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体　第二^[1]

【题解】二体，指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和以《汉书》为代表的纪传，是上篇中所提及的六家中后世最为重要的两家，所以再次作进一步阐述。编年体虽以《左传》为代表，却开创自《春秋》；纪传体虽以《汉书》为代表，却开创自《史记》，所以本文以《春秋》和《史记》为例，论述二体的优劣：编年体其优点在于能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历史，但只反映王朝兴衰的大事，记述人物不能做到详略得当；纪传体有纪、传表、志的分工，能反映历史的不同侧面，但叙述事件发展的脉络不够清楚，《史记》将屈、贾同传，曹、荆并编，连传主的时序都颠倒了。刘氏认为编年、纪传二体是隋唐之前史学的主流，对这两种体例要扬长避短，不能厚此薄彼。

三、五之代，书有典、坟，^[1]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2]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浦云：篇首揭过非编年、非纪传者。既而丘明传《春秋》，编年之祖。子长著《史记》，纪传之祖。载笔之体，^[3]于斯备矣。◎浦云：“既而”四句，通幅全提。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4]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5]◎浦云：已上总为二体标出原委大意。言自得《左》、《马》分创，史家千古宗之。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浦云：四语又一提。下分编年、纪传两扇，各言其利害。

夫《春秋》者，◎浦云：谓《左传》也。此一扇论编年。^[6]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浦云：“长”即利也，谓其胜纪传也。其所以胜，本编年之体自所应有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其人有关国政。必盱衡而备言；^[7]迹在沈冥者，其人无预国事。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冲要故也。^[8]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9]沈冥故也。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浦云：“短”即害也，是其不及纪传处也。其所以不及，亦编年之体自所不免也。

《史记》者，◎浦云：举《史》该《汉》。此一扇论纪传。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10]刘咸炘：表之为用不止列年爵，志岂专拾纪传之遗乎？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11]◎浦云：此其胜编年处，故长而利也，亦纪传之体自应有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12]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13]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谓时代。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16]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17]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18]此其所以为短也。◎郭《评释》云：此是公论。◎浦云：此其不及编年处，故短而害也，亦纪传之体自不免也。●两扇利害，皆对较而处。刘咸炘：“此所谓短，皆不为短，纪传能该编年，编年不能该纪传。”

考兹胜负，互有得失。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19]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案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黄叔琳：《国语》特辞费，于事实无广益。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浦云：此八句只就宝语一驳，以下申穷之。●驳《左》单驳编年，文若偏诃，意实互勘也。向使丘明世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20]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身隐位卑者。^[21]晁错、董生之对策，^[22]刘向、谷永之上书，文烦事博者。^[23]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严、郑、郭、黄。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晁、董、刘、谷。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此是掉句。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24]◎浦云：至此一勒。言设使《左》为汉《史》，仍用编年，则如上所云，不载既不安，载之又费力，又不得不变为纪传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荀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翦截班史，篇才三十，历代保之，有逾本传。^[25]◎浦云：此数语抵前驳干宝一长段。言世又有厌迂阔而褒剪截者，则又转而效编年焉。由是观之，改来改去，总不出此二体也。●互勘之文止此。

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纪传。而副以干《纪》；编年。^[26]《宋书》有徐、沈，纪传。而分为裴《略》。编年。^[27]各有其美，并行于世。◎浦云：结尾平收。异夫令升干宝字。之言，唯守一家而已。◎浦云：缴应借诘之词。

【注释】

[1]三、五：指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和五帝(少昊、颛顼、高辛氏、尧和舜)。典坟：传说三皇之书称作“三坟”，五帝之书称作“五典”。三坟言大道，五典言常道。

[2]唐、虞：指尧、舜两代。尧帝曾封于唐地，故称陶唐氏或唐尧；舜是古部落有虞氏的首领，故称有虞氏或虞舜。《古文尚书》：两汉发现的用战国籀篆文字缮写的《尚书》，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孔壁本”以外，还有孔安国家传本，刘向校定的“中秘藏本”，河间献王收藏本以及“漆书本”等四种。

[3]载笔之体：指历史著作。语出《礼记·曲礼上》：“史载笔，士载言。”

[4]假：即使。区域：指史书的编纂体制。

[5]荀悦、张璠：指荀氏所著《前汉纪》和张氏所著《后汉纪》，二书皆编年体。班固、华峤：指班氏所著《汉书》和华氏所著《汉后书》，二书皆纪传体。华峤(？—293)：字叔峻，西晋平原高唐(山东禹城)人，官至尚书，封乐乡侯，他有“良史之志”，不满《东观汉记》繁芜，撰成《汉后书》九十七卷，“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书早佚。

[6]《春秋》：宋程大昌《考古质疑》和浦起龙都认为是指《左传》，而不是《春秋》经。

[7]盱衡：本指举目扬眉，此指详察。备言：详尽地叙述。

[8]绛县之老：晋国绛县(山东翼城)一位孤苦无依的老人，为谋生而去参加修筑杞城(山东安丘东北)。有人问他年纪，他说是正月甲子朔日出生，已过了四百四十五个甲子。师旷推算他已经七十三岁了。当权的赵孟认为他的遭遇是晋国失政造成的，便赐以衣食。杞梁之妻：齐大夫杞梁(名殖)，随从庄公进攻莒国，被莒人所俘获。庄公归国途中遇到梁妻，便派人在郊外慰问她，梁妻认为这种慰问草率而不合礼节，因此拒绝。庄公只得亲至其家慰问。酬：对答。晋卿：指赵孟。齐君：齐庄公。

[9]柳惠：指春秋时鲁国大夫展禽，封邑在柳下，谥“惠”，故称柳下惠，有坐怀不乱的美德，是著名的贤人。颜回：字子渊，又称颜渊，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他贫居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孔子称赞他“其心三月不违仁”。柳下惠的事迹不见《春秋》，但《左传》多次出现。程大昌《考古质疑》认为刘知几所言以《春秋》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不记载柳下惠，实误。颜回的事迹不见《春秋》、《左传》。

[10]纪、传、表、志：均为《史记》体例。谱列：罗列。

[11]该：同“赅”，完备。洪纤靡失：大小事情都不遗漏。

[12]前后屡出：在前后的篇章中多次出现。

[15]《高纪》，《史记·高祖本纪》，这里指《高纪》中叙述项羽的事。《项传》：《史记·项羽本纪》，这里指《项纪》中提到的刘邦事迹。千帆《笺记》云：《史记》为项羽立本纪，而此云《项传》者，一则本以为羽立纪为非，(详《本纪》篇)，二则避《高纪》纪字之复也。

[16]同类：指传主生平事迹的情况相似，如曹刿、荆轲都是刺客，因此放在同一传中。不求年月：不要求时代相同。擢：提升。帙：书套，此处指篇章。

[17]贾谊将屈原同列：贾谊(前200—前169)，洛阳人，汉代著名政论家、文学家，文帝时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曾多次上疏议论时政，遭权臣所忌，出为长沙王傅，作有《吊屈原赋》及政论文集《新书》等。贾谊忠而被谤、惨遭贬谪的遭遇和屈原相似，虽然二人不同时代，但《史记》把他们同传。(www.daowen.com)

[18]曹沫与荆轲并编：曹沫，即曹刿，春秋时鲁国武士，曾协助鲁庄公于长勺打败来犯的齐兵；后又持剑胁迫齐君，完成齐、鲁停战的会盟。荆轲(？—前227)，战国时期卫国刺客。游历燕国时，燕太子丹尊其为上卿，为了阻止暴秦攻打燕国而刺杀秦王，失败而死。曹沫和荆轲都是刺客，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史记》把他们列在同一传中。

[19]指干宝所撰《晋纪》二十三卷，编年体晋史早佚。

[20]严君平、郑子真，皆为西汉著名隐士。严君平隐居成都卖卜为生，每天挣的钱够维持生活之后，便闭门给弟子讲授《老子》，著有《老子指归》十余万言。郑子真，汉成帝时大将军王凤仰慕他品行高洁，礼聘他做官，他拒不接受。二人事迹均见《汉书·王吉传》。

[21]郭林宗、黄叔度，是东汉两位名士。郭林宗：名泰，太原介休人，东汉末年的太学生领袖，反对宦官专政，他拒绝官府征召，归还故乡时，饯别的车辆多至几千。党锢事起，他闭门授徒，弟子数千人。黄叔度：名宪，以德行闻名，深受郭林宗的称赞。

[22]晁错(前200—前154)：西汉颍川(河南禹县)人，主张法家学说，文帝时参加贤良文学士考试，策问高第。景帝时任御史大夫，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夺诸侯王势力。后吴、楚七国以“诛晁错”为名谋反，晁错被斩于东市。董生：即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著名经学家。广川(河北枣强)人。今文经学的宗师，专治《春秋公羊传》。曾参加贤良文学士，在对策中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为汉武帝采纳，儒学开始成为社会思想的正统。董氏以儒家宗法思想为核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核心是“天人感应”说。《汉书》对晁错、董仲舒对策的文辞，有详细的记载。

[23]刘向：见前《六家》“《国语家》”注。刘向曾上书言灾异之变。谷永：字子云，西汉经学家，长安人，长于京房《易》理，成帝时任太常丞常以灾异上书言政，主张轻徭薄赋。《汉书》详载刘向、谷永的上书原文。

[24]阑单：千帆《笺记》认为是唐代俗语，本义是物体下垂之状，引申为精神之萎靡不振。

[25]保：浦氏《通释》校为“褒”字，纪昀《削繁》：“当是‘保之’。保，推崇也。不应改‘褒’”。千帆《笺记》引古代语例，认为“保”与“宝”通。本传：浦氏《通释》校为“纪传”，千帆《笺记》认为本传指班固《汉书》，“不得泛称纪传”。这种用法是为了声韵需要，书中屡见。

[26]王、虞：指王隐和虞预，两人均有纪传体的晋史。王隐：字初叔，西晋陈留(河南淮阳)人，元帝时为著作郎，撰《晋史》，遭到虞预的排斥而贬官。后得庾亮帮助而成《晋书》八十卷。今已佚。虞预：字叔宁，西晋余姚(今属浙江)人。曾任著作郎，私撰晋史，多次询问王隐，并剽窃王隐史稿而成《晋书》四十余卷。今已佚。干《纪》：指干宝《晋纪》，为编年体晋史。

[27]徐、沈，指徐爰、沈约所撰纪传体《宋书》。徐爰：字长玉，南朝刘宋南琅琊(江苏句容)人。继何承天、山谦之等修撰宋史，成《宋书》六十五卷。今已佚。沈约(441—513)：南朝吴兴(今属浙江)人，历仕宋、齐、梁三代，因感徐爰所撰《宋书》多非实录，重撰《宋书》百卷，此即今二十四史本。裴《略》：裴子野《宋略》，见《六家》篇“左传家”注。

【集评】

李维桢《史通评释》评曰：“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蔑以加矣。若虞叔区区，□精著述，混淆里外，良不足观。叔宁(虞预)寡闻，穿窬王氏(王隐)，虽勒成一家，未足多尚。如沈(沈约)如徐(徐爰)，条疏虽举，何能望马班之□□。”

郭孔延《史通评释》：“屈沉汨罗，贾吊均平，其怨同也；曹劫齐桓，荆劫秦始，其侠同也。《史记》既变编年之体，不得不类传。既以类传，安能拘先后辈，此无足为《史记》累者。第列传不始皋、夔、伊、周，而始屈贾；不极力为孔颜揄扬，而为刺客模写，即子长复生，恶能置喙。

浦起龙《史通通释》：“此篇与《六家》顶接。《六家》举史体之大全，《二体》定史家之正用。先分论其得失，不以有失而不行；后合勘其两行，不得偏任而废一。以‘左’、‘荀’等字当‘编年’字观，以‘班’、‘马’等字当‘纪传’字观，会此替身，乃得悬解。自后秘省敕撰，唯此二途；艺文史部，必先二类。知几是篇，诚百代之质的也。”

浦起龙《史通通释》：“或问：替身云云，何谓也？曰：错举多书，总归二体。盖揭二体之两行，非评诸书之优劣也。其利害短长，体中应有，亦不妨两有，非此利彼害之谓，更非利优害劣之谓。但谓二体既立，一以诠岁时，一以管事行，国史乃无偏缺耳。旧评不会作替身字看，遂皆抛体而议书，体两书烦，臆揣都错。”

浦起龙《史通通释》：“干宝一节，能因单得互，才是善读书人。”

浦起龙《史通通释》：“人言自袁机仲枢《纪事本末》出，史体参而三矣。余曰：亦从二体出，非别出也。且降史书为类书，法不参立。故其书不由史馆，不奉敕亦编。”

刘咸炘《史通驳议》：“编年之书，本止综括一代大要，自不能详。其所不该乃在不可依年而书者，如货殖、游侠诸风势，知己仅举士女，隘矣。士女自当别有记载，虽纪传亦何能备书？俎不能盛葅，豆不能载牲，岂可谓短邪？”

吕思勉《史通评》论编年体短长及为纪传体替代的原因：“此篇乃从六家中取其二体，以为可行于后世者也。编年之体有二长：一则便于考见一时代之大势，以其以时为纲，在同一时代中，各方面之情形毕具……一则可将重复之文尽行删去，故其体最宜长编。……其短则在委曲琐细，不能备详；朝章国典，无所依附。故其记载，不如纪、传、表、志体之完全；而后世正史之体，遂不得不舍此而取彼……至谓高才隽德，迹在沉冥，即丘山是弃；自系往史偏重政治之故，不得以咎编年。即如《左氏》，浮夸之辞亦多矣，岂不可舍之以记颜回、柳惠邪！”

张舜徽《史通平议》论二体分类比六家之分更为得当：“此篇乃从六家中取其二体，重申论之，以为可永行于来世者也。其实唐以上旧史，可以二体统之，不必言六家。盖古史之体，《书》与《春秋》而已。《春秋》为编年之祖，固无论矣。自魏澹以来，论者多谓纪传之体出于《尚书》，其言亦自有故。若典、谟、誓、诰，无异纪传之篇；《禹贡》、《洪范》，不殊书志之体。特大辂椎轮，不如后来踵事增华之审密耳。然则上溯纪传、编年二体之源，必推本于《书》与《春秋》，明矣。《左传》、《国语》实《春秋》之羽翼，《史记》、《汉书》乃《尚书》之支流，悉可归于二体，奚必强分六家。知几泥于记言、记事之不同，必谓《书》与《春秋》各有所司，于是言及二体，乃不得不以创始之功属之《左传》、《史记》，所谓数父祖而忘高曾，抑亦非探本之论也。又考《陈书·文学传》载何之元《梁典自序》有云……可知六朝旧义，固以纪传之体源出《尚书》。

张舜徽《史通平议》论编年、纪传二体各有短长：“知几所谓编年、纪传之书各具短长，互有得失，其言是矣。顾其所以短之者，则非也。盖著述自有体要，故采撰必严去取。编年之史，以致详国家大事为主，不在此限悉屏不录，故柳惠、颜回之名不见于《春秋》，亦犹屈原、严光之行不著于《通鉴》，此正秉笔者权衡之宜，安可目为丘山是弃乎？至于纪传之体以人物为中心，某事宜载某篇，某人宜附某传，尤贵量其主从，善为铨配。已著于甲篇者，则于乙篇但云：‘某见某篇’，‘语在某传’，彼此既相联系，前后又避重复。且《史记》之为书通贯历代，有专传，有合传。合传之例以事类分，不以时代分，屈原与贾谊同传，曹沫与荆轲并编，皆取其行事相类耳。铨配之例，于斯为大。知几反举此相讥，目为弊短，异乎吾所闻。”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昔者刘氏造论，史有二体，而《隋志》以纪传体为正史，编年体不得与焉。后世仍之，良以纪传之史，虽以政事为主，亦兼述典章制度，诸志是也。近倾谈新史者，义取综合，粗者如自然科学，莫不有史，不仅以社会文化为重，然如诸志所述，包蕴甚广，杜(佑)、马(端临)二氏，引申而为《通典》、《通考》，专详典章制度，亦如近世之有文化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