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年～　），一位颇有争议的作家。苏联时期他被认为是“伟大的挑战者”，也被视作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敌人。苏联解体后，他又被誉为爱国作家。西方文学界一直认为他是“人权”与“自由”的英勇斗士。他开创了以劳改营为题材的文学，并因为其作品“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得197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一、生平创作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年12月11日出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一个哥萨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沙俄军队的一名炮兵军官，在儿子出生前6个月因打猎受伤而死。他由做中学教员的母亲抚养长大。1924年后，母亲带他搬到顿河的罗斯托夫市，让他在当地念中学。很小时，他就有写作的欲望，所以中学毕业后，他很想接受文学的高级教育，但罗斯托夫市没有一所院校能使他满意，可他又不忍丢下母亲孤零零一人，于是，他进了罗斯托夫大学的物理数学系，尔后又成为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历史学院的函授生。1940年，他与同校化学系学生雷娜坦结婚，随后应征入伍。1942年他于炮兵学校毕业后任炮兵连连长，两获军功章，并被提升为大尉。因在与老友的通信中暗批了斯大林，1945年2月，他在东普鲁士前线被捕。老友被判刑10年，他被判刑8年，刑满后，又被流放3年。1956年获释，1957年平反，在梁赞市任中学数学教员。

1962年，索尔仁尼琴发表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是苏联第一篇描写劳改营的小说，因触及禁区，该小说由赫鲁晓夫亲自批准才得以在《新世界》杂志发表。自此，他的作品就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第二年，苏联作协在未征得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吸收他为会员。同年，索尔仁尼琴在《新世界》发表了3篇短篇小说，《克雷切托夫卡车站纪事》、《玛特辽娜家》和《为了事业的利益》。

1964年，被认为是索尔仁尼琴后台的赫鲁晓夫下台，索尔仁尼琴随之成为众矢之的，但他没有屈服，一直坚持自己的文学观点。他在1967年9月22日的苏联作协书记处会议上明确宣布自己的文学观点：“我相信，文学的任务是要告诉人民他们所期望知道的真实情况。”他还给作协发了一封公开信，建议废除“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保障作协会员免遭污蔑和非法迫害”。这一切都触怒了苏联当局，结果，苏联作协于1969年开除了他。

遭封杀后，为了让自己的作品得以与读者见面，让世人了解真相，他不得不想方设法寻求国外的发表途径。1968年，《第一层地狱》在西欧出版，这是一部描写莫斯科附近特殊监狱玛甫里诺内幕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出版也是苏联作协决定开除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1970年，索尔仁尼琴以他身患癌症住院治疗的亲身经历写成的《癌病房》（写于1963～1968年）在法国出版。他将整个世界比喻成长满毒瘤的癌病房。作品描写了癌病房里几个身患癌症的病人的经历及命运，通过对其扭曲心理的描写，揭露政治迫害带给人的巨大伤害。小说树立了两个对比鲜明的人物，卢萨诺夫靠告密、诬陷和迫害他人而步步高升，同时，他体内的肿瘤也越来越大，即将死亡；小说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年方三十五，已服过7年兵役，在集中营和流放地度过7年，苦难早已把他压得麻木，雪上加霜的是，癌症也找上了他。但他仍向往生，追求真、善、美，最后奇迹般地康复，并赢得女医务人员维拉·甘加尔特的爱情。显然，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色彩。索尔仁尼琴认为拯救世界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宗教。1970年10月8日，鉴于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他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这一奖项恰是在国内对他处分之后颁发的，苏联当局视之为“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索尔仁尼琴担心领奖之后不能顺利回国，就没有前去斯德哥尔摩领奖。

1973年底，创作于1958～1967年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在法国出版。“古拉格”是俄语“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缩写词的音译，“群岛”指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下面的各劳改营。索尔仁尼琴以编年体形式，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来回忆自己11年的劳改、流放生活，以此为线索，讲述了数百人的故事，其中穿插大量当事人的证词、回忆、书信及其他资料。据说该作品提供了苏联警察和监狱制度的详细史料。这部140万字的作品辛辣地抨击了斯大林时期的极权统治。在那个极其混乱、极其荒唐的社会，一个造纸厂厂长因开会时首先停止鼓掌被判刑10年，一个裁缝把一枚针扎在一份印有斯大林像的报纸上也被判刑。群岛里，犯人们是劳动奴隶，他们没有人权、没有自由，过着悲惨的生活，每天都有十几人死去。书中字里行间充满控诉。西方认为，这部小说是文学，更是历史。但著名历史学家、持不同政见者罗依·梅德维杰夫认为索尔仁尼琴“在激烈的论战中过于经常地对事实进行明目张胆的歪曲、篡改和有意的回避，对观点与他不同的人进行带有偏见的描写”^〔12〕。索尔仁尼琴遭到了国内的激烈批判。1974年2月12日他以叛国罪被捕，第二天，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亲自签署命令将其驱逐出境。

1971年6月，长篇《红轮》第一卷《1914年8月》在巴黎出版。1983年再版时，新版本在前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近400页篇幅。此作品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和德国的早期战争。最初，俄国获胜，但随即陷入混乱。小说有四分之一篇幅描写平民生活，四分之三篇幅描写战争。索尔仁尼琴通过这部作品重申了自己的某些政治观点。1984年，《1916年10月》出版，主要写10月17日维堡骚乱、11月1日国家杜马会议、米柳科夫在会议上的著名演说以及一些插曲等。所有事件表明，在俄国，革命暴风雨越来越逼近了。与第一部比较，这部作品的政论色彩浓郁，详细阐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道德与宗教观。1986～1988年，《1917年3月》在巴黎分四卷出版。在这部作品中，索尔仁尼琴详细写了俄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否定了十月革命。

1989年苏联作协做出了撤销开除他会籍的决定，他的作品在国内正式出版，于是出现了一股“索尔仁尼琴热”，1990年被定为“索尔仁尼琴年”。

1994年5月，在叶利钦的亲自安排下，索尔仁尼琴结束了20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受到国内人民的热烈欢迎。1998年，回忆录《落在两扇磨石中的一粒谷子》出版，但反响不大。

2001年，颇具争议的反映俄罗斯的犹太移民的《同行二百年》上卷出版，一年多后下卷出版。该书又引起轩然大波。索尔仁尼琴认为“一切真理的探求都是人类道德的需要”，“已经到了用冷静的语言平静地解释一切的时候了”，并希望能消除俄罗斯与犹太移民的成见，达成和解。

索尔仁尼琴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继承了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那种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像列·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一样，索尔仁尼琴把他的大多数人物都逼至将死的绝境，然后再来一一进行道德审判，自我反省，或强制审判。”^〔13〕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相同之处在于两人都追求精神美，对精神美有着一致的看法。

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喜欢用多元的、多声部的叙事法，多个主角就同一个主题各自展开故事，也被称为无主角小说。索尔仁尼琴认为：这并不只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纲领，叙述的焦点围绕该宗旨集中于当时出场的惟一的人，每个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融于亿万人之中，亿万人的命运又合而为一。这种叙事法在《红轮》中表现得尤为集中。

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始，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总是力图告诉世人一些真相，有人曾劝他：“如果常常牢记过去，你会失去一只眼睛的。”索尔仁尼琴回答道：“忘记过去，你会失去两只眼睛。”于是，索尔仁尼琴选择在自己的作品中和政论里揭露俄国存在的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他是勇敢的说真话者。另一方面，“他始终是从大墙下、铁窗内来看苏联社会的，以偏概全，恶意否定，势所难免”^〔14〕。作者的无辜入狱、流放等使他有充足的理由谴责社会主义所犯的错误，但此后几部重要作品里的言词过于偏激，致使很多人认为他是“反苏分子”、“叛国贼”。事实上，他极其热爱自己的祖国，他认为俄国人的位置应在俄国。问题是现在俄国不是他理想的俄国，他有自己心目中的俄国，那是个“斯拉夫人组成的信奉东正教的国家”^〔15〕。为此，他发表过一些政论，并被认为是个“持不同政见者”。为了实践自己的政见，1994年5月隆重回国后，他转而变成了一个政治活动家。(www.daowen.com)

作为一名文学家，索尔仁尼琴无疑是伟大的，他敢于说真话，揭露历史的真相，把文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创作出独特的文学；但是，作为政治活动家，他有很多偏激的错误言行。他把苏联时期的肃反扩大化和大清洗运动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将社会主义中国与法西斯德国相提并论，这是应该批判的。我们在阅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时，应当抱着客观求实的态度，既要看到他的孜孜以求的“人道”，也要认识到他的偏激。

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索尔仁尼琴获得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很大程度是因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也是他的成名作。

主人公舒霍夫（伊凡的姓）是个集体农庄的庄员，卫国战争的士兵，在前线作战时被俘虏，两天后有幸逃脱。他因为自己奇迹般的逃生被判刑，连法官也不明白为什么对他判罪，只好在罪名那一栏写上“任务”二字。小说叙述伊凡在劳改营度过的平静普通的一天，从早上5点到晚上10点共17个小时的生活。5点起床，稍微慢一点，就会被罚，早饭，出工，中饭，继续工作，收工，对人数，晚饭，点名，点名后，劳作了一天的犯人还要随时准备在严寒里光脚跑去应付再一次点名，此后，才可以躺在怎么睡也睡不暖和的四面结霜的房间里休息。他们一天的口粮只有300克黑面包，外加每餐一碗烂菜汤或稀得不能再稀的稀饭，而晚上的那份更清亮，因为晚上只是睡觉，不用干活。犯人们被奴役、欺凌、搜身，动不动就被关禁闭，蹲上禁闭就很难活着熬到头。这一天舒霍夫没有蹲禁闭，没有派到最重的活没有生病，还多喝了一碗粥，他认为“这一天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而这样的一天，已经让读者触目惊心。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于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高潮时期，是一篇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索尔仁尼琴以平静的笔调，向世人撩开“禁区”。作者关注的是一个普遍而永恒的问题——人道。

人道首先体现在人可以活下去，活着是人的本能。劳改营的设立似乎是为了抹杀人的这种本能。犯人“在劳改营和监狱里蹲得都已经不习惯考虑安排明天或者一年之后的生活”，他们已经被关押得快麻木了，可毕竟没有完全麻木，他们还充满着对生的希望，努力要活着出去。他们为了可以吃到多一点的口粮在食堂拥挤；争着为厨房干活，看看是否可以捞点吃的；为阔气的队员做点事，也可以挣点好处。为了能活下去，舒霍夫们吃饭时总是用面包皮把粥碗擦得干干净净，每天都要“把分配给他的口粮匀出一半来”，捂在胸前贴身小口袋里，留到中午再吃。劳役一天后的晚上的热稀汤下肚，让他们舒服得“全身抽搐起来”，而“犯人们就是为了这短短的一刹那而活着”，此刻可以“一无所怨”，因为“觉得能熬过去”！劳改营连最基本的人权——活着，都践踏了，被践踏人权的不是真正的犯人，他们大多数都是无罪的俄罗斯人民。正是这一点，让人痛苦。

活着不仅仅是一种本能，更是一种精神。为了保护队员们工作时不被冻坏，队长丘林冒着蹲第三期劳改营的危险，弄了油毡封住窗口。吃饭的几分钟是神圣的，这是犯人们为自己活着的时刻，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否则会“累垮”。必须要出外劳动了，虽然是被掠夺的劳动，可是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完成劳动，甚至还热火朝天地比赛起来，因为这是他们惟一的生活乐趣。劳动使他们忘记严寒，忘记过去，不去惦记别的事，感受到做人的乐趣，感受到心灵的自由。他们把收工后回营房称为“回家”，以寄托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家是休息、放松、温暖人的地方，只有在营房里那些个小时，犯人们才觉得有休息、放松、温暖，至于“另一个家，一天都没有时间去想”。行动被限制，可是心呢？失去了形式上的自由，却无法禁锢心灵上的自由。

犯人们生活在没有最基本保障的环境里，更无从谈起人的尊严。劳改营制度根本就不尊重人，肆意掠夺犯人们的劳动成果，把他们当做劳动机器。居住区的木房是犯人盖的，“住的却是工作人员”，新俱乐部也是犯人的劳动成果，“可是电影却是工作人员在看”。劳改营甚至还把犯人们当做生钱的工具，出去承包工程，可以得到成千上万的收入，而犯人们只是“晚上多吃二百克面包”。更令人痛心的是，劳改营不把他们当人看待，犯人们为此抗争着。工长德尔责备犯人们在零下几十度下砌的灰浆太薄，犯人们在心里大声呼喊：“不过如果不是冬天砌墙，而且把人当人，那是可以办到的。”收工回营时，押送队队长没有把他们当人，犯人们马上用自己的方式抗争，他们“从容不迫地走着，搭拉着脑袋，仿佛送葬似的”。犯人们用心重做了一个人，这个人永不屈服，始终挺着他那高贵的头颅。士可杀，不可辱！营里的IO－81那个高高的老头，劳改营蹲了一期又一期，可他的背始终直挺挺的，不像别人那样驼着，“他满面倦容，但是并不像一个虚弱的残废，倒坚强得像一块被砍过的黑石头”。漫长的监狱生活并没有使他的内心妥协，高贵的灵魂是永不妥协的，他们为自己赢得了“人的尊严”。

作者特地选择了一个普通的俄罗斯人，舒霍夫这个姓就像中国的张三李四一样普遍，他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农庄的普通农民。

舒霍夫正直、勤劳、节俭、善良，他不肯为了保护自己而出卖犯友，他喜欢用自己的双手诚实地挣得额外收入：为别人做一双布鞋，做一个勺子等。妻子期望他出狱后当描花工，可他不愿意干这种昧良心的活，他的“手还很有劲，还能干活”，他只想到时找一个砌石匠、木匠或铁匠的活。这个40岁的朴实的农民“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即使在劳改营里边也没有学会”。舒霍夫有着农民骨子里的节俭，“在营里八年，怎么也改变不了他的脾气，他还是爱惜一切东西，一切劳动，不愿有丝毫浪费”，所以他宁愿冒被罚的危险，也不肯浪费灰浆。他还有着农民的善良，他主动帮采扎尔藏邮包，把自己得来的珍贵的两块饼干分给阿辽沙一块。他的身上显现着俄罗斯民族优秀的传统。舒霍夫是个普通人，可就是这些普通的俄罗斯老百姓，铸就了俄罗斯高尚的人格和俄罗斯真正的民族性，他们才是真正的俄罗斯所在。

在灾难面前，人性得以充分的暴露。被饥饿、掠夺、奴役折磨得久了，有人暴露出高尚的人格，有人则暴露出卑劣的人格。费久科夫原来是坐小车子的大领导，蹲了劳改营后变成了胡狼，为伙食、香烟到处低三下四，甚至连“丢在痰盂里的烟头也去捞”。舒霍夫虽也喜欢烟头，但他绝不去求人，只是静静地等着别人主动给他。

作家以高超的压缩时空的方式，把劳改营所有的苦难和罪恶凝练在17个小时内。合上这17个小时，我们能感觉出作者的“意犹未尽”，劳改营里的一天已足以令人恐惧，但“这样的日子他（舒霍夫）从头到尾应该过三千六百五十三天”，作者选择具体的数据结尾想要强调的是，犯人不得不以自己的灵与肉一点一点地忍受这遥遥无期的折磨。任何人读到这里都会为之动容：人道何在？“因为有三个闰年，所以还得另外加上三天……”这最后的看似轻轻的一笔，点出的是沉重的思考：人有多少个一天？生命经得起多少个这样一天的苦难？同时，也隐含着作者强烈的谴责。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对人性和心灵的深层开掘，作者以高度浓缩时空的技巧，以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透过舒霍夫们的一天，表达了“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16〕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一切企图的批判及对人性、人道的沉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