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灭亡后，宗室疏属司马睿在江南重建晋政权，都于建康（今南京），又立国百余年，是为东晋。东晋对北方诸民族纷纷称帝建号、混战不已的形势无能为力，只能固守半壁河山，维持偏安之局。一些南渡的北方士族高门相继支配了东晋朝政，相形之下皇权却趋于萎缩。在军事方面，东晋主要依赖南下流民组成的军队捍御江淮防线，最后其政权也被动乱中成长起来的军阀刘裕所篡夺。

西晋灭亡次年，即公元317年，出镇江东的琅邪王司马睿被属下推戴称晋王，以是年为建武元年。次年，进而称帝，改元太兴，是为东晋元帝。在西晋末年的大动乱中，江东地区也为流民起义所波及，并且两次发生地方官的叛晋事件，但都被江南大族义兴周玘协助晋军弹压下去。以义兴周氏为代表的江南士族拥护晋朝统治，为稳定地方和东晋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但司马睿出于宗室疏属，威望不足，江南士族对他一度持冷淡、观望态度。此时自北方南渡的一些士族高门竭力拥戴司马睿，经他们的示范和拉拢，江南士族的态度才转向合作，东晋因而得以顺利建立。与西晋相比，东晋宗室凋零，皇帝孑孑孤立于北南士族之间，主要只是作为汉族政权的象征受到推戴。由于具有这样“先天不足”的弱点，东晋政权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保持着“君弱臣强”的格局。

晋元帝司马睿即位之前，就与自己封国内的著名高门琅邪王氏深相结纳，至其称帝建号，亦以琅邪王氏翼戴之功为多。时王导在内任相，主持朝政，王敦（导之从兄、晋武帝婿）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坐镇长江中游，内外相应，故有“王与（司）马，共天下”^〔11〕之谚。据载元帝即位时百官朝贺，诏命王导登御床共坐，导固辞乃止。后来元帝对王敦日渐嫌恶，引用刘隗、刁协等人以相抗衡。隗、协维护皇室威权，推行了一系列“崇上抑下”，约束士族势力的“刻碎之政”，引起士族高门的不满。永昌元年（322），王敦以声讨刘隗、刁协为名，发兵攻入建康，晋元帝忧愤而卒。敦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兼控内外。明帝太宁二年（324），敦病死，临终命部下再次进攻建康，被击败。王敦虽被定为叛逆，但琅邪王氏在朝中的地位基本未受影响，王导仍然担任宰相。

王敦之乱对东晋及以后南朝的历史有重要影响。首先是开启了荆、扬之争的序幕。东晋南朝的经济和军事重心主要有两处，即长江中游的荆州和下游的扬州。扬州是首都所在，自可号令全国，荆州则是上流屯兵之所，有居高控制下流之势，“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12〕这种“无代不有”的荆州镇将“称兵跋扈”事件，即始于王敦。其次，使江南士族的政治势力受到了较大打击。对东晋朝廷而言，江南士族具有地主之谊和先期安定地方的功劳，但琅邪王氏等北方“侨姓”士族喧宾夺主，后来居上，掌握大权，引起了江南士族的不满，双方矛盾逐渐激化。起初曾“三定江南”的周玘企图发动政变对付侨人，未遂而卒。在王敦之乱中，侨姓士族对江南士族分化瓦解，令其互相残杀，致使江南势力最大的义兴周氏、吴兴沈氏两个家族均被诛灭。此后江南士族只能做到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侵害，在政治上已无法与北方侨姓士族抗衡了。

太宁三年（325），晋明帝卒，6岁的成帝即位，出自侨姓士族高门颍川庾氏的外戚庾亮与王导共同辅政。时流民军帅苏峻因助平王敦之乱有功，任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屯兵淮南。庾亮惧其势盛，征峻入朝任职，企图因而夺其兵权。咸和二年（327），峻遂以诛亮为名，与另一流民帅祖约举兵反，次年攻陷建康，焚掠财物一空。叛乱平定后，庾亮引咎出镇荆楚，王导仍居中辅政。庾、王二人争权，矛盾渐深，荆、扬之争几乎又一次爆发。适逢二人相继去世，冲突暂时消弭。

东晋中期，权臣桓温当政。桓温为晋明帝婿，出自侨姓士族高门谯国桓氏，穆帝（344—361年在位）时代替庾氏家族镇荆州，率军攻灭割据蜀地的賨人政权成汉（初国号为成，后改为汉），声望大增。穆帝后期及哀帝（361—365年在位）、海西公（365—371在位）时，桓温发动了三次北伐，先后击败了氐族前秦、鲜卑族前燕的军队，一度进入关中，又曾收复洛阳。但他夙怀政治野心，企图借北伐提高并巩固个人声望，伺机代晋自立，而东晋朝廷为防范桓温篡位，也对其北伐行动多方掣肘。所以桓温的北伐每次都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桓温晚年进位至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一身兼统荆、扬两镇，威权震主。太和六年（371），他强行废黜当时的皇帝海西公司马奕，改立会稽王昱，是为简文帝。简文帝在位，屡受桓温逼迫，以至手诏谓温“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13〕然而朝中执政的高门士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联合起来对桓温进行抵制、阻挠，致使其功败垂成。简文帝死，桓温尚在姑孰，大臣谢安、王坦之等迅速拥立太子，是为孝武帝。孝武帝宁康元年（373），桓温病重，策动晋廷为其加九锡之礼，谢、王等人托故一再拖延。不久桓温死去，司马氏的统治才转危为安。

桓温死后，陈郡谢氏的谢安主持朝政，他与坐镇荆州的桓温之弟桓冲协力合作，使东晋出现了较为稳定的局面，并且在淝水之战中挫败了前秦的大举进攻（详下）。淝水战后，谢安因功高受猜忌去位，不久去世。孝武帝任用同母弟司马道子为相，企图重振皇权声威，排抑士族势力。各家高门士族的人才日趋凋零，其中太原王氏参政较多，但他们没有获得先前高门那种左右政局、举足重轻的地位，东晋建立以来高门士族专政的格局至此改变。

永嘉之乱以后百余年间，北方人民为躲避战乱和民族压迫大批南下。他们通常是按籍贯聚集在一起，节节迁移，形成为数众多的流民群。据不完全统计，南下的流民约占当时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同时又占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他们在南方被称为侨人，大都分布于江、淮之间或长江中下游沿岸。东晋政府在侨人聚居地“皆取旧壤之名，侨置郡县”，^〔14〕即按其原籍州、郡、县的名称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对其进行登记、管理，任命其中的大族为长官。起初，侨州郡县只是寄治于南土州郡县，本身并无实土，仅在晋陵（今江苏常州）一带就设有侨置徐、兖、幽、、冀、青、并六州的10余郡、60余县。其户籍登记用白纸，称“白籍”，表示流寓、临时性，区别于土著居民用黄纸书写的“黄籍”。“白籍”侨人享有免调（田租以外按户征收的绢、绵等物）和免役的优待。后来各地侨人的生活逐渐稳定，往往与土著百姓杂居错处，但两者户籍系统不一，负担相异，管理不便，也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因此东晋在南方的统治稳定下来后，就开始针对侨人推行“土断”政策，即将他们就地编入土著百姓的“黄籍”，取消原来的优待，一体承担赋役。由于统一户籍的需要，撤销了一批侨州郡县，保留下来的也都获得了从南土州郡县中分割出来的一块实土。土断之举进行过多次，以哀帝兴宁二年（364）由桓温主持的一次较为彻底。当时宗室彭城王司马玄隐匿五户侨人，即被下狱治罪。(www.daowen.com)

侨寓的流民也是东晋政权用以抵御北方民族进犯的主要军事力量。他们经过战乱磨炼，往往有较强的战斗力，同时又有自己的首领、核心，这些人的地位大多通过宗族乡党的势力基础而获得。东晋政权将有战斗力和指挥核心的流民集团安置于江、淮之间，作为捍卫江南的屏障，同时对他们也有一定的疑忌、防范之心。晋元帝时，流民帅祖逖发动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但因上层统治集团内争，朝廷掣肘，终至无功而卒。王敦之乱爆发后，晋廷不得已动用流民武装协助平乱。事后因对流民帅苏峻处置失宜，引发了苏峻、祖约的叛乱，致使建康一度失陷，损失惨重。

东晋中期，形成了分据长江中下游、支撑朝廷的两个军事重镇，在中游为襄阳，在下游为京口（今江苏镇江）。它们都是流民集聚的地区，其武力也主要由流民武装构成。襄阳为荆州藩屏，京口则是建康门户。孝武帝时谢安当政，以其侄谢玄镇京口，募集京口、广陵（今江苏扬州）流民劲勇，加以训练，组成一支精兵，作战屡建奇功。因时称京口为“北府”，故这支军队被称为“北府兵”。太元八年（383），时已统一北方的氐族前秦政权发兵百万南侵，前锋25万进抵寿阳（今安徽寿县）。晋将谢石、谢玄率北府兵8万应敌，在寿阳以东的淝水以少胜多，大破秦军，不仅挽救了东晋政权，也直接引发了前秦的崩溃。

淝水战后，东晋统治集团忙于内争，未能在北伐事业上有所进展。安帝隆安三年（399），因征发由奴婢放免为佃客者为兵，引起浙东社会骚动，五斗米道（道教的一支）教主孙恩聚众起事，众至数十万，以海岛为根据地，多次登陆攻破州县，杀戮官吏。桓温之子、坐镇荆州的桓玄趁乱起兵攻入建康，篡晋称帝。元兴三年（404），北府兵将领刘裕、刘毅、何无忌等在京口起兵，击败桓玄，拥晋安帝复位。此时自东晋建立以来先后当权的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几家高门士族均已衰败，朝廷大权渐为出身于次等士族的刘裕所控制。

刘裕是侨寓京口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其家世虽属士族，但到他这一代家境已陷于贫寒。因在北府兵中累积战功，地位逐渐上升。平桓玄后，于义熙五年（409）率军北伐，攻灭慕容鲜卑建立的南燕（都广固，今山东益都），威望大增。此时孙恩已死，其妹夫卢循统余部浮海南下，占领了广州。义熙六年，卢循大举北上，屡破晋军，击斩何无忌，大败刘毅，分水、陆直逼建康。刘裕迅速从北伐前线赶回，扭转了局势，次年卢循兵败自杀。至此刘裕已完全成为独力再造东晋的权臣。义熙九年，又消灭割据巴蜀的谯纵。十二年，再度北伐，灭掉割据关中的羌人政权后秦。虽长安既得复失，而潼关以东、黄河以南尽入东晋版图，为祖逖、桓温诸人所未及。裕声望日隆，异己势力亦已诛锄殆尽。义熙十四年（418），进位相国，封宋公，加九锡。随后他杀死安帝，立恭帝，进爵宋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代晋称帝，国号宋，是为宋武帝。东晋共传11君，立国104年。

注　释

〔1〕《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2〕《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3〕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
〔4〕《晋书·段灼传》、《刘毅传》。
〔5〕《晋书·何曾传》。
〔6〕《晋书·傅咸传》。
〔7〕载《文选》卷四九。
〔8〕《晋书·汝南王亮等传》序。
〔9〕《三国志·魏书·梁习传》。
〔10〕《晋书·江统传》。
〔11〕《晋书·王敦传》。
〔12〕《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十三·古荆州·风俗》。
〔13〕《晋书·简文帝纪》。
〔14〕《隋书·食货志》。

东晋帝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