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也就是西周灭亡的次年，周平王在东都雒邑（成周）即位，此后进入东周。东周的前半期称为春秋，它的名称源于一部记述这段时期历史的鲁国同名史书。关于春秋时期的下限应当定在何时，自古就有不同看法，其中以《史记·六国年表》所定公元前476年最为常见。从公元前475年以下，即算作东周的后期——战国时期。春秋约300年历史，上承西周历史之余绪，下开战国大变动局面之先河，在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新现象。

春秋历史与西周最明显的一个不同点是王权衰微，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东迁后的周王室势力大为削弱，仅能控制雒邑周围几百里的土地。诸侯定期纳贡的制度也已无法保证，致使王室财政十分拮据。东周第二代天子桓王在位时，周王室与同姓诸侯郑国（都新郑，今属河南）矛盾激化，导致了一场战争，结果王室军队大败，桓王中箭负伤，周天子的威信更加低落。西周王室还能做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春秋则已成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西周分封诸侯，数量庞大，到春秋时见于史载者仍有120余国。这些国家起初只是一些不相衔接的垦殖区，人口稀少而居住集中，国与国之间有大片空地。加上交通不发达，因此各国联系较少，基本上相安无事。春秋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各国的接触显著增加，疆土逐渐相连，战争也因而大为频繁。各国的强弱分化越来越明显，很多小国渐被大国吞并，大国之间又展开争夺霸权的激烈斗争。诸侯互相混战，不受王室约束，周朝实际上已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另一方面，王权虽然大幅度下降，但其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大国争霸都还需要打出“尊奉王室”的旗号，表面上仍尊重周天子的共主虚名，实则是利用它来号令小国，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大国争霸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霸主，文献中称之为“春秋五霸”。关于五霸具体所指，又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为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一说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共涉及齐、宋、晋、秦、楚、吴、越七国。七国当中，宋国只是一个中等国家，其国君宋襄公有志图霸，实未成功。秦国是周室东迁后在宗周故地发展起来的诸侯国，虽一度号称霸主，但只是称霸于西戎，霸业并未及于中原。吴、越到春秋晚期才相继崛起于长江下游，霸业短暂。总体来看，春秋最主要的霸主当属齐、晋、楚三强。秦、吴、越也是大国，但稍逊一筹，只具有“偏霸”的性质。宋、郑、鲁、卫、陈（统治中心在今河南淮阳）、蔡（统治中心在今河南上蔡）是中原地区几个重要的中等国家，它们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齐、晋、楚三强的仆从国。此外，还有为数更多的小国，它们不仅受大国控制，有时还更直接地沦为中等国家的附庸。

春秋时期最先称霸的是齐国，两种“五霸”说都以齐桓公居首。齐国位于东方滨海之地，经济、文化一直比较发达。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后，任用贤臣管仲进行改革，整顿基层管理，发展军备，国力更强。当时北方戎、狄诸族活跃，先后攻破邢、卫两国。齐国出兵援助，救邢存卫，在诸侯中威望大增。面对南方楚国的北向扩张，齐国又会合中原国家的军队共同伐楚，迫使楚国求和，答应纳贡于周室。齐桓公在位41年，共九次召集中原诸侯会盟。在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今河南兰考）之会上，周天子也派大臣与会，赐给齐桓公胙肉（祭祀宗庙的肉）和各种仪仗，表明正式承认齐的霸主地位。这是齐桓公霸业的顶峰。桓公死后，诸子争位，齐国渐衰。

代齐而兴的国家是晋国。晋文公在位时，周室发生内乱，文公发兵勤王，护送天子周襄王复位。楚国趁齐之衰再度北进，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军战于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楚军战败，晋的霸主地位因而确立。晋文公召集诸侯会盟时，周襄王都被迫亲自出席。文公死后，晋在北方的霸业仍继续维持，与楚国南北抗衡。楚庄王在位时，楚国渐占上风。公元前597年晋楚战于邲（今河南郑州北），楚军获胜，中原的宋、郑等国都倒向楚国一方，楚庄王成为中原新霸主。此后晋楚继续争霸。公元前575年，两国军队在鄢陵（今属河南）第三度交锋，晋胜楚败，晋的霸业又告恢复。但实际上晋楚两国的国势此时都处于下降阶段，晋不过稍占优势而已，其霸业亦已接近尾声。

纵观春秋的争霸历史，其主要线索是北方齐、晋两国与南方楚国的斗争，而又以晋、楚相争的时间最长。两国三次大战，晋二胜一负，略胜一筹。事实上争霸作战的胜负，对上述大国的国力并没有太大影响。无论晋、楚都无力给对方以致命打击，它们之间并非进行战略决战，而主要是为争夺中间地带和控制弱小国家而战。战胜者就可以逼迫诸侯和周王室承认自己为霸主，勒令小国向自己纳贡。小国国君要不时亲赴霸主国朝见，小国间发生纠纷也要提交霸主国评判。春秋后期，晋、楚在中原的争霸活动渐趋平息。公元前546年，在宋国大臣向戌的提议下召开了14国参加的“弭兵”盟会。会上规定“晋、楚之从交相见也”，^〔15〕意为晋、楚两国的仆从国以后要既朝晋，又朝楚，承认它们是共同霸主，平分霸业。这次盟会以牺牲仆从国的利益为代价，换来了中原地区相对的和平与安定。此后晋、楚两国各自面临一些新问题，已无力继续争斗。晋国卿大夫势力强盛，内部争权夺利，彼此残杀不已。楚国则受到长江下游新兴吴国的威胁。公元前506年，吴军大举伐楚，攻占了楚的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后来楚国在秦国的援助下勉强收复国土，但已元气大伤。吴国乘胜向中原发展，一度迫使中原国家承认自己为霸主，不料却败于后方的越国，于公元前473年为越国所灭。越国亦昙花一现，很快复趋衰落。此时春秋历史已告结束。在春秋三百年大国争霸的过程中，大批小国被强国吞并。春秋初期见于史载的120余国，到春秋末只剩下大约三分之一。

华夷之争是贯穿春秋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华即华夏族，亦称夏、诸夏，它是以上古的炎黄部落联盟为核心，逐渐融会许多不同来源的氏族部落集团而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族体。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它成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以别于四邻较为落后的民族。后者相对华夏族被概称为“夷”，具体又有夷、蛮、戎、狄等名称。文献中习惯上将这四类名称分别代指居于中原四方的不同民族，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合称“四夷”。但这主要是后起的概念，早先它们各自都可以泛指四邻民族。春秋时概念渐有区分，大致夷（狭义）、蛮指东南诸族，戎、狄指西北诸族，但也并不是非常严格。

西周时期，华夷之争已比较激烈。当时周王室统治中心在关中，立足西北，拓展东南，多次同东方的徐夷、淮夷作战，与南蛮的代表楚国也曾发生冲突。而与此同时，周王室背后的戎、狄日渐强大，对它构成了更直接的威胁，最后西周即为犬戎所灭。到春秋，四夷的势力有增无减，并且进一步向中原地区发展。尤其是戎、狄中有不少支已逐步分散地进入中原，与华夏诸国杂居，填充了各国之间的很多空地，成为各国的心腹之患。南方的楚国则大力向北扩张，临近它的中原小国岌岌可危。后人概括当时的形势为“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16〕中原霸主齐桓、晋文诸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于历史舞台的。

如前所述，春秋争霸史主要是齐、晋两国与楚国争夺霸权的历史，这本身就带有华夷之争的性质。楚国是由南方土著部族发展形成的，其文化、制度等颇与中原国家有异，自己也以蛮夷自居。齐、晋两国提出“尊王攘夷”口号以号召诸侯，尊王即尊崇周王室，攘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针对楚国。但相对来说，楚国在“四夷”中尚属先进，与华夏的社会差异不算很大。社会发展程度更为落后的是戎、狄，它们对华夏诸国所造成的威胁并不比楚国逊色，因而也是“攘夷”的重要对象。齐桓公创建霸业，即始于听从管仲的建议“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17〕从而发兵援救为狄人所灭的邢、卫，助其复国。在此之前燕国受到山戎侵伐，亦因齐国援救而获安。公元前636年，狄人勾结周王室贵族大叔带驱逐周襄王，晋文公兴兵勤王，保护襄王还都复位。此后晋国又相继灭掉潞、甲氏、铎辰等狄人小国。在西方，新兴的诸侯秦国与戎人相邻而居。秦人最初出于东夷，西周时迁到关中，为周王室养马，后受封为诸侯。秦的文化比中原落后，一度被中原国家视为夷狄，但与西戎诸部相比则仍可算在华夏范围之内。秦穆公曾图霸中原，然为晋国所遏不得东进，只好西略戎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18〕周天子亲赐金鼓以致贺。齐、晋、秦的霸业对于华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起了重大作用。即使是楚国，也在北向争霸的漫长过程中逐步向华夏集团靠拢，为其以后融入华夏集团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四夷与华夏的区别主要在文化方面，他们的服饰、语言、经济生活、风俗习惯都与华夏明显不同。华夏束发右衽（衣服前襟向右），戎狄披发左衽，东南属于蛮夷的吴、越则断发文身。戎狄主要是游牧民族，迁徙无定，蛮夷虽有农业而较粗放，在经济上都落后于华夏。但如就种族、血缘而言，则华夷往往存在联系。如戎狄中既有与殷商同族的子姓，又有与周王室、姻亲同族的姬姓、姜姓。他们与被视为华夏的商、周人最早应出同源，后因所处环境和历史机遇不同，遂至殊途。同样吴国的创建者据称也是周朝先王古公亶父之子。同时，华夷关系并非只有斗争一面，双方也存在密切的和平接触和交流。以婚姻为例，双方通婚的材料见于史载者颇多，如周襄王即娶狄女为后，晋文公之母为戎女，其妻亦为狄女。在长期杂居、邻居的过程中，发达的华夏文明对戎狄蛮夷产生了很大影响，戎狄蛮夷的文化也进一步丰富了华夏文明。到春秋、战国之交，进入中原的戎狄诸部绝大部分已融入华夏族当中，楚国也渐不再被视为蛮夷。通过春秋时期的华夷之争，华夏族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成为更加稳定和分布更广泛的族群，最终到秦以后形成了统一而有持久生命力的汉民族。

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之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农业生产上，铁制农具开始出现，牛耕逐渐推广，水利事业发展，这都使农作物产量呈现出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和产量提高增加了公社农民在“私田”上劳动的兴趣，乃至于多开私田并隐匿其收入，与此同时耕作“公田”的积极性却越来越下降，以至公田荒芜不治。针对这种情况，统治者不得不逐渐改变剥削方式，废止由公社农民共耕公田的做法，向征收实物税过渡。这一转变早在西周宣王时已经开始，但当时仅是在王畿，全国范围内的变化是在春秋时期逐步完成的。文献记载春秋时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爰田”，鲁国“初税亩”，都是指上述剥削方式的转变。《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释“初税亩”的含义为“履亩而税”，《左传·宣公十五年》则指出“初税亩”的目的是“以丰财也”。履亩而税也就是按照公社农民每人的耕地面积多少征税，井田以外的私垦土地也一并缴纳税收，这就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剥削收入。至此井田之名虽存，但已无公私田之分，三年换土易居的做法也已废止，与西周井田制相比出现了本质变化。与此相联系，各国对公社农民的人身控制有了很大加强。过去农民除耕作公田外，与国家发生关系很少。现在土地已由农民长期占有，履亩纳税，而且随着国、野划分的泯灭，农民往往还要为国家承担兵役，国家为保证财源、兵源必须加强对基层人口、土地的控制，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保持对公社的松散控制而已。反映在材料上，就是春秋各国较普遍地出现了“书社”的组织。根据古人的研究，所谓“书社”，就是将公社户口土地登记于国家籍册。这已开后世专制国家户籍管理制度之先河。

统治集团中严格的等级制在春秋时期趋于瓦解。就周朝的范围而言，天子地位下降，诸侯地位上升，王室衰微，大国称霸。在各诸侯国内部，也渐渐地发生着性质相同的变化。按照周初分封之制，诸侯可在本国范围内再将土地分封给卿大夫，他们包括国君旁系（称为“公族”）和少数异姓贵族。卿大夫的采邑大小不等，各自都建有较为完整的统治机构，有家臣治事，私兵守城，相当于一个诸侯国的缩影。正如诸侯有强弱之分一样，卿大夫的实力也有很大差别，并且也在不断地互相兼并。春秋中期以下，很多诸侯国的权力渐渐为少数强大的卿大夫家族所控制，国君形同傀儡。如鲁国有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因都是鲁桓公之后，合称“三桓”。郑国依次掌权的七家卿大夫都是郑穆公之后，合称“七穆”。宋国由宋桓公、戴公后裔中的八家公族专政。齐国以国、高、崔、庆四家公族和鲍、田两家异姓贵族最强。晋国较早采取排斥、打击公族的政策，用人尊贤尚功，故而国势长盛不衰，但后来权力仍被几家异姓和同姓疏属的卿大夫所掌握。随着卿大夫地位的上升，他们的一些家臣也趁机干预国家事务，其权势甚至超出主人。如鲁国就出现了“陪臣执国命”^〔19〕的情况，季孙氏家臣阳虎一度掌握鲁国大权。

传统政治秩序的破坏，还表现在一些国家出现了由国君直接任命长官的郡县。县大约于春秋中叶在楚国产生，当时楚灭掉其北邻若干小国，将其改置为县，设县尹、县公进行统治。县尹、县公虽用贵族担任，但却非世袭之职，国君可随时对其任免调遣，因此县制实际上是传统贵族政治的对立物。后来晋、楚、秦等国相继开始推行县制，晋国县制尤为发达，卿大夫都在各自领地内设县，委任有军功者为其长官。随着县的普遍设立，晋国到春秋末期又在边远地区设置面积更大的郡，性质与县基本相同，但因地处荒僻，故地位尚在县以下。西周以来的政治结构本来是层层分封，而春秋中后期的郡县打破了这一传统，成为后世官僚制度的萌芽之一。(www.daowen.com)

社会结构也处于转变之中。农业发展带动了工商业的发展，金属货币开始出现，传统的“工商食官”制度逐渐被冲破，到春秋后期产生了一批私营工商业者，其中一些人拥有相当庞大的资产。如陶朱公（范蠡）以“善治生”著称，“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贡经商致富，“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20〕这样在昔日“贵”的阶级以外，又增加了“富”的阶级。昔日“贵”、“富”合一，现在“贵”、“富”出现了分离。与此相联系，贵贱等级不可逾越的传统观念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冲击。一方面在各国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许多贵族家破人亡，沦为平民甚至奴隶；另一方面一些平民依靠自身才干获得君主的赏识、重用，打破了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奴隶因立功得到解放的例子也偶尔可见。春秋末年，人们对社会阶层的概括已逐渐由贵贱之别转向职业区分，即分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结构变动导致了社会的复杂化，统治者不得不对传统治国方式作出相应调整。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成文刑法的颁布。中国古代刑法起源很早，但并无公开条文，只是由判决者临事决定惩罚标准，贵族阶层以此拥有家长式的生杀予夺权力。但到春秋后期，一些国家为形式所迫不得不改变这一传统。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前513年晋国“铸刑鼎”，都是将成文刑法铸在铜器上公诸于众。郑国初铸刑书时，晋国保守贵族叔向致信于郑国执政子产，指出此举会导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子产则回答说“吾以救世也”，指出这是时势发展的必然。^〔21〕

总体来看，春秋是一个西周传统政治社会秩序逐步解体的过渡时期。就当时人的感受而言，可以“礼崩乐坏”一语蔽之。泛指传统制度的广义礼乐固然已无法维持，特指具体典礼、仪式的狭义礼乐也在逐步破坏。这是等级制度瓦解、等级观念淡漠带来的必然结果。例如按西周礼制，天子举行宴会的乐舞规模为八佾（佾为乐舞编队，一佾八人），诸侯可用六佾，大夫只能用四佾。但在春秋后期的鲁国，大夫季孙氏居然以“八佾舞于庭”，难怪孔子愤怒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22〕

春秋后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家——孔子，他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思想家之一。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2年（一说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其先世是宋国公族，以孔为氏，后迁居于鲁。孔子出生时家境已经没落，但他仍在幼年接受了良好的贵族教育，很早即以博学闻名当世，并开始招收门徒，传授《诗》、《书》等古代文化典籍。孔子在系统总结以往文化、思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春秋后期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就一系列伦理道德、社会政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观点，从而创建了古代的儒家学派。

孔子曾在鲁国担任一些行政职务，最高做到主管司法的司寇一职。他希望加强国君权威，削弱卿大夫权力，结果受到当权的“三桓”家族排挤，不得不弃官离开鲁国。此后，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率门徒周游列国，先后到达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家，但始终没有得到机会参与各国的政治活动，也没有找到贤明的君主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此期间，孔子坚持不懈地进行治学和教育，与弟子们反复探讨人生和社会的重大问题，留下了不少著名的言论。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漂泊生活后，孔子终于重返鲁国，直至病卒。晚年的孔子一边继续讲学，一边整理文化典籍，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古籍进行删订，编成最后的教材定本。这六部书被后世的儒家尊为“六经”（其中《乐经》已失传）。孔子自己的言论，则主要见于其弟子根据笔记和回忆整理、汇编而成的《论语》一书。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最扼要的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孔子曾对“仁”下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定义，他的学生则将孔子的为人处世之道概括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都体现出一种关怀互助和平等相待的人文主义精神。达到“仁”的途径是“克己复礼”，即通过对自己的控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从而符合“礼”的要求。总的来说，孔子将“仁”看做道德的最高准则，也是道德的总体。其他道德范畴如忠、孝、节、义、信、廉等，在孔子看来都只具有局部的意义。

孔子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贯彻到政治领域，提出了“仁政”的学说。他希望统治者“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反对对人民过分剥削、压榨，而主张惠民、富民。他还希望统治者“为政以德”，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以身作则，通过道德感化改善政治，而不是一味使用暴力和刑罚。孔子对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变革、动荡形势感到不满，期望恢复西周的礼乐政治。但同时他也承认，社会政治制度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有所损益，进行局部的修正或改良。

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它们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相对于天命而言，孔子更加注重人事，强调人的主观努力，把探讨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地位。从总体上看，孔子是尊重理性、否定迷信的。

与其从政事业相比较，孔子一生在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西周时期，只有贵族才享有受教育的特权，教师同时就是国家官吏，各种专业知识由他们世代传习。到春秋，这种“学在官府”的状况已不能适应处于变动当中社会的需要。孔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首创私人讲学，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学生，通过传授文化知识培养从政人才，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孔子总结出许多重要的教学经验，如主张“因材施教”，重视启发式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等等。据说孔子有门徒3000，其中最优秀者72人。这些人在孔子死后继续游历各诸侯国，推动了各国政治体制的变动，同时从不同侧面发挥孔子思想、传播古典文献，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在后世逐渐成为天下之显学，特别在西汉以后更成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孔子也因而被尊为“圣人”、“至圣”，他的很多思想长期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影响，久而久之，甚至逐渐渗入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周王系表

注　释

〔1〕《论语·泰伯》。
〔2〕《逸周书·作雒解》。
〔3〕《荀子·儒效》。
〔4〕《诗经·小雅·北山》。
〔5〕《史记·周本纪》。
〔6〕《国语·周语上》。
〔7〕《诗经·大雅·召旻》。
〔8〕《诗经·齐风·甫田》。
〔9〕《礼记·大传》。
〔10〕《左传·文公十二年》。
〔11〕《论语·先进》。
〔12〕《论语·八佾》。
〔13〕《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14〕《论语·为政》。
〔15〕《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16〕《公羊传·僖公四年》。
〔17〕《左传·闵公元年》。
〔18〕《史记·秦本纪》。
〔19〕《论语·季氏》。
〔20〕《史记·货殖列传》。
〔21〕《左传·昭公六年》。
〔22〕《论语·八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