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历史进入隋唐五代时期。隋唐五代以唐中叶为界，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隋朝和唐前期重建了大一统的统治，尽管中间也有短暂的战乱，但总体而言政局稳定，社会繁荣，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隋朝是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之后出现的大一统王朝，它结束了400余年的分裂局面，开创了隋唐盛世的基本格局。但其统治维持未久，即因暴政而灭亡，共历三帝，38年。

隋朝的建立者是北周外戚杨坚。杨坚一家自称出自东汉望族弘农杨氏，确否已难稽考，但在北魏时已迁居武川镇，沾染鲜卑习俗，有较强鲜卑化倾向。杨坚祖父杨桢参加六镇起兵，父杨忠辗转至关中追随宇文泰，为西魏府兵十二大将军之一，至北周封随国公。杨坚袭父爵，其女为周宣帝皇后。宣帝卒，子静帝年仅8岁，杨坚以静帝外祖父身分辅政，掌握大权，镇压了朝内外的异己势力。大定元年（581），杨坚逼静帝禅位，自立为隋文帝，定国号隋（由“随”字更改），改元开皇。隋朝继承了北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庞大遗产，也承担了继续南进、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北朝后期，漠北崛起一个新的游牧民族突厥，它起自阿尔泰山南麓，六世纪中叶攻灭柔然，对中原构成强大威胁。隋朝建立后，突厥因内部纷争分裂为东、西两汗国，力量大为削弱，求和于隋，隋朝因而得以集中精力统一南方。开皇七年（587），隋先废黜江陵的傀儡政权后梁。次年十月大举伐陈，发兵50余万，分八路齐头并进。开皇九年（589）正月，隋军渡江攻入建康，俘陈后主，陈亡。江南其他地区也迅速被平定。在此前后，为强化中央集权，防止分裂割据再度出现，隋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

进行户口调查——主要在北齐旧境内进行。北齐政治混乱，户籍管理弊端百出，百姓“诈老诈小”，“籍多无妻”，又有大量人口被地主豪强隐占。隋廷一方面采取轻徭薄赋政策以争夺劳动人手，同时于开皇三年（583）“大索貌阅”，令地方阅实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问罪，并鼓励互相纠告。结果新查出44万余丁，164万余口。随后制定“输籍定样”，即计算人户资产制定户等的标准，用以征发徭役、收附加税。每年正月县令出巡民间，评定户等，使百姓负担合理，“奸无所容”，依附人口也更愿意归为国家编户。上述措施使国家掌握了更多人口，财赋来源更有保证，为隋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改革地方行政制度——东汉末年以来地方行政形成州郡县三级制，机构数目不断增加，疆域则日渐缩小。分裂时期各割据政权侨置州郡招引、安置流民，使地方行政单位愈为破碎支离。以致“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1〕隋文帝遂于开皇三年“罢天下诸郡”，三级制变为州、县两级制。后又改州为郡（唐朝重新改为州），并省郡数，全国共190郡，统1255县。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之弊。选官方面，废除曹魏以来长期行用的九品中正制，选官之权尽归中央吏部。过去地方官府的属官习惯上由长官辟除，现在也改为统一由吏部任免。“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免拜，必由吏部。”^〔2〕这方面的改革是对士族门阀政治的致命打击，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和南北联系——隋平陈后，将北方的社会管理制度推行到南方，颁布“五教”（五常之教）令百姓诵读，违者责罚，政令严急，导致江南豪强纷纷举事反隋。文帝派大军前往镇压，逐一平定。仁寿四年（604）隋炀帝即位，为加强对华北、江南等地区的控制，开始在洛阳营建东都。隋朝承西魏、北周旧制，都于长安，但关中经济难以供应，遇荒年君臣即须到洛阳“就食”。故炀帝建东都，除因洛阳居天下之中、便于控制全国外，也有解决经济消费的意义。此后长安虽仍有京师之名，但朝廷基本常驻东都。以东都为中心，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在一些旧有河道的基础上疏浚贯通，南起余杭（今杭州），向西北至洛阳，又折向东北至涿郡（今北京），全长4000余里。大运河在隋朝和以后朝代的南北交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沟通南北经济、文化联系作出了巨大贡献。

隋文帝后期到炀帝前期，出现了鼎盛局面。生产迅速发展，“中外仓库无不盈积，……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廊庑之下”。^〔3〕据称文帝临终时，天下仓库储积可支用五六十年。根据炀帝大业五年（609）统计数字，国家掌握的户数约900万，口数近5000万，达到魏晋以来的一个人口高峰。外部环境也十分稳定。隋廷利用突厥内部纷争，扶植阿史那染干为东突厥启民可汗，妻以公主。启民忠于隋室，曾亲赴东都入朝。炀帝亲征青海吐谷浑（出自慕容鲜卑），取其地置西海等四郡，西域高昌等近30国皆至河西朝觐。炀帝还两次派人至琉球（今台湾）招抚。大业五六年间，隋廷在东都举行盛大的表演大会，“天下奇伎异艺毕集，终月而罢”。周边民族、藩国多遣使前来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4〕(www.daowen.com)

尽管有上述鼎盛表现，但隋朝统治却隐藏着严重的统治危机。文帝时已有徭役过重、刑法严苛的现象。炀帝更是自恃富强，骄奢淫逸，不恤民力。修东都、开运河等工程虽有积极意义，但操之过急，征发过度，期限严迫，民夫大批死亡。此外还修长城，修驰道，建宫室，诸役并举，丁男不足，以至役及妇人。炀帝性好巡游，几乎年年出巡，随从人数常达十万，供需皆仰州县，又要建行宫，造龙舟，发民挽船。浩大而频繁的徭役征发，已超出了百姓的负担极限。

炀帝在位后期，对高丽发动战争，将隋朝统治推向了崩溃边缘。高丽长期以来据有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虽服属于中原王朝，但亦时有骚扰。隋文帝曾发兵征讨，因高丽谢罪而班师。炀帝欲令高丽王高元来朝，未获理睬，遂决计大举东征。大业七年（611），发布动员令，征调兵马会于涿郡，并在河北、山东大造战船，督运军储。百姓困于苦役，死者相枕。次年春，炀帝亲统大军出征，共发兵113万余人，规模超出平陈之役，“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5〕高丽坚壁清野，顽强抵抗。隋军劳师远征，饷运难继，前线事权不一，兵士又无斗志，屡战不胜，被迫于七月班师。高丽趁机反击，隋军损失惨重，进攻平壤的30万军队只有2700人生还。此时山东已爆发农民起义，大乱开始形成。但炀帝执迷不悟，下令继续调兵运粮，于大业九年、十年继续两次征伐高丽。后两次征伐同样未获战果，不了了之。与此同时，国内局势却已经糜烂不可收拾。

隋炀帝初征高丽，发兵百万，役使民夫，又在百万以上。河北、山东地区作为战争前沿基地，受害最深，遂率先揭竿而起。大业七年，邹平（今山东邹平北）民王薄首先举事。九年贵族杨玄感起兵于黎阳（今河南浚县北），宣称“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民之命”，^〔6〕从者如流。薄、玄感虽相继败死，但大乱局面已经形成。反隋义军由分散渐趋联合，形成河南瓦岗军、河北窦建德军、江淮杜伏威军三大主力。瓦岗军因最初起事于瓦岗（河南滑县南）而得名，基本控制河南全境，众至数十万，推曾为杨玄感谋士的关陇贵族子弟李密为主。大业十三年（617），李密进围东都，发布檄文数炀帝十大罪状，语云“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7〕炀帝南巡江都（今江苏扬州），不敢北返。隋太原留守李渊乘虚进占长安，立代王杨侑为帝（恭帝）。很多隋朝官僚、贵族也在地方起兵割据。

李渊自称出自北魏士族陇西李氏，为十六国西凉李暠之后。实则其家族背景与杨隋相同，皆早迁武川镇，掺入鲜卑血统并有鲜卑化倾向，为西魏北周以来所形成关陇贵族集团中的重要成员。李渊祖父李虎，西魏时为府兵八柱国之一，追封唐国公，子孙袭爵。渊本人为隋炀帝表兄。隋恭帝义宁二年（618）三月，炀帝在江都为乱兵所杀。五月，渊逼恭帝禅位于己，定国号唐，改元武德，是为唐高祖。唐朝既据有周、隋王畿关中，控制隋朝中央仓库和军事系统，又乘虚据有巴蜀，力量陡增，于隋末诸势力中隐然后来居上。在唐军相继平定西北几支割据势力的同时，杀死隋炀帝的江都叛兵聚众北归，为李密击溃。洛阳隋将王世充又趁机击败李密，李密穷蹙降唐，瓦岗军已告解体。唐朝稳定后方后，在中原的主要对手只剩下王世充和河北的窦建德两支力量。武德三年（620），唐高祖命其次子秦王李世民率军东征王世充，包围洛阳，窦建德自河北来救，阵前被俘，王世充力竭而降，唐军一举消灭两大对手。在南方，唐朝派遣宗室李孝恭、大将李靖自巴蜀沿江而下，平定了杜伏威等各支势力。至武德五年，隋旧日版图基本皆为唐朝所有。此后窦建德、杜伏威的余部又几次起兵反唐，但寻即被镇压，唐朝的统治已完全稳定。

隋朝帝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