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赞　第九^[1]

【题解】本篇讨论论赞的起源、名称的变化、撰写的目的和原则以及历代史书中论赞内容的得失。《左传》开始用“君子曰”的形式释疑解惑，且只在有必有的地方才有。司马迁《史记》则在每篇结束时写一段论，概述写作意旨，或补充一些史料。后来的论脱离《左传》和《史记》的本意，不仅文辞浮靡，而且褒贬失实，有些史书甚至还用韵文另写一段赞语，来重述传记的内容，徒增史文之烦。后世学者对刘氏的观点表示赞同，浦起龙认为“唐后诸史有论无赞，皆阴奉其诫”，纪昀也认为“此篇持论极精核”。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1]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苟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譔”，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2]玄晏先生、抱朴子。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浦云：首撮史传之论赞异名，为发议总案。

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浦云：此下先言史论。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3]谓非每传皆有。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篇必有论，自《史记》始。夫拟《春秋》成史，持论尤宜阔略。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炫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浦云：此推史论成例始自《史记》，非理所必需也。

必寻其得失，考其异同，子长淡泊无味，^[4]承祚陈寿字。懦缓不切，贤才间出，隔世同科。孟坚班固字。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郭云：抑迁扬马，子玄大旨。仲豫荀悦字。义理虽长，失在繁富。^[5]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6]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就繁俪中所取如此，非以为准的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若袁彦伯宏字。之务饰玄言，谢灵运之虚张高论，玉卮无当，曾何足云！^[7]王劭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观过知仁，斯之谓矣。^[8]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9]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10]◎浦云：此节就诸论品其高下。大意谓宜尚典实，无取浮靡。

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谓补传所无。文省可知。谓单词已足。如太史公曰：观张良貌如美妇人；项羽重瞳，岂舜苗裔。此则别加他语，以补书中，所谓事无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赞曰：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11]杨王孙裸葬，贤于秦始皇远矣。^[12]此则片言如约，而诸义甚备，所谓文省可知者也。^[13]◎浦云：事无重出，文省可知，是为史论上乘。准的在此。及后来赞语之作，多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至于甚者，则天子操行，具诸纪末，继以“论曰”，接武前修，纪论不殊，徒为再列。◎浦云：此翻转言失之复与支者，后史大率然也。●上言论，下言赞，此处分截。

马迁《自序传》后，^[14]历写诸篇，各叙其意。在《自序》之后，文仍散体。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在《叙传》之后，文皆四言。范晔改彼述名，呼之以赞。^[15]寻述、赞为例，篇有一章，分缀自此始。事多者则约之使少，理寡者则张之令大，名实多爽，详略不同。且欲观人之善恶，史之褒贬，盖无假于此也。◎浦云：此节递到史赞，亦是发议之案。

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子显。李百药。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16]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17]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浦云：此节摘诸史之加赞者言之，论而又赞，尤非史家贵洁之体也。

至若与夺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贾谊，^[18]范晔之虚美隗嚣，^[19]陈寿谓诸葛不逮管、萧，^[20]魏收称尔朱可方伊、霍；^[21]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必备加击难，则五车难尽。故略陈梗概，一言以蔽之。◎浦云：更以议论乖违者作收局。

【注释】

[1]假君子以称之：《左传》在记述历史事件时，常于结束处引述一段评论，前冠以“君子曰”。朱熹认为是刘歆窜乱之词(见《朱子语类》卷83)；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认为是左丘明、子夏所记录的事件发生时的当时人的舆论。

[2]扬雄曰譔：扬雄没有史学著作，不见“譔曰”的记载。浦起龙《通释》认为：“(常璩)《华阳国志》则以‘撰曰’为论赞。扬雄当作常璩。”赵《新校注》引向成周云：“子云未尝著一史，此厕于王、何之后，当从浦校改‘常璩’。”刘昞：字延明，敦煌人，西凉武昭王李暠召为儒林祭酒。因感于《史记》和前后《汉书》文字繁富，不便阅读，乃删为《三史略记》八十四卷，书今佚。皇甫谧：字士安，西晋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人，自号玄晏先生，沉静寡欲，勤于著述，著有《帝王世纪》、《玄晏春秋》等史著。葛洪(284—364)，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东晋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好神仙导引之术，著有《抱朴子》、《神仙传》等，史学著作有《史记钞》十四卷、《汉书钞》三十卷、《后汉书钞》三十卷，葛洪还托名汉代刘歆编纂杂钞类笔记小说《西京杂记》。

[3]“丘明”二句：张《笺注》曰：“《左传》遇事有可议者，随文以‘君子曰’发论。自《史记》始就每篇篇末以‘太史公’发论，班、范以降之纪传史，几成定式矣。而荀、袁两《汉纪》及司马光《资治通鉴》，亦均随文发论，盖缘编年、纪传体例不同使然也。”

[4]子长淡泊无味：向承周云：“顾千里云：当云‘淡泊有味’。承周按，顾校是也。下句‘偄缓不切’，谓纡徐而不迫，亦非贬词，自仲豫以降，乃致讥议，文理甚明。读者误会子玄立意，因妄改之耳。”此说虽有道理，但无版本依据，故仍其旧。

[5]仲豫：荀悦字，此指其《汉纪》。见《六家篇》“《左传》家”注。

[6]张舜徽《史通平议》：“《文选》有干宝《晋武帝革命论》、《晋纪总论》各一首。李善注引何法盛《晋书》称：‘宝撰《晋纪》，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评论切中，咸称善之。’《梁书·裴子野传》称：‘齐永明中，沈约所撰《宋书》既行，子野更删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述评论多善，约见而叹曰：吾弗逮也。’据此可知，干、裴论史之功，早有定评。至于范晔撰《后汉书》，其自负亦在论、赞。《隋志》有《后汉书论赞》四卷，盖唐以上人读其书而别钞成帙者。然则三家长于论事，非知几一人之私论。”

[7]安国：孙盛字，此指其《晋阳秋》，见《六家篇》“《左传》家”注。习凿齿：字彦威，东晋襄阳(今属湖北)人，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时桓温有篡晋野心，凿齿乃著《汉晋春秋》以示警诫，其书四十七卷，记事起自汉光武帝，迄于西晋愍帝，今已佚。谢灵运：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著名的山水诗人。南朝刘宋初，征为秘书监，整理内阁典籍，敕修《晋书》，“粗立条流”，书未成。《隋志》著录“《晋书》三十六卷，宋临川内史谢灵运撰”，今不传。玉卮无当：比喻事物外表华贵，但若不切实际，终归无用，就像没有底的玉杯一样，语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卮：酒器。当：底。

[8]观过知仁：考察一个人的过失，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语出《论语·里仁》。

[9]徐、庾：徐陵和庾信，齐梁时期的代表作家，文风绮艳浮靡，人称“徐庾体”。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西南)人，博通经史，官至梁代的秘书监，著有《徐孝穆集》，编有《玉台新咏》十卷。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初仕梁，后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后期创作常抒写怀念南朝的乡土之思，文风由南朝时期的浮艳转为沉郁，有《庾子山集》。

[10]张舜徽《史通平议》：“唐修《晋书》，秉笔着悉一时文士。沉思翰藻，竞为绮艳，诚有如知几所讥弹者。然知几此书，专论史法，乃亦不免以骈俪之辞，说纷繁之理。此犹李谔请正文体，而己作已甚浮华。盖承六朝文格靡弊之余，相习成风，有不期然而然者，时为之也。知几讥短前人，终亦自蹈其弊，此斯道所以难言。”

[11]石建之浣衣：石建为石奋的长子，兄弟四人皆官至两千石，虽年老已白首，仍每五天为其父浣洗内衣，见《汉书·万石君传》。

[12]杨王孙裸葬：杨王孙，名贵，字王孙，汉武帝时人，学黄老之术，临死前嘱咐儿子说：“吾欲裸葬，以反吾真。”见《汉书》本传。

[13]黄叔琳《史通训故补》：“论不当有重出，事间有述者，则补传之遗，如所引项、张纪传，可为法已。或无别事可述，则摘其尤者施以评陟，如所引班《书》为善。”(www.daowen.com)

[14]《自序传》：《史记》最后一篇为《太史公自序》，历序全书各篇大意，为篇目提要性质。《汉书》仿《史记》体例，亦于序传后历述各篇要义，文字用四言诗体，称之为“述”。

[15]范晔《后汉书》仿照《史记》、《汉书》体例，将序移至各卷末，称之为“赞”。唐颜师古《匡谬正俗》认为范晔的“赞”并不符合《史记》、《汉书》中的序、述的体例，并对此进行了纠弹。

[16]“亦犹”两句：古人撰写墓志铭，在历述死者生平事迹后，加一段四字文句组成的铭文，以“铭曰”起头。

[17]“释氏”二句：佛教徒宣讲一段教义结束后，必以四句整齐的韵文作结，称偈语。其文或八字一句，或六字一句，或四字一句。

[18]“班固之深排贾谊”：《汉书·贾谊传》赞云：“及欲试属国，施三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已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所谓“深排”，当即指此。

[19]“范晔之虚美隗嚣”：隗嚣，字季孟，东汉成纪人。王莽末，据陇西起兵，初附刘玄，又投光武，后称臣于公孙述。光武西征时，恚愤而死。《后汉书·隗嚣传》的论赞称他有死士之节，只是时运不济，“若嚣命会符运，敌非天力，虽坐论西伯，岂多嗤乎？”

[20]“陈寿谓诸葛不逮管、萧”：《三国志·诸葛亮传》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21]“魏收称尔朱可方伊、霍”：尔朱，尔朱荣，后魏北秀容人，明帝时为六州大都督。因拥立庄帝有功，封太原王，又进位太师，专制朝政。后为庄帝所杀。《魏书·尔朱荣传》史臣曰：“苟非荣之克夷大难，则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也。然则荣之功烈亦以茂乎？……向使荣无奸忍之失，修德义之风，则彭、韦、伊、霍河足数？”伊：伊尹，殷商名相。霍：霍光，汉代名臣。据《北史·魏收传》记载，魏收曾向尔朱荣之子纳贿，故“减其恶而增其善”。

【集评】

李维桢《史通评释》评曰：“太史公之赞不事铅华，直抒胸臆，比班掾之敲金击玉者，似高一筹，范晔其班之流亚乎。”

李维桢《史通评释》评曰：“崔浩与毛修之论《三国志》曰，‘承祚之评亮(诸葛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非挟恨之言。夫亮之相备，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亦主得有理。”

郭孔延《史通评释》：“史臣论赞，正以寓褒贬、定功罪，不自《左传》‘君子曰’始也。……《史记·陈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金之国而重一言。《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此皆论赞之繇也。若与夺乖宜，是非失中，如晔、收之流，则何以賛为？”

郭孔延《史通评释》：“陈寿评武侯用心平，劝戒明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未尝谓诸葛不逮管、萧也。李延寿《北史》载尔朱文略尝大遗魏收金，请为父(尔朱荣)作佳传，收论荣比韦彭伊霍，盖由是也。时称秽史，亶其然矣。”

浦起龙《史通通释》：“是篇不分编年、纪传，仍是纪传为多。论赞二字截讲：其于论也，辞严而不摈；于论后之赞，则辞决而加绝。自是唐后诸史，有论无赞，皆阴奉其诫。可知刘说之当理也。”

浦起龙《史通通释》：“子长淡薄无味，盖对限篇书论，非要强文为言。观‘事无重出’，‘文省可知’八字，三昧仍首马次班也。”

浦起龙《史通通释》：“《元史》纪传不缀论赞，其凡例述敕旨云：据事具文，善恶自见也。”

浦起龙《史通通释》：“又因此知纪传跋尾当名史论，不当云赞。赞，铭类也，韵体也。人以扶风史论皆作‘赞曰’，遂因之。必也正名，宜与读此。”刘咸炘《史通驳议》：“非也。赞，进也，进而论之，与马(司马迁)论名异实同。赞专为韵体，乃后汉以降之事耳。”

纪昀《史通削繁》云：“此篇持论极精核。”

刘咸炘《史通驳议》评最后一段：“班惜贾，非排贾；范从实，非虚美，说见《两汉书知意》。魏收语亦误。《四库提要》曰：‘《收传》称收受尔朱荣子金，故灭其恶。其实荣之凶悖，收未尝不书，至论中所云：“若修德义之风，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反言见意，正史家之微词，指以虚褒，似未达其文义。’”

吕思勉《史通评》：“《左氏》之称‘君子曰’，盖当时记事之文，有此一体。(记事者，兼记时人议论)。其所据之材料如是，而非其所自为也。观《晏子春秋》于记事之后，系之以论，亦称‘君子曰’可知。《公》《谷》所载，则先师释经之论，与《左氏》之称君子者不同。《公》《谷》皆主释经，《左氏》则主记事也。

吕思勉《史通评》：“史公之作《史记》，盖皆裒辑旧文。其系曰：‘太史公曰’者，则谈、迁所自著，此四字固多用于篇末，亦有在篇首或中幅者。自著之文，随宜著之，非必如刘氏所云‘限以篇终，各书一论’也。其所著，或补前人记事所不及，或则发明一理；皆有所为而为之，非空言，自无所谓‘强生其文’，‘淡薄无味’者矣，刘氏之论非也。然其所称‘事无重出’，‘文省可知’两端，自足为作论赞者之模楷；盖‘理有非要，而强生其文’，则必不免有此二弊，马、班当日，既无意于为文，则此二弊，自不待戒而自绝耳。”

张舜徽《史通平议》论此篇惩前毖后之功，曰：“《史记》每篇之末，申之以‘太史公曰’，此论体也。《汉书》因之，乃易名为‘赞’。范氏作《后汉书》则改称‘论’，而又系之以‘赞’。论为散文，赞为四言韵语。每篇并用两体，后之修史者多遵之。顾范氏新创是例，自以为前无古人。《宋书·范晔传》载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可知晔之自视，固已甚高。隋唐诸志，咸著录《后汉书论赞》一书，殆即赏音者之所为也。后人无范氏之才识，乃亦纷纷效颦，徒形其繁赘耳。宋人史论，好架空凌虚，题外生枝，更坠恶道矣。观欧阳修《五代史论》，不别标题，每篇皆以‘呜呼二字发端’，章学诚《信摭》至目为一部吊祭哀挽文集，殆非苛论。斯又变本加厉，为知几所不及料者也。故知几此篇持论，大体精核。实为箴肓起废、惩前毖后之言。郑樵《通志总序》，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皆引申斯义，大畅其说。自此治史者，重在史实之求真，不尚虚文之敷论，皆知几斯议为之先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