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曾经说过，在人类历史上，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和英国戏剧家兼诗人莎士比亚，不论什么时代都是两位最伟大的天才。这一高度评价不论是对埃斯库罗斯还是对莎士比亚，都是名至实归，他们当之无愧。英国文学因为拥有了莎士比亚而赢得世人更多的尊敬，英国的文艺复兴更是因为拥有了莎士比亚、拥有莎士比亚创作出的一部又一部传世之作而繁荣兴旺。莎士比亚在作品中处处展现出的瑰丽的人文主义思想，已经成为英国文学思想宝库中光芒四射的瑰宝，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成为世人不断吸收人文主义思想的不竭的源泉。

长期以来，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一直被奉为文艺复兴“时代的灵魂”，无数作家尊之为师，无数评论家视其为不朽，无数思想家把他看做是智慧的源泉，无数读者向他致敬。几百年来，人们对他的研究一直热情不减，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他成了世界文坛“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然而，繁荣的莎士比亚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偏颇的现象。对于其出众的艺术才华和娴熟的创作技巧，人们无不叹为观止，交口称赞。对于其作品中熠熠生辉的人文主义思想，大家也是如数家珍，倍加珍视。然而，对于其哲学思想，人们却鲜有论述，或者说研究不足。有些人甚至武断地指出，莎士比亚是个没有哲学思想的人。更糟糕的是，这种思想并非现代产物，而是“古”已有之。早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就批评莎士比亚浅薄，缺乏系统的哲学思想。这种观点在一部分人头脑中还根深蒂固，直接影响了对莎士比亚思想的研究。

其实，只要翻开莎士比亚的作品，细细读上几页，甚至几行，读者就可以发现，无论是戏剧还是诗歌，莎翁的作品无处不充满内涵隽永、发人深省的人生哲理。这些哲理无一不是莎士比亚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无一不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精神的高度概括。当然，莎士比亚毕竟是个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因此，他不可能像哲学家那样，在作品中清晰、详细、系统地表达或论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换言之，如果不对莎士比亚的作品进行认真的解读，读者有可能难以察觉作者的哲学思想。

应当指出，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的反映。莎士比亚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而他的哲学思想则是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必然产物。英国的文艺复兴，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是人类由愚昧落后走向文明进步的历史转折，是专制、黑暗的封建社会的终结，是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开始。“伊丽莎白时代”，社会歌舞升平、和谐安定；国民思想活跃，个性解放；古典文化不断复兴，世俗文化生机勃勃；科技发明层出不穷，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宗教改革如火如荼，旧思想、旧观念、旧的神学思想等等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一切无不改变了人们在自然、历史、伦理等方面的哲学思考，促使人们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以理性替代盲目信仰，冷静、客观、科学地观察和思考时代、社会和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断探索、积极认识客体和主体、认识人的价值，成为莎士比亚时代哲学的重要特征。而自然、社会和人生则构成了莎士比亚哲学思想所观照的重要内容。

自然观是哲人们对自然及其规律的总的认识，是一种科学的非主观臆想的认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思想还没有从宗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人们依然把上帝看做是世界万物的缔造者。上帝、自然和人构成了世界“生存的伟大链条”^〔11〕。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产物，和谐有序。这些观点是典型的基督教神学思想，是十分主观的想象，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然而，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在对自然的不断探索中，知识越来越丰富，这种伪科学思想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人们发现，基督教想方设法采用这种自然观维护自己的统治。识破基督教真实意图的人文主义者不畏艰难，勇敢地冲出基督教思想的藩篱，展示了自己的自然观。莎士比亚等人文主义者怀抱的这种自然观从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是人类思想认识的一大进步和飞跃。

这种新的自然观表现在诸多方面。首先是认识论。人们开始怀疑一切根深蒂固的思想，改用科学的眼光看待自然、认识世界。这种怀疑主义对于改变人的思维模式、启迪人的思想、推翻旧的神学思想，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次是相对论。人们开始从自然秩序中探索人类社会秩序。自然社会既有和谐融洽的一面，又有为了生存而残酷竞争的一面。自然的和谐是相对的，而对立和运动是绝对的。这种相对和绝对的统一构成了自然的本质。再者是泛神论，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一股十分重要的思潮。泛神论来自于公元三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广受瞩目，特别是其泛神论思想，与文艺复兴的时代要求十分吻合，因此迅速获得人们的呼应和拥戴。当时许多人文主义者都自觉接受了这种思想。作为时代灵魂的莎士比亚自然也不例外。莎士比亚之所以拥护泛神论，是因为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疏远上帝，接近自然。这种态度，其精神实质，同泛神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莎士比亚不仅欣然接受泛神论的思想，而且还将之积极运用到自己的戏剧创作之中。此外便是因果论。文艺复兴时期，人在自然观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便是用因果论取代了神学的目的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因果论成为人们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的重要方法，同时也是认识社会现象的有效手段。许多人文主义者都积极运用这一方法阐释世间万象的变化，表现万物之间自成因果的关系。莎士比亚也深谙这种关系，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断予以演绎，揭示自然与社会的内在联系和本质，昭示万物发展的规律。莎士比亚在作品中向读者展示了大量令人折服的自然与人生哲理。这些哲理，这些警世名言，无不表明莎士比亚具有丰富的辩证法理念，无不说明莎士比亚具有令人折服的哲学思想。在这一思想体系中，自然观占据着重要位置。

与自然观同样重要的还有莎士比亚的历史观，或曰社会历史观。历史观“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总的观念和看法，包括对种种历史现象的解释，对历史发展的原因、动力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以及有关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国家政体、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等的立场和观点。它是人们所说的‘世界观’中的最主要的成分之一。”^〔12〕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统治人们历史观的依然是基督教的神学史观，即认为历史的发展及其规律都是按照上帝的意旨设计的，上帝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而人的作用微乎其微。随着科学的自然观不断传播，以人为本的思想不断扩大，人们逐渐启用理性思维解释社会和历史的发展，间接否定了上帝创造历史的神学史观。莎翁便是其中的代表。

有些学者指责莎翁在其历史剧中大肆宣传神学史论。诚然，莎士比亚历史剧中是有一些神学史观的影子，但纵观其创作，人们不难发现，其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依然是其主旋律，是一幅充满人性光芒的美丽画卷。莎翁之所以在其历史剧中表现一定的神学历史观，主要是迫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文艺复兴伊始的英国，宗教势力依旧十分强大，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倘若莎士比亚完全摒弃神学史观，其作品一定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因此，他采用众人接受的方式，渐渐地、不露声色地向读者灌输自己先进的历史观。正如布拉德雷所说的那样，莎士比亚在写作的时候，实际上视觉局限于非神学的观察和思想的世界。而莎翁的非神学思想在他的整个剧作，尤其是历史剧中，得到了有效的反映。通过这些作品，莎士比亚生动地展示了一幅又一幅封建社会盛衰兴亡的历史画卷，揭示了封建社会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历史规律，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残酷、愚昧、落后和黑暗。

贯穿莎士比亚作品始终的，除了自然观和历史观以外，还有他的伦理观。作为道德哲学的伦理学，伦理观成为莎翁作品中最容易为人们所感受的思想主体。作为哲学中最具普遍意义的一个分支，伦理学主要研究人的行为准则，判断人和事的价值。反映善恶、惩恶扬善，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目的，也是其一大特征，更是他哲学体系中的精髓。莎翁的创作之所以能够“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正是因为他揭示了人性，揭示了真、善、美，揭示了人性的永恒，为不同时代提供了可以借鉴的道德伦理模式，为后人的道德行为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样板。

莎士比亚的伦理观是建立在他对人性的探索之上的，因此，人性论是他伦理观的基石。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弘扬人性，倡导个性解放，是莎士比亚人性论的核心。追求人生幸福和快乐，追求真、善、美，追求世俗快乐，反对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是莎士比亚不懈追求的人生目标。大写的“人”，是莎士比亚人性论中的关键字。他在《哈姆雷特》（Hamlet, Prince of Denmark，1601）中对“人”进行了热情的赞美，简洁、准确地抒发了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

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

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

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显然，“人”是伟大的，莎士比亚自然为之动容。于是，他笔耕不辍，穷其才华，热情歌颂和赞美伟大的“人”，表现了先进的人生理念与追求。

莎士比亚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伦理思想，是对人性认识的一个巨大飞跃。他把在上帝面前显得卑微渺小的“人”，提升为一个伟大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推动历史和社会前进的“人”。在他的作品中，人的价值得到了尊重，人性的合理追求得到了肯定，即使追求肉体享受、满足感官需要也得到了认可。莎士比亚伦理思想的内涵因此大大地丰富了。

应当指出，莎士比亚的伦理观是对基督教原罪说的一大挑战。根据原罪说，人生来是有罪的。但莎士比亚认为，这一观点过于绝对。人性中固然有恶的元素，但也有善的地方。他在自己的创作初期所表现出的人性的乐观、灿烂，无一不是人性善的具体表现。但到了创作的第二阶段，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他又着力揭露人性的“恶”，展现“恶”的种种表现形式。在莎士比亚看来，人是善恶交融的混合体，孰轻孰重，随形势、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正如他在《泰门》中所说的：“罪恶和土地一样，都不是世袭的。”莎士比亚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客观的，是唯物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同基督教人性“恶”的唯心主义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充分体现了莎翁伦理思想的先进性、正确性和科学性。

莎士比亚的伦理观具有许多重要的意义。首先，他把自己的伦理观建立在对人性研究的基础之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其次，他客观地指出人性中存在善恶两重性，而不是非恶即善，或非善即恶，并且辩证地指出，这两重性是可变的。再者，他发现，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基础，同时后天的社会和生活环境是伦理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最后，道德是一种精神产物，可以促进人类本身的发展和进步，即道德观念与人的利益息息相关，与社会利益也密不可分。正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伦理观具有如此重要的先进性，并且淋漓尽致地融入其作品之中，他的戏剧才具有如此隽永的思想内涵、如此生动的人物形象、如此永恒的艺术魅力、如此丰富的想象空间，读来令人遐想不已，难以忘怀。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思潮在莎翁的作品中几乎都有所反映。这些思想便是他的自然观、历史观和伦理观。而这三种观念也构成了莎士比亚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以伦理观为基础，以自然观为前提，形成历史观，并用色彩斑斓的鹅毛笔将之展现在其不朽的作品中，使其彪炳千古，令一代又一代读者百读不厌。

除了哲学思想以外，莎士比亚还在作品中直接或间接地展现了自己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意识，为我们把握莎士比亚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那么，什么是莎士比亚的美学思想呢？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其作品，参照其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标准来阐释。

概括地说，莎士比亚的美学思想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思想。作为人文主义者的代表、文艺复兴“时代的灵魂”，莎士比亚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成为时代先进思想的代言人。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先进思想就是“和谐之美”。这是当时的美学思想，也是莎士比亚的美学思想。这既是他认知世界、表现世界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对美的本质的哲学概括。

“和谐”是莎士比亚思想的核心，是他作品的艺术魅力所在，具体表现在意象美、情感美和性格美之中。莎翁的作品素有“诗情画意”之称，他的诗体剧，尤其是十四行诗，无不闪烁着鲜活灵动的意象。莎士比亚运用意象，表现它同被比喻或象征的事物之间的和谐之美。情感是审美过程中的一种心理活动，也是审美的动力所在。作者审美格调的高低决定其作品能否以情感人，而以情感人往往又能提升作品的审美价值。莎士比亚是众所周知的抒情高手，总能抒发出万千情感，捕捉到千万思绪，把感情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易变性尽情诉诸笔端，令世人感叹，让世人陶醉，为世人折服。

这些丰富多彩、变化万千的种种情感无一不是芸芸众生性格的忠实表现。性格之美是文学艺术美感的重要组成部分。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流芳百世，与他成功塑造了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众多人物性格有着重要的关系，如抑郁的哈姆雷特，邪恶的克劳狄斯，甘愿为爱情牺牲的朱丽叶，贪婪、吝啬、奸诈而恶毒的夏洛克，聪明美丽、智慧过人的鲍西娅等等，无一不是世界文学史人物长廊中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

莎士比亚在自己的作品中多角度地表现了自己和谐之美的美学思想。这些角度体现在种种不同的关系之中，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灵与肉等等。莎士比亚认为，若要获得和谐之美，这些关系必须呈现和谐状态，必须处于完美境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莎士比亚孜孜追求的目标，是他在创作中竭力营造的理想关系。人与自然的融合，达到物我合一、情景交融，是人类生活最自然、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是审美的高度体现。莎士比亚把这些美学作为最和谐的美的理想予以展现，表现了他很高的美学追求。人与人、人与生活的和谐，则寄托了他对人类的崇高期望，是他美学追求的重要内容。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关系是由无数个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构筑起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程度直接决定了社会的和谐程度。因此，莎士比亚在自己的作品中，不遗余力地表现这些关系，试图营造社会的和谐。这种和谐之美的思想实际上也是莎翁的政治思想。而灵与肉的和谐，即精神性与物质性的完美统一，是完美人格必备的条件。

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凡是性格完美的人，往往都是灵与肉、理智与情感、内在和外在高度统一的完美形象。这些人既崇尚理性，也大胆追求世俗快乐与幸福，既反对禁欲主义，又唾弃纵欲主义。他们按照人性的需求，理性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使得灵与肉两方面的欲望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从而沐浴在和谐、融洽的阳光里。莎士比亚塑造的这些理想化的完美人格，是他对和谐之美的美学思想的最佳诠释。他提倡的灵与肉的和谐是对人性的回归，是对自然人的尊重，是对灵与肉长期遭到割裂的否定。这无疑触及了人类的本质，抓住了人类和谐的关键。需要说明的是，莎士比亚在其剧作中并不是把这些和谐作为自己的美学思想，孤立地大书特书。他更多的是表现人们如何追求这种美学理想。换句话说，现实生活错综复杂，各种丑陋现象比比皆是，生活并非和谐完美，而是一个不断消除丑陋，逐渐趋向完美、和谐境界的过程。因此，莎士比亚力图表现的正是这种前进过程中人们对和谐之美的追求。具体来讲，在他早期的喜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又一幅和谐完美的画面，而在随后的历史剧和悲剧中，这些和谐被践踏殆尽，人与人、人与社会等种种关系全面失调，社会混乱，时代动荡。而到了第三阶段，即传奇剧的创作，我们又看到了和谐的画面。由此可见，莎士比亚头脑中的和谐，是一种变化的和谐，是由和谐到不和谐，再到新的和谐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认识揭示了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本质。这是一种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贵为一代文豪的莎士比亚，不乏哲学思想和美学追求，不乏丰富的思想和创作理念。莎士比亚的这些思想虽然不能说已形成了一个缜密的体系，但它们确实散见于他作品的字里行间，不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些思想虽然有时不易觉察，但概括起来，它们实质上依然是人文主义。因此，人文主义思想是他哲学和美学思想的精髓。

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也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即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道反对神道，以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人文主义者以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专制等级制度；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的思想的束缚；主张人是自然的产物，而非上帝创造，人具有七情六欲，这是自然的欲望，是人的本性。人文主义者追求爱情、享受爱情，品尝世俗快乐，倡导符合人性的道德观和幸福观。人文主义者的口号是：“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无不具有。”换句话说，凡是符合人的自然本性，都是道德的，都应该提倡，而压抑人性、克制性欲既违反人性，也是不道德的，应该唾弃。他们把个人主义视为自己伦理思想的核心，把追求个人自由和快乐作为人生目的和道德标准。人文主义者强调智慧是快乐的源泉，人人有智慧，大家都有追求和获得幸福与快乐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从伦理道德上否定了王权和宗教权威，表现了资产阶级争取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强烈欲望。

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贯穿于他创作的始终，不论是他的喜剧、历史剧、悲剧、传奇剧，还是十四行诗，无不闪烁着人性的光芒。莎士比亚的思想在哲学上表现为人文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主义，在伦理上表现为反禁欲主义，在艺术上表现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提倡摆脱神学枷锁，展现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

莎士比亚一生著作甚丰，共创作了37部诗体戏剧、两首长诗、154首十四行诗以及一些杂诗等。根据其思想发展，人们常常将他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由于莎翁作品丰硕，难以就每一部作品逐一论述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不妨根据其喜剧、历史剧、悲剧以及十四行诗等不同类型，结合一些主要代表作，来集中探讨其人文主义思想的特征和发展脉络。

莎士比亚被称为“喜剧天才”，创作了许多令人百读不厌、百看不腻的喜剧作品，几乎都是世界戏剧史上的艺术经典。这些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色彩，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既给人带来巨大的快乐和艺术享受，又不乏真知灼见，富于启迪。剧中充满奇思妙想，洋溢着生活的激情和乐趣，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用恩格斯的话说：“仅仅是《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有着比整个德国文学还多的生活和现实。仅仅是那个朗斯和他的狗克拉布，就比所有德国喜剧加在一起的价值还高得多。”莎士比亚的戏剧具有如此荡人心扉的魅力，主要是得益于它们幽默而不浮华、讽刺而不辛辣的风格，充满了亲切感，洋溢着动人的诗情画意。而这一切的艺术效果无不服务于这些喜剧作品的主题。

莎士比亚喜剧作品的突出主题思想是爱情、友谊、婚姻。歌颂爱情与友谊、颂扬个性解放、追求婚姻自主、争取个人幸福，是莎士比亚乐此不疲、反复描写的内容，是他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文艺复兴运动彻底解放了人的思想，解构了人的封建观念和伦理道德，对人给予的尊重，对人追求爱情、幸福、自由和友谊表示的肯定，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激起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以及为之奋斗的决心。这一切构成了莎士比亚喜剧作品的思想内涵。

作为“生活的一面镜子”的最好注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1598）便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最佳诠释。作者通过年轻姑娘安·培琪的爱情故事，栩栩如生地演绎了莎士比亚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这一人文主义思想。安·培琪是一个感情丰富、很有主见的姑娘，崇尚纯洁和美好的爱情，鄙视建立在权力、金钱、财富和门第等基础之上的婚姻。父母要她嫁给富裕的法国医生卡厄斯时，坚决追求婚姻自主的她断然拒绝，坚定地对母亲说：“要是叫我嫁给那个医生，我宁愿让你们把我活埋了！”这一严词拒绝充分显示了作为时代的青年、作为拥有先进人文主义思想的新女性，安·培琪捍卫自己美好的爱情时多么坚决，多么果断，多么大胆！而这一形象所体现的莎士比亚的恋爱婚姻思想则是那么鲜明，那么进步，那么符合人性。莎士比亚精心设计安·培琪和范顿两心相印，彼此相爱，目的是要表现其圣洁的爱情观：爱情是纯洁美好的、圣洁而又高尚的，不可以掺杂任何金钱、财富、门第等世俗因素。安·培琪的爱情倾注了莎士比亚对人类幸福生活的强烈向往，展现了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进步思想，讽刺了金钱至上的婚姻观念，表现了人文主义思想的进步性。

通过爱情歌颂高尚的人格，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第十二夜》表现的正是这一思想。女主人公薇奥拉深爱公爵奥西诺，但她能够超越自己对公爵的炽热爱情，帮助自己所爱的人去追求他的意中人奥丽维娅小姐。她愈是这样帮助公爵，内心就愈是痛苦，就愈发能够表现她自我牺牲精神的高贵，愈发显示她心灵和品德的高尚和纯洁，愈发彰显她的胸怀的广阔，愈能展现人文主义理想的魅力和力量。然而，薇奥拉并不是一个只会抑制自己爱情、不懂得追求幸福的人。当她得知奥丽维娅对公爵毫不动情之后，便展开了对公爵的爱情攻势，凭着自己的执著、真诚，最终与公爵喜结秦晋之好。薇奥拉曲折的爱情经历集中展示了人文主义者高贵的爱情观念。

在婚姻问题上，封建伦理道德和法律规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天经地义，不得违抗。但在莎士比亚看来，爱情自由、婚姻自由是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重要体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不能剥夺的基本权利。两种观念相互碰撞，两种思想相互斗争，形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仲夏夜之梦》生动诠释的就是这种碰撞和斗争。这部喜剧集中讴歌了莎士比亚反封建、反神权、反父权的战斗热情，宣扬了他追求幸福、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人生理念。通过这一斗争，作者坚信人文主义的道德理想和爱情婚姻观念必然战胜封建主义的道德观、爱情观和婚姻观。剧本一开始，作者就向读者清晰地表明封建婚姻和自由恋爱是一对尖锐对立、不可调和的矛盾。按照封建法律和习俗，在婚姻问题上，子女若不听父母之命，那很可能会被处死。面对如此恐怖的父命君权、如此冷酷的封建传统和道德，女主人公赫米娅毫不畏惧，坚决维护自己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利，甚至采用私奔的方法，决心要把自己的爱情献给自己所爱的人。对于父亲的步步紧逼，赫米娅愤然指出：“倒霉啊，选择爱人要依靠他人的眼光！”这一愤怒无疑是对封建婚姻道德的严厉声讨。由于赫米娅顽强不屈，她最终战胜了腐朽的封建思想，该剧以她的人文主义爱情和婚姻观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这一胜利再次彰显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精神。

莎士比亚鲜明的人文主义爱情观，在他的许多喜剧作品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些观念和思想在女主人公身上展现得尤为突出。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感、理想化的资产阶级新女性的形象，为其作品增添了夺目的光彩。而这些理想化的女性形象之所以具有动人心扉的力量，主要是因为她们均是善与美的化身，具有过人的智慧，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进步的社会思潮，集中体现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她们往往具有卓尔不群的高雅气质，用柯勒律治的话说，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的气质都是神圣的”，她们都有一种高尚的道德力量，对爱情忠贞不贰，恪守诺言，并且为纯洁高尚的爱情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她几乎集中了莎士比亚笔下完美女性的所有特征：热情慷慨，落落大方，容颜俏丽，气质高雅，智慧超人，才思敏捷，能言善辩，机智果断，爱情专一，爱憎分明。对纷至沓来的求婚者和那些王公贵族们，她竭尽嘲笑、揶揄之能事，嘲讽他们一个个不过是外表光鲜却腹中空空的纨绔子弟。尽管他们地位显赫，身份高贵，家产万贯，但没有一个能令她怦然心动，金钱、门第、地位，在她眼中无异于粪土，她钟情的是身无分文但“文武双全的威尼斯商人”巴萨尼奥，莎士比亚通过她突出表现了自己崇高的人文主义婚姻观。与此同时，作者还通过这一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以鲍西娅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如何用仁慈、友爱和智慧战胜残忍、仇恨和愚蠢，讴歌了正义对邪恶的胜利，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充分展示了人文主义者的价值取向。

莎士比亚的喜剧基本上都是以爱情为主题的浪漫故事，以人文主义思想审视社会现象，表达对人性的关注。在这些浪漫的爱情故事中，女性的形象显得异常鲜明突出。在封建传统思想的长期影响下，妇女承受着重重压迫和奴役。她们一方面遭受政权、教权、族权的迫害，另一方面还要经受夫权、男权的压迫。是先进开明的人文主义思想，让她们从这一系列噩梦中觉醒，并鼓起勇气冲破这一切藩篱，勇敢地追求爱情、婚姻和幸福，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实际上，这是女性主体意识在觉醒，也是莎士比亚朦胧的女权主义思想的体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女性在莎翁喜剧中处于比较突出的位置是很自然的。这些年轻的女性个个都是容貌娇美、气质典雅，既温柔妩媚，又坚毅刚强，人人都是聪慧过人，机智敏捷，对朋友忠心耿耿，对爱情矢志不渝。莎士比亚通过展现她们为争取自主的婚姻、平等的地位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为欧洲妇女解放运动铸造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就莎士比亚的审美情趣而言，他喜剧中的爱情故事与他信奉的人生哲学是相辅相成的，即“幸福是最高的善”，“快乐是人生的目的”。他的喜剧往往是以狂欢化为特色的皆大欢喜结局，这同他所追求的喜剧的结局应该充满欢声笑语这一美学思想是并行不悖的。通过这些故事，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审美情趣得到了迅速而又广泛的传播，对当时的社会和整个文艺复兴时代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毋庸置疑，莎士比亚的喜剧具有丰富的思想，用别林斯基的话说，“莎士比亚是戏剧方面的荷马；他的戏剧是基督教戏剧的最高原型。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生活和诗的一切因素融合成一个生动的统一体，在内容上广阔无垠，在艺术形式上宏伟壮丽。这些戏剧记载的是现在的整个人类、人类的过去和未来；这些戏剧是一个时代和一切民族艺术发展的茂盛的花朵和丰饶的果实。”^〔13〕毋庸置疑，别林斯基对莎翁喜剧给予如此高度的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莎士比亚喜剧是人类艺术发展史上丰饶的果实，可谓味美汁鲜。与之相比，他的历史剧同样也是这一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光彩夺目，鲜艳照人。运用历史题材，借古喻今，以古鉴今，再现当前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价值取向，是古往今来无数作家的共同经验，莎士比亚自然也不例外，他运用历史题材进行艺术创作，表现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的典范。

莎士比亚历史剧反映的英国历史，上下横跨350年，即从1199年的约翰王到1547年的亨利八世。其历史剧均以英国历史为题材，撷取英国的历史事件，采集英国历史上最富有戏剧色彩的片断，从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挖掘对当代富有启迪的、具有政治意义的历史教训，同时反映古代社会生活，展现当时的风土人情，构成了一幅幅时代的画卷。莎翁的历史剧沐浴着文艺复兴时代的阳光，富有史诗般的宏伟气魄，蕴藏着深邃而又震撼人心的思想，将英国封建社会的兴亡盛衰，从确立到巩固、再由兴盛到衰亡这一整个历史过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再一次唱出了优美的人文主义颂歌，彰显了莎士比亚熠熠生辉的时代精神和人文主义思想。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表现得最突出的思想。在莎士比亚看来，实现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行中央集权，杜绝封建割据，禁止贵族诸侯纷争。各地诸侯和贵族之所以兵戎相见、相互倾轧，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觊觎王位，争夺王权，试图改朝换代。频繁的内战把国家折腾得乌烟瘴气，满目疮痍。这一切构成了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基本内容。面对这一历史状况，莎士比亚认为必须加强中央王权统治。而实行有效的王权集中统治，必须要有一个贤明的君主。只有在伟大君主的领导下，国家才能安定祥和，才可以歌舞升平。这是莎士比亚鲜明的治国安邦思想。

然而，莎士比亚并没有盲从这种体制，而是积极肯定和坚决否定同时并举。他积极肯定的是集中王权。这种王权可以平定内战，保持国家稳定，促使社会健康发展。这是集中王权合理的一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一旦权力过于集中，不可避免地会滋生独裁专制的统治，甚至导致暴君的出现，导致权力异化、失控和滥用。更为严重的是，将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系于一人之身，危若累卵。这是他坚决否定的。君王如能以人为本，以仁治国，以德待人，英明贤达，知贤善举，唯才是用，治国有方，国家就能健康发展。一旦国王昏庸无能，暴戾成性，那必将祸国殃民，民众定是苦不堪言。由此可见，对于国家政体的设计，莎士比亚是十分理智、极为明智的。他支持的是王权秩序合理的一面，拥戴的是具有合法地位的、有强有力的治国能力的和道德高尚的国王，反对的是昏君、庸君和暴君。莎士比亚这些鲜明的政治思想，是他理性主义的具体表现。在莎士比亚刻画的从约翰王到亨利八世这许许多多的英国君主形象当中，除了亨利五世以外，其他的不是来路不正、见事不明、优柔寡断，就是暴戾恣睢、近狎邪辟、禽兽其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祸害。从这个意义上说，莎士比亚更希望的是英国能够拥有一位贤明的君主，一个具有鲜明人文主义思想的治国之君。

《理查二世》中的波林勃洛克就是这样一位受人爱戴的君主。尽管他以讨伐的手段篡夺了封建社会的代表理查二世的王位，但他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一边，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显示出极强的治国能力。因此，人民不仅没有排挤他，反而积极拥戴他。这反映了人们对新生力量的支持，对他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力量的追求，对历史向更高、更完善阶段发展的渴望。实际上，这一君王的更迭表现了莎士比亚进步的社会发展观。作为一个合法的国王，理查二世被推翻，是没落的象征，是中世纪文明和封建制度衰败和消亡的表现，是一首中世纪文明和制度的挽歌，当然，也是历史前进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波林勃洛克夺取政权也是贵族诸侯和广大人民尤其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意愿，是这股进步的社会力量把他推上王位，取代理查二世，成为亨利四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查二世和波林勃洛克的沉浮是人民的选择。这种选择清晰地彰显了莎士比亚的政治思想，即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替代以封建贵族为主体的封建主义是锐不可当的，是历史的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塑造的许许多多国王、君主中，莎士比亚理想中的伟大君主只有亨利五世一位。这是一位以人为本、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贤明统治者。他明智练达，富有睿智，宽厚仁慈，待人真诚大度，视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将造福自己的臣民视为最高的责任。作者认为，只有这样的君主，才能建立一个繁荣、美好的社会，才能让人民尽享太平繁华，让国家繁荣昌盛。而这正是人文主义者孜孜追求的理想社会。从另一角度讲，英国内乱频生，民不聊生，国民正渴望通过这样一个贤明君主治国安邦。因此，通过塑造这一理想的君主形象，莎士比亚间接地鞭挞了现实中的统治者昏庸无能、专横跋扈、穷兵黩武，把自己改造社会、解决社会各种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的身上，通过这类君主的贤明统治，展现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实现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

莎士比亚以犀利的目光洞察历史，把握历史，从历史中撷取富有启迪的素材，借古喻今。所谓历史，就是善恶较量的历史。莎士比亚相信，善终将战胜恶。他从人文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坚信历史的发展是不断向更高、更好、更美的方向前进。这是他坚定的信念，是他思想的本质，是他历史剧的精髓。如果说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如《亨利四世》，已经具有悲剧的色彩，那么，这种悲剧性在他四大悲剧中展现得更是淋漓尽致，达到了他的戏剧创作的艺术顶峰，令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为之动容，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震撼力。悲剧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感染力、最美妙的艺术形式之一，是人类艺术的结晶。相对于喜剧和历史剧，悲剧更具震撼力，更发人深省，更能触及人的灵魂。莎士比亚的悲剧同样体现出浓郁的人文主义思想。

莎士比亚为人类而骄傲，为人类而自豪。他不停地讴歌人类，把人的价值提高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封建制度正在消亡，资本主义正在兴起，旧的势力依然强大，新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暴露无遗。处在新旧两大势力交替的时代，世界黑暗透顶，人民备受压迫和剥削，生活苦不堪言。对劳动人民来说，这个世界简直就是“一所很大的牢狱”，邪恶压倒正义，丑战胜了美，没有正义，没有公道。正如他在作品中所说的“在我们万恶的天性之中，一切都是歪曲偏斜的，一切都是奸邪淫恶”。生活在如此黑暗的时代，人文主义者发现个人的力量实在过于羸弱，难以撼动整个黑暗的势力。然而，为了追求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他们依然挺身而出，同一股又一股黑暗势力抗衡和斗争，结果演绎出了一幕又一幕震撼人心的悲剧。这些悲剧无一不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致，无一不是理想幻灭的结果。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人文主义者理想的幻灭则是莎士比亚悲剧思想的精髓。莎士比亚的悲剧中虽然恶人当道，奸人受宠，但作为正义力量象征的人文主义者并没有忍声吞气、无所作为，而是勇敢地站出来同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邪恶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一场又一场流血牺牲中，表现出了人文主义正义的气概、强大的道义力量、崇高的人性品质。

莎士比亚的悲剧色彩灰暗，气氛阴沉，氛围压抑。而这一切又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莎士比亚用悲剧的艺术手法展开这一现实，寄予了他对当时社会的认识、对黑暗势力的抨击、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在他的悲剧中，统治阶级和富贵阶层对下层贫苦百姓的疾苦视若无睹。更有甚者，他们还欺压百姓，搜刮民脂民膏，整个社会是黑势当道，正义受阻，人民遭殃。莎士比亚对他悲剧中的这种黑暗的社会现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集中展现了他的悲剧思想，知道这一点对理解他的悲剧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尽管这些悲剧中所呈现的是一个肃杀凄冷的世界，但是人文主义者不畏严寒，他们毅然反抗，表现出正气凛然的伟大气概，同时，他们还通过自己的悲壮斗争，把真、善、美成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把希望带给广大的受苦大众。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斗争表明，正义的力量并没有被毁灭，而是像雨后春笋般地茁壮成长。尽管他们的肉体毁灭了，但他们的精神，他们所代表的正义，所追求的真理，并没有死亡，而是广为传颂。他们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文主义者为美好的明天不懈奋斗。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他们。这是对未来必胜的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也是对未来强烈的期待。这一切皆是莎士比亚在悲剧中表现出的重要思想内涵。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是世界戏剧史上的典范之作，在思想等各方面都体现了莎士比亚悲剧的最高成就。哈姆雷特是一个形象十分鲜明、性格十分复杂的人文主义者。他思想深刻，忧国忧民，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导致他郁郁寡欢、愁容满面、沉默寡言。忧郁成为哈姆雷特的标志，是其性格的关键。其实，他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忧郁的王子。他的忧郁是黑暗的社会和残酷的现实使然。父亲被杀，母亲被辱，爱情被拒，接二连三的打击，无论多么乐观的人也难以快乐起来，况且面对强大的黑暗势力，孤立无援、势单力薄的他怎能不忧愁焦虑？再加上奸人当道，朝廷腐败，百姓受苦，一心要造福于民的他又怎能不忧心忡忡、心焦如焚？忧郁是他遭受磨难的具体表现，是受黑暗势力压制的直接结果，同时也是他强烈的责任感的真实反映。从更深层次上讲，作为人文主义者代表的哈姆雷特，在怀抱美好理想的同时，从现实中找不到实现理想的有效途径，内心常常遭受理想和现实冲突的煎熬。这一煎熬加重了他忧郁的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哈姆雷特的忧郁即为时代的忧郁，是那个时代人文主义者的共同特征，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www.daowen.com)

忧郁可能导致沉沦、厌世，可能使人自暴自弃。哈姆雷特在脑海中确实浮现过这样的念头，在行动上也表现出因循延宕、优柔寡断、迟疑不决的样子。然而，哈姆雷特毕竟是一个先进的人文主义者，他没有被黑暗势力压垮，也没有被忧郁击倒，更没有被重整乾坤的责任吓倒。相反，他一直在想方设法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铲除黑暗的势力、解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之中。他虽然抱怨自己倒霉，要承担扭转乾坤的重担，却并不一味地怨天尤人，而是毅然决然地担负起这沉甸甸的重担，表现出崇高的人格魅力和英雄气魄。这种改造时代、改造社会的责任感，把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理想上升到了时代的高度。更重要的是，哈姆雷特决然担起这一重担，使他的复仇行为不再只是一种私报家仇的行为，而是上升为一种为国雪恨、为民除害的正义之举。从家仇转为国恨，由个人恩怨提升为民族之仇，哈姆雷特的思想跳出了狭窄的个人主义范畴，升华到了民族的高度，他个人复仇的成败从而关系到了国家的兴衰。因此，整个悲剧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震撼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莎士比亚的悲剧思想也因此进一步升华。

在哈姆雷特身上，莎士比亚展现了人文主义者的高贵品德。他热爱生活、热爱人类，对朋友忠心耿耿，对爱情忠贞不贰。他虽然出身王室，却利用一切机会接近人民；他贵为王子，却能屈尊同下级结交朋友；他始终念念不忘百姓疾苦。他愤慨地说：“谁甘心忍受人世的鞭挞和嘲弄、压迫者的欺侮、傲慢者的冷眼，谁甘心忍受失恋的痛苦、法庭的拖延、官吏的横暴……”作为王室的继承人，无数的姑娘等待他的青睐，可他始终钟情于奥菲莉娅。面对残酷的黑暗现实，经过一番迷茫与彷徨之后，他毅然决定接受现实的挑战，以不惜牺牲生命为代价，谱写了一曲悲壮激昂的人文主义颂歌。

莎士比亚的悲剧，冲突双方不管是善是恶，是英雄还是恶棍，最终都同归于尽，表现出惨烈的、震撼人心的悲壮美，这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一大特征。莎士比亚是第一个把痛苦写到如此极致的剧作家。他的悲剧思想被他笔下的人物演绎得淋漓尽致。在他看来，在黑暗而强大的封建社会里，悲剧性的冲突无法避免，正义和邪恶必然始终处于交织的对抗之中，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必然受到腐朽和僵死势力的百般打击与摧残。人文主义者为了正义，为了理想，赴汤蹈火，献出自己的生命，其悲剧的结局是符合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因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善良与丑恶之争必然会牺牲生命，尤其是在黑暗势力如日中天之际。然而，这些人文主义者的凛然之举，震撼了芸芸众生，激发了更多的人踏着先烈们的足迹，为人类美好的明天继续奋斗。这是莎士比亚悲剧揭示的又一层积极的意义。

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其爱情悲剧《奥赛罗》中，同样得到鲜明的体现。此剧寄托了莎士比亚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和向往，阐释了他对爱的理解、对美的崇拜。作为真善美的典型代表，苔丝狄蒙娜可以说是莎士比亚塑造的最纯洁、最高尚、最完美、最摄人魂魄的人文主义女性形象，集中体现了莎士比亚的爱情观、妇女观和种族观等。

苔丝狄蒙娜出身名门望族，天生丽质，对未来和爱情充满憧憬。她同莎士比亚笔下许多美丽的少女，如朱丽叶等一样，是一朵娇艳欲滴的鲜花，从未经历过疾风劲雨、狂风恶浪，也从未体验过人间险恶、人情世故，她终日生活在明媚的春光里，生活中除了安宁就是快乐、幸福、美好。这朵温室里的鲜花，原本十分娇艳稚嫩，同奥菲莉娅和朱丽叶一样，是个“胆小的姑娘，素来是幽娴的，只要动一动感情就会脸红的”（第1幕第3场）。就是这样一个羸弱的少女，在追求爱情时却表现出令人啧啧称奇的勇气和坚定，其果敢性、坚毅性与奥赛罗的英雄气概难见轩轾，令人肃然起敬。当她发现自己深深爱上异域黑人奥赛罗时，她毫不犹豫地抛开了门第、地位、种族、肤色、年龄等诸多差异，毅然宣布要嫁给奥赛罗。

苔丝狄蒙娜的这一惊世之举，立刻把她的形象推到了真善美的至高无上的境界。她敢于摒弃一切偏见，敢于排除一切干扰，敢于反对一切阻挠，敢于摆脱一切束缚，任性而为，义无反顾，执著地追求自己美好的爱情和崇高的理想，唱出了一曲优美、动人心弦的爱情赞歌。莎士比亚先进的人文主义理想在他的果敢行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反对封建婚姻门第观、地位观、金钱观，反对种族歧视，追求自由、符合人性的爱情。苔丝狄蒙娜这一英雄之举，使之赫然屹立于莎士比亚笔下的群芳谱之巅，成为普天下所有女性的楷模。她的精神境界超越了莎士比亚笔下所有其他的女性，是莎士比亚刻画的最高贵、最真实、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通过这一形象，莎士比亚生动地展现了自己的人性观：人性美、人性善。

在喜剧作品中，莎士比亚尽管也热情歌颂爱情、友谊、婚姻，其女性形象尽管也乐观向上，追求理想和幸福，可她们身上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直接影响了她们形象的完美性，比如《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尽管她也充满了人文主义思想，可她却有明显的种族偏见之嫌，对有特殊长相的人心存厌恶。苔丝狄蒙娜不同，她能够超越种族、肤色的差异，嫁给一个异族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朱丽叶相比，苔丝狄蒙娜也显得更为完美。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朱丽叶，为了爱情，尽管也奋起反抗，表现出与苔丝狄蒙娜同样的气魄，可她遭遇的阻力只是来自家族，而苔丝狄蒙娜承受的压力既来自于家庭，更源自于社会，可谓双重压力。两者相比，后者所需的勇气更大，决心更坚定，追求更执著。这些女性形象从有瑕疵到完美，揭示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的不断演变、不断完善，反映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的不断深化和日臻成熟，演绎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

苔丝狄蒙娜的形象蕴涵着莎士比亚的妇女观和爱情观，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她不顾封建家长的反对和阻挠，违背社会的传统偏见和习俗，执著地追求爱情。这一切清晰地说明，妇女自我意识在觉醒，维护自我权利的欲望在增长，提高自我地位的决心在加强。在受到奸人挑拨、遭到不明真相的丈夫诬陷时，她仍然无怨无悔，对丈夫一往情深。此时的她，不仅仅是忠于丈夫，更多的是忠于她追求的爱情，是忠于她对爱的崇高理想。她是在捍卫来之不易的爱情。莎士比亚通过她表现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女性对爱情是何等的执著。

奥赛罗是人文主义者代表之一，身上闪烁着许多人文主义思想的光环。但不可否认，他不是人文主义者的完美代表。如前文所述，他轻敌、多疑、冲动，善良背后隐藏着邪恶，爱的里面包含着恨，宽厚中夹杂着狭隘。一旦被人利用，往往会导致灾难发生。不幸的是，他碰巧和伊阿古遇到了一起，而且还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他的这些弱点渐渐被放大，最后把他残酷地吞噬了。奥赛罗的不幸源于他的性格，但更多的是源于伊阿古，源于伊阿古所代表的社会黑暗势力。可以说奥赛罗生不逢时。他处在那个时代，找不到适合自己个性生存的空间，悲剧的结局自然不可避免。这应是莎士比亚描写奥赛罗悲剧的真实思想所在。

莎士比亚曾绝望地惊呼：“一切都是歪曲偏斜的，一切都是奸邪淫恶的。”这是他对那个社会的高度概括。在那样的社会中，他痛切地感到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矛盾不可调和。他看到邪恶势力太强大，真、善、美难有立锥之地，人世间的一切仿佛都牢牢地被掌控在深不可测的命运之中。他痛楚地意识到，对于追求美好的人文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悲剧的时代，是人文主义者的悲哀。

如果说《哈姆雷特》是一幕青年悲剧，《奥赛罗》是一部中年悲剧，那么，《李尔王》便是一出老年悲剧。《李尔王》的悲剧犹如其中的暴风雨一样猛烈、震撼人心，让人感到更加惨烈。世界上恶人当道，邪恶势力盛行，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社会纲纪荡尽，私欲膨胀，真理匿迹，寡廉鲜耻。整个社会笼罩在黑暗之中，悲剧的气氛日趋浓厚。莎士比亚对社会的邪恶面目洞察得越清晰，对社会就越失望，对悲剧的理解也就越深刻，日臻完善的悲剧思想也就更具震撼力。

作为封建社会的君王，李尔的悲剧命运为封建社会的灭亡做出了最形象、最准确的脚注，而他性格上的巨大变化又揭示了人性善恶的双重性，真实可信，令人震撼。李尔原本是一个专横跋扈、唯我独尊的暴君，喜欢众人对其歌功颂德、谄媚逢迎。他对待女儿们的不同态度就是最好的说明。两个大女儿善于甜言蜜语，溜须拍马，他对她们喜爱有加，而小女儿考狄利娅尽管对他充满了真心和爱心，但由于不善阿谀奉承，他对她便冷若冰霜。此时的李尔是封建帝王的代表，是莎士比亚不齿的独裁者。他这种唯我独尊、是非不分、轻信流言的性格为他的悲惨结局埋下了深深的祸根。他交出王冠和国土之后，两个大女儿旋即态度大变，一改笑脸为冷面，毫不客气地将他一脚踢出了家门。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落难的他得以有机会了解到普天下贫苦百姓的真实生活，促使他反思自己当初的暴政、封建统治的黑暗。当他目睹无家可归者在电闪雷鸣的荒野中饥肠辘辘、瑟瑟发抖、无处安身的悲惨景象时，他大为震惊，他的思想感情立即发生了巨大转变，道德的天平完全转向了贫苦百姓，对受剥削、受压迫大众，他充满同情和伤感地疾呼：

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你们的头上无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饥肠蠕动，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能抵得了这样的气候呢？

（第3幕第4场）

这席话是李尔第一次从内心深处对下层人民发出的同情。莎士比亚借李尔王对人民寄予的同情，表明自己的政治思想：英国只有在仁慈博爱的君主统治下，罪恶才能消除，正义才能伸张，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繁荣富强。他思想上的这一剧变是在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实现的。他贵为国王时，尽享荣华富贵，丝毫体察不到人民的疾苦；作为一国之君，他句句是圣旨，容不得忠言；他唯我独尊，容不得他人半点不忠或不孝。李尔王的所作所为是封建君王的共性，是没落封建统治的弊端所致。所以，莎士比亚批判的是不合理的封建君主的统治。莎士比亚反封建的思想，从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

李尔由国王沦为乞丐这一人生剧变，对他的人生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人性也由恶转为了善。他不仅自己拥有这种仁爱思想，还敦促达官贵人培养这种崇高思想：“安享荣华的人们啊，睁开你们的眼睛来，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天知道你们不是无心肝的人吧！”显然，李尔开始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同广大的劳动人民站在了一起。转变后的李尔王对人生已经是大彻大悟，思想境界升华了，心灵高尚了，性情宽容了，可以说，他恢复了人的高尚品德，恢复了性格中潜在的人性因素，步入了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境界。他逐渐变成了一个对人民充满仁爱、同情的人文主义者，对黑暗统治充满刻骨仇恨的社会批判者。他在暴风雨中振臂疾呼，要砸烂黑暗的世界：“震撼一切的天雷，把这个圆鼓鼓的世界一下子打扁吧！”由此可见，李尔的世界观已彻底发生了转变。在莎士比亚看来，这种转变是人文主义思想的胜利，是善战胜恶的生动体现。

《李尔王》可说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最具悲剧色彩的一出戏剧，全剧充满了腥风血雨。然而，在这最为黑暗的悲剧中，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虽然日渐渺茫，但他并没有完全陷入绝望之中，而是通过各种手段，在剧作中向世人展示几缕不灭的思想光辉，意在点燃人们心头日渐消失的希望，唤起人们对前途的信心。这是莎士比亚在这幕悲剧中传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这种理想光辉首先表现在李尔王由“非人性”向“人性”转变的过程中，这是一种人性的复苏，是他的人文主义思想战胜封建君主思想的表现。李尔王因此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心灵得到了净化，思想境界随之升华。对于李尔王这种积极的变化，莎士比亚予以积极的肯定和赞美，把他描写成一个获得了真理的巨人。他的变化表明，环境的变化对人具有重大影响。李尔王当初的“非人性”更多的是他高高在上的环境所致，后来转为“人性”也是得益于环境。因此，莎士比亚坚信，只有社会进步了，向更高层次发展了，社会才会公平和宽容，才会有博爱，恶才能得到更有效的抑制。这是莎士比亚的社会发展观。

如果说李尔王是莎士比亚用来表现人性由恶变善的代表，那么，麦克白则是作者用来展示由善变恶的象征。麦克白仪表堂堂，举止高雅，正直、善良、勇敢，时刻铭记着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他驰骋疆场，率领千军万马，内克叛军，外御强敌，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盖世奇勋，赢得了包括国王在内的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戴和称赞，成为英格兰的国之干将、全国人民心中的伟大英雄。麦克白这种“圣人”般的形象近乎完美，可是这种完美的形象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迅速变形，上演了一场令世人痛恨而又扼腕的人生悲剧。在野心和权欲的驱使下，麦克白渐渐丧失人性，用谋杀的手段登上了王位，又用谋杀的手法实行腥风血雨的统治。在他罪恶的统治下，全国上下一片阴霾：“每个黎明都听得见新孀的寡妇在哭，新丧父母的孤儿在号啕，新的悲哀上冲霄汉，就像与苏格兰的哀歌共鸣一样，连天空也发出了凄厉的回声”（第3幕第3场）。举国上下，民不聊生，人民对他恨之入骨。至此，一个全国人民爱戴的民族英雄已彻底蜕变成一个卑鄙的盗国贼、一个杀人魔王、一个专制的暴君。

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像麦克白这样一位由善的代表陡然转变为恶的化身的人物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一般而言，莎士比亚笔下的主人公往往都是正义的代表，真、善、美的推行者，诸如麦克白这种形象却十分鲜见。是什么原因促使麦克白发生如此逆转的呢？作者又是从什么角度表现自己的悲剧思想的呢？

当然，最直接的原因是女巫的预言，这是最直观而表面的原因。女巫的预言是一种超自然现象，是大自然中一种冥冥不可知的神秘力量。它能够吞噬人的良知与道德，把人引入罪恶的深渊。该剧中三个女巫以预言的形式引诱麦克白，为其悲剧命运铺设了一条不归路，使麦克白陷入自然力量的漩涡，任其摆布，从而演绎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生悲剧。从女巫预言、鬼魂显灵、幻想频现等角度而言，《麦克白》一剧具有较为浓郁的宿命色彩，常被看作是宿命论思想的完美脚注。这种看法使这部作品蒙上了一层古希腊悲剧的色彩，因为那时的悲剧普遍带有一种宿命论思想。

不过，将麦克白的悲剧像古希腊悲剧一样，归咎于冥冥之中的不可知力量，显然是一种令人难以信服的解释，况且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与古希腊悲剧产生的年代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莎士比亚时代的人们已远不像古希腊人那般愚昧、盲从，那般盲目崇拜上帝、自然，那般轻信鬼怪神灵的传说。再说，莎士比亚一向表现的是人与自己建立的政治、道德、信仰等秩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非所谓的超自然命运。

实际上，莎士比亚通过这一形象表达了自己唾弃野心和权欲的思想。他认为，鬼神巫术等超自然现象只是麦克白内在野心和权欲的外化表现，早已蛰伏的野心以女巫的形象出现，促使他良心泯灭，恶的本性肆虐。外部的诱惑加上内心潜伏的罪恶，导致麦克白上演了一场人生悲剧。在上演这场悲剧时，麦克白的内心充满了汹涌的波涛和阵阵的风暴，良心与野心、善良与邪恶这两个不同的自我在他的内心展开了激烈的对弈，他的灵魂在裂变，他的精神在崩溃，他几乎到了发疯癫狂的地步。每次恶的自我发作，他的内心都经历了一场煎熬，作恶过后，他又时而表现出内疚和恐惧。他的心灵在挣扎，灵魂在哀鸣，他遭受良心的谴责，不愿堕落，但他无可奈何，不能左右自己，结果又进一步堕落。这种复杂的心理变化将麦克白复杂的个性、微妙的内心活动演绎得栩栩如生，令人信服。如此细致入微地揭示主人公复杂的内心活动，展示主人公性格互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在描写这种矛盾的心理活动时还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这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是比较鲜见的。它无疑表明，莎士比亚表现其悲剧思想的方法更丰富了。他不仅对人性的解剖更全面了，而且表现手法更多元化了，视域也更宽泛了。

具有先进人文主义思想的莎士比亚在创作完最后一出悲剧后，思想上出现了茫然，因对人类前途的不确定性感到忧心忡忡。这些正是他在《麦克白》悲剧中表达的最重要的思想。他深切地感到，作为一个社会，英国已厚厚地笼罩在一片悲剧的气氛中。而《麦克白》这一悲剧正是这个社会中发生的一幕幕悲剧的缩影。

由此可见，莎士比亚自始至终都在追求人文主义思想，实践人文主义者的抱负。他一再展示自己对社会、宗教、人生、人性等诸多方面的看法，矢志不渝地追求真、善、美，追求爱情、幸福，追求平等、正义，追求人类的理想社会。这些都是莎士比亚在悲剧作品中表现的重要思想和观念，同时也是未被论及的莎士比亚其他作品的主题思想。这些熠熠生辉的人文主义思想贯穿了莎士比亚创作的始终。他的戏剧如此，他的十四行诗也是这样。十四行诗同戏剧虽然体裁迥异，但从莎士比亚的人文思想来看，他的十四行诗是对他戏剧创作的一个有力补充，两者可以说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有机整体。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不遗余力地表现的同样是他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每一首都堪称思想和艺术的精品，每个词都闪烁着诗人智慧的光芒，数百年来，久诵不衰。154首诗没有一个完整连贯的故事，但彼此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这种关联和一致就是绵延于诗中的友谊和爱情。友谊和爱情构成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最重要的主题，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就主题而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即讴歌纯洁的爱情、真诚的友谊，批判禁欲主义，鞭挞黑暗的现实，向往光明的未来，超越时空，追求真、善、美。

爱情与友谊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主题。莎士比亚在创作十四行诗时将之作为中心主题，是十分自然的。在他的心目中，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爱情和友情是丰富人的生活最重要、最美好、最具吸引力的内容之一。他视爱情为人世间最令人向往、最神圣的感情之一，是爱情至上主义者。为了追求和享受幸福的爱情，他宁愿放弃一切。什么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什么金钱地位、飞黄腾达，与忠诚甜美的爱情相比都会立刻黯然失色，在他的眼里，无异于粪土，毫无价值可言。他在第29首中直言不讳地宣布：“我记着你的甜爱，就是珍宝，／教我不屑把处境跟帝王对调。”“我只要有了你呵，就笑傲全人类”（第91首）。作者热情讴歌、大胆追求爱情，同封建社会和基督教宣扬的压抑人性的禁欲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对人性的张扬，也是对人的精神解放和人性的发展的巨大促进。

在诗人的眼里，爱情犹如日月光辉、生命永驻的恒星，屹立在世间。它不受时间的束缚，也不受世道的影响，不论是狂风还是暴雨，它都巍然屹立，像灯塔一样，给人带来光明。诗人所描绘的崇高的爱情，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除了爱情，诗人还热情地赞美了友情，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看来，真挚的友情甚至胜过爱情。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不惜笔墨，用大量的篇幅讴歌了真挚纯洁的友谊。他在第18首中深情地写到：“能不能让我来把你比拟作夏日？／你可是更加温和、更加可爱。”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有人把它看做是一首爱情诗，也有人将其视为友情诗。诗人描述的这种或爱情或友情，犹如风和日丽的夏季，令人心旷神怡。其实，很多时候人们很难分清诗人是在歌颂友情，还是在赞美爱情，更多的时候是两者兼而有之。因此，友情和爱情，尤其是理想化的友情和爱情，便成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重要的主题思想，也成为他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内容之一。

在诗人的心目中，两情相悦，贵在真诚、永恒、高贵；而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是诗人竭力唾弃的。然而，在邪恶的社会里，美往往遭到罪恶势力的破坏和摧残，难以长驻人间。作为美的表现形式之一，爱情和友情自然也逃不过恶意的诽谤和中伤，逃不过势利小人、追逐名利地位和金钱财富的负心汉、薄情女的玷污和玩弄，从而出现了一幕幕爱情骗局或悲剧。这是腐败的社会和邪恶的人性对美好爱情的亵渎。莎士比亚对这种现象表现出了极大的义愤和无限的悲伤，对社会提出了强烈控诉。这是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表达的又一重要思想。“对这些都倦了，我要离开这人间，／只是，我死了，要使我爱人孤单。”在第66首诗中，诗人毫不掩饰地控诉了种种黑暗势力对真、善、美的摧残，对贞洁、正义的蹂躏。诗人明确表示，面对现实社会强大的邪恶势力和腐败的社会现象，诗人感到十分忧伤和悲观，甚至萌发了以死相抗的念头。在这里，诗人理想化的美好爱情与友情，同残酷而又腐朽的社会现实发生了严重对立和激烈冲突，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英国社会的种种罪恶成为人们追求纯洁友谊和美好爱情的最大障碍。诗人为人类为这一美好追求蒙受屈辱不停地抗议，用一首首诗作控诉制造悲剧的黑暗社会。这一切成为莎士比亚悲剧及其诗歌的思想基础。

超越时空，追求真、善、美，同样是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体现的重要思想。他认为，美是真正艺术的灵魂，而他的诗是美的代表。这种美，这种真正的艺术“将超越无聊的名位的高下，跨过一切时代，以至无穷无疆”（第122首）。真正的艺术不应为名誉、地位、金钱所染，应该永葆青春，长驻人间，成为人们千古传诵的经典。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终究有一天将会灭亡，而他的诗将与日月同辉，诗作中塑造的美也将永垂千古。诗人作品中这种顽强的生命力、这种超越时空的永恒在第55首中得到了完美体现。“白石，或者帝王门镀金的纪念碑／都不能比这强有力的诗句更长寿；／你留在诗句里将放出永恒的光辉，／你留在碑石上就不免尘封而腐朽。”生命是短暂的，时光是无情的，而优美的诗篇“远胜过那被时光涂脏的石头”，无论是战争、内讧，还是利剑、烈焰，都摧毁不了诗的永恒。诗人盛赞诗歌的永恒，意在凸显诗中展现的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必将与世长存，成为指引人们前进的一盏盏明灯。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传达着美的信息，给人以强烈的美感，给人带来美的享受，他的诗就是真、善、美的结晶，正如他在第105首中所说的：“真，善，美，就是我全部的主题，／真，善，美，变化成不同的辞章；／我的创造力就用在这种变化里，／三题合一，产生瑰丽的景象。”真、善、美是莎士比亚诗歌的灵魂，表现积极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是其精髓。他的作品可谓首首都是真情的流露，篇篇都是人性的张扬，人情和人性构成了他诗作中光彩夺目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现了反封建、反教会的人文主义追求，表达了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期盼。

莎士比亚追求的美并非只是一种外在的美。外表美往往徒有其表，内心却空空如也。这种美毫无价值，也无力与永恒同在。莎士比亚追求的是内在美和外在美的完美结合，是真、善、美的高度统一，是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天然融合。只有这种美，才能使美好的事物永存，使优美的诗篇永驻，才能促使人们更加向往美，向往美好的未来。也正是因为这种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才成为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成为人类思想宝库中不朽的财富。

莎士比亚是人类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文豪，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位空前绝后的艺术巨匠。他的伟大在于他创作了数量众多的传世之作，在于他向世人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创作思想，在于他弘扬了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在于他向读者传递了瑰丽的“和谐之美”。总之，莎士比亚的伟大不仅在于其作品，而且在于其作品中折射出的熠熠生辉的人文主义思想。正是这种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使他屹立在文艺复兴之顶，矗立于世界文学之巅，成为英国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典范。

英国的文艺复兴，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一部分，同样是以新兴的资产阶级倡导的人文主义为核心思想，以反中世纪教会、反封建社会为主要任务，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为中心内容，以追求个人幸福、个性解放、世俗欢乐为主要目标，铸就了英国文学的第一次繁荣，尤其是戏剧和诗歌的繁荣。无论是托马斯·莫尔、埃德蒙·斯宾塞、菲利普·锡德尼，还是威廉·莎士比亚，都是这繁荣的缔造者。尤其是莎士比亚，他的戏剧创作被视为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他的出现使英国戏剧成为世界文学遗产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作家虽然创作经历不同，创作风格迥异，但他们都崇尚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不仅是指导他们创作实践的思想原则，而且成为英国文学思想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章。

注释

〔1〕奥西诺夫斯基：《托马斯·莫尔传》，杨家荣、李兴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iii页。

〔2〕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镏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4页。

〔3〕奥西诺夫斯基：《托马斯·莫尔传》，杨家荣、李兴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iii页。

〔4〕《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言论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3页至第11页。

〔5〕奥西诺夫斯基：《托马斯·莫尔传》，杨家荣、李兴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64页。

〔6〕同上，第157页。

〔7〕埃蒂耶纳·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第2、3卷，李雄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53页。

〔8〕胡家峦：《历史的星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与西方宇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

〔9〕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读》（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1页。

〔10〕同上，第175页至176页。

〔11〕张泗洋、徐斌、张晓阳：《莎士比亚引论》（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第136页。

〔12〕同上，第153页。

〔13〕杨周翰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0年，第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