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冠以“讽刺的道德家”的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1811-1863）文笔幽默诙谐、辛辣讽刺，透过他的笔墨，读者仿佛看到一幅幅19世纪英国中上层阶级的全景图，每幅画卷都展现了当时唯势是趋、唯利是图的社会状况。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力度，其中以《名利场》（Vanity Fair，1848）最为著名，凭借此部力作，萨克雷得以与文学巨擘狄更斯分庭抗礼。然而他却因为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处事态度，和同辈狄更斯有明显差异。杨绛在《名利场》的译本序中引用萨克雷的话说：“在咧着大嘴嬉笑的时候，还得揭露真实。总不要忘记：玩笑虽好，真实更好，仁爱尤其好”。^〔22〕他相信真实，力求客观，针砭时弊，但他却没有任何天真的幻想，有时甚至悲观绝望。这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使他对人情世态洞察透彻，更让他在揭露角名逐利的芸芸众生时毫不留情。晚辈夏洛蒂·勃朗特就很崇拜萨克雷，还将《简·爱》的第二版献给了他。1863年，萨克雷因病撒手人寰，足足有2000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可见他受欢迎的程度。命运多舛的萨克雷以漫画式的描绘影响了许多后代作家，如英国的乔治·艾略特、美国的霍桑等，也留给后人一笔享用不尽的遗产。他力求真实的写作态度和毫不留情的社会批判奠定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格调，他提出的环境和性格的相互关系更成为现实主义的一大特色。可以说，萨克雷以中上层阶级为描摹对象，深刻揭露了上流阶级、没落贵族的丑恶嘴脸，为英国文学向批判现实主义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作为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家，萨克雷擅长刻画中上层阶级的生活面貌。这一写作特点同他的成长历程息息相关，正因为他熟谙这一阶层的精神面貌，所以才创作出入木三分的现实主义小说。1811年，萨克雷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出生，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可谓生下来嘴里就含着银勺子。可是这种平和富裕的家境并没有延续很久，他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继而母亲改嫁。幸而继父的经济条件也不错，萨克雷得以进入查特豪斯公学这样的贵族学校，也是在这里他接触了绅士的阶级观念与行为，这些精神成了他日后的生活坐标，同时也是他批判的对象。后来，萨克雷进入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继续过着上流社会公子哥的生活，大把地挥霍着金钱和青春。一年半后，萨克雷辍学，出游德国的魏玛。在德期间，他饱读席勒的诗歌，并且结识了一些当时的名流，如歌德等。这次经历对萨克雷有三个影响，其一是他对德语及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有了很好的把握；其二是他整日出入上流社会，了解了其中各色人物，为将来揭批他们体面尊贵外表下的势利虚伪埋下了伏笔；其三是经过这番游历，他有了世界性的视野，把眼底英国的虚伪自私嘴脸看得清清楚楚，也因为“不在此山中”，得以客观地看待自己熟识的故乡。这些经历为萨克雷在将来的创作中以中上层社会为描写对象奠定了基础。那些富商大贾、小贵族、地主、中小商人各个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萨克雷后期的作品中。也因为萨克雷出身优越，很少接触下层民众，所以在他的笔下能算得上下层的只能是仆人了。1831年，萨克雷回到伦敦攻读法律，21岁那年他继承了一笔不小的遗产，但这却使他精神堕落，散财于不明智的外国投资，并且开始酗酒赌博，过着奢靡的生活。他试图资助两份报纸，以期投稿于此，但它们都经营惨淡，最终关门大吉。适逢银行倒闭，他手中财产挥霍尽净，学业也荒废，只得自谋生路。然而，这次财运不济成了萨克雷生活的转折点。他因此走入文学的圣殿，开始为了生计创作些五花八门、杂七杂八的作品，其中有报刊稿件、散文、游记、札记、中短篇小说，而且质量也参差不齐。更重要的是，他因此而看清了自己原来虚荣的人生观，看破了上流社会浮华的假象。杨绛在《名利场》的译本序中说，“他破产后失掉了剥削生活的保障，可是从此跳出了腐蚀他的有钱有闲的生活，也打脱了局限他才具的绅士架子”。^〔23〕财运不济换来了萨克雷道德上的觉醒。回首年轻时的豪奢轻狂，他更深刻地意识到追名逐利有损无益，弃伪从真才是生活的真谛。就这样，萨克雷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不遗余力地揭露自己熟悉的上流社会的阴暗面。以其早期最有名的作品《势利人脸谱》（The Book of Snobs，1848）为例，这部作品最初以The Snobs of England, by One of Themselves为题，于1846年至1847年期间连载于《笨拙》（Punch）杂志。可见，这时的萨克雷已经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反思，并以过来人的身份定义了新兴“势利人”的概念。从这部讽刺的人物素描开始，势利人（snobs）这个词才得以广泛应用，而与其相对的则是贵族（nobs）。出现这类人的原因还在于工业化后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萨克雷注意到这一时期贵族开始没落，而新兴资产阶级冉冉上升。虽然他们没有名号、土地，但是凭借雄厚的财富他们得以接近贵族的边缘，并以贵族的行为规范来约束自己，上演了一幕幕虚荣虚伪的好戏。当然，比起萨克雷的大作《名利场》，《势利人脸谱》只能算是练笔作品。《名利场》集中体现了萨克雷对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深刻观察与尖锐批评。在这部作品中，萨克雷毫不留情地揭露出诸如尔虞我诈、争权夺利、趋炎附势等丑恶现象，对当时以金钱为本质的社会现实具有批判意义，同时也奠定了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

为了更客观地描摹世态，萨克雷选择了写实的手法。他反对浪漫主义，反对当时的流行小说，甚至反对狄更斯的多愁善感。在笔法上，萨克雷更机智幽默、辛辣讽刺。但无论揶揄、尖酸，还是冷眼旁观，萨克雷都不忘追求真实，舍此无他。

在写作手法上，萨克雷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英国经典作家的写作风格。对于前辈作家，萨克雷高度赞扬18世纪的作家菲尔丁，并公然称其为楷模，在创作主题和风格上都明显效仿他。首先，他欣赏菲尔丁写实的手法，追求自然和真实。他曾说“虽然事实并不都是愉快的，但无论如何严肃的作家、思想家都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开始讨论的，讲故事的人也是从这里开始讲的”。^〔24〕第二，他沿用了菲尔丁幽默、诙谐的讽刺笔调，尽量不让自己的作品过于严肃。第三，叙事上他参考了偶像的全知叙事视角，而且还采用了菲尔丁夹叙夹议的写法。这样，他得以现身对人物故事评论一番，不过有些评论恰到好处，有些却画蛇添足。在菲尔丁的影响下，萨克雷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文风，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与菲尔丁相比，萨克雷的作品更能反映社会阴暗面，具有更强的社会批判性。

秉承写实主义艺术风格的萨克雷对流行的“新门派”小说嗤之以鼻，他的大部分早期作品都是对这种流行文学样式的戏仿。“新门派”小说因新门监狱得名，主要描写犯罪等龌龊行为以及对囚犯的处死。萨克雷于1839年发表在杂志上的《凯瑟琳》（Catherine）便是调侃当时盛行一时的“新门派”小说。稍后，他在1847年发表的《名作家的小说》（Mr. Punch's Prize Novelists）是对业已成名的小说家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和爱德华·鲍沃尔—李敦（Edward Bulwer-Lytton，1803-1873）的戏仿，其中后者是“新门派”的代表人物。萨克雷对此类小说最强烈的抨击莫过于批评狄更斯的《奥利佛·退斯特》（Oliver Twist，1837-1839）。萨克雷认为“新门派”小说不仅没有让读者对犯罪行为产生罪恶感，反而变成了对犯罪分子的歌颂，因而不具备批判现实的意义。

对于刚刚过去的浪漫主义风潮，萨克雷同样不屑一顾，因为那些文人骚客所宣扬的文学主张与萨克雷的观点背道而驰，自然在他的创作历程中也可以发现他与浪漫主义的对抗。以《亨利·艾斯蒙德的历史》（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1852）为例，于1852年创作的历史小说《亨利·艾斯蒙德的历史》是唯一一部没有分期连载的小说，所以结构严谨、布局精当。该部小说的背景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对外战争和保国党的复辟活动，小说讲述了女王治下一位陆军上校的经历，是一部自传形式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历史小说。在那个时代，提及历史小说，司各特的威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长于想象，重视虚构，善于描写个人化的私人场景和展现历史的恢宏场面。萨克雷在求学期间就拜读过司各特的流行小说《密得洛西恩监狱》（The Heart of Midlothian，1818），对司各特的文风有一定了解，但在自己创作的时候，萨克雷没有演循司各特历史小说的浪漫主义风格，他认为华章流彩掩盖了历史的真实面目，所以依然贯彻写实的创作原则，而从细节上加强时代感。《亨利·艾斯蒙德的历史》开篇之际，萨克雷就借主人公之口说：

历史的女神也有同舞台女神——她的姐妹——一样的繁文缛节……历史女神为什么要无尽期地跪着呢？我赞成她站起来，恢复自然的姿势；不要永远卑屈谄媚，像宫廷的内侍一样随时叩头，在君主面前曳着脚步倒退出门。总而言之，我喜欢一个熟悉亲密的历史女神，不要她轰轰烈烈。我以为霍稼慈［又译霍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和菲尔丁两位先生对于现代英国的风教习俗会给我们儿孙一个比较清楚的观念，比那些“邸钞”时报之类要好得多。^〔25〕

对“轰轰烈烈”的拒绝也暗示着现实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拒绝，是文学因社会、经济等的影响再一次的成长。萨克雷充当了领军人，向既有的文学样式和趣味发出挑战，并借此确立了自己的文学方向。(www.daowen.com)

萨克雷为了保持自己批判现实的一贯风格，不仅拒绝了“新门派”与浪漫主义，而且排斥与其同期的大作家狄更斯。在同辈文人中，人们经常拿萨克雷与狄更斯作比。1848年至1850年间，萨克雷《潘登尼斯》（Pendennis，1848-1850）的刊载正好和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1848-1850）撞车，引起评论界对他们的第一次比较，从此两个文学巨人的决斗就开始了。萨克雷之于狄更斯，不是借鉴学习的关系，而是对抗关系。在萨克雷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之际，可以说狄更斯已经如日中天。面对这样的文坛格局，萨克雷有意在写作风格上反对狄更斯的手法，他不赞成狄更斯戏剧化地控诉社会上的罪恶，不喜欢他做作的文风，讨厌他对人生多愁善感的歪曲和他在流行历史小说中对道德价值的宣扬。但是，萨克雷曾经说过，“对于狄更斯先生的艺术我可能会争吵成千上万遍，但他的天才却使我欣喜、向往”。^〔26〕虽然两人同是讽刺作家，但是两人对题材的处理截然不同。狄更斯更倾向于情感，而萨克雷则更愤世嫉俗、冷眼旁观。萨克雷很擅长发现人性之恶，而不去塑造那些天真无邪的角色，而狄更斯却总是对人性之善抱有希望，从而有了一些白璧无瑕的完人。那个时代就喜欢女人纯洁、男人高尚、坏人无恶不作、笑得面红耳赤、哭得泪眼汪汪，就欣赏纯粹的情感和纯粹的角色。^〔27〕而萨克雷就没有迎合大众口味，而是不合时宜地将善恶集于人物一身。可是，这样一来，萨克雷的现实主义就更贴近真实，他笔下的英雄人物同样拥有世俗的弊病。他不去营造善恶对立的世界，不去追求善有善报、恶有恶果。但在文学全心全意的态度上，萨克雷稍逊一筹，他并没有发挥自己全部的天赋，对文学使命也没什么责任感。两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有了现在的地位，从贫困中走出，迈向文学圣殿，并成为两颗璀璨的明星。但是萨克雷的贫困是自己一手造成的，而狄更斯却是出身贫穷。自认出身优良的萨克雷，对身份卑微的狄更斯总有些蔑视，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态度。在“嘉里克文学俱乐部事件”（“The Garrick Club Affair”）之后，两人更是势不两立，直到萨克雷去世之前才握手言和。因为如上不愉快的过往，两人从没有期望和对方有深入的交往，故而有意地回避对方的文学趣味。

以上三种反对，即反对“新门派”小说、反对浪漫主义、反对狄更斯式的创作手法，充分体现了萨克雷力求客观、描摹真实的艺术观。他拒绝泛滥的情感，排斥铺陈的情节，舍去一切粉饰，只追求如实地描绘赤裸的现实。因此，萨克雷凭借“贺拉斯式的严谨与笔力满足了最高雅的品位，同时也赢得了最严厉的批评家的敬意”。^〔28〕

除了重视对现实的深刻观察和如实反映，萨克雷还强调幽默讽刺手法在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应用。这一特点不仅反映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更集中体现在他的访美演讲中。萨克雷于1852年和1855年两度赴美演讲。第一次他讲了“英国幽默作家”（“The English Humourist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系列讲座，内容涵盖英国18世纪的重要作家，共七讲。“幽默”不仅是他演讲的中心，更是他演讲的语言风格。他用机智、诙谐的语言对英国１８世纪的重要作家进行了回顾，收到很好的效果。第二次访美，萨克雷以“四位乔治”（The Four Georges: Sketches of Manners, Morals, Court, and Town Life）为题，沿用自己擅长的讽刺文风，辛辣痛快地刻画了从乔治一世到四世四位汉诺威帝王的行为举止、道德风貌以及他们的生活作风，把四代皇帝形容得尊严扫地。

萨克雷的社会批判不仅反映在他的题材选择上，还反映在他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上。这种写作手法虽然常见于18世纪小说家的笔下，也不能算是现实主义的典型手法，但它为现实主义的针砭时弊奠定了基础，是现实主义批判性的早期表现。萨克雷的这一写作特点与连载小说密不可分。随着英国国力的强盛，英国文学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节，这不仅是个佳作频现的时代，还是大众阅读的时代。“这时的中产阶级已经拥有大量闲财，所以他们急需各种娱乐，致使为家庭提供欢愉成为了一项产业，而对这一产业尤为感兴趣的要数出版商。……这是一个阅读杂志、月刊的时代，这是一个阅读旅游书籍、翻印英国经典的时代”。^〔29〕萨克雷利用分期连载的形式，洋洋洒洒地发表了34部作品。除了《亨利·艾斯蒙德的历史》，其他的作品最初都是以分期连载的形式与读者见面的，可见分期连载形式的出现对萨克雷的创作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新兴的出版形式塑造了今天我们眼里萨克雷的文风。19世纪初期，小说主要的出版形式还是三卷本，而且价格不菲，不是一般百姓能够支付得起的。随着英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人民的教育水平也有所提高，再加上出版业的飞速发展，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出现了定期出版的杂志。为了满足社会对书籍与日俱增的需求，这些杂志都纷纷分章节连续刊出长篇小说。首先，这种出版形式影响了小说的质量，“特别是小说的结构”。当时的小说家往往不需将整部小说构思妥当再动笔，而是将写好的部分先拿去发表，观其效果。如果读者中意，则继续；反之，则改弦易张。这样一来，作品的统一性和完整性都受到影响。其次，“为了要按期写出一定的章节，小说家有时不得不勉强从事，或是拖延情节，或是横生枝蔓，结果把小说写得既冗长又散乱。”第三，为了弥补不是每期都刊出戏剧性的情节，小说家“便想发一些议论来予以弥补，而这样的议论往往只是些陈腐的说教，有的虽不乏机智和幽默，却又游离于小说主体之外”。^〔30〕虽然分期连载形式有着如上的弊端，但它也为小说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它充分促进了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扩大了文学作品的覆盖面，使文学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活动。萨克雷在小说创作中就经常使用夹叙夹议的手法，一边与读者恳谈，一边对所叙述的事件发表评论。他不仅注重小说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读者对阅读的参与，还不失时机地论列是非，引导读者对现实进行反思。这一做法为现实主义走向批判埋下伏笔。当然，萨克雷的创作也受到了此种出版形式的羁绊。鉴于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以连载小说的形式发表的，所以它们大多缺乏统一的布局，结构松散，但这也成了萨克雷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他自己也说他只是在开篇之际设计两三个主要人物，对他们的身世大概有个谱儿，然后就任凭人物自行发展，不去费心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就让叙事过程中的一切跟着人物的自然发展和人物相互之间关系的变化。^〔31〕因为没有严谨的布局设计，只是如实记录社会中的芸芸众生，不用顾虑因为形式的美而舍去真实，所以萨克雷的作品更忠实于生活，像镜子一样照出世间百态。综上，分期连载的小说形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萨克雷的写作手法。松散的小说结构和夹叙夹议的叙事手法都与此密不可分。虽然后者不是现实主义的典型手法，但它预示着一个批判年代的到来。

以批判上层社会为主要特点的萨克雷为英国文学向现实主义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反流行之道而行之，力主描摹真实；他塑造出许多形象丰满、神情毕肖的人物；他强调环境和人格的关系，善于用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表现时代特征；他强有力的社会批判昭示着一个批判时代的到来。以萨克雷的经典名作《名利场》为例，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的这些成绩。《名利场》是真正让萨克雷与狄更斯齐名的作品，它于1847至1848年间连载于《弗雷泽》（Fraser's Magazine）杂志。这部小说展现了滑铁卢战争前后十余年英国社会贵族资产阶级的丑恶嘴脸，揭露了他们的荒淫无耻、昏庸无能、道德败坏、浮名浮利，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社会全景图。在这里，萨克雷将自己对小说的认识发挥到了极致，许多方面打破了当时小说的常规滥调。

首先，萨克雷对真实的描摹超过了此前的作家，促进了现实主义记录现实这一原则的发展。杨绛在《名利场》序言中称：“他［萨克雷］描写人物力求客观，无论是他喜爱赞美的，或是憎恶笑骂的，总把他们的好处坏处面面写到，决不因为自己的爱憎而把他们写成单纯的正面或反面人物。当时有人说他写的人物不是妖魔，不是天使，是有呼吸的活人”。^〔32〕萨克雷自己也在第六章开篇不久说：“我的读者不能指望看到这么离奇的情节，因为我的书只是家常的琐碎”。^〔33〕可见，他只想反映现实，而非什么奇思妙想，抑或传奇逸事。而且从小说的副标题“没有英雄的小说”（A Novel without a Hero）可以看出，萨克雷眼中的人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只有真实地反映出人物的本来面貌才算得上真实，否则只是些涂脂抹粉的幻境人物，而非世间蝇营狗苟的浮世绘。其次，萨克雷重视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总是为各个角色设计典型背景。杨绛总结说：“他从社会的许多角度来看他虚构的人物，从许多角度来描摹；又从人物的许多历史阶段来看他们，从各阶段不同的环境来描摹。一般主角出场，往往干一两件具有典型性的事来表现他的性格”。^〔34〕这一手法后来被现实主义作家广泛应用，从而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成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主要特征。此外，萨克雷在这部小说中依然延续了他夹叙夹议的风格。时而出现在小说中对人物、行为、事态进行评说，用批判的眼光评判故事，从而使“批判”冠在现实主义流派之上。他的批判多掩藏在幽默诙谐的笔触之下，所以很少冒犯读者。这里也反映出现实主义作家的道德关怀，将道德教诲和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尚所限，在写实与道德两者之间，萨克雷倾向了道德一方，正如杨绛所说，“维多利亚社会所不容正视的一切，他不能明写，只好暗示。所以他叹恨不能像菲尔丁写《汤姆·琼斯》（Tom Jones，1749）那样写得真实。他在这部小说《名利场》里写到男女私情，只隐隐约约，让读者会意”。^〔35〕所以，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相比，如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萨克雷略显保守，可见他深谙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尚。不仅如此，一如萨克雷的其他作品，《名利场》也是结构松散。对萨克雷来说，结构有时会限制写实的尺度，使作家放不开手脚，不能按照真实本来的面貌来描摹，而要为了形式美而有所取舍，所以他宁愿舍弃结构，去追求真实，给人物一个自由行动的空间，让他们表现出最自然的面目。上述四点不仅体现了萨克雷个人的艺术魅力，还凸显了他对文学的认识与追求，对现实主义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杨绛补充道：“萨克雷又着意写出环境能改变一个人的道德。好人未必成功得意；成功得意的人倒往往变成社会上所称道的好人……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里，萨克雷第一个指出环境和性格的相互关系，这是他发展现实主义的很大的贡献”。^〔36〕可以说，对于现实主义还很陌生的英国文学界在萨克雷的成功中看到了此种文学潮流的可操作性。《名利场》不仅是萨克雷文学创作上最高的成就，更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

虽然萨克雷在晚年表现出温情脉脉的一面，但在读者的心目里，他一直都是针砭时事的激进写手，是眼不容沙的批判家。他不能容忍上层阶级的趋炎附势、贪纵懒惰、骄横自满，用讽刺、调侃漫画碌碌营私的丑态。对于浪漫主义及流行小说，萨克雷持否定的态度，并对其戏仿、予以攻击；对于18世纪英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萨克雷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于自己的文学理念，萨克雷都付诸笔头，使它们成为沉甸甸的作品。对于现实主义，萨克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提倡描摹现实，认为舍此便无任何意义；他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适时地对人物行为进行道德剖析；他放眼社会，对虚伪、无耻进行口诛笔伐。在语言上，他擅讽刺，但又不尖酸，文笔轻快、生动有趣。他提出环境和性格的关系，给读者展开了“一个社会的横切面和一个时代的片断，在那时候只有法国的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和巴尔扎克用过这种笔法，英国小说史上他还是个草创者”。^〔37〕萨克雷不畏小说的清规戒律，用真实取代虚构，以冷嘲替换柔情。他的作品为英国小说带来了新的气息，推进了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