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是英国文化与文明的构成要素之一，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学不同于历史，但文学以其特有的方式记载着历史，同时又创造着历史。早期英国文学承载了英国童年时期的记忆，也见证了英格兰民族从荒蛮走向文明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基督教在英国占绝对统治地位，它对英国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给文学的主题、样式以及作家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来源；另一方面，大量的文学作品也对基督教精神做了形式多样的探索和解释，这种状况决定了文学和宗教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完全可以说，文学和宗教同时为英国人民创造精神价值，是英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文学一开始就与基督教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创作于8世纪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标志着英国文学的诞生。虽说该诗主要叙述的是北欧日耳曼人的故事，但其中也融入了当时生活在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人的生活痕迹与文化记忆。像古希腊的史诗一样，《贝奥武甫》是有关英雄的传说，它反映的不只是个人的英雄行为，而是一个氏族群体的集体意识，主人公贝奥武甫是人们期盼中的、理想化了的君王，是民众所崇拜的英雄偶像。贝奥武甫是一个具有神力的世俗英雄的典型，但是，他身上承载着许多基督教所推崇的价值理念。

人类在童年时期都有英雄崇拜情结。如果说，贝奥武甫主要是一位人们理想中的世俗君王的代表人物，那么，耶稣基督就是一个被神化了的宗教圣人的典型。这两种典型在早期英国文学作品中不断重现，或是以不同的形态不断再现。基督教在公元6世纪传入英格兰，很快传遍各地，因为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给当时以感性思维为主的英国人提供了一种解释生存意义的朴素的、比较易于理解的思维模式。中世纪是宗教盛行的时代，也是英国宗教文学兴盛繁荣的年代。从开德蒙的《上帝颂》到威廉·兰格伦的《农夫皮尔斯之梦》，宗教诗在早期英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宗教诗不是简单的说教，其中充满了神性与人性的对话，充满了对生存意义的积极思考。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国，除了《贝奥武甫》，并没有产生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作品。《英吉利教会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也是优秀的散文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吉利教会史》完成于731年，详细记述了奥古斯丁来不列颠布教以后近一百余年的历史，全书五卷，主要以基督教在英国传播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为写作线索。基督教的传入与兴盛对英国有极大的影响。不了解英国以及西方的宗教史，特别是基督教史，就无法深刻理解英国历史上的各种文化和政治事件的形成与发生。在英格兰昄依基督教之前，不列颠岛上缺乏基本秩序，各种势力之间纷争不断，战事连绵，没有较为统一的道德标准，诸强割据，各行其是，故外患不断，屡遭侵犯。

基督教的传入使英国的文明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不列颠不再是欧洲大陆以外的一个蛮夷之地，希腊、罗马文化开始影响英国人。修道院在传递宗教的同时也传递了文化。教士们研习拉丁语，阅读古典巨著，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维吉尔等人的大作。比德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没有基督教在英格兰的兴盛及随之而来的外域文化的影响，比德不可能具有精深、广博的知识，不可能具备极高的文化素养，成为“英国历史学家的第一人”。

阿尔弗雷德倡导并鼓励编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是用英语写英国史的开始。编年史的写作在阿尔弗雷德王过世后的200多年里一直没有间断，是珍贵的史学资料。编年史质朴无华的语言风格对后世英语的文风有极大影响。阿尔弗雷德还将历代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法律加以整理汇编，把基督教原则与日耳曼传统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符合英格兰国情的法律文件，即著名的《阿尔弗雷德法典》。该法典后来成为英国习惯法的基础。这些工作为英国的统一奠定了心理和文化基础，也为英语和英国本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可是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评判，《英吉利教会史》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都不能纳入英国文学经典的范畴。当然，该时段的文学也有它的时代特性，那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具有包容性，并与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它往往是人们用诗性智慧来探究生存意义的艺术手段，而且这种探究是在一个比较开放的平台上展开的，世俗思想与宗教思想之间还没有形成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它们会交织出现在同一个文学作品中，不同思想之间的对话相当活跃。这一特性在乔叟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中世纪是一个宗教文学与世俗文学并行发展的时代。这一时代特征的具体体现是：在宗教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世俗故事情节存在，如在《十字架之梦》中，上帝之子基督被描绘成一个“健壮、坚定的青年英雄”；而世俗文学作品则包容了大量的涉及宗教内容的故事，两者共生并存，交织发展。刘建军在《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文学述评》一文中对此有观点鲜明的表述：“很多学者常常想当然地认为欧洲中世纪绝对有宗教的和世俗的两种文化与文学形态。但是，持这种主张的人又不能令人信服地清楚划分宗教的和世俗的两种文化形态的界限，这样的划分往往造成对读者的误导，似乎世俗文化与文学就是与落后的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相对立的进步的文化现象。持此种看法的人没有看到所谓世俗文化和文学其实是与基督教思想文化密不可分的现实；也没有看到世俗文化和文学内部各种要素、各种成分交融、杂糅存在的极其复杂的特性。”^〔1〕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与早期英国文学的属性有密切关系。当时的英国还处在历史与文化的形成阶段，各种思想意识可以比较自由地、并行不悖地存在。由于作家的身份特征比较模糊，他们能相对灵活地在不同的写作领域之间随意往返。他们用写作倾诉自己的情感，对人类生存意义本体进行思考与探究，作品充满朴素的辩证思想。而随着英国王权的确立与强大，文学的政治属性越来越明显，文学作品中，宗教思想、政治理念、世俗观念兼容并包的状态日趋减弱。

骑士文学具有鲜明的思想杂糅特征，它既有政治性又具愉悦性，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骑士文学中糅入了不少基督教的精神与故事。骑士们不但不反对基督教，他们往往也会为宗教去赴汤蹈火，但是，他们这样做更多地是为了践行骑士精神，展示英雄气概，而不是去完成宗教任务。在这些骑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违背基督教教义的言论与行为，他们往往不顾基督教的出世思想和禁欲主义而要求享受生活。显然，在骑士文学中，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一直在进行着对话，而这种不同思想意识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的现象可以说是中世纪英国文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它在乔叟的作品，特别是《坎特伯雷故事》中有最充分的体现。在充满着矛盾冲突的朝圣旅程中，各个香客都用自己的声音陈述着对生存意义的看法，正如肖明翰所言：乔叟没有试图用自己的思想去统一朝圣香客们的观点，“于是他们在旅途上讲述着各自的故事，不受约束地阐发各自的思想。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在《坎特伯雷故事》里看到的是‘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这些‘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不是统一于诗人的思想，而是‘结合在’朝圣旅途‘之中’，^〔2〕并用故事进行平等的对话。”^〔3〕

英国骑士文学继承与发展了法国骑士文学的传统，是中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马斯·马洛礼在狱中写就的《亚瑟王之死》代表了此类文学的最高成就。如同《贝奥武甫》等史诗一样，具有浓郁浪漫色彩的骑士文学是对英雄典型的塑造。当然，骑士文学中的人物比较接近真实生活，富有人文气息。从某种意义上说，骑士文学对中世纪欧洲人的行为具有示范性，是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与引导。有人认为骑士文学歌颂的是封建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生活，美化了日益没落的封建贵族。其实，在法规不健全的中世纪，骑士文学倒是对人的行为有所规范与约束，里面有许多正面的、积极的东西。例如，骑士文学歌颂女性的美，把爱情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目标来追求，提倡行侠仗义、除暴安良。骑士文学至今魅力不减，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它以一种形象的语言，向人们展示了人世间的真、善、美与假、丑、恶。

文艺复兴对整个欧洲文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英国的文艺复兴虽然来得晚一些，但是她催生了英国文学史上的两位巨擘——乔叟和莎士比亚。本章将重点讨论乔叟的人文主义创作思想，莎士比亚属于下一章讨论的内容。14世纪，英国文学出现了繁荣兴盛的景象，文坛上相继有四位杰出诗人问世，他们是杰弗里·乔叟、威廉·兰格伦、约翰·高尔和佚名的“高文诗人”。四人中，乔叟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是公认的英国诗歌之父、英语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他的诗作充满智慧，洋溢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

与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相比，英国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表现出更多的宽容。这种注重实效的文化传统与英国历史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在具体讨论早期英国文学中的宗教思想与人文精神之前，有必要对该时段的历史做一简要梳理与介绍。(www.daowen.com)

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英国文明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但是，人们往往忘记他们是以侵略者的身份来到不列颠岛的。早在公元前700年，欧洲西部的凯尔特人迁移到不列颠群岛，成为岛上的土著居民。凯尔特人有自己的语言，英国人今天所讲的爱尔兰语、苏格兰语和威尔士语就是由凯尔特语演变而来的，在当代英语中凯尔特语的影子随处可见，特别是河名、地名，例如泰晤士河（the Thames）、伦敦（London）、约克（York）均源自凯尔特语。凯尔特人有强烈的族群意识，热情奔放，悍勇刚烈，将民族尊严置于个人生命之上。英国古代史上有位亚瑟王，据传是威尔士国王，他和他的圆桌骑士们慷慨豪迈，正气凛然，匡世济贫，惩奸除恶。他是凯尔特民族的英雄，集中体现了凯尔特人民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以及渴望自由和美好生活的愿望。

公元前55年与54年，罗马帝国的奠基者恺撒大帝两次率罗马军队横渡英吉利海峡，远征不列颠岛。为了有效控制凯尔特人，罗马人在不列颠岛设置了行省。但是，凯尔特人时常起兵反抗罗马人的统治。为了防御凯尔特人的骚扰，罗马人用石头和泥土修筑了一条横贯大不列颠岛的著名防御工事——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全长120公里。公元4—5世纪，罗马帝国日趋衰败，逐渐放弃了对不列颠的控制，罗马军队于442年全部撤走，结束了对不列颠约400年的统治。

遭受奴役的凯尔特人享受独立的时间十分短暂。大约在公元449年，三支日耳曼部落——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先后侵入英国，他们杀戮凯尔特人，并将他们驱赶到威尔士、苏格兰以及爱尔兰等边远地区。渐渐地，日耳曼人成了不列颠岛的主人；英国步入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盎格鲁—撒克逊人崇尚武力，各部落的首领都骁勇善战，他们的责任就是带领自己的部落用武力抵御其他部落的入侵与征服新领地。

随着罗马人的撤离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侵入，英国社会开始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封建主拥有绝大多数的土地，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农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靠出卖劳力维持生计。他们种田、狩猎、捕鱼，做些手工艺活，如打铁、编织等。少部分农民通过辛勤劳动，逐步拥有少量土地或生产资料，成为“自由人”。随着这部分人群的扩大，中产阶级的队伍慢慢形成。

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到不列颠岛之前，并无宗教信仰。英文中有一特定单词pagans，指称的就是这一类人群。该词来自拉丁语的villager，意为“乡下人”，并不像“异教徒”那样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到不列颠后，开始接受基督教义。无疑，基督教的传播对英国社会的发展走向有巨大影响。宗教信仰可以给人带来希望，让人们的心灵有一个停靠的港湾。在一个战火连绵、种族纷争不断的荒蛮时代，人们对整个世界充满恐惧，缺乏安全感，在感到无助与困惑时，他们祈求神灵的护佑。公元597年，被奉为圣人的奥古斯丁来到肯特向朱特人传播基督教。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渐渐地，基督教在整个英国盛行起来。

基督教使盎格鲁—撒克逊人有了较为统一的行为规范与准则。人们不再崇尚简单的武力征服，他们希冀英明君主的出现，给他们带来较为平静的、富裕的生活。基督教文明开始发展，宗教礼仪、宗教文化、宗教音乐给早期英国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古时，不列颠岛上的生活十分艰苦，天灾人祸时有发生，基督教至少能够使人在心理上有所期盼，得到心灵的慰藉。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在早期英国文学中无处不在。英雄史诗《贝奥武甫》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它以恢宏的气势，融历史、神话、传奇于一体，记载了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理想及生活经历。

在此期间，外族入侵时有发生。9世纪时，丹麦维京人乘坐海船大批来到不列颠。维京人是目耳曼人的一支，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目德兰半岛，他们善于造船、航海，骁勇善战，富有冒险精神。9世纪初，威塞克斯国王兼并六国，统一全英格兰，却奈何丹麦人不得。879年，英格兰国王阿尔弗雷德与他们订立和约，以伦敦向西北延伸到彻斯一线为界，以妥协换得短暂的和平。10世纪末，丹麦人再次大举入侵英格兰，1016年丹麦人卡纽特占领了整个英格兰，一直到1035年卡纽特战死后英格兰才得以复国。

1066年，英格兰国王忏悔者爱德华病逝，无子嗣继承王位。隔海相望的诺曼底公爵威廉，早就虎视眈眈，觊觎英格兰。他是威廉的表兄弟，据说在1051年威廉访英时忏悔者爱德华曾答应让威廉继承他的王位。而忏悔者爱德华的内弟、另一个王位的有力竞争者哈罗德被困在诺曼底公国时，也曾承认过威廉对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但当1066年，忏悔者爱德华去世时，英格兰贤人会议根据爱德华生前的举荐，推举哈罗德为国王。威廉闻讯怒不可遏，遂决心发动他的征服战。他凭借自己的威名，召集了大批雇佣军，其中有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骑士，开始跨海西征，发动了著名的“诺曼征服战争”。威廉在10月14日取得了黑斯廷斯战役的胜利之后，终于成了英格兰的统治者。是年圣诞，威廉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称威廉一世，诺曼底王朝就此建立，英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征服者威廉”着手在全英国建立封建庄园，变自由农民为农奴，使英国的封建化进程很快完成。他将大批诺曼贵族分封到英格兰，通过全国普查编制《土地赋税调查书》，加强了在英格兰的王权。他大兴土木，修建城堡、兵营，以防民众造反。举世闻名的伦敦塔就是当时修建的。威廉一世本人占有全国耕地的七分之一，还占有了绝大部分的森林，这些构成了王权的强大物质基础，他还将教会权力置于王权之下。

诺曼人的占领结束了主要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英格兰的历史，英国迈进了“诺曼征服”时期（1066—1485）。尽管威廉用武力征服了英格兰，但是开始的几位国王一直将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法国，因为那里有他们的领地和政治利益。威廉生前的最后15年期间，基本住在诺曼底，他任命老友兰弗朗克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把英格兰朝政交给主教掌管。1087年，他死于诺曼底并葬在那里。这种国王一心二用的状态一直持续到金雀花王朝。

诺曼人带来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度，带来了较为先进的文化及政治体制。当时的统治阶层都是会说法语的贵族，法语成了官方和时尚的语言，但是，它的使用主要局限在社会上层，广大的民众依然习惯使用古英语。古英语受到了法语的影响，也在逐渐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反映在词汇上。古英语始终作为方言存在于民间，12世纪后发展为中古英语。渐渐地，英国的统治者与权贵们开始接受英语为官方语言。1367年爱德华三世在召开议会时第一次使用英语致开幕词；1385年英语代替法语成为学校的正式语言，随后，政府颁布法令，规定法庭审判需用英语进行。到了14世纪，中古英语已经十分接近我们熟悉的现代英语，乔叟的诗歌可为佐证。乔叟开始用富有生命力的伦敦方言进行诗歌创作，为英国文学语言奠定了基础，为确立现代英语的历史地位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使英国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通融性与开放性的特征。在英国早期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宗教文学占有重要地位，但从来没有出现宗教文学一统英国文坛的现象，它与世俗文学一起发展，两者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出现了不同样式的文学作品共生共荣的精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