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次　第十三

【题解】编次，主要探讨纪传体史书如何对人物、事件进行归类、排序才能恰当合理的问题。刘知几对史书中编次不合理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史记·龟策列传》记述卜筮之事，不应归入记人为主的列传，《汉书》中把本应列入儒林的刘向、刘歆和身为藩王的刘交合为一传，均为归类不当；刘知几认为傀儡帝王只要名号犹存都应列入本纪，而政权未定之前的格局者则不能列入本纪，汉更始帝刘玄和益州刺史刘焉、刘璋都不合此例，此为名实不符；《史记》把表、志插在本纪和列传之间，则是排序不当。刘知几主张纪传体分类要恰当、排序要合理，对后代史书的编撰具有一定的影响。

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浦云：首借编年托起纪传。言其体本无越次，可置勿论也。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1]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浦云：纪传则体例条分，编次宜求整确矣。此是总挈。

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2]俱谓之传，不其怪乎？◎纪云：此驳最允。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3]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浦云：言《史记》龟策是志体，宜归书例，不宜入传例。

孟坚每一姓有传，多附出余亲。其事迹尤异者，则分入他部。故博陆、去病，昆弟非复一篇；^[4]外戚、元后，妇姑分为二录。^[5]至如元王高祖从弟交。受封于楚，至孙戉而亡。案其行事，所载甚寡，而能独载一卷者，实由向、歆之助耳。^[6]但交封汉始，地启列藩；向居刘末，职才卿士。昭穆既疏，家国又别。适使分楚王子孙于高、惠之世，与荆、代并编；^[7]析刘向父子于元、成之间，与王、王言。京京房。共列。^[8]方于诸传，不亦类乎？◎浦云：一条，言班史附向、歆于《楚元王传》，代不相接，封不相袭，宜以类离立。

又自古王室虽微，天命未改，故台名逃责，古通“债”。尚曰周王；^[9]君未系颈，且云秦国。◎纪云：此即《春秋》之义，其词甚正。况神玺在握，火德犹存，^[10]而居摄王莽年。建年，不编《平纪》之末；孺子主祭，咸书《莽传》之中。^[11]遂令汉余数岁，湮没无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诬？^[12]◎浦云：一条，言莽元宜革，而《班史·莽传》竟纪莽年，其失甚矣。刘咸炘《史通驳议》：“刘谓孺子当立纪，非谓《莽传》当去莽年，浦更误会。”

当汉氏之中兴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13]世祖称臣北面，诚节不亏。既而兵败长安，祚归高邑，兄亡亡谓失位。弟及，历数相承。^[14]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事等跻僖，位先不窋。^[15]夫《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后来所修，理当刊革者也。◎浦云：一条，言后汉中兴，更始先建位号，宜纪不宜传，范史因仍不改。

盖逐兔争捷，瞻乌靡定，群雄僭盗，为我驱除。^[16]是以史传所分，真伪有别。陈胜、项籍见编于高祖之后，隗嚣、孙公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17]而陈寿《蜀书》首标二牧，^[18]次列先主，以继焉、璋。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鹏、鷃一也，何大小之异哉？◎浦云：一条，言《蜀志》宜首纪先主，而陈寿乃先以二牧比高、光，为违例矣。

《春秋》嗣子谅闇，^[19]未逾年而废者，既不成君，故不别加篇目。是以鲁公十二，恶、视不预其流。^[20]及秦之子婴，汉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记，附孝昭而获闻。^[21]而吴均《齐春秋》乃以郁林为纪，^[22]事不师古，何滋章之甚与！◎浦云：一条，言嗣代之不君者不纪，吴均纪郁林可议。

观梁、唐二朝，撰《齐》、《隋》两史，东昏齐废帝。犹在，而遽列和年；^[23]炀帝未终，而已编恭纪。^[24]原其意旨，岂不以和为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东昏元。而尊中兴，和帝元。显义宁恭帝元。而隐大业。炀帝元。苟欲取悦当代，遂乃轻侮前朝。行之一时，庶叶权道；播之千载，宁为格言！◎浦云：一条，言齐、隋二史阿徇兴朝，于前代末造，私拥立而没旧君，纪不以实也。

寻夫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旧史以表志之帙介于纪传之间，降及蔚宗，肇加厘革，沈、魏继作，相与因循。^[25]今止《魏书》志编传后，范、沈二书，后人易置矣。既而子显《齐书》、颖达《隋史》，^[26]不依范例，重遵班法。盖择善而行，何有远近；闻义不徙，是吾忧也。◎浦云：一条，言纪传相接，翻阅为便，表志不妨次后，史多不然。●已上分纠失宜，凡八条。

若乃先黄、老而后《六经》，《史记》。后外戚而先夷狄；《汉书》。老子与韩非并列，《史记》。贾诩将荀彧同编；《魏志》。^[27]《孙弘公孙弘。传赞》宜居武、宣纪末；宗庙迭毁，枉入《玄成传》终。并《汉书》。^[28]如斯舛谬，不可胜纪。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复一二而详之。◎浦云：末复撮举，以概未尽者。●篇尾《公孙》、《玄成传》议太板。

【注释】

[1]踵武：紧随其后。武，脚印

[2]黔首：平民。此泛指人物。

[3]八书：《史记》有《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其内容为记载朝章国殿。后来史书自《汉书》起，改“书”为“志”。参见《书志篇》。

[4]博陆、去病：指西汉重臣霍光及其兄名将霍去病。霍去病以抗击匈奴立下赫赫战功，终封骠骑将军。《汉书》中将其与卫青合传。其弟光为汉武帝、昭帝、宣帝时元辅重臣，终封博陆侯。事迹重要，故未与其兄合传，而事迹相类之金日磾合传。

[5]外戚、元后：《汉书》将后妃列入《外戚传》，而汉元帝之后因是王莽之姑母，事迹重要，故《汉书》单列《元后传》。

[6]“至如”二句：楚元王刘交，刘邦之少弟，汉初封楚王，其孙戉，景帝时参与七国之乱而被杀，封国亡绝。向、歆之助：刘向为刘交四世孙，歆为向子。《汉书·楚元王传》为刘交及其子孙与刘向父子合传，向、歆传占传文的五分之四。

[7]荆、代：指荆王刘贾、代王刘仲。

[8]王、京：指王式、京房。张《笺注》云：“王吉与贡、龚合传，传序引及伯夷、叔齐、四皓，述严君平、郑子真、显以高逸为类，与向、歆行事不侔。《汉书》京房有两传，一入儒林，儒林中另有王式，亦当代经师。”说较长。

[9]台名逃责：《通释》注云：“古通‘债’。”东周末代帝王周赧王为诸侯所凌迫，又无法偿还富豪的欠债，就躲避到台上去，所以周人称其台为逃责台。

[10]火德：指汉朝。古人认为汉朝的五行德运属火。

[11]“而居”四句：汉平帝死，王莽为了篡夺政权，选广戚侯刘婴为太子，自己摄行皇帝之事，改元居摄。其后又废之，改朝为新，自为皇帝。《汉书》在《平帝纪》后未为孺子婴立纪，其废立等事均载于《王莽传》。

[12]汉余数岁：指平帝死后的居摄元年(公元6年)到王莽称帝的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之间的3年。

[13]更始升坛改元：王莽地皇四年(23)，刘玄称帝，改元更始，至公元25年，光武帝即位，凡三年。

[14]世祖：东汉光武帝刘秀庙号。兵败长安，祚归高邑：更始三年(25)，刘玄与赤眉军战于长安，兵败投降。其年，刘秀行军至高(今河北柏乡)，即皇帝位，改元建武，改高为高邑。兄亡弟及：刘玄为刘秀族兄。

[15]不窋：后稷之子，周之二世祖。作者将刘圣公贬抑在列传之内，把刘文叔编列为本纪之首，就如同祭祀时升僖公在闵公之上，文王在不窋之前。(www.daowen.com)

[16]瞻乌靡定：语出《诗·小雅·正月》：“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同上句一起比喻群雄争夺帝位尚未定局。

[17]孙述：即公孙述。述字子阳，东汉末年起兵据汉中，自称益州牧，后自立为蜀王。公元25年称帝，号成家。建武十二年(36)被杀，国亡。

[18]二牧：指刘备占领益州前之益州牧刘焉、刘璋。

[19]谅闇：即谅阴，居丧的意思。

[20]恶、视：鲁文公十八年二月，文公卒，太子恶继位。十月，鲁大夫襄仲欲立宣公，遂杀恶及其母弟视。《春秋》记述恶之死，因讳弑，写作“子卒”。又因其居丧未逾年而废，故不与十二公并列。

[21]秦之子婴：秦二世胡亥被赵高所杀，公子婴立为秦王，仅四十六天即降于刘邦。故《史记》不为立志，其事附见于《秦始皇本纪》之二世皇帝胡亥之后。汉之昌邑：指汉昌邑王贺。汉昭帝之死，无嗣，霍光迎立贺即帝位，仅二十六天，因其淫乱而废之，另立戾太子之孙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附孝昭而获闻：昌邑王贺之事迹附载其父《昌邑王传》中，其废立之事见《汉书·宣帝纪》首，刘知几所言有误。孝昭，即汉昭帝刘弗陵，汉武帝之子。

[22]郁林为纪：南齐郁林王萧昭业，武帝之孙。公元493年八月，武帝死，昭业即帝位，次年七月为镇军萧鸾所杀。吴均《南齐书》已佚，萧子显《南齐书》有《郁林王本纪》。

[23]“东昏”二句：东昏，南齐东昏侯萧宝卷，明帝萧鸾子，永泰元年(493)七月明帝死，即位，次年改元永元。永元三年(501)十月被杀。《南齐书》有《东昏侯纪》。和帝萧宝融，亦明帝子，永元三年三月在荆州被梁王萧衍等拥立为帝。建元中兴，次年三月禅位于萧衍。是公元501年三月至十月间有二年号，而《南齐书·和帝纪》在是年三月以后即以中兴纪年，故刘知几下文讥其“黜永元而尊中兴”。

[24]“炀帝”二句：隋炀帝建元大业，在位十四年，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时炀帝出巡江都，李渊入京师，立代王侑为帝，是为恭帝，改元义宁，并尊隋炀帝为太上皇。《隋书》在《恭帝纪》中不用大业年号，而用义宁年号。故下文云“显义宁而隐大业”。

[25]“降及”二句：范晔著《后汉书》，完成纪、传后，即已入狱，虽拟作志，实未果。今传《后汉书》之志，乃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八志补入。刘知几所谓“厘革”，或就其传已作，志尚未作而言。“沈、魏”二句：指沈约《宋书》和魏收《魏书》。今本《宋书》志在传前，是经后人改动的。刘咸炘《驳议》：“今《续汉志》乃司马彪书，刘昭补注，以入范书。范之十志既未成，则何釐革之有？且志由刘入，其初别行，而后乃合次之纪后，固非范手，附之于末，亦出后人，岂可据为釐革之证哉？”

[26]颖达《隋史》：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唐

代著名经学家、史学家。唐贞观中，受命与颜师古修隋代之史，作三志，五十列传。又诏于志宁等撰《五代史志》，合八十五篇。是孔氏只参与了纪传的撰写。

[27]《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重道家，轻儒家，后人遂以之为司马迁之思想。先后，非编次之先后，而是推重和轻抑之意。后外戚而先夷狄：《汉书·外戚传》列在《匈奴》、《西域》等传之后。老子与韩非并列：《史记》以老、庄、申、韩合传。老子约与孔子同时，而韩非则为战国末人，前后相隔二百余年，故刘知几以为不该并列。贾诩将荀彧同编：贾诩，曹操初起时之谋士，时人认为有“张良、陈平之奇”。荀彧，亦操之谋略之士。时人称“有王佐之才”。

[28]孙弘传赞：指《汉书》公孙弘等传之赞语，历述武帝、宣帝时得人之盛。宗庙迭毁，枉入《玄成传》终：《汉书·韦贤传》附《玄成传》，传末叙有关各郡国所立宗庙迭毁的诏议。与传体实属不当，故刘知几云“枉入”。

【集评】

李维桢《史通评释》评曰：“彭城已封鱼石，夫子并归渚野，宛丘业归荆籍，春秋犹系陈亡。盖一日庙社未移，则一日君臣犹在。故有先褒之善，而无预削之文。孺子乃赤帝苗裔，岂同孝惠之嗣，名之为太子，附于吕氏者可比哉。如何巨君未篡之前，而乃不列之帝纪，子玄驳之，可谓识空千古。”

李维桢《史通评释》评曰：“子玄訾子长老、申同传，余以为未可轻诋也。生人之用，皆七情也。道何之乎，合七情奚托焉。老氏看得世情太淡，所以流于刻薄少恩，非太史公安能有此高见。至于承祚之传彧、诩，亦是乳水相合，孟德以文若(荀彧)为子房，阎忠(汉末名士)许文和(贾诩)为良、平(张良、陈平)，以其智略同也，并列岂为失乎。”

郭孔延《史通评释》：“莽弑平帝，立孺子婴改元，居摄业已二年，又改初始元而莽始篡。以婴未成君政、由莽出，而不纪之，亦当附平末，奈何入莽传中，此班氏抑子婴之过也。更始诛莽，建元二载厥功甚巨，而降于赤眉，身死贼手，辱亦不细，《史通》乃谓兄亡弟及，当为作纪，此又子玄扬更始之过也。作史者纪西汉年，以初始年为终，而附平帝之末；纪东汉年，当为更始立载记，不得列于光武之首，斯为称矣。”

郭孔延《史通评释》：“先黄老后六经，老子与韩非同传，迁之失也；后外戚先夷狄，固之失也，贾诩将荀彧同编，寿之失也；《公孙弘传·赞》备言武宣以来得人之盛，不似《弘·赞》，故曰宜居《宣武纪》末；宗庙迭毁，玄成卒后，皆匡衡、孔光等建议，故曰枉入《玄成传》终，此又固之失也。子玄之读史精矣。”

浦起龙《史通通释》：“错举纪传表志中离合收除诸义例，比而论之。苟非大段创通，那能有此即事分拨。”

浦起龙《史通通释》：“郁林固昌邑之续，萧鸾非博陆之伦，而改元易岁，亦与不盈月者有别，斥之纪外，论似未安。若更始之于光武，其直钧入关先王，上轶重瞳，建号书年，下殊二牧。升传作纪，皆非瞽说也。”

刘咸炘《史通驳议》论末段编次问题：“‘先黄老’乃班驳马语，非谓编次。唐升老子于传首，岂可以之咎马？至班之后《外戚》，乃以《王莽》居末，而莽前必连《元后》，元后又由外戚而分，因此牵连，遂在外域后耳。史家列传本不以品类为先后，外戚、外域优劣何分，史公固以《匈奴》先于《汲郑》矣。老、韩同列，马有深意。贾、荀同为汉臣，均阿权相，陈氏合之，正是公允，后人护荀，乃以为枉耳。此皆品藻之拘论，无关史体。”

论刘秀与刘玄德编次，刘备与刘焉、璋父子的编次问题。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子玄不欲抑先主于二牧之后，乃欲伸更始于光武之前。考其义类，实为矛盾。况光武既立，更始尚存，兄亡弟及之论，不惟于义无稽，兼亦考事多讹矣。纪昀《史通削繁》云：“二牧宜入汉史，此失又在断限，不止先后失伦。”刘咸炘《史通驳议》：“此论虽正而未识陈意，纪说亦非。陈书虽名三国，而以魏为纪，蜀、吴为传，视二方为偏隅，名曰蜀、吴，以地为主，非以朝代为主，本非以断代之体记季汉，故《蜀书》以二牧、二主叙列，说详《三国志知意》总论。”

陈庆年《读〈史通·编次篇〉》认为《龟策列传》为褚王孙补，据此驳《史记》列传之题目、内容不相符合为举例不当：“至谓《龟策传》为志体，宜与八书齐列，定以书名，则论殊未审古书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而自史迁始为专记一人之名，其例定自史迁。如以志体入传，其类不在史迁，当自审之，亦何待知几而始发？考迁于《龟策传》云：今上即位，太卜咸集。是原《传》必有龟卜之人，如《日者传》司马季主之类，故作《龟策》以配《日者》，惜传已亡耳。故褚先生谓求《龟策列传》不可得，可知今所存之迁文，但为《龟策列传》之《序》，其《传》已亡之矣。褚先生不能补其《传》，第之太卜官问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始为志体。知几以褚氏之补亡概史公之原缺，诋之以怪，是谓厚诬。”(见《南菁文集》卷五)。

陈庆年《读〈史通·编次篇〉》：“孔子皆布衣，史公赞孔子为至圣，而老子则传之管、晏之次，而穷其弊于申、韩，黄氏东发已辨之。且以班固先黄老后六经之说为失之不察，而知几误因之。老子清虚，不有其身，故无情，则必入于深刻，故使之与韩非同传，近王鸣盛已言之。且谓《索隐》分老子与尹喜、庄周为一篇，为强作解事，而知几误议之。荀彧协规魏氏以倾汉阼，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裴氏注《志》已有此论。且魏武以彧为子房，而彧之说魏武亦曰：‘今与公争天下唯袁绍耳。’此岂纯于为汉者，近翁元圻已言之。是贾诩、荀彧同编，无可疑也。《后汉书·郊祀志》蔡邕表曰：‘宗庙迭毁，国家大体，班固录《汉书》乃置《韦贤传》末，臣以问胡广，广以为实宜《郊祀志》中。’是庙制枉入韦传，汉儒已议及之，而知几则袭之也。”(《南菁文集》卷五)。

吕思勉《史通评》：“本篇所论甚正，惟古人著书，多不自言其例；而后人评骘，则有非先通其例，未可轻易下笔者。……即如老子、韩非同传，安知非史公所据材料本然。果然，则因仍旧文、不加改削，则史公之义例。评其不改旧文之得失则可，议其老、韩之同传之不类则非矣。……即谓此篇，为史公自作；而名、法之学，原出道家，合为一篇，安知不正有深意？未能审谛先秦学术流别，谈、迁宗旨所在，又安可轻加评论乎？此外论《史》、《汉》之处，皆可依次推之；惟如《东观》之抑圣公，《齐》、《隋》两史之黜永元、隐大业，显系取媚当时，可决其无他深意者，则不妨辞而辟之耳。偏安割据之朝理宜与正朔相承者有别。帝魏帝蜀之论，后世乃甚嚣尘上，在承祚时无此事也。自承祚观之，则先主之据益州，正乃承二牧之绪者耳；先后之次，未为失也。”

张舜徽《史通平议》：“刘咸炘《太史公知意》卷六曰：‘传非专主于记人。龟策者，一术之称。与日者、货殖、游侠相同。不类象形之言，与儿童之言何异。凡传皆以事为经，人为纬。今本之无人名，乃非元本耳。若谓当与八书齐列，则日者、扁、仓，皆当为书乎？’刘氏此言甚允，足当知几诤友。大抵史公列传，所苞滋广。论其编次有专传，有合传，有类传。而标目之例，或以姓名，或以术业，和以行事(如《循吏》、《酷吏》)，或以地域(如《匈奴》)，则凡叙述所及，本不限于一端。知几所云唯人而已者，特取其多者论之，未足以尽史公列传之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