠仁慈之心和道德力量维系的理想帝国注定是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从丑化、妖魔化殖民地居民以确立英帝国殖民者的主体地位，到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解释英国的殖民霸权和殖民体系，吉普林通过他的小说创作全面阐发了他的帝国主义思想，并提出了针对帝国殖民统治缺陷的理想主义解决方案，他的小说在传播和帝国相关的价值观的过程中扮演了令人争议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