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具有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他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仇视私有制，憎恨统治者对内百般聚敛、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对外穷兵黩武、四处侵略，反对封建社会盛行的禁欲观念和神权思想，倡导人性关怀，提倡以人为本，追求民主自由，享受人生快乐。在封建统治者看来，这些都是大逆不道的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共同特征。莫尔之所以能够卓尔不群，其形象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依然鲜活地印刻在世人的脑海里，是缘于其作品具有持久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即使经过了数百年的考验，这些作品仍然不失现实意义，对世人具有重要的启发和警世作用，可谓经典。而莫尔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些经典作品，完全得益于他的一系列惊世骇俗、超越时代的先进思想。这个思想概括起来便是乌托邦社会主义，即空想社会主义。

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乌托邦社会主义是莫尔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体制。在这种体制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没有贵贱之分，大家相互平等；社会倡导以人为本，和谐共处，每个人都有追求爱情和自由的权利，同时还提倡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等等。在其经典之作《乌托邦》（Utopia，1516）中，莫尔仔细地阐释了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清晰地展现了他的治国策、人性观、宗教观等。

托马斯·莫尔生活的年代正值英国文艺复兴伊始。此时，英国封建制度已经穷途末路，种种分崩离析的现象昭然若揭。而新兴的资本主义关系犹如襁褓中的婴儿，正挣扎着呱呱坠地。新老制度交替之时，新旧思想、新旧理念、新旧态度等摩擦不断，冲突不止，分庭抗礼，互不相让。封建主义死而不僵、腐败堕落、昏庸黑暗，种种封建余毒仍在侵蚀众生和社会的机体，已完全演变成扼杀人性、阻碍时代进步的绊脚石。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正在忙于原始积累，不择手段地建立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其残酷性已初露端倪，制造了一幕幕血腥的惨剧。在这个旧体制仍没有消亡、新体制尚未建立的交替时代，社会新旧矛盾如犬牙交错，民众苦不堪言。新兴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与国王沆瀣一气，充当统治者的工具，想方设法搜刮民脂民膏。亨利七世与其儿子亨利八世横征暴敛，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苦不堪言。社会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

另一方面，英国的人文主义者纷纷把目光转向古希腊罗马文化，汲取古典文化的养料，从中寻找思想与方法，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托马斯·莫尔是崇尚古典文化的英国人文主义者的代表。莫尔十分崇拜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对其哲学思想百读不厌。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史、思想史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类的导师”，被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人类思想的发源地，是人类文化中一切最好的、最重要的东西的源泉。

柏拉图试图为人类的发展找到一条思想的坦途，为人类社会绘制出一幅美丽的画卷。他的这种思想尽显于他的震古烁今的名著《理想国》之中。这部传世之作的思想精髓是要实施一项制度，根本性地取消统治阶级的私有制，取消家庭，实行共产、共住、共餐、共妻制度。这显然是想象中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是典型的空想社会主义。尽管这种想象在两千多年前纯属海客谈瀛，只是空中楼阁而已，但柏拉图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私有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无情的批判，并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诸多策略。可以说，他所设计的理想国是人类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乌托邦，正如C·沃伦·霍利斯特在《西方传统的根源》^〔1〕中所说，它就像一尊大卫雕像一样，尽管是冰冷僵硬的，却是伟大不朽的。长期以来，这一思想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人，这其中就包括托马斯·莫尔。他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的直接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当然，莫尔并非机械地照搬柏拉图的思想，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他的思想，并结合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现状，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莫尔认为，要想实现社会公平，必须要消灭私有制，这是导致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他在《乌托邦》第一部分结尾处集中讨论了私有制的种种弊端，对英国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他随后描绘理想的社会制度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这部分是该书的重点，不论是在政治上、文学上，还是在逻辑上，它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消灭私有制是莫尔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他在《乌托邦》中指出：“我深信，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能公开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的绝大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的担子”（第44页）。^〔2〕莫尔认为，在私有制社会中，既没正义可言，又无公平可信，每个人都在处心积虑地聚敛钱财。社会财富因此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广大民众依然穷困潦倒。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莫尔认为，要建立社会秩序、营造社会和谐，必须消灭私有制，推行全体公民的公有制。在这个乌托邦社会里，全体公民实现公有制，共产、共餐、共妻，每位公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这里，没有城乡差别，大家都是劳动者，每个人都必须劳动，坚决杜绝寄生虫式生活。这些思想对傅立叶影响甚深。

在空想的社会主义体制中，莫尔设想国家实行元老院制度。元老院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掌管着国家的财富。全体官员由公民选举产生，下级官员（摄护格郎格）由家长选举产生，高级官员（特郎尼菩尔及总督）由摄护格郎格选举产生。国家实行高度的民主政治。国家的一切重要决议，都必须由全民公决。然而，莫尔时代的英国，其政治现状是官员一律由上级任免，其制度专制而又专横，与乌托邦中民主的选举管理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莫尔设计空想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对英国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巨大失望和坚决否定。《乌托邦》中的这些民主思想，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它突出万物以人为本的理念。莫尔大胆提出主权在民的主张，对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以及民主制度的诞生产生了十分积极而又重要的影响。

“政权来自人民”是莫尔民权思想的精髓，是主权在民主思想中的朴素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有权根据自己的主张选举和罢黜各级执政者。即便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即“哲学家皇帝”，如果他鱼肉百姓、虐待人民、实行暴政、腐败无能，人民也可以将其罢黜。这是近代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雏形。为了进一步探索民权思想的优秀性，莫尔将封建社会君主政体和共和制政体进行比较，发现共和制具有君主制无法比拟的优势。在君主制里，国王永远是国王，至死不变。两种制度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莫尔设想出这样的民主政体，显然表明他对英国当时的封建统治都铎王朝怀有强烈的不满，他的著作是对人类历史政治制度的可贵探索，也是他的治国策略的精髓，充分展示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在乌托邦社会中，没有产品交换，没有货币，人们视金钱为粪土。阶级在这里也是不存在的，虽然尚有奴隶存在，但数量有限，而且都是罪犯和战俘。在教育问题上，所有儿童都公平地接受教育；在妇女地位问题上，妇女虽然隶属男人，但在接受教育、选举、行使宗教职责、服役、学术研究等重要方面，与男人享受着平等的地位和待遇。莫尔在《乌托邦》中阐释的这些民主治国思想，在16世纪的英国，是远远超越其时代的，其思想水平当时无人企及，人们只能高山仰止，无法望其项背。

《乌托邦》写于1515年。当时，莫尔奉命出使荷兰的法兰德斯，调解英国和荷兰之间发生的羊毛和呢绒贸易冲突。在履行使命的闲暇之中，他写成了这本具有鲜明政治和社会文献性质的著作。该书原名为“Nowhere”（乌有乡），1516年印刷时改为《乌托邦》。该书名由希腊语“乌”和“托帮斯”构成，意义是“虚无缥缈的地方”。我国近代启蒙主义思想家、杰出的翻译家严复先生将之译为“乌托邦”，从此此词在我国流传开来，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3〕

莫尔在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不但设计了理想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且还提出了和这一制度相适应的熠熠生辉的思想。这些思想既涵盖他对伦理道德的理解，又涉及他对人生快乐的思索，是他人文主义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莫尔正是为了谋求世人幸福，才苦心设计乌托邦这个美妙的国度。因此，他的人性观在人类伦理思想的发展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万物以人为本”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精华，人文主义者向普天下芸芸众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的也正是这个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但丁明确指出：“人的高贵超过了天使的高贵。”人文主义之父彼得拉克也说：“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乞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4〕人文主义者薄伽丘也对人的本性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和尊重。

人是自然的产物，而非上帝所造。作为自然之人，当然具有自然之本性和特征。耳之于声，目之于色，鼻之于味，口之于食，这些都是人的感官的自然满足。饮食男女，喜怒哀乐，也是人的自然特征。人的这些自然便是所谓的人性。天下众生应顺其人性而为之，顺其自然而行之，如此才能获得人生的快乐和至福。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于人的最基本的看法，是他们伦理观的本质，也是他们行为处事的信条。这种伦理观肯定并鼓励普天大众积极追求、充分享受这一自然生活。这与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的名义剥夺人们的幸福与快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自然的生活呢？莫尔通过乌托邦人坦言，所谓自然生活就是舒适快乐的生活，一种人们自然而然喜欢的身心愉悦的活动或状态，这是人生一切行为的根本和目的，也是人生意义之所在。莫尔在《乌托邦》中指出：“一个人如不千方百计地追求快乐，便是愚蠢的……如果某人一生过着不快乐的日子，即是说，潦倒不堪，而死后并不因此得到任何酬报，这怎能谈得上好处呢？”为此，他号召人们享受由快乐构成的幸福，享受幸福是至善的道德行为。“幸福至善论”因此成为莫尔人性论的核心思想。

莫尔认为，追求幸福和享受幸福是人生的目的，幸福可以至善。这种幸福包括精神快乐和身体快乐两个层面。“属于精神的，他们（乌托邦人）认为有理智以及从默察真理所获得的喜悦。此外还有对过去美满生活的惬意回忆和对未来幸福的期待”。这种快乐源于人的睿智，来自于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真理的探索，产生于对幸福的理解和创造；同时还衍生于敦品厉行的道德实践和对高尚生活的自我实践，是“一切快乐中的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对幸福和快乐的这种认识和追求，极大地丰富了莫尔的人性观，使人们清晰而又正确地认识到了人性的本质，对文艺复兴时期尊重人性、弘扬人性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这是莫尔道德思想的重要特征。

一个人的精神快乐是十分丰富的，既包括读书、听音乐、观赏艺术作品等一般意义上的精神活动，又包括高尚的道德行为带来的精神愉悦。此外，劳动在帮助人们走向富裕、繁荣的同时，也能使人们获得尘世幸福、尽享人生快乐。劳动在丰富人生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劳动所持有的这种新的乐观主义态度，是莫尔伦理道德思想的又一重要特征。(www.daowen.com)

莫尔还深信，理性能够促使和激励人们生活在天伦之乐中，促使人们根据与生俱来的友爱精神帮助他人也过着这样快乐的生活。相互支持、共同帮助、彼此关心，共享酸甜苦辣，特别是安慰他人，减轻他人的痛苦，帮助他人摆脱悲观失望的情绪，使他人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快乐，这是人所固有的最高美德，是人性中璀璨夺目的闪亮点，是一种高尚的快乐。“当我们回忆起从我们这里得过好处的人对我们怀有友爱和善意，我们心头所产生的愉快，远非我们的肉体快乐所能比得上的”。

值得注意的是，乌托邦人高尚的人性论几乎都以理性为基础，并从理性的角度加以论证。莫尔认为，如果没有理性的制约，人的快乐行为必然失控，人们很有可能坠入堕落的深渊。乌托邦人认为自己的伦理道德是最合理的，因为它既有助于人的身心健康，又有益于整个社会，有益于社会中的每个人。更重要的是，乌托邦人认为这种伦理道德最符合人的天性，符合人的自然本质。而人的自然本质就是要响应自然的召唤，而不是逆自然规律而行之，这样才符合人性。这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雏形，是人文主义者观察、分析和阐释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理论基础。这种崭新的人性论受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热烈追捧。莫尔将这种鲜明的人性思想揉进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成为他的乌托邦思想的又一重要特征。

关于身体快乐，莫尔认为有两种。一种是人能充分感觉到的鲜明的愉快，另一种是在于身体的安静及和谐。所谓鲜明的快乐是指人的感官和肉体欲望的满足，如饮食排泄、男欢女爱、搔痒抓痛。这种感官和欲望的满足，能够使人体处于一种和谐健康的状态，而身体的健康在莫尔看来是最重要的肉体快乐，是其他肉体快乐的基础和条件。莫尔认为，感官欲望本身就是人的一种健康的标志，否则，人的肌体必然出现问题。显然，莫尔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他认为，斯多葛学派倡导的禁欲是对人的天性和本能的扼杀，违背自然的规律，也悖逆社会的和谐。从表面上看，乌托邦好像存在禁欲主义思想。然而，这种思想同中世纪修道院的禁欲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基督教奉行原罪说，认为人必须穷尽欲望，劳苦一生，荡尽铅华，洗净罪恶，以求上帝的宽恕。这种观点显然有悖于人的自然本性，是一种非理性行为。莫尔反对非理性的禁欲主义，反对非理性的苦行僧式的克己生活。乌托邦人绝非是要禁欲。当然，他们同时认为，人也不能纵欲。纵欲也是一种非理性行为，有害于身体。而凡夫俗子们往往难以克制自己，常常纵情于声色犬马或杯盘酒盏之中。莫尔认为，人生在世，应该有理智地禁欲，有节制地满足身体的需求，这样才能始终享有健康的体魄和愉快的心情，才能营造幸福的家庭生活，才能构建和谐的社会。这是莫尔理想的社会中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他人性观的重要内容之一。

安静与和谐是身体快乐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同饥渴者强烈的口腹之欲相比，看似不甚明显，但它是健康的根本条件和保障。安逸和谐，心平气和，泰然处世，是身体快乐的更高表现形式，对肌体和心智都大有裨益。只有安静舒适，才能尽情享受健康，而有了健康的体魄，反过来又可以促使人类进一步享受人生的快乐。莫尔认为，热爱生命、拥有健康，是一个人的义务，也是一个人的责任，是一个人幸福与否的关键。只有幸福快乐，人生才能多姿多彩，才富有价值和意义。如果生活中唯有痛苦和悲伤，那是枉度人生。倘若如此，倒不如选择死亡，结束痛苦的人生。他指出，活着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死亡也是一个人的权利，别人无权干涉。

莫尔的人性论具有鲜明的独创性。他在平等友爱的基础上，从社会的变革中探究出了一条符合人性和自然的伦理道德之途径。在他的心目中，一切有悖于公众利益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蔑视劳动人民，让少数富人过着骄奢淫荡的生活，都是不道德的，更是不合理的。而私有制是导致这种社会存在的重要原因。因此，莫尔认为，若想建立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树立值得人们尊敬的合理的社会道德，在社会中弘扬自然的人性，那么私有制必须铲除，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称得上“不仅是最美好的，而且也是唯一最美的国家，它才有权能够被称得上国家。”^〔5〕

以伦理道德为基石的莫尔人性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开明的思想，是对人性的尊重，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这种符合人的天性的伦理思想自然受到人道主义者的拥护，对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当然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在同道德的伪善者们进行的较量中，莫尔的成就显著，为建立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人文主义者的人性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莫尔的乌托邦社会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治国策和人性观里面，而且还表现在他的宗教思想中。他的宗教思想是他构建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石之一，也是他建设和谐社会、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

16世纪的欧洲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震动了整个欧洲大陆。这场振聋发聩的改革始于德国，由德国宗教改革领袖、路德教派创始人马丁·路德发起。1527年10月31日，路德发表《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1520年又连续发表被称为宗教改革三大论著的《致德意志贵族公开信》、《教会被囚于巴比伦》以及《基督徒的自由》，对罗马教廷神权存在的种种腐败、专横、掠夺，对罗马天主教刻板僵死的圣礼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得到了世人的一片欢呼。一场宗教改革迅速席卷欧洲，永久终结了罗马天主教会超越国界对欧洲进行的封建神权统治。路德的宗教改革为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对包括莫尔在内的人文主义者的宗教思想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西欧宗教改革风起云涌的16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莫尔35年文艺生涯的最后阶段，是他与西欧宗教改革运动休戚相关的时期。根据L·A·舒斯特的划分，1500—1520年为莫尔文艺运动的人道主义时期，而此后的10年为神学时期。这10年间，莫尔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与新教改革派的论战之中，著书立说达百万字之多。

笼统地说，莫尔的宗教观，可以用他的《乌托邦》中的一句话加以阐述，即“灵魂是永存的，它是根据上帝的恩慈，为了幸福而诞生的，升天后，我们将由于做了好事而受到奖赏，也将因为干了坏事而遭到惩罚”。莫尔传记的权威作者奥西诺夫斯基指出，“这实质上就是乌托邦人的全部宗教信念。”^〔6〕莫尔正是从宗教中吸取了一切必要的东西，以证明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莫尔认为，宗教必须同社会利益和理性相吻合。纯理性主义在乌托邦人宗教中意义非凡，人们通常把理智的声音视为上帝的声音。而认识世界的过程，其本身就获得了神许。他们祈求上帝，如果人世间能够存在更好的社会制度和宗教，就请上帝引导他们去认识它。根据乌托邦的宗教，上帝是尘世万物的起因。这种宗教和天主教与嗣后的新教是大相径庭的。莫尔指出，灵魂是永恒的，是受上帝的恩慈，是为了幸福而诞生的，在其主人辞世后，他将因德而赏，因孽而罚。这也是乌托邦人的宗教信念。莫尔借此表达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这也是他认为最理智、最符合社会利益的伦理道德思想。

莫尔还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每个乌托邦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信仰不同的宗教。这种开明的宗教信仰态度是一种十分先进的思想。乌托邦人尽管可以信奉不同的宗教，但每个人必须遵守全社会的道德准则和政治信条，即莫尔认为的人类一切高尚的道德：仁爱慈祥，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不同教派和睦相处，不许相互倾轧等。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相信灵魂是永恒的。同时，尽管乌托邦人信仰千差万别，但他们都相信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这个神可能称谓不同，但都是自然本身。因此，神和上帝是自然，服从神就是服从自然，听命于理性。上帝即自然，而自然的意志就是理性的意志。莫尔的这种宗教信仰自由、理性对待宗教的思想，与中世纪宗教的偏执狭隘、相互排斥倾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了人们当时罕见的思想高度和宽容态度，是近代人文思想的核心，是人类文明的又一大进步。

前文指出，当时的欧洲宗教改革波澜壮阔，而英国在改革伊始并不赞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主张，莫尔也竭力反对新教学说。但后来亨利八世改弦易辙，积极支持和推动国内的宗教改革，莫尔则依然坚决反对，结果触怒了国王，于1635年被处死。为什么在英国实行宗教改革之前，莫尔极力批判宗教的种种黑暗现象，并一再呼吁对天主教会进行改革，而当改革真正到来时，他又为何改变态度，坚决反对呢？是不是他的宗教观发生了变化？

莫尔的宗教思想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当看到天主教教会内部弊端种种、神职人员腐败堕落、天主教的教义受到肆意践踏时，莫尔十分痛恨，并对此无情批判。不过，他要革除的是教会的这些弊端，而非天主教。另一方面，理性是莫尔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他反对新教改革，是因为他担心教派会发生分裂、冲突，社会可能会产生骚乱、动荡，他的社会改革理想因此可能难以实现。他所做的是革新教会，给传统教会赋予新的活力，而不是彻底推翻天主教会。他反对新教改革，是希望改革理性、有序进行，而不是用一种极端的宗教去替代原有的宗教。莫尔认为，新教是对文艺复兴的叛逆，是中世纪非理性思想的重现，它不是进步，而是一种倒退，是一种反动行为。

莫尔的言行似乎表明他同路德的宗教思想大相径庭。实际上，莫尔同路德的思想并无多大分歧。作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莫尔倡导的是温和的、理性的宗教改良。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大量翻译、研究、出版古希腊罗马典籍、《圣经》及古代教父的著作；另一方面，他无情揭露教会中存在的种种黑幕，抨击天主教会，促使天主教从其内部进行自我改革。显然，莫尔奉行的是一种温和的、渐进式的改良政策，而马丁·路德推崇的却是突进式的改革，是一种改朝换代式的革命性变化。两者思想相近，只是表达思想的方式相左。

毋庸置疑，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表现出的思想，尽管带有很多空想成分，在当时难以实现，但它毕竟为人类发展找到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直到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止，人类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还没有一部堪与这部巨著相媲美的作品。因此，托马斯·莫尔是远远超越自己时代的伟大的思想家，完全称得上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埃蒂耶纳·卡贝对《乌托邦》进行了高度评价，指出：“这本书是人类第一部描述公产制度如何运用于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庞大的国家的著述，它依靠独立的理性思考，对伦理学、哲学和政治学作了重大的发展。在我看来，乌托邦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人类智慧最伟大的进步，对人类未来的命运也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