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6世纪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一代作家在创作思想上仍然热衷于古典社会文化的基本主题，那么，17世纪的英国作家们则在众多思想领域开始了他们关于现代理性社会的探讨。伴随着以内战方式展开的英国政治革命，作家们为全面阐释启蒙精神与现代社会模式谱写了新的篇章。

在哲学领域，哲学家约翰·洛克全面深入地表达了经验主义的核心观点，认为人的一切知识来自于“经验”，奠定了他作为近代哲学中经验主义流派的绝对核心的地位。在科学领域，弗朗西斯·培根认为要清除头脑中一切错误的观念、偏见和幻象，就必须坚持科学化的实验方法，通过甄别、比较和筛选所要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差异性，寻求研究对象明确的性质和特点，这就是培根坚信不疑的“归纳研究法”。在政治领域，约翰·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之中，人的本性是贪婪、自私和凶残的。在这种博弈的社会关系中，有必要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来规范所有人的行为，以达到自我持存的目的。他认为君主政体是实现契约原则的最好形式，这也正是影响深远的君主立宪制的最初形式。在宗教领域，伴随着宗教生活的多元化，以约翰·班扬为代表的社会底层民众与以约翰·弥尔顿为代表的中产阶级为争取平等的宗教权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宗教信仰自由在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作为一种政治主张被明确地表达了出来。在教育领域，约翰·洛克在其认识论的基础上，强调后天习得的重要性，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的教育理念，他认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一个集德性、理智、才干与修养于一体的绅士阶级人物，并提出了极为具体的教育内容，开创了现代教育思想的先河。

17世纪的英国文学更是集中体现了喷薄欲出的现代启蒙意识。先后以本·琼森与约翰·德莱顿为代表的戏剧大师力图将英国戏剧从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窠臼中解放出来，高举现实主义大旗，为英国本土极具现代生活气息的戏剧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作为精确的科学思想在文学中的体现，培根力求创造一种像数学一样凝练、简明的文体，集中表达了新时代的理性之声，体现了一个破除旧迷信、倡导新科学的思想家在自我表达时的自觉要求。无论是在弥尔顿的诗歌与散文中，还是在德莱顿的戏剧作品中，个体生命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宏大的宗教叙事与英雄主义让位于极富个人感情色彩的爱情主题与人生悲剧，个体生命的价值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www.daowen.com)

然而，饶有趣味的是，尽管现代生活还未在真正意义上完全展开，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批判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却已经有所体现了。作为玄学派诗歌的集大成者，约翰·多恩敏感地意识到在即将展开的现代文明中，一切实体性的人际关系即将土崩瓦解，人与人之间真情的纽带将被彻底割裂，他的诗作可谓是欧洲虚无主义的先声。同样，班扬在其作品中展示的对现代社会法制与经济制度的天然批判意识，令20世纪初的萧伯纳叹为观止，后者将其引为马克思与尼采哲学思想在17世纪英国文化生活中的先行表达。

一言以蔽之，17世纪英国历史见证了现代文化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全面展开。闪烁于文学作品中的辉煌思想不仅属于英国，更具有极为深远的世界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7世纪英国作家对于社会文化与个人生命的慧识为现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最为根本的理论前提与基调，也为18世纪英国全面建设工业社会提供了道德依据与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