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乔叟的诗作不同，骑士文学更多地描绘的是远离英国现实生活的传奇故事。正因为它脱离现实，我们往往忽略了骑士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诉求，特别是对个人本体价值的肯定。中世纪是宗教盛行的时代，神本思想否定人的地位和人的作用，宣扬盲从上帝和严格禁欲，是人本主义的反动。文艺复兴呼吁人性的回归，倡导以人为本，使人的地位和价值得到提升，人的智慧与理性得到高扬，对上帝的信仰被人对自我的肯定所代替，生命的现世价值得到重视。骑士文学并不反叛宗教，但是它所歌颂的行为往往与宗教教义背道而驰，在形式上肯定宗教价值观的同时，骑士文学中蕴含着丰富的世俗价值理念。从二元对立的观点来分析，中世纪的宗教文学与骑士文学是当时文化生活中互为补充的两极，在宗教文化发达的区域，世俗文化会以更具特质的形态强劲地生存与发展。詹姆逊所言十分精辟：“审美形式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就其本身而言应该被看做意识形态行为，其作用是为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创造出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25〕在某种意义上说，骑士文学弥补了宗教文学的拘谨与刻板，让人们在充满想象的空间中表达自己的理想与情感；骑士精神转化成了一种文化符号，里面凝集了英格兰人的文化价值理念，或者说是对这些理念的追求和探究，而这种探究，归根结底是对人文精神的呼唤，是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研。骑士文学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第一，骑士文学在塑造积极进取的人文精神方面有其独特的贡献；第二，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的补充，骑士文学填补了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理想追求，包括对自由爱情的追求。

一、积极进取的人文精神。骑士文学在11世纪起源于法国南部，后来逐渐向西欧扩散，受到法国文学的影响，14世纪英国文坛上也出现了骑士文学的新时尚。当时，用韵文撰写的骑士传奇开始盛行，它们歌颂对领主的忠诚和对高贵妇人的爱情，赞美勇敢和友情，其中艺术性较高的有《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15世纪的托马斯·马洛礼用散文创作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1470）代表了此类传奇文学的最高成就。

英国的骑士传奇文学主要是围绕凯尔特王亚瑟的传说发展起来的，其中主要写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故事。亚瑟是6世纪不列颠岛上威尔士和康沃一带凯尔特人的领袖，曾经带领他的人民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是位民族英雄，后来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传奇人物。传说亚瑟是威尔士王的儿子，15岁继承王位，他在魔术师梅林的帮助下，拔出了嵌在大石缝里的长剑；他依靠神灵的护佑，征服了苏格兰和爱尔兰。亚瑟王麾下有12位英武的骑士，每次开会时，大家围着一张大圆桌坐定，以示各位骑士之间没有地位高低贵贱之分，所以这12位又被称为“亚瑟王的12位圆桌骑士”。每个骑士都是慷慨、勇敢或正义的化身，都拥有独特的经历和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这些传奇故事流传至今。

骑士精神是中世纪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化形塑力量，尽管在历史上骑士们往往是统治者的御用工具，例如在十字军东征中，骑士烧杀抢掠，给东方文明带来灾难，但是，骑士精神在规范人的社会行为方面有积极作用，在欧洲文明史上有重大的影响。骑士文学歌颂与强调勇敢、忠诚、荣誉、对敌手的宽容以及礼仪规范，表现了人，特别是出身贫寒的普通人，对高尚情怀的向往与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在中世纪，宗教思想宣传的是上帝主宰一切，人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由于人生来有罪，他的幸福与价值只能在天国中得以实现。与宗教文化强调来世价值不同，骑士文化，透过其夹杂着的宗教内容以及虚拟想象，强调的却是现世价值的实现。在这一点上，它与文艺复兴所竭力倡导的强调人的价值有一致的地方。

骑士文学塑造了无数个优秀骑士的典型形象，他们有坚定的信仰，对君主赤胆忠心，对祖国无限热爱，对敌人不屈不挠，勇敢顽强。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中也高度赞扬了一位骑士的正直与光明磊落。从《总引》中我们知道，骑士的儿子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20岁上下，穿着一身绣花衣裳，正在热恋中的他，精神焕发，有一头漂亮的卷发，不仅善于骑术，而且能文、能诗、能画，谦逊有礼。为了赢得心上人的青睐，他曾经短暂地随同骑士团远征各地，“他谦逊有礼，乐于帮人家一手；到了餐桌上，他总为父亲切肉”。他身上具备了成为伟大骑士的基本素质：谦逊、勇敢、富有同情心。

同样，《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用极富想象力的故事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勇敢且富有人情味的主人公。《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是英国骑士文学领域中的一朵奇葩，用头韵体诗写成，全诗共2529行，作者不详，为了方便，人们通常称他为“高文诗人”（the Gawain poet）。长诗的基本情节如下：某年圣诞节，亚瑟王在自己的宫廷里举行宴会。一位绿衣骑士策马进入殿堂，向在座的圆桌骑士挑战。他喝问谁敢当场砍下他的头，并答应一年后被回敬一斧，顿时，全场哑然。经过片刻的沉寂之后，勇敢的高文骑士站起来接受挑战，砍下了绿衣骑士的头颅。令人惊讶的是，绿衣骑士的躯体依然直立不倒，他的一只手捡起鲜血淋漓的头颅，然后骑马离开宫殿，回到他的绿色教堂。一年后，高文履行许下的诺言，孤身一人，驱马前去寻找绿衣骑士，路上见到一座城堡，决定临时住下。城堡的男主人外出狩猎，女主人大献殷勤，与高文谈情说爱，勇敢的高文不为情色所动，妥善处理了与女主人的关系。离开城堡前，女主人赠送高文一条绿色腰带，说是可以保护他的生命安全，高文收下。在向导的陪同下，高文找到绿色教堂。按照事先约定，高文伸头受砍。绿衣骑士高举利斧，前两斧落空，第三斧偏离目标，只是在他的脖子上划出一道血印，留下一点轻伤。绿衣骑士向他解释：落空的两斧是对他两次不受女主人诱惑的回报，第三斧则是对高文接受腰带的惩罚。高文辞别绿衣骑士，返回亚瑟王的宫廷，将自己的历险故事告诉众人，亚瑟王及骑士们一致肯定他是一位勇敢的骑士。原来绿衣骑士就是城堡的男主人，女主人则是亚瑟王的妹妹，整个挑战都是事先策划好的，亚瑟王要考验他的骑士是否真的勇敢，是否真的不惧怕死亡，同时，也考验他能否在处理男女关系时不违反基督教义，保持节操。

高文是一个充满强烈荣誉意识的骑士，身上闪耀着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他儒雅的外表与他豪迈的英雄气概相得益彰。绿衣骑士向大殿内所有勇士提出挑战时，全场顿时哑然，无人敢于回应，以至于亚瑟王不得不准备亲自出马应战。此时，骑士高文挺身而出，灭了绿衣骑士的威风，打击了他的嚣张气势，此后，他又践行诺言，为了个人荣誉不惜驰行千里，单刀赴会，接受被回砍一斧的挑战。对高文所表现的骑士精神的内涵，张成军作了很好的总结：

在万物喑哑的中世纪，我行我素的骑士第一次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形象登上了文学的舞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主张以人为本，反对教会鼓吹的以神为本，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提倡个性解放，着力塑造在智力、体力上具有“巨人”风采的崭新形象。这种崭新的文学精神当然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骑士文学中那我行我素的英雄骑士形象无疑为之提供了巨大的思想文化启迪；而浪漫主义者对人的自由、个体性的强调，对个性解放的大力标举，对自我的异常珍视，尤其是拜伦笔下的“拜伦式英雄”：他们单枪匹马的冒险，叱咤风云的豪气，爱好自由矢忠爱情的精神，无不闪现着中世纪英雄骑士的身影；在精神的底层，受着他们的影响——可谓一脉相承。^〔26〕

高文是一个勇敢的，并有细腻情感的骑士，而不是一个鲁莽的、唯命是从的武夫。这是他与许多其他骑士的本质区别。骑士精神崇尚勇敢无畏，为了完成一项宗教使命，或是为了博得一位贵妇人的爱心，骑士们可以赴汤蹈火。但是，一旦人们过分渲染这种勇敢，原本美好的品质就会变味，勇敢向前多迈一步就是鲁莽，就会造成无谓的牺牲。骑士们不怕死的精神令人敬佩，可是为了表示对某位妇人的忠心，视自己的生命如草芥，不顾后果地行事，或为了博取某位妇人的欢心，不惜剁下一段手指相赠的行为并不应该是骑士精神所倡导的。值得注意的是，《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对这一敏感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作者对勇敢品质的构成要素有独到的阐释。高文是亚瑟王麾下最勇敢的骑士，但他不是一个不珍惜生命的鲁夫，也不是一个没有七情六欲的莽汉。在看重荣誉的同时，他也考虑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他收下了神奇的腰带，因为他希望神力能帮助他。如果可以避免丧失生命，多一点灵活，做一点让步并不违反骑士精神。这里，高文诗人提出了一个具有永恒意义的哲学命题，即勇敢与鲁莽之间的分界。该命题200年后在塞万提斯的讽刺小说《堂吉诃德》中得到呼应及回答：骑士堂吉诃德很勇敢，但是，他做事从不考虑方式方法，一味凭幻想蛮干，成了一个“最讲道德、最有理性的疯子”，一个既可笑又可叹的“英雄”。

马洛礼（Thomas Malory，1395-1471）创作的《亚瑟王之死》在塑造积极进取的人文精神方面更多关注骑士精神的社会性，并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亚瑟王之死》突破了该传奇系列历来着重个人形象塑造、强调以单个英雄人物命运为故事核心内容的叙事格局，跳出“小我”之历史观的写作视野，突出对“大人格”的关照，将多个英雄的命运与一种政治体制的兴衰联系起来，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不仅讲一个故事，还通过故事塑造人物，反映社会生活，抒发和分析感情，展示人物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反应，并给这一切灌注以思想，使其具有一个结构和审美的意义，有一种整体的连贯性和效果。既能引起读者感情的共鸣，还能启发读者对人生现实、社会历史等各种问题的思考。”^〔27〕饶芃子对小说叙事特征的描绘也同样适用于用诗一般的语言写作的散文传奇故事《亚瑟王之死》。

托马斯·马洛礼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他在狱中写就的《亚瑟王之死》奠定了英国散文之基础，开创了用散文进行文学创作之先河。他的散文继承了英国中世纪诗歌的传统，语言质朴、流畅、生动，节奏自然，文字优美，属于散文诗的范畴。他的作品极富想象力，为后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来源。斯宾塞的《仙后》（The Faerie Queene）和丁尼生的《国王叙事诗》（Idylls of the King）都取材于他的《亚瑟王之死》，也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

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是有关亚瑟王传奇的集大成之作。亚瑟王的传奇故事在马洛礼诞生之前早已流传甚广，12世纪，法国普罗旺斯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不少以亚瑟王为题材的作品诞生，13、14世纪也有大量的与亚瑟王传奇有关的作品问世。但是，这些作品多以某一个骑士的经历或者某一具体的事件为核心内容，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朗斯洛特与桂内薇尔的爱情故事、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爱情故事、圆桌骑士寻找圣杯以及亚瑟王之死。马洛礼将庞大的亚瑟王传奇，包括亚瑟的诞生、与罗马之战、朗斯洛特传奇、寻找圣杯等，串连成书，并赋予它一个鲜明的主题，即亚瑟王国如何在应对王权体系内部的各类矛盾与冲突的过程中逐步走向衰亡，使零乱、松散的亚瑟王传奇故事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结构。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是英国文学史中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有关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传奇的文学作品。

亚瑟王传奇原本讲述的是发生在不列颠岛上的故事，有趣的是，在英国文学史上，它起初是以舶来品的身份出现的，在英国首先出现的是法文本。用英文写作的有关亚瑟王故事的诗歌到13、14世纪才出现，主要有《亚瑟王》、《亚瑟王和梅林》、《伊文和高文》、《湖上的朗斯洛特》、《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和《特里斯坦爵士》。用英语写作的亚瑟王传奇大部分是法语亚瑟王传奇的改写本，缺乏原创价值，在艺术上少有新的突破，影响力低于法语的亚瑟王传奇。这种尴尬局面在马洛礼的努力下得以彻底改变。

15世纪是英国由封建社会演变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封建关系和封建生产方式迅速崩溃，资本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急剧发展。这个时期，英法百年战争给英法两国人民带来巨大负担与深重苦难。1415年8月，亨利五世率领六万大军在诺曼底登陆，英军占领了整个法国北部，占领了巴黎。但是，英国军队遭到法国人民的奋勇抵抗。法国出现了传奇女英雄贞德，她率法军取得奥尔良大捷，收复了许多北方城市，并拥戴查理七世正式登位。最后英法双方在波尔多发生决战，英军全军覆灭，英法百年大战最后以英国失败而告终。接着，英国贵族为争夺王位又开始了红白玫瑰战争。以约克公爵为首的约克家族在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贵族的支持下与得到西北部旧贵族支持的兰开斯特家族相互残杀，英国国内四分五裂。英国的贵族在政治上已逐渐失去影响力，英国新兴资产阶级以咄咄逼人之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洛礼把欧洲各国关于亚瑟王的种种传奇整理、连贯起来，改写成他的骑士散文小说《亚瑟王之死》。他在作品里抒发思古幽情，歌颂骑士为亚瑟王国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同时惋惜骑士制度的衰落。如果将文学作品视为作者潜意识的载体，那么可以说，《亚瑟王之死》间接地表现了马洛礼对英国封建制度没落与衰败的哀婉。《亚瑟王之死》是马洛礼为英国封建制度灭亡撰写的一篇文采绚丽的挽歌，它承载了马洛礼的理想以及他在理想破碎之后的复杂情感。

亚瑟及他的圆桌骑士要完成两件神圣的使命：一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王国，二是寻找圣杯。第一件使命是世俗性的任务（当然，它也染有宗教色彩，亚瑟一直有神力相助）；第二件使命是宗教性的任务。这一情节的安排将世俗文化与基督文化巧妙地结合起来。这也反映了作者试图将骑士文化与宗教文化相融合的愿望。宗教引起的各类纷争给英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痛苦，马洛礼本人也深受其害。据史料记载，马洛礼1395年出身于英国一个贵族家庭，大概在1433年他继承了祖上的财产和爵位，曾参加过英法百年战争，也参加过英国国内争夺王位的红白玫瑰战争。自1450年起他就官司缠身，牢狱不断，少则数日，多则几年。罪行包括聚众抢掠、勒索、欺诈、侮辱教长、捣毁教堂、越狱潜逃、谋杀、强奸。1471年3月14日马洛礼死于伦敦纽盖特监狱，后被葬于附近一座教堂的墓地。我们无法知道他究竟为何被关进监狱以及触犯了哪些法律的历史真相。起码他自己否认所有的指控。从他在书中所表露出来的价值观和社会意识来判断，他不像是一个没有任何法律和道德观念的莽汉，有学者认为他很有可能是当时政治与宗教斗争的牺牲品。

亚瑟是一位具有浓郁人文思想的圣明君王，他就是为英格兰而生的。他一生率领他的圆桌骑士南北征战，镇压了反叛他的贵族割据，统一了苏格兰和威尔士，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英国，功绩彪炳千古。马洛礼把亚瑟与英国国王亨利五世相提并论，可见他希冀见到英国能够成为一个强盛的帝国，能够出现像亚瑟王那样强有力的英武君主。亚瑟十分明白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这一点从他谨慎处理与朗斯洛特骑士的关系上可以看出。亚瑟早已察觉朗斯洛特与桂内薇尔之间的暧昧关系，为了不伤害他心爱的女人与他喜爱与尊敬的朗斯洛特，他一直以国家大局为重，希望低调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在莫俊德、阿格雷文、梅里利冈斯等人的一再蛊惑之下，他才同意查办朗斯洛特与桂内薇尔，并公开处置他们。亚瑟明白，处罚他们，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他所建立的王国的基础。亚瑟忍辱负重，不希望看到自己建立的王国毁于内讧。亚瑟王受到英国人的热爱，因为他集中体现了英国人心目中伟大君王所应该具备的品质：睿智、勇敢、坚强，时刻准备为国家的利益献身；有强大的凝聚力，能将最优秀的人才团结在自己周围；有一颗善良、正直的心，公平待人，公正处事，关爱国民。有关他和他的骑士的传奇故事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具生命力的创作题材之一。

《亚瑟王之死》的第二条重要叙事纽带是寻找圣杯。在亚瑟王传奇中糅入宗教情节已有先例，但是，将一系列有关亚瑟和他的圆桌骑士的传奇故事用一条鲜明的宗教线索串联在一起的做法是马洛礼的创新。圣杯是基督教的圣物，是上帝的象征，在宗教人士的心目中，任何人若能获得圣杯，就可以最直接感受上帝的关爱，得到上帝的神谕。追寻圣杯成了骑士神圣的事业，亚瑟王的圆桌骑士都加入了寻找圣杯的队伍。为了追寻圣杯，骑士们愿意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朗斯洛特骑士的誓言表述了其他骑士的心声：“为追寻圣杯而死，这件事对我们来讲，是无限的荣耀，如果我们不幸死在任何其他地方，那比不上这件事情更重要、更光荣。”^〔28〕但是，朗斯洛特无法完成寻找圣杯的神圣使命，因为他与桂内薇尔的私通违反了基督教教义，只有灵魂最纯洁的人才能获得圣杯，因此，寻找圣杯的伟大业绩只能由他的儿子——清白无瑕的高朗翰骑士——来完成。

《亚瑟王之死》强调骑士必须听从上帝的旨意，用基督教教义规范骑士的行为，但是，亚瑟王本人以及他最优秀的骑士都经常在禁欲与性爱之间不停徘徊。似乎马洛礼在努力寻找一条既能维护宗教的圣洁，又能不压抑骑士个性自由的中间道路，当然，他没有成功。总体来看，《亚瑟王之死》的世俗化倾向强于宗教化倾向。纵观全书，它更多关注的是自然的人，是人性的复杂性，是蕴含于人的内心世界中的矛盾与冲突，而不是神性，不是苛刻的宗教教义。在12世纪的英国，基督教已经成为骑士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骑士都以效忠上帝为荣。马洛礼在认可基督教神圣地位的同时，竭力调和宗教的禁欲思想与世俗的享乐主义这一对矛盾之间的冲突，他希望两者并存不悖，但是，直到故事结尾，他都没有找到一个解决这一对矛盾的有效途径。马洛礼十分鲜明地突出寻找圣杯的伟大意义，却又不断地用同情的笔触描述骑士们在追求世俗的男女恋情时所犯下的种种错误。这种矛盾心理所派生的复杂情感在书中比比皆是。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他对处于两难境地的骑士们的丰富情感的细腻刻画使他的圆桌骑士传奇产生了永久的魅力。

《亚瑟王之死》始终浸染着悲剧色彩。亚瑟的诞生就是他父亲尤瑟王一次强暴性行为的产物，而亚瑟王也必须为自己的一次不负责任的性冲动付出惨痛代价。他在不知晓洛特王的妻子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的情况下与其发生不轨性行为，生下了墨俊德，种下王国最终灭亡的祸根。故事的结局是悲凉的。亚瑟王在与墨俊德的叛乱军队的战争中受伤死去，桂内薇尔王后深感愧疚，她与朗斯洛特的婚外情导致了她的丈夫亚瑟王和许多骑士的死亡，毁掉了整个国家。她决定削发为尼，不久抑郁辞世。朗斯洛特做了教士，最终悲凉地离开人间。作品中展现的种种内部争斗以及亚瑟王国最后的悲剧性结局影射了红白玫瑰战争的结局，也预言了英国封建贵族制度的末日已经到来。丁尼生350年后写的诗歌“亚瑟王之死”中的诗句是对该书主题的最好总结：旧的秩序变了，必须让位于新的秩序。旧贵族的价值理念已经过时，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开始盛行。

二、对美好的向往与对自由爱情的追求。中世纪，欧洲盛行宗教文学，骑士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以其丰富、自由、充满想象力的文风给欧洲文坛带来一股清新、活泼的气息。宗教文学都浸润着一股强烈的负罪感，宣扬人生来都是有罪的，他／她只有按照上帝的意志苦苦修行方能洗清罪孽，进入天国。因此，中世纪中后期的宗教文学往往成了基督教抑制个性发展的一种工具，禁锢人的思想、欲望和自然本性。骑士文学虽然也倡导基督教精神，但是，它也融入了许多世俗文学的内容，作为一种沉闷、单一的宗教精神生活的补充，骑士文学填补了现实生活中人们无法实现的理想追求，丰富了他们的想象力，增添了生活的色彩。

《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把读者带入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古英格兰，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与现实生活完全不同的神奇世界，离奇的故事将读者的想象空间扩展到极致，使读者得到一种心理上的自由释放，同时，由于此诗语言优美流畅，情节完整紧凑，人物性格细腻丰满，品读此部诗作让人在放飞想象的同时体验语言之魅力，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享受，或许这也正是《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能够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

诗人对四季景色作了生动的描绘，春、夏、秋、冬，风景殊异，各呈其妙，给人置身其间的感觉。特别是诗中对男女情感的细腻描绘，对他们相互倾慕时复杂心理状态的刻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读完诗作，读者对骑士精神的丰富内涵有了一些具体的感受。勇敢、诚实、坚贞、彬彬有礼、富有荣誉感，这些精神特质在高文身上得到生动的演绎，通过了解他，我们对现代欧洲人的民族特性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们所具有的优雅贵族气质以及信守诺言、乐于助人、为理想和荣誉牺牲的豪爽品格都是长期文化浸润与塑造的结果。

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与梦幻诗都常采用一种程式化的表现手法，即着力营造美妙绝伦的缥缈意境—理想景致。^〔29〕乔叟在许多诗作中都采用了这种方法，最典型的例证可以在《玫瑰传奇》（The Romance of the Rose）、《公爵夫人颂》、《百鸟会议》等作品中找到。《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一诗中狩猎场景的描写也属于这种程式化的理想景致。不少批评家指出，狩猎场面的描写是该诗最为引人入胜的地方之一。但狩猎场面的意义不仅仅是展示贵族阶层的娱乐生活，而是要营造一种欢快、身心舒放的氛围，与宗教的严肃、冷峻形成鲜明对比，也缓和了骑士每时每刻可能面对危险的紧张气氛。这类场景在很大程度上是诗人头脑中构想出来的理想主义的梦境，既是对现实苦难的暂时忘却，也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这些理想主义的想象表现在梦幻诗当中［同样在骑士文学中］^〔30〕就成为一种‘极致’：场景的至美，人物的至善至美、至情至性（反之，至恶至丑）。梦幻诗中的梦境通常发生在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五月，地点则往往是某个鸟语花香的花园”。^〔31〕在《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一诗中地点则是山岭、草地、河流。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骑士／诗人不仅仅寄情于自然，而且表达出对自由爱情的强烈向往。与中世纪的宗教文学相比，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骑士文学显然更具开放性，对女性的美丽与纯洁都表现出一种尊重与敬畏。在骑士精神中，爱情占主要地位，表现为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为她们服务，为爱情冒险，以此作为骑士的最高荣誉。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骑士文学表现出一种宽容，尽管这种宽容大都局限于所谓“典雅爱情”的范畴之内，但它代表了对纯洁、高尚爱情的倾慕与赞扬，对妇女的尊重，也是对传统夫权思想的一种颠覆。

《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的第三部分浓笔描绘了高文与城堡女主人之间的一段缠绵情谊。城堡里美丽的夫人向高文谈爱，头一天给他一个吻，第二天给他两个吻，第三天给他三个吻。第一天清晨，男主人外出狩猎，女主人悄悄潜入高文的卧室，被惊醒了的高文平静地询问女主人的来意后说道：“请允许您的俘虏起床，与您交谈。”女主人温情脉脉地说：“你不要起床；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要紧紧搂住你的双臂，／和自己的俘虏骑士待在一起”（1223—1225行）。^〔32〕“我的身体属于你，／由你随意支配。／我是你的仆人，／现在和将来都是”（1237—1240行）。文本的叙事给读者的客观印象是，女主人对高文的感情是真挚的，没有丝毫的虚情假意：“此时此刻，我与所有男士拥戴的人在一起／我愿意花一个时辰与他说些甜蜜的话／借以抚平各自胸中的悲伤，得到心灵的慰藉”（1253行）。对于女主人表示希望有高文这样的男人作为终身依靠的时候，高文得体、巧妙地答道：“您已有了更好的男子”，“但是，我珍惜您对我的赞扬，／我是您的仆人，您是我的主宰，／请以基督的名义，收我做您的骑士”（1276—1279行）。两人互敬甜言蜜语，不觉一个上午已经过去。他们临别时的描述着实令人动情：

听罢，女主人躬身将他紧抱

迷人的头部向下，看啊，他得到了一个亲吻。

他们以基督的名义互赐祝福，

他一直目送着女主人，无声地离开（1305—1308行）。

这是一段具有丰富对话内涵的叙事。一个充满渲染男女互爱的激情故事最终以基督教骑士拒绝情色诱惑、洁身自好却带有几丝惆怅与遗憾的情节收尾，这种情节安排符合当时大历史环境的要求，否则，它连出版问世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尽管《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没有突破骑士文学的程式规范，但是，我们不难感觉到在该诗最为出色的第三部分的叙事中涌动着一股努力冲破封建礼仪束缚的热流，一种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情感时时刻刻都喷涌欲出。罗素说得好：“‘玫瑰花式的浪漫’就是骑士式的恋爱……实际上，这是对教会学说的一种反抗，同时也是异教徒的一种主张，因为它认为：爱在生活中应当有正当的位置。”^〔33〕

刘乃银在“世俗的表象和宗教的精神：《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的色情诱惑场景”一文对该诗中存在的世俗精神与宗教精神之间的冲突作了认真的分析，他认为：“与传统的骑士传奇中的爱情故事相比，《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是对婚外恋式的爱情的一种批评，强调的是宗教意义上的贞洁，本质上表现出压抑人性的禁欲主义倾向。”^〔34〕刘乃银的基本观点是，《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中的世俗叙事是表象，诗歌的实质内容是强调基督价值。我们则认为这种看法不能完整地表述该诗的丰富思想内涵。该诗是一个矛盾思想的载体，诗中有两条平行发展的思想脉络，基督精神与世俗精神之间一直在进行对话。这种开放性是复调叙事的鲜明特征，两种“不同的个体声音”交织在一起，有冲突，有对话，有商榷，它们彼此平等，组合成统一体。^〔35〕我们很难截然判断有关世俗的人性情感的浓笔描绘究竟是该诗的表象还是内涵。《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成功地刻画了一位处于两难境地的骑士的丰富情感世界，体现了当时文学作品世俗化的倾向，应该强调，它更多关注的是人、人性以及人的内心世界，而不是神性。

文学是思想的载体，它的生命力源自生活，一方面它映射现实，另一方面它又创造现实。不管文学的样式如何变化，它都是作家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感悟和思考，也是作家对理想境界和高尚人格的追求。早期英国文学从开德蒙的《上帝颂》到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可以划分成两个时段：前一时段属古英语文学，也可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后一时段属中古英语文学。两个时段以“诺曼征服”为分界。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文学作品擅长用形象的语言勾画人物、表达情感，充分体现了英格兰人的诗性智慧。由于当时的英国尚未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各类思想都有较大的表述空间。比较宽松的文化氛围使得早期英国文学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尽管宗教文学是中世纪的主流文学形式之一，但是当时的宗教诗中往往夹杂着许多世俗文化的价值观念。骑士文学代表了当时主流文学形式的另一级，归属于世俗文学，但是其中也融入了不少宗教文化的内容。骑士文学在巧妙回避与宗教思想冲突的同时，竭力摆脱沉闷、刻板和压抑的宗教文化的束缚，其中所萌生的人本思想、个人主义对后世文学尤其是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素曾经评论道：“说到爱的复兴，假如没有骑士制度的浪漫为它开路，文艺复兴是断然不会如此成功的。”^〔36〕

14世纪的四位杰出诗人乔叟、兰格伦、高尔与“高文诗人”以及15世纪的大散文家马洛礼都受到骑士文学的巨大影响。他们的作品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也都体现了早期英国文学开放、多声兼容、富有对话性的特征，乔叟的诗作是最典型、最杰出的代表。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乔叟的成功就在于他善于包容。他从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外域的，大量汲取养分，取己所需，融会贯通，以卓绝的叙述技巧大胆创新，写就了不少传世佳作。乔叟的作品至今不减其魅力，因为它们以形象、生动以及幽默的语言向后人讲述当时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它们对社会生活的敏感、对人性的关照以及对生存意义多视角的探讨启迪着后世的读者，这乃是这些作品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注释

〔1〕刘建军：《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文学述评》，《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142页。

〔2〕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29页。(www.daowen.com)

〔3〕肖明翰：《试论〈坎特伯雷故事〉的多元与复调》，《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76页。

〔4〕Kastan David Scott,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Vol. 1 of 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p.176.

〔5〕肖明翰：《〈贝奥武甫〉中基督教和日耳曼两大传统的并存与融合》，《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第85页。

〔6〕《贝奥武甫》，冯象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2814—2820行。

〔7〕程代熙：《朱光潜与维柯》，《人、社会、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8〕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

〔9〕C. S. Lewis, The Allegory of Love: A Study in Medieval Tra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10〕自译，英文见Kevin Crossley-Holland, The Battle of Maldon and Old English Poems. London: Deborah Rogers，1966.

〔11〕自译，英文见Burton Raffel, Poems from the Old English. Nebrask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0。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5页。

〔13〕刘红影：《中世纪西欧骑士对贵妇人忠诚原因探微》，《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10月第26卷第5期，第134—135页。

〔14〕赵立行、于伟：《中世纪西欧骑士的典雅爱情》，《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第7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3页。

〔16〕肖明翰：《英国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44页。

〔17〕李安：《乔史早期诗歌的道德研究——从〈公爵夫人之书〉到〈百鸟议会〉》，《世界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第284页。

〔18〕赵立行、于伟：《中世纪西欧骑士的典雅爱情》，第82页。

〔19〕本文作者自译。

〔20〕C. S. Lewis, The Allegory of Love: A Study in Medieval Tradition, p.157.

〔21〕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95页。

〔22〕《乔叟文集》上卷，方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21页。

〔23〕肖明翰，《宫廷爱情诗传统与乔叟的〈公爵夫人颂〉》，《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第43页。

〔24〕肖明翰：《试论〈坎特伯雷故事〉的多元与复调》，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坎特伯雷故事》的多元与复调主题。

〔25〕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26〕张成军：《骑士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探析》，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4月。

〔27〕饶芃子等：《中西小说比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28〕马洛礼：《亚瑟王之死》，黄索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762页。

〔29〕详细论述可见刘进的博士论文《“权威”与“经验”之对话——乔叟梦幻诗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4月，第一章第1.3.3节“梦幻诗程式之理想景致”。

〔30〕本文作者添加。

〔31〕刘进：《“权威”与“经验”之对话——乔雯梦幻诗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第42页。

〔32〕M. H. Abrams, and other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4th ed. London: W. W. Norton，1979, pp.270-287.

〔33〕罗素：《婚姻革命》，靳建国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6页。

〔34〕刘乃银：《世俗的表象和宗教的精神：〈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的色情诱惑场景》，《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50页。

〔35〕详见M. M.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E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

〔36〕罗素：《婚姻革命》，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