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历史特征，就是继春秋时期诸侯割据争霸以后，几大强国之间进一步展开规模更大、更为激烈的兼并战争。经过长期混战，西方的秦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建立起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从而结束了春秋以来的分裂局面。从割据、兼并到最后统一，这就是贯穿战国250余年历史的主要线索。

经过春秋长时期的争霸战争，各诸侯国强弱分化的趋势愈加明显，诸侯的数目也大大减少。到战国，只剩下十几个国家，其中主要是秦、楚、燕、齐、韩、赵、魏七个大国，合称“战国七雄”。七国中只有秦、楚、燕为春秋旧国，韩、赵、魏是在晋国的版图上分裂而成的新国家，齐国国名未变而君主已易姓。晋、齐两大传统强国所发生的巨变，直接导源于春秋中叶以来国君权力下替、卿大夫势力膨胀的历史背景。

晋国在春秋时长期维持霸业，国内军功贵族的势力也随之逐渐上升。到春秋末期，国家大权为智氏、赵氏、韩氏、魏氏、范氏、中行氏六家卿大夫所掌握，他们有的是异姓贵族，有的是公族疏属。六卿在架空国君的同时，彼此间也展开兼并。首先是智、赵、韩、魏四家联合消灭了范氏、中行氏，随后到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三家又联合起来灭掉势力最强的智氏。智氏灭亡后，赵、韩、魏不仅瓜分了智氏的土地，而且将晋公室的土地、人民也基本瓜分，仅给晋国国君留下两城。国君反居于三家之下，甚至要去朝见三家大夫。三家分晋的格局事实上已经形成。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三家大夫为诸侯，成立赵、韩、魏三国，晋国灭亡。赵国占有晋国的东、北部，韩国占有晋国南部，魏国占有晋国中、西部。由于三国是由晋国分裂而成的，故史籍中又称之为“三晋”。

齐国本来也有数家卿大夫共同执政，但经过长期斗争后权力基本落入田氏一家之手。田氏的始祖原为陈国公子，姒姓，因内乱流亡至齐，获得重用，其后裔遂世仕齐为卿大夫。春秋末年，齐国剥削苛重，刑罚残酷，市场上“履贱踊贵”。踊即假足，当时因受刖足之刑者甚多，故而假足的价格大涨。田氏则趁机收买人心，以大斗借贷粮食于民，小斗收回，又在自己的采邑内平抑物价，结果民众“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1〕由于得到民众的支持，田氏一步步掌握了齐国大权，废立国君，诛灭强族，生杀予夺，皆由已出。到公元前391年，田氏大夫田和将齐康公迁往海边，予以食邑一城，自立为君以代之，是为齐太公。至此姜姓齐国已变成了姒姓田氏的齐国。公元前386年，通过魏国国君魏文侯代为请求，周安王正式承认田和为诸侯。

随着三晋和田齐相继列为诸侯，它们秉承春秋时晋、齐两国的余威，很快成为新兴的强国。秦、楚在春秋时就是大国，燕国则因长期偏处北隅较少受到大国的侵渔，至此也逐渐发展起来，战国七雄割据的局面遂告形成。其分布格局，大体上是齐居东，楚居南，秦居西，燕居北，赵、韩、魏居中。此外，春秋时的一些中等国家如宋、卫、郑、鲁等，到战国时期在七雄夹缝中仍各自存在过长短不等的时间，但基本上已是无足轻重，最终为齐、秦、韩、楚诸国吞并。东南的越国亦为楚国所灭亡。春秋时杂居中原的戎狄诸族已与华夏融为一体，而在七雄外围仍有若干华夏以外的部族，其中主要有北方的林胡、楼烦、东胡、南方的百越、西南的巴、蜀等。周王室的地位则更加衰微。战国中叶各国国君先后称王，周天子连共主的虚名也已无法维持。

战国250余年之间，战争接连不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2〕与春秋时期相比，战争的性质、规模、方式等因素都逐渐产生了重大变化。

就战争的性质和规模而言，春秋时大国作战主要是为了争夺中间空旷地带和控制弱小国家，并不倾全力而战，作战时讲究阵形、程序、礼节，多少带有“文质彬彬”的色彩。因此其作战规模也比较有限，大战用兵不过万人左右，一二日即决出胜负。战国的作战则大多是为了歼灭对方主力，予敌军以毁灭性打击，“文质彬彬”的色彩完全消失。各国“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者数岁”，^〔3〕作战规模明显扩大。如战国后期秦赵长平之战，相持三年始决出胜负，赵军被俘杀40万人。战国末秦灭楚，先发兵20万不能克，增兵至60万始最后获胜。这些数字可能在记载中有所夸张，但战国战争动员之广、杀伤之重远非春秋所及，确是不争的事实。如孟子所抨击“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4〕的状况，在战国是十分普遍的。

就战争的方式而言，春秋时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车战，双方在平地上列成阵形互相冲击，步兵只是战车的附庸。战国则是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充分利用险要地形，灵活机动的野战、包围战取代了昔日呆板的车阵作战。与此相联系，兵器也有很大改进，铁兵器开始使用，其锋利程度超出原来的青铜兵器。发明了新的射具——弩，用脚踩踏使之张开，有机械装置和瞄准器，力量大，射程远，其威力远在弓箭之上。攻城时使用的云梯和水战时使用的钩拒，也都在战国时期发明并应用于战争。(www.daowen.com)

战争的其他方面还有很多变化。各国普遍实行征兵制，适龄男子都要为国家服兵役，直接导致了军队数量的剧增。另外各国还经考选组建了比较精锐的职业常备兵，他们是各国军备的核心。由于战争次数频繁、规模扩大，且以运动战为主，各国不得不充分重视防御问题。春秋列国主要只在国都设防，边区的要塞关隘设防很少。战国时各国不断扩张版图，导致疆域相接，防御严密，城堡林立，皆驻军设官镇守，并有亭障、烽火等报警系统。各国甚至还在边境上修筑大规模、相互连接的防御工事，称为长城。后勤在战争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各国都囤积大量粮食，以备长期作战之需。战争日趋错综复杂，形成一门艺术，出现了一些军事家和军事理论著作。春秋各国作战都由国君或卿大夫指挥，文武不分，战国则由专门的将帅统兵作战，产生一批名将，如秦国的白起、王翦，赵国的廉颇、李牧等等。军事理论的发展则以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为代表，其书署名为春秋末年吴国名将孙武所作，但从书中所述战争方式、规模、军事制度等内容来看，成书当在战国时期。全书分13篇，系统地总结了战略、战术方面的问题，包括战争计划、动员、权谋、侦察，如何争取先机，如何利用地形，乃至如何使用火攻、间谍等特殊手段，叙述简洁而富有哲理性，对后代影响至深。时间稍后的兵法著作还有《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司马法》、《六韬》等许多种，可以说军事学是战国时期非常发达的学问。

虽然七雄割据的局面最后是由秦国结束的，但秦并非一直是七雄中的最强国，各国盛衰出现过比较大的变化。战国初期，魏国是最强盛的国家。其第一代国君魏文侯选贤任能，较早推行政治改革，致使魏国迅速崛兴，先后打败齐、秦、楚诸国。第三代国君魏惠王一度攻陷赵国国都邯郸（今属河北），曾召集12国诸侯会盟，并在中原诸侯中最先称王，意图与周天子平起平坐。至此魏国的强盛达到了顶峰。但另一方面，魏国在很长时间里四面出击，树敌过多，因忙于扩张而忽略了内政的进一步建设，况且本身又位居四战之地，极易受攻，这都成为导致其由盛转衰的隐患。公元前341年，魏军在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为齐国伏兵所败，大批主力被歼，魏的霸业受到重大打击。在西方，魏国一再受到秦国进攻，战国初年从秦国夺来的黄河以西大片土地又都被秦国夺回。魏惠王以后，魏的国力日益下降，基本上仅能自守而已。

在魏国由盛转衰的同时，齐、秦两国强大起来。马陵之战后，魏惠王被迫率一些小国到齐国的徐州（今山东滕县）朝见齐国国君齐威王，正式给他奉上“王”的尊号，而齐威王也同时承认魏惠王的王号，此事称为“徐州相王”。随后各国国君皆相继称王。起初不受人注意的秦国在商鞅变法（详下）之后国力渐趋上升，凭借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强悍的民俗，逐渐形成了对东方诸国的严重威胁，被称为“虎狼之国”。秦国在东向扩张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外交手段，采取“远交近攻”的方针，结好距自己较远的齐、燕等国，重点打击离自己最近的韩、魏两国，取得很大成效。公元前288年，秦、齐两国一度相约同时称帝，虽然不久后又各自取消帝号，但由此可见当时两国东西相峙、势均力敌的情形。

战国中期，在各国关系复杂、和战无常的背景下，出现了一批辩士。他们流动于各国之间进行穿梭外交，鼓吹“合纵”、“连横”等策略，因而被称为“纵横家”。其代表人物有公孙衍、张仪、苏秦等人。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5〕其区别即在于各国对东、西两大强国齐或秦的不同关系。如各国南北相联系，共同对付秦、齐之一，即为合纵；各国与秦、齐之一结成东西横向关系来对付南北他国，即为连横。秦、齐在适当的时机也通过加入合纵集团来对付对方。比较而言，当时合纵运动主要是针对秦国进行的，东方六国几度合纵伐秦，但终因同床异梦而未获成效。相反，针对齐国的合纵行动则取得了成功。齐国曾于公元前314年趁燕国内乱一度将其灭亡，后来燕国在诸侯扶持下复国，图谋报复。公元前284年，在燕国召集下，六国组成联军共同伐齐，由燕将乐毅担任主帅。齐国长期以来自恃强大，麻痹轻敌，内政不修，结果在联军进攻下全面溃败，被攻陷70余城，几乎灭亡。后虽勉强恢复领土，但国势已一落千丈。

齐国衰落以后，有力量与秦国对抗的只剩下楚、赵两国。楚国是传统强国，地广人众，但保守贵族势力强大，内政改革不彻底，一直没有像秦、齐那样成为战国历史舞台的主角。战国后期，楚国国君多昏庸无能，在军事、外交策略上一误再误，楚怀王甚至被诱骗至秦国并客死于秦，领土也被秦国不断蚕食，未能真正起到与秦抗衡的作用。赵国的国力一度有所发展，但在公元前263到前260年的长平（今山西高平）之战中，由于指挥失误，军队主力几乎被秦全歼，遂至一蹶不振。与六国的衰颓相反，秦国则始终维持着稳定的上升趋势。公元前316年，秦发兵平定巴、蜀之地，增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益强，富厚，轻诸侯”。^〔6〕公元前256年，秦吞并周王室，挂名的周天子自此不复存在。在长期战争中，秦国又夺取了赵、韩、魏、楚诸国的大片土地。到公元前247年秦王嬴政即位时，秦对六国已具有压倒优势，统一大局已定。自公元前230年到前221年，秦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相继灭掉韩、魏、楚、燕、赵、齐六国，大一统的秦帝国终于形成。

由七国割据走向统一，在当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较之春秋有了更大的进步。铁农具的推广，耕作、施肥、灌溉等技术的提高，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有较大上升，进而推动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私营工商业者聚集大量财富，金属铸币广泛流通，城市人口增加、规模扩大，高利贷繁荣，这都是战国社会经济领域所出现的引人瞩目的成就。经济的发展使各地区联系加强，不平衡性减少，相互依赖关系更为密切，实际上为统一奠定了基础。然而分裂割据的形势又严重阻碍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兼并战争沉重打击生产力，城堡、关隘林立妨碍商品流通，各国统治者“以邻为壑”的政策破坏了他国的水利设施。因此，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后期）的人们普遍要求结束战乱，除去那些人为的灾害、障碍。魏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的回答是“定于一”。^〔7〕成书于战国末的《吕氏春秋》则认为“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8〕另外，随着长期以来华夏共同体的不断发展壮大，战国文献中出现了“九州”的地理概念，即将当时人所知道的“天下”按地理区域分为九大部分。“九州”中豫州、并州、冀州等皆属中原，而如北方之幽州、南方之荆州、东南之扬州都已涵盖了传统上的四夷居地。在这里各地区是平等、平行的，与过去以中原为核心、内近外疏的内外服概念有显著区别，表明时人已有“天下一统”的整体观念。战国时期华夏文明扩展、蔓延的成果，使统一不仅具备客观必要性，也具备了客观可能性。

而统一最终由秦国完成，则与秦国自身的一些有利因素存在密切关系。秦在七国当中本来是较为落后的国家，但政治改革最为彻底，改革措施的执行比较联贯，因而发展出一套比较完备的君主集权体制和高效率的国家机器运转机制。与六国相比，秦国发展经济、招揽人才的政策也最见成效。秦的胜利，还得益于它“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成功地起到了分化瓦解六国力量和逐渐扩展自身势力的作用。而六国貌合神离，始终不能全力对付秦国。此外，秦国优越的地理位置也发挥了作用，进可攻、退可守，又能乘虚先取巴、蜀，壮大了自己的经济实力。长期与戎、狄为邻，使秦国形成了强悍的民俗，这一特点与秦统治者的军国主义政策相得益彰，使秦军在战斗力方面也要高出六国军队一筹。凡此种种，都说明秦国能够完成统一的历史任务，并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