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下半叶纷繁复杂的社会局势和思想浪潮中，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的文化、社会和宗教批评观脱颖而出，他强调“批评”在营造整个社会文化氛围和心智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他建立起了现代意义上的英国文学批评传统。^〔139〕作为一位诗人和对西方文学传统有着深刻理解的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他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批评，尤其是对浪漫主义时期“五大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和济慈）的评价，他不仅提出了相对系统的观点，而且自始至终保持了较为统一的批评原则，这在维多利亚时期尚显混乱的思想潮流中就更加难能可贵。应该说，阿诺德所处的时代位于浪漫主义文学大潮之尾声，因此，在尚不具备足够的批评距离的情况下，其批评见地所具有的深度显得弥足珍贵。这也使他的观点成为后人在评价浪漫主义诗人时的重要参照。尽管阿诺德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批评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宗教及其自身文学观念的影响，但正如T·S·艾略特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左右，“学术界对浪漫主义诗人的评价仍主要建立在阿诺德的观点之上”，^〔140〕他对浪漫主义诗人形象的树立及其批评见解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总的来说，阿诺德对浪漫主义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的评价，与他自己的文学理念有密切联系，他的文学观点夹杂着三个方面的重要因素，即天才论、道德论和古典主义原则。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和成长环境不无关联。首先，由于阿诺德出生于19世纪，他本人在成长过程中便受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更与不少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有过切身接触。当时的英国文坛在经历过浪漫主义文学的洗礼后，也已基本接受了“诗歌即诗人天才之流溢”的观点。因此，阿诺德的诗论中也不乏这样的思想，他甚至将诗歌的道德取向与诗人的才华直接关联，认为具有伟大人格的诗人才能创作出伟大的诗歌。其次，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现状使阿诺德对诗歌的功用十分关注。他认为诗歌应该成为“对人生的批评”（criticism of life），承担起重整社会道德的重任，甚至在将来“有可能会取代宗教和哲学”。^〔141〕因此，阿诺德对浪漫主义诗人尤其是济慈评价不高，这与其诗歌道德论有直接关系。第三，阿诺德自幼家学甚笃，他对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文学原则上，他尊崇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悲剧理论。在诗歌创作的具体层面，他强调选择重大题材，认为诗人“必须选择一个很卓越的行动（action）”，才能产生“永久不渝，始终如一”的感情；^〔142〕其次，他认为，诗人还需在创作上精确构思，创造出完整的总体风格；而在诗歌语言方面，他提倡人们效仿古代诗人，使用纯朴的表现风格，并批评当时不少诗人满足于“修辞感及好奇心”，^〔143〕诗歌语言过于华丽。正因如此，他对华兹华斯所选用的卑微题材评价不高，对拜伦、雪莱和济慈等人“笔端倾泻出来的光彩夺目的诗行”也颇有微词。

在对浪漫主义诗人的总体地位和风格的评价上，阿诺德认为他们生活的“后革命”时代，不具备产生伟大作品的条件，但这并不影响批评家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做出评价。也就是说，虽然阿诺德所推崇和向往的是古典的文学原则，但他完全可以“保留自己对‘最佳’、‘完美’的界定，与此同时，欣然接受‘次佳’的作品”。^〔144〕在阿诺德看来，浪漫主义诗人的共同特点是感情充沛，但智性不足，这导致他们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不够庄重，在表达层面上则过于注重直觉和情感的抒发，缺乏对通体风格的把握，其作品不乏漂亮的诗行和诗段，却没有对诗歌总体效果的控制力。的确，在文学思想的发展史上，许多思潮都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状态，当古典主义的规范和理性对诗人造成了束缚的时候，浪漫主义诗人便主张打破陈规，让情感自然流溢，而当浪漫主义的情感流溢逐渐被二三流的诗人当做滥情伤怀的借口时，人们便会反思智性的重要。

阿诺德的文学思想折射出文人对当时文坛现象的反思，虽然他的评价并不完全正确，甚至不乏一些偏激之见，但他的确以诗人和批评家的慧眼看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长处和缺点。他曾指出，19世纪“前25年的英国诗歌虽然有丰富的活力、丰富的创造力，但没有足够的知识，这使得拜伦如此空洞，雪莱如此缺乏条理，甚至华兹华斯都如此缺乏完整性和多样性，虽然他如此渊博”。^〔145〕这反映出阿诺德对浪漫主义诗人评价的总体原则，即诗才与诗智并重。在后人所熟知的浪漫主义“五大诗人”中，阿诺德对华兹华斯的评价最高，同时把拜伦视作时代精神的体现，此外，他虽然认为济慈缺乏道德关注，但最具备诗人的天分和气质，至于雪莱和柯勒律治则比上述三人略逊一筹。也许他的评价并不完全具有说服力，但相对于维多利亚早期的许多批评家来说，他更准确地把握到了浪漫主义诗人的精神和特质。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在为浪漫主义诗人定位时，“阿诺德的预言看来比史文朋更加准确，正是华兹华斯和拜伦，而非柯勒律治和雪莱，成了浪漫主义时期经典英语诗歌的试金石”。^〔146〕从总体思想来看，阿诺德对浪漫主义诗人的评价表现出他对时代精神的关注，他认为诗歌在诗人所处的时代中应产生道德影响和精神效应。此外，与维多利亚时期的许多批评家不同的是，阿诺德本人也进行诗歌创作，因此他不仅关注诗歌的内容，也强调诗性和诗的形式美。这些特点都在阿诺德对浪漫主义“五大诗人”的评论中有所体现。

从诗作的价值和地位来看，阿诺德认为华兹华斯是19世纪英语诗人中的翘楚。不仅如此，他甚至表示在“从伊丽莎白时期至今”这一时期内，华兹华斯的诗歌堪称杰作，可以说，他的地位应仅次于莎士比亚和弥尔顿。^〔147〕阿诺德曾表示，“诗性的伟大菁华在于诗人对人生做出崇高且深邃的表现”，^〔148〕而华兹华斯诗歌的卓越之处也正是因为它对生活做出了执著的探索，其诗歌表现出对人生潜流的把握。阿诺德曾多次在批评论述中引用华兹华斯的诗行，把华氏的诗歌思想概括为“对人、自然以及人生”的思考，并盛赞他以简洁明快的抒情诗表达出了生命的启示。

然而，阿诺德并不像同时代的“挺华兹华斯派”那般，对这位伟大的诗人一味赞颂和吹捧，而是十分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评见解。当然，读者可以发现，阿诺德在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还是遵从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文学原则。例如，他认为诗歌题材的选择重在“行动”，而华兹华斯的诗中却很少有值得书写的英雄和行动，尤其是像《序曲，或一位诗人的心灵成长》那样的后期诗作，这逐渐将诗人自己与时代精神相隔离，把描写的重心转向了自我，忽略了个人与文化整体以及国家的关联。结合阿诺德自己的诗歌创作，读者就能发现，他对身处其中的时代、文化及其潜流十分关注，《多佛海滩》（“Dover Beach”，1851，1867）明则写景，实则写社会精神，反映出作者对时代变化以及相应产生的信仰危机的思考。由此看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阿诺德认为华兹华斯的某些诗歌过分关注个人，缺少普世价值。

其次，阿诺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华兹华斯的诗才最适宜的表现渠道是他的抒情短诗，而非哲理长诗。众所周知，华兹华斯曾在创作生涯中受到柯勒律治的鼓舞，后者不断激励他撰写长篇哲理诗，并表示只有写出过这类作品的诗人才能称得上“伟大的诗人”。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华兹华斯写下了《漫游》和《序曲》等诗作。然而，阿诺德却并不认可华兹华斯的努力，认为这两首诗缺少诗歌的美感，没有其抒情短诗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情实意和恰到好处的天才流露，由于华兹华斯过分希望将诗歌与哲理结合起来，诗性的美与真反而有所减损。对此，阿诺德曾犀利地批评道，“不论（这些诗中的）教条有多么正确，它全然缺乏诗意的真，而这种真才是我们希望从诗人身上感受到的东西”。^〔149〕在这一点上，阿诺德倒与济慈颇有契合，也正是这种对诗性的感受力和把握力使他能够在古典的诗歌原则之外，看到浪漫主义诗人的长处和才情。

阿诺德对拜伦的评价与自己的同时代人有所差别，但也不同于19世纪上半叶遍布英国的拜伦追随者。在阿诺德所生活的时期，拜伦的声望已经开始下降，许多诗人和批评家认为他诗艺不精，有负盛名，甚至有人指出，拜伦的声望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尽管如此，阿诺德仍视拜伦为19世纪英国诗坛的代表人物，并表示，他的诗虽然经常是匆匆写就，失之粗鄙，但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抓住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革命精神。这种观点的产生与阿诺德本人的文学功用论以及他对社会批评的热衷密不可分。拜伦对那个时代所造成的冲击是许多囿于书斋的诗人所不可企及的，可以说，他在整个社会中的行为方式就表现出了最大的诗意。当然，阿诺德的这种观点与当时人们对诗意的理解方式并不矛盾，在19世纪的人看来，“诗意”并非只能体现于文学或者诗歌创作中，绘画和雕塑等其他艺术形式里也时常可以发现“诗意”，依此看来，体现在拜伦这个“人”身上的诗意也就具备了更为纯粹的价值。

虽然阿诺德对拜伦的地位表示充分肯定，但他并没有忽略拜伦作为“艺术家”的缺陷。在阿诺德看来，拜伦是一个极富诗意且具有很高的天分的人，但却没有创作出艺术上震颤人心的作品，实在可惜。他笔下的英雄形象通常没有发展，似乎执拗地纠缠于难以化解的困境，这也就导致其诗歌的悲剧情绪不断叠加，却未能得到“宣泄”，从而阻碍了人们对诗意的享受。阿诺德本人受到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影响，认为悲剧的情绪必须要得到宣泄才能构成一部佳作，如果“悲痛的情感无法宣泄于行动之中；精神的痛苦的状况持续不断”，^〔150〕作品就只能是病态、刻板的。当然，完整的创作需要艺术家具有通盘构思的能力和极强的控制力，否则作品的效果便难以平衡，这也正是阿诺德在拜伦身上所发现的“重大缺陷”。他曾明确指出，拜伦“缺少一个伟大艺术家在塑造行动或刻画人物方面那深刻且绵密的技巧，……不过，他倒是能生动地构思某个单独的事件或是某个单一的场景，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写得栩栩如生，仿佛他亲眼所见、身临其境那般”。^〔151〕这也就是为什么拜伦的诗歌似乎既不会让人感觉“毫无价值”，但也不会让人感到“心满意足”。虽然阿诺德对拜伦的诗艺颇有微词，但他把握到了拜伦的精神价值，并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角度对其加以评判。尤其是站在阿诺德所生存的年代来看，对任何一个需要理想和激情的民族来说，拜伦所代表的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都是一股重要的精神力量。也正因此，阿诺德认为，虽然拜伦与华兹华斯的伟大各不相同，但他们二人都可谓19世纪“英语诗人中最为光辉的形象”。^〔152〕

阿诺德对济慈的评价则明显地表现出他本人作为诗人和批评家的复杂情绪，因为他一方面认为济慈缺少思想深度，但另一方面又被济慈那充满诗意的语言所折服。在阿诺德的批评文章中，人们可以发现，他对济慈所持的主要观点与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对济慈的总体看法相一致。由于济慈的诗歌表现出对“美”的执著追求，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通常认为他是一个超脱时代的诗人，他不关心政治和宗教，而是把自己的全部诗情和才华都用于表现“美”。结合阿诺德的诗歌功用论来看，就不难理解他对济慈的批评。阿诺德认为，在一个时代或是一个社会中，诗人的职责远远不止于描绘“美”的图景那么简单，他应该以自己的诗作开启人们的心智，他需要对时代、社会乃至道德等重要议题加以表现并作出回应。而这正是济慈诗歌所缺少的，他既不探索古代的智慧，似乎也对周遭的时代变化和精神变迁视而不见。这对阿诺德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在他看来，不论济慈的诗语多么具有美感，多么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他仍然失之浅薄，此外，他的诗歌也正是因为缺少总体的精神追求，才显得凌乱无章，其新鲜动人的语言也似乎难有所依。

然而作为诗人，阿诺德深知语言的力量以及遣词为诗的艰辛，因此他能够深刻体悟到济慈诗歌中所蕴含的美感。同时，作为一位敏锐的批评家，他捕捉到了济慈那难掩的诗人气质。因此，在诗语之美方面，阿诺德甚至认为济慈堪比莎士比亚，他曾对济慈的名作《伊莎贝拉》做出分析，认为“几乎每一诗节都具有不同的生动活泼的措辞特征，它使描述的对象在想象中闪耀，使读者的感官立即得到欢快的刺激”。^〔153〕读者发现，阿诺德从直觉和感悟力上已经领悟到了济慈诗作的卓越品质，但在理性上他仍然不能认同这样一类“构思不力，组织松散”的作品。^〔154〕他本能地欣赏济慈诗中的美，但又因为这种美所依附的诗歌总体上不符合他的诗歌原则，所以他后来对济慈的诗才做出了这样的概括，“济慈可能的确拥有臻于完美的诗歌天分，但他英年早逝，作品太少，还太不成熟，无法与这两位诗人（华兹华斯和拜伦）相匹敌”。^〔155〕这样的说法表现出阿诺德的矛盾心态，他似乎对济慈的诗才既欣赏又惋惜，以至于他后来甚至一相情愿地认为，如果济慈的生命得以延续，他定能成为一名圣哲诗人。应该说，阿诺德虽然将华兹华斯和拜伦视作浪漫主义诗人中更重要的代表，但在诗艺方面，他对济慈做出了充分肯定，甚至有批评家认为，阿诺德自己在诗歌创作中的“措辞、韵律以及意象产生的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济慈的影响。^〔156〕

然而，在阿诺德看来，浪漫主义“五大诗人”中的另两位——雪莱和柯勒律治成就不高，他曾叹息柯勒律治是“毁在鸦片烟雾里的诗人和哲人”，^〔157〕又将雪莱比作“美丽而无能的天使，在虚空中徒然地扇动着那对发光的翅膀”。^〔158〕读者可以发现，阿诺德的言语中似乎充满了惋惜之情，但这也正暴露出他评判诗人文学成就时的一个习惯，即过分执著于自己的文学原则和期望值，反而忽视了诗人本身的特性。同时，他对诗人个性的喜恶与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判断。当然，这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批评中并不鲜见。

阿诺德对雪莱的批评主要围绕着其诗作的题材和风格展开，但不少论断显得过于绝对，有失公允。他曾认为，雪莱的诗歌缺少重大题材，当然在他看来这是浪漫主义诗人的通病。不过他又补充说道，即使是在描写自然的时候，雪莱也无法将自然与更崇高的人性相联系，他甚至尖刻地指出，“当人们赞美雪莱是云之诗人、落日之诗人的时候，不过是在说他其实没有找到诗人创作的合适题材”，“（雪莱的）原创诗歌还不如他的翻译，因为在翻译作品中，题材倒是现成的”。^〔159〕然而，当人们回顾雪莱的诗歌创作时，这种看法似乎并不可依，因为其诗作中充盈着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充满革命的豪情和对大自然的赞颂，这都反映出雪莱那个时代的精神。除了对雪莱的诗歌题材不满之外，阿诺德还批评了雪莱的创作风格，认为其诗歌虽然乐感很强，但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模糊而芜杂的，即使像《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这样的名作也显得含糊不清。他甚至讽刺道，“雪莱的天分是在音乐领域，……他能够把握声音媒介，但对文字这种更为艰深的媒介来说，他的智性和理性都无从胜任”。^〔160〕其实，结合拜伦和雪莱的诗作来看，两者的共性颇为明显，然而阿诺德对拜伦的赞誉和对雪莱的贬抑似乎落差过大。在一篇名为《雪莱》（“Shelley”）的批评文章之中，阿诺德详尽地分析了雪莱的性格、特质和人际关系，但这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他对雪莱性格的厌恶阻碍了其判断的公正性，而这种现象也同样出现在他对柯勒律治的评价之中。

在浪漫主义的“五大诗人”中，柯勒律治是唯一一位没有得到阿诺德专文探讨的作家，因为阿诺德对他的理解并未跳脱维多利亚时期的总体印象。对19世纪中下半叶的人来说，柯勒律治的诗歌显得缥缈不定，仿佛与时代无关，他的思想头绪过多，缺乏条理。此外，在阿诺德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其他诗人（如勃朗宁和拉斯金等）眼中，柯勒律治的鸦片烟瘾令人难以接受。由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观通常将诗作看成诗人品质和情操的外化，所以柯勒律治的行为不仅意味着他缺乏道德感，甚至其诗作也有可能被当做鸦片烟刺激下的产物，而失去了其自在的艺术价值。结合阿诺德所坚持的古典文学原则来看，读者便能够理解他对柯勒律治的评判，在他看来《古舟子咏》和《忽必烈汗》这样的诗的确壮观，但其题材脱离了现实，以超自然和过度的想象力为依据，因而不具备道德价值。虽然阿诺德并不欣赏柯勒律治的诗歌创作，但他肯定了后者对真理的客观追求，并表示，柯勒律治“本能地不懈努力着，……他试图企及并揭示问题的真相，不论这些问题涉及文学、哲学、政治还是宗教，这样的努力在我们这个国家还前所未有”。^〔161〕可以说，阿诺德作为一位批评家的高超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自身原则之外的艺术追求。

总体来看，作为一位身处于浪漫主义文学尾声的诗人和批评家，阿诺德对浪漫主义诗人的评价具有较高的价值。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想，把握了诗歌由内而外、自然喷发的情感价值。此外，由于他本人还是一位对社会问题和时代精神充满关切的文化批评家，他的文学思想便表现出对重大题材、道德以及社会问题的关注。在这一点上，他吸纳了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古典文学原则，强调好的诗歌重在“行动”之伟大、结构之完整以及风格之崇高。在这种原则的影响下，他必然持有恒定的艺术观，并希望以先验的艺术思想引导文学的创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阿诺德不仅认识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伟大革新及其价值所在，也从某些侧面发现了它的缺陷。他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批评在总体导向上具有一定的价值，并反映出了文学思想的变迁。然而，站在文学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之上，读者便可以发现，他所倡导的“回归古典”的策略并不能真正适用于一个业已变化的时代。

综合全章所述，从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中叶，英国文学思想受到了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表现出对启蒙时期理性主义的反叛，强调作家强烈的、个性化的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虽然这种倾向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发生的，但它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态势出现于一批英国作家的创作中。应该说，对“诗人”和“想象力”的不断诠释贯串于整个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思想，从布莱克的早期浪漫主义思想对“诗才”和“诗意的想象”的辩证思考，到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人对诗人及其创作的重新定义，再到济慈围绕着“艺术美”对诗人及其想象力提出的要求，这一脉文学思想的变迁和发展成就了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到19世纪中叶前后，随着时局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浪漫主义思潮的声势逐渐消退，但它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逆转的，读者依然可以在卡莱尔、阿诺德、丁尼生和勃朗宁等人的创作中感受到浪漫主义文学的气息。而时至今日，站在200多年以后的历史结点上来看，浪漫主义思想已然跨越时代和地域，其精髓已广为传播并得到接受，成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力量。

注释

〔1〕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页。

〔2〕Urizen，谐音Your Reason，是布莱克在其预言诗系列中创造的一个形象，象征理性、法规和秩序。

〔3〕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8页。

〔4〕Northrop Frye. Fearful Symmetry: A Study of William Blake.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4, p.257.

〔5〕本书所引布莱克诗歌译文为张炽恒译本，见布莱克：《布莱克诗集》，张炽恒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73页。

〔6〕布莱克：《布莱克诗集》，张炽恒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42页。

〔7〕同上，第43页。

〔8〕同上，第77页。

〔9〕同上，第78页。

〔10〕同上，第78页。

〔11〕丁宏为：《灵视与喻比：布莱克魔鬼作坊的思想意义》，《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第81页。

〔12〕参见William Blake. “All Religions Are One”.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William Blake. Ed. Geoffrey Keynes. London: The Nonesuch Press，1966, p.98.

〔13〕William Blake. “Annotations to ‘An Apology for The Bible in A Series of Letters Addressed to Thomas Paine by R. Watson, D. D., F. R. S.’”.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William Blake. Ed. Geoffrey Keynes. London: The Nonesuch Press，1966, p.392.

〔14〕张炽恒：《译者序：一名不该忽视的诗人》，《布莱克诗集》，张炽恒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6页。

〔15〕参见胡孝申、邓中杰：《威廉·布莱克创作阶段划分刍议》，《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104页。

〔16〕Northrop Frye. “Blake's Treatment of the Archetype”. Northrop Frye on Milton and Blake. Ed. Angela Esterhamm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5, p.193.

〔17〕张炽恒：《译者序：一名不该忽视的诗人》，《布莱克诗集》，张炽恒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9页。

〔18〕S. Foster Damon. Ed. A Blake Dictionary: The Ideas and Symbols of William Blake. Hanover,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8, p.143.

〔19〕Alexander Gilchrist. The Life of William Blake. Mineola,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1998, p.390.

〔20〕布莱克：《布莱克诗集》，张炽恒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21〕同上，第186页。

〔22〕同上，第190页。

〔23〕同上，第186页。

〔24〕转引自张德明：《魔鬼的智慧——谈〈在地狱中采风〉的布莱克》，《读书》，1988年，第8期，第108页。

〔25〕下文如无特别注明，“序言”专指华兹华斯于1800年《抒情歌谣》再版时撰写的序言。

〔26〕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曹葆华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27〕与华兹华斯同时代的批评家弗朗西斯·杰弗里（Francis Jeffery，1773-1850）时任著名的《爱丁堡评论》的编辑，将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归为“湖畔诗人”（Lake Poets），称他们的诗歌总体来说是消极的、反社会的，仅仅简单、粗暴地反映自然，缺少艺术性。20世纪50到70年代，华兹华斯在我国也被当做“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典型，受到批判。参见苏文菁：《华兹华斯诗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00页。

〔28〕将华兹华斯的自然诗与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1700-1748）的《四季》和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的墓园诗相比较，读者可发现后两者的诗歌虽描写自然，但更多地停留在对外在世界的描写上，仍属于传统的模仿论范畴。

〔29〕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曹葆华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页。

〔30〕本书所引《颂诗：忆幼年而悟永生》为黄杲炘译本，见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182页。

〔31〕同上，第185页。

〔32〕华兹华斯曾在“序言”中明确批判当时文学中所弥漫的滥情、感伤的氛围，他认为“以往作家的非常珍贵的作品……已经被抛弃了，代替它们的是许多疯狂的小说、许多病态而又愚蠢的德国悲剧以及像洪水一样泛滥的用韵文写的夸张而又无价值的故事。”参见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曹葆华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8页。

〔33〕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189页。

〔34〕参见华兹华斯：《序曲，或一位诗人的心灵成长》，丁宏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第页。

〔35〕本书所引《序曲，或一位诗人的心灵成长》为丁宏为译本，见华兹华斯：《序曲，或一位诗人的心灵成长》，丁宏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可参考William Wordsworth. The Prelude: 1799，1805，1850. Eds. Stephen Gill and Jonathan Wordsworth.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1979.以及William Wordsworth, The Prelude: The Four Texts （1798，1799，1805，1850）. Ed. Jonathan Wordsworth. London: Penguin Books，1995.

〔36〕在短诗“The Tables Turned”中，华兹华斯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想法：“One impulse from a vernal wood/ May teach you more of man，/ Of moral evil and of good，/ Than all the sages can.”

〔37〕严忠志：“论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观”，《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第17页。

〔38〕刘若愚：《外国文论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9页。

〔39〕William Hazlitt. “Mr. Wordsworth.” The Spirit of the Age, or, Contemporary Portraits. New York: John Wiley，1849, p.124.

〔40〕Ibid., p.123.

〔41〕华兹华斯：《序曲，或一位诗人的心灵成长》，丁宏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第142页。

〔42〕华兹华斯曾表示，尽管自己是“以诗人之名为世人熟知”，但他常花“十二个小时考虑社会现状及其前景，只花一个小时考虑诗歌”。参见F. M. Todd. Politics and the Poet: A Study of Wordsworth. London and Southampton: The Camelot Press，1957, p.11.

〔43〕转引自T. V. Smith. “Wordsworth and the Sense of Guilt.” Ethics, Vol. 71, No. 4, July，1961, p.243.

〔44〕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276页。

〔45〕M. 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46〕参见M. 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47〕丁宏为：《理念与悲曲——华兹华斯后革命之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页。

〔48〕当代文学批评对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我”提出了很多新观点，认为这种“自我”应当是华兹华斯与其他诗人——尤其是与柯勒律治的思想互动产生的，是艺术层面上“对话的自我”。参见Paul Magnuson. Coleridge and Wordsworth: A Lyrical Dialogu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以及Gene Ruoff. Coleridge and Wordsworth: The Making of the Major Lyrics,1802-1804. London, Sydney, and Tokyo: Harvester Wheatsheaf，1989.

〔49〕语出“序言”，曹葆华译本为“人们心中的主要热情”，参见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曹葆华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页。

〔50〕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曹葆华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9页。

〔51〕同上，第5页。

〔52〕同上，第4页。

〔53〕同上，第5页。

〔54〕同上，第6页。

〔55〕同上，第10页。

〔56〕同上，第5页。

〔57〕同上，第12页。

〔58〕苏文菁：《华兹华斯诗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9页。

〔59〕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曹葆华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8页。

〔60〕同上，第19页。

〔61〕同上，第13页。

〔62〕同上，第19页。

〔63〕同上，第17页。

〔64〕同上，第17页。

〔65〕同上，第18页。

〔66〕同上，第14页。

〔67〕同上，第17页。

〔68〕同上，第14页。

〔69〕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附录，曹葆华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8页。

〔70〕丁宏为：《灵视与喻比：布莱克魔鬼作坊的思想意义》，《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第81页。

〔71〕苏文菁：《华兹华斯诗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1页。

〔72〕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1815年序言，曹葆华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6页。

〔73〕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曹葆华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6页。(www.daowen.com)

〔74〕同上，第22页。

〔75〕同上，第6页。

〔76〕同上，第22页。

〔77〕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1815年序言，曹葆华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7页。

〔78〕同上，第5页。

〔79〕华兹华斯：《序曲，或一位诗人的心灵成长》，丁宏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第352页。

〔80〕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83页。

〔81〕Stephen Gill. “Introducti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ordsworth. Ed. Stephen G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p.1.

〔82〕Samuel Taylor Coleridge. Biographia Literaria. Ed. James Engell and W. Jackson B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 p.301.

〔83〕章安祺：《西方文艺理论史精读文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25页。

〔84〕引语见：http://book.beifabook.com/product/BookDetail.aspx?Plucode=702006131。

〔85〕以济慈诗歌开始出版算起，他的写作生涯为1817至1820年，不足4年。

〔86〕Helen Vendler. The Odes of John Keat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p.3.

〔87〕见1818年1月2日济慈写给弟弟乔治·济慈的信件。参见John Keats. 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1814-1821. Ed. Hyder Edward Rolli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 Vol. 2 p.21.

〔88〕参见John Keats. John Keats: Complete Poems. Ed. Jack Stilling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p.xxii.

〔89〕济慈曾在1817年12月21日及12月27日致乔治和汤姆·济慈的信中写道，“对一个大诗人来说美感超过其他一切考虑，或者不如说消灭了其他一切考虑”。参见济慈：《一八一七年约十二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七日致乔治和汤姆·济慈》，周珏良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72页。

〔90〕济慈：《一八一七年约十二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七日致乔治和汤姆·济慈》，周珏良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71页。

〔91〕同上。

〔92〕本书所引《希腊古瓮颂》采用穆旦先生译文。

〔93〕据批评家考证，“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引自约书亚·雷诺兹（Sir Joshua Reynolds）。参见Dennis R. Dean. “Some Quotations in Keats's Poetry.” The Philological Quarterly. Volume: 76. Issue: 1，1997, pp.69-85.

〔94〕通常认为，济慈的六大颂诗包括《心灵颂》（“Ode to Psyche”）、《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闲适颂》（“Ode on Indolence”）、《希腊古瓮颂》（“Ode on a Grecian Urn”）、《忧郁颂》（“Ode on Melancholy”）和《秋颂》（“Ode to Autumn”），均创作于1819年。

〔95〕John B. Gleason. “A Greek Eco in ‘Ode on a Grecian Urn’.”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New Series, Vol. 42, No.165，1991, pp.78-80.

〔96〕本书所引《忧郁颂》、《夜莺颂》均采用穆旦先生译文。

〔97〕Andrew Bennett. Keats, Narrative, and Aud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p.134.

〔98〕济慈：《一八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贝莱》，周珏良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67至168页。

〔99〕同上，第168页。

〔100〕同上，第169页。

〔101〕傅修延认为，“美即是真”是济慈这类诗歌的诗眼，并指出，“‘梦醒美去’用等式表示就是‘美≠真’”，而“美即是真”（“美＝真”）是济慈用以“抵御这种审美恐惧”的等式。见傅修延：《济慈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86页。

〔102〕Jack Stillinger. “Introduction.” John Keats: Complete Poems. Ed. Jack Stilling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p..

〔103〕“Negative Capability”一词曾出现过多种中文译法，如“消极感受力”、“消极的才能”、“客体感受力”等，不同的译法实际上表现出译者对济慈思想的不同解读，本书采用“消极能力”这一译法。

〔104〕济慈：《一八一七年约十二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七日致乔治和汤姆·济慈》，周珏良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72页。

〔105〕济慈：《一八一八年二月三日致雷诺兹》，周珏良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75页。

〔106〕济慈：《一八一七年约十二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七日致乔治和汤姆·济慈》，周珏良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72页。

〔107〕济慈：《一八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贝莱》，周珏良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67页。

〔108〕济慈：《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致理查·伍德豪斯》，周珏良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84页。

〔109〕Walter Jackson Bate. “Negative Capability.” John Keats: Modern Critical Views. Ed. Harold Bloo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5, p.27.

〔110〕济慈：《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致理查·伍德豪斯》，周珏良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84页。

〔111〕Jacob D. Wigod. “Negative Capability and Wise Passiveness.” PMLA. Vol. 67, No. 4 （Jun.，1952）, p.387.

〔112〕济慈：《一八一八年五月三日致约翰·汉米尔顿·雷诺兹》，周珏良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81页。

〔113〕济慈：《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致理查·伍德豪斯》，周珏良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84页。

〔114〕济慈：《一八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致约翰·泰勒》，周珏良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77页。

〔115〕同上。

〔116〕济慈：《一八一九年二月十四日至五月三日致乔治和乔治安娜·济慈》，周珏良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87页。

〔117〕济慈：《一八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致约翰·泰勒》，周珏良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77页。

〔118〕同上。

〔119〕济慈：《一八一八年二月三日致雷诺兹》，周珏良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75页。

〔120〕同上。

〔121〕王佐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92页。

〔122〕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张峰、吕霞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1页。

〔123〕同上，第2页。

〔124〕陈文海：《激扬华章下的恒流与变异——关于卡莱尔及其历史观念》，《学术研究》，2007年，第4期，第105页。

〔125〕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张峰、吕霞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253页。

〔126〕同上，第173页。

〔127〕同上。

〔128〕同上，第129页。

〔129〕同上，第267页。

〔130〕同上，第173页。

〔131〕同上，第147页。

〔132〕同上，第268页。

〔133〕译文转引自钱青：《19世纪英国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221页。

〔134〕A·L·勒·凯内：《卡莱尔》，段忠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135〕同上，第40页。

〔136〕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An Unsigned Review, The Times，3 August 1837，6.” Thomas Carlyle: The Critical Heritage. Ed. Jules Paul Seige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71, p.69.

〔137〕殷企平：《卡莱尔〈英雄〉观的积极意义》，《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87页。

〔138〕George Eliot. Leader，27 October 1855.

〔139〕正如J. H. Raleigh所言，“在学术界，或者对许多人来说，阿诺德代表了英国批评家的永恒形象，要成为一位英语教授似乎就意味着成为阿诺德的追随者。”转引自李振中：《追求和谐的完美》，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页。

〔140〕T. S. Eliot. The Use of Poetry and Use of Criticism: Studies in the Relation of Criticism to Poetry in Engla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p.102.

〔141〕Matthew Arnold. “The Study of Poetry.” The Portable Matthew Arnold. Ed. Lionel Trilling.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1963, p.300.

〔142〕马修·阿诺德：《诗歌题材的选择》，吴苏静译，《十九世纪英国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84页。

〔143〕同上，第188页。

〔144〕Matthew Arnold. “On Translating Homer: Last Words. A Lecture Given at Oxford.” 1862.

〔145〕转引自钱青：《19世纪英国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146〕Paul Hamilton. “Wordsworth and Romantic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ordsworth. Ed. Stephen G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p.213.

〔147〕参见Matthew Arnold. “Wordsworth.” The Portable Matthew Arnold. Ed. Lionel Trilling.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1963, p.336.

〔148〕Ibid., p.341.

〔149〕Ibid., p.347.

〔150〕马修·阿诺德：《诗歌题材的选择》，吴苏静译，《十九世纪英国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83页。

〔151〕Matthew Arnold. “Byron.” The Portable Matthew Arnold. Ed. Lionel Trilling.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1963, p.358.

〔152〕Ibid., p.377.

〔153〕马修·阿诺德：《诗歌题材的选择》，吴苏静译，《十九世纪英国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91页。

〔154〕同上。

〔155〕Matthew Arnold. “Byron.” The Portable Matthew Arnold. Ed. Lionel Trilling.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1963, p.377.

〔156〕Harold Bloom. “Introduction.” Modern Critical Views: Matthew Arnold. New York and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7, p.2.

〔157〕Matthew Arnold. “Byron.” The Portable Matthew Arnold. Ed. Lionel Trilling.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1963, p.378.

〔158〕Ibid.

〔159〕Matthew Arnold. “Byron.” The Portable Matthew Arnold. Ed. Lionel Trilling.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1963, p.355.

〔160〕参见Matthew Arnold “Maurice de Guérin”一文的注释。Matthew Arnold. “Essay on the Life and Genius of Maurice de Guérin.” The Journal of Maurice de Guérin, with an Essay by Matthew Arnold, and a Memoir by Saint-Beuve. Ed. G. S. Trebutien. New York: Leypoldt & Holt，1867, p.10.

〔161〕Matthew Arnold. “Joubert.” Lectures and Essays in Criticism. Ed. R. H. Super. Ann Arbor,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0, p.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