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言　第三^[2]

【题解】本篇讨论纪传体史书如何记载人物言论的问题。纪传体史书不仅要完整地记录人物的事迹，也需要记载他的言论。上古史书中记言和记事是分开的，《尚书》记言而《春秋》记事。《左传》开始把言和事结合起来，由于它是编年体，人物的言论就事而发，没有长篇大论。而后代的纪传体史书在叙述人物言行时，常常插入大段的言论，甚至有些列传几乎全篇都是传主的言论，而没有什么事迹。对此，刘知几认为应当发挥纪传体分类记述的优势，在纪、传、表、志之外，专列“书”类，收录帝王的制册和大臣的章表诗赋等。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隋唐以后文辞日繁，即使设立“书”类也难以容纳。不过，刘氏强调随时变易史书编撰的体例，体现了他勇于变革的精神。

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郭云：分事与言，甚精当。左右二史，分尸其职。^[1]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阙纪；^[2]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3]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浦云：泥古太甚，于《尚书》家已论之。◎浦云：首节推原记事、记言，古体本不相合，以引下文。刘咸炘：《尚书》、《春秋》互有详略，自是年历、别记之殊，非言事之别也。

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5]◎郭云：兼事与言，亦变体。◎浦云：至左氏，则言、事两收矣。然非传体，无隔越之患，其势自可兼行也。此上下转递之文。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入记，繁富为多。^[6]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止录言，罕逢载事。^[7]◎浦云：自此归到纪传，约举专载文辞之篇，以发论断。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黄叔琳：此诚病之。后史相承，不改其辙，交错纷扰，古今是同。◎浦云：承上，言以长篇夹入叙事中，阅者苦之，逼起本指。

案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虽篇名甚广，而言无独录。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8]◎浦云：数语揭本指。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9]他皆仿此，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浦云：此段制册、章表等，皆朝典颁奏之言。◎黄叔琳《史通训故补》：此《文选》、《文粹》、《文鉴》所由编。

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10]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11]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12]窃谓宜从古诗例，断入书中，^[13]亦犹《舜典》列《元首之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14]◎浦云：此段诗、颂、书、论等，是词人著述之言。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浦云：以上二项为一节。意谓当于书志帙中，加立“载言”一条也。

昔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15]于时议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浦云：此借宝言，以见酌更旧体，成例可援。是用敢同有识，爰立兹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如谓不然，请俟来哲。

【注释】

[1]尸：掌管、主持。

[2]桓、文作霸：指齐桓公、晋文公相继为春秋诸国的霸主。齐桓公，名小白，任用管仲为相，励精图治，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击败山戎、北狄的进攻，并九次会盟诸侯，得到周天子的犒赏，被推为霸主。在位四十三年(前685—前643)。晋文公，名重耳，曾被后母骊姬所害而流亡列国，后得秦国助而归国即位。他励精图治，国力强盛，并联结宋、齐于城濮击败楚国，遂被推为霸主。在位九年(前636—前628)。阙纪：未作记载。纪，一作“记”。

[4]“秦师”句：秦缪公于公元前627年派兵攻打郑国，被晋襄公大败于崤，还归后作《秦誓》，誓词全文载于《尚书》，《左传》仅载其事，未录诫誓之辞。靡录：没有记载。

[5]讽：诵读。

[6]此句言《史记》、《汉书》收录传主得大段言论，而对其生平事迹记载不多。恢博：丰富宽广。

[7]该句指《史记》、《汉书》在贾谊等四人得传记中，大量记载其文章策对，故知几云“唯止录言”。贾谊、晁错、董仲舒，见《二体》篇注。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山东信阳)人，西汉文学家，性诙谐，言词敏捷，汉武帝养为弄臣。著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讽谕时政。

[8]该句是本篇的主旨，纪传体史书如何记载传主言论？刘知几认为不宜放在传记中，宜另立“书”这一体例，来专门收录传主的言论。这一体例命名为“书”，取自《尚书》之“书”，因为《尚书》是记言之祖。

[9]该句言应该把传记中的制策、章表等言论抽出，放入“书”部之中，命名为“制册章表书”。制、册、诰、令：帝王专用的文体。章、表、移、檄：朝廷大臣所用的公文文体。收之纪传：原注“收出之”，即从纪传中抽出。“制册章表书”：《通释》于“制策”下注云：“当有‘书’字。”意为当题作《章表书》、《制册书》，这可以区别君主和大臣的言论。不过没有版本依据。千帆《笺记》云：“合制册章表为一书，即《尚书》之体。浦氏欲增‘书’字，非也。”

[10]该句言文学作品本来自成一家，《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没有收录。什：篇什、篇章。诗人之什：《诗经》所汇集的诗篇。风、雅、比、兴：《诗经》所载的各种诗歌类型和表现手法。风：各国民歌。雅：朝廷的乐歌。比、兴：比喻、象征，《诗经》的两种表现手法。(www.daowen.com)

[11]六义：指风、雅、颂三种诗歌类型和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

[12]该句言韦孟等文学作品被收录在传记中。韦孟：西汉彭城(江苏徐州)人，任楚元王祖孙三代傅，后元王孙戉不守礼法，韦孟作诗讽谏。事见《汉书·韦孟传》。扬雄出师之颂：扬雄无《出师颂》，汉末人史岑曾作《出师颂》。扬雄有《赵充国颂》，收录《文选》中，昭明太子注云：“成帝时，西羌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赵充国，乃召雄即充国图颂之。”刘知几或因此而误记。说本孔延《评释》。马卿之书封禅：马卿，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西汉著名的文学家。曾游梁，与辞赋家枚乘往来。其《子虚》、《上林》等大赋，深受武帝喜爱。《汉书·司马相如传》中载其《封禅文》。贾谊之论过秦：指贾谊的政论名篇《过秦论》三篇，该文《汉书·贾谊传》未载，《史记·陈涉世家》载其一篇，《汉书·陈胜项籍列传》录为赞文。

[13]该句言韦孟等文学作品被从传记中抽出，放入专列的“书”部之中。宜从古诗例：应当依照古史著录诗歌的成例。断：截开。断入书中：句下原注云“据前例，亦当有‘题为某书’之文，疑脱。”向宗鲁云：“浦说误。此谓前之制册章表书，故以《尚书》包列歌咏为例。”

[14]《元首之歌》：《尚书》中的一段歌咏，出伪古文《尚书·虞书·益稷谟》，在今文尚书中载于《皋陶谟》。《五子之咏》：出伪古文《尚书·夏书》。夏代太康失政，醉心游乐，他的五个弟弟等待他打猎回来而唱的歌。向宗鲁认为刘知几笃信古文《尚书》，故引以为据。

[15]委曲：史事的曲折变化和琐碎的细节。谱注：谱表。干宝的议论今已佚。

【集评】

李维桢《史通评释》评曰：“我朝聿兴，凡列圣之制策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以类区别，各自成书，深合子玄之旨，但必有相兼者，又有类别者，两行于世方得。”

郭孔延《史通评释》：“桓文霸绩，《尚书》不纪，非阙也，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而独纪《秦誓》，最其语近王也。《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若尽录《秦誓》，岂成《春秋》？但《史通》以桓文作霸为事，以穆公诫誓为言，则不易之论也。另立制册章表书，为目甚新，为体亦异，第云以类区别，又似一部类书文选，不似史体，故数千年来无遵此目，不若仍旧王言入纪，臣言入传，三章之约载于《高纪》，反骚之文编于《雄传》，更为妥焉。”

浦起龙《史通通释》：“上二篇标列史体已备，自此而下，别出己议也。彼编年一体，绪无杂出，而纪传则名类多门，商榷宜审。是篇盖就列传而言，方铨事状，忽夹长篇，未免文气隔越，故设此论。”

浦起龙《史通通释》：“《史通》所举韦、扬、马、贾诸篇，或置传首，或出他书，或入传中，或附赞内，举非一例，其意只取有关劝戒、传颂艺林、法当采入史中者，用示择言之例耳。”

浦起龙《史通通释》：“尝窃计之，就如贾生、董傅、方朔、马卿未作要官，无他政绩，其平生不朽正在陈书、对策、诗颂、论著等文，设检去之，以何担重？且使此册果立，几与挚虞《流别》同科。即刘于《载文》篇，亦言非复史书，更成文集，不且自矛乎？况乎后世，著述如林，弥滋轇轕矣。此论不可行。”

刘咸炘《史通驳议》：“知几此论乃鉴六代诸史之广载诏书，文太繁冗，因而推论，并欲一切文词皆别出之。观于《旧唐书》载诏之冗，可知此论之有理。然言事必互备乃明，尽删文言，事反不显，故章君《书教》篇尝推此篇之意而修正其说。贾、晁、董、东方之文固不得不载，浦氏之言是也。然如《汉书·韦贤传》诸文，正以无此专书，不得不牵连录之，使有专书，班氏不费周章矣。浦氏谓竟不可行，亦过也。浦氏又以同与总集为疑，是不知史氏裁编自与选文不同，不足为难也。要之，知几此议自不可废，而其言则多未安，如云‘隔以大篇，使阅者懵然’，夫言事相备，自有终始，苟非下愚，何至读一长文，遂忘次序乎？”

吕思勉《史通评》：言、事分记，乃古史至粗之体。其实言必因事而发，而欲详一事，亦必不容略其议论。记载稍求精详，言、事即不容分析矣，此乃理势之自然。故《国语》之体虽源出《尚书》，然其记事遂较《尚书》为详备也。夫记事、记言，文各有体。记言可备详其言，记事则诚有不宜隔以大篇、断其气脉者，故《国语》之文大体虽属记言，而有时记事颇详、记言遂略，盖为自然之理势所驱，而文体遂不觉其潜移也。……且如邲之战，所重岂不在战事哉？然《左氏》于此叙战事实多所略，所致详者乃在士会、荀首、栾书、楚庄之议论耳。盖《国语》中无详述邲战文字，而有记载士会等议论之专篇；造《左氏》者照本钞誊……此可见《左氏》不独非《春秋》之传，即钞撮《国语》造为《春秋》之传者，亦徒钞撮而未暇求其完善也。

吕思勉《史通评》：“汉代风气尚不甚重文辞，故如贾、晁等以议论著称者，不过数人，以辞赋名家者亦不多，故可各为立传，备载其文；后世则以文辞自见者日多，有载之不可胜载之势，此刘氏所以欲变旧体，别立一书，亦时势为之也。自唐至今，文字之繁愈甚，即如刘氏更立一书之议，亦觉其不能容。此章实斋氏所以又欲别为文征，与史并行，而俾立于史之外也。亦时势为之也。”

张舜徽《史通平议》：“知几议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以收录文辞，使不与叙事相杂，其议是也。至于上咎《史》、《汉》，不合以文辞入记，则非也。大抵两汉以上文不徒作，可以传世而行远者家不数篇，马、班采以入史，莫不有其微旨。《史记》屈贾同传，于屈原载其《怀沙》，于贾生载其《吊屈赋》、《鵩鸟赋》，而两人之志行以明。……推之他篇所载，要皆各有取义，岂徒以繁富为美。班《书》继起，益多录经世有用之文，悉与当时学术政治大有关系。其时尚无自编文集之例，史家得之传抄，采以入史。诸家之文，亦托此以传于后。由今论之，班、马甄录之功为不可泯矣。降及六朝，文集蔚兴，《隋志》集部别集类著录437部、4381卷，通计亡书合886部、8126卷，可谓夥矣！其文既各别行，自无烦重收入史。如不得已，亦必择其要者，别为一书，与史并行。后世若《唐文粹》、《宋文鉴》以及明清《经世文编》之类，皆足为史传羽翼。溯厥体例，盖皆本知几斯议而稍变通以为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