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　第一^[1]

【题解】本篇是刘知几对隋、唐以前史书体例的全面总结，也是全书开宗明义的总纲。刘知几认为隋唐以前的历史著作其体例有六家：以《尚书》为代表的记言家，以《春秋》为代表的记事家，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家，以《国语》为代表的国别家，以《史记》为代表的通古纪传家，以《汉书》为代表的断代纪传家。文章对各种体例的发展流变、优劣得失进行了评述。重视史例是贯穿《史通》全书的基本精神，其《序例》篇称：“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本篇指出《尚书》等“为例不纯”的现象，便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虽然刘知几关于历史体例的分类不断遭到后人的质疑，但是他不拘于传统的史学观念，显示出挑战传统、独立思考的勇气。本篇把儒家经典《尚书》、《春秋》当作记言、记事的史书，地位和《史记》、《汉书》相同，刘知几“引经入史”的做法，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1]言之备矣。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浦云：二句首提“史”字，揭出全书眼目。榷而为论，^[2]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后。

【注释】

[1]《外篇》，即《史通·外篇·古今正史》，学者据此可以考证，《古今正史》撰成于《六家》之前，见本书外篇部分所附录《内外篇的性质及编次》。程千帆《笺记》就“帝王编述文集”立论，认为此处的“外篇”，“当统《史官建置》言之，非仅指《正史》一篇。”

[2]榷：概括，总括。

【集评】

浦起龙《史通通释》：“此篇序也。史体尽此六家，六家各有原委。其举数也，欲溢为七而无欠，欲减为五则不全，是《史通》总挈之纲领也。其辨体也，援驳俪纯而派同，移甲置乙则族乱，是六家类从之畛途也。注家认‘家’字不清，要领全没，今为显说之。一、《尚书》，纪言家也；二、《春秋》，纪事家也；三、《左传》，编年家也；四、《国语》，国别家也；五、《史记》，通古纪传家也；六、《汉书》，断代纪传家也。会此分配，以观六章，观全书，如视掌文矣。”

浦起龙《史通通释》：“《史通》开章提出四个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体’，此四字刘氏创发之，千古史局不能越。自来史家认此四字者绝少，此四字管全书。”

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六家体制，人口习而不知，一经提明，觉灿若列眉。”

《尚书》

《尚书》家者，^[1]◎浦云：是为记言家。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2]故知《书》之所起远矣。◎浦云：上原《书》之所起，下表孔子所定。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3]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4]《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5]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6]◎浦云：三引古语，皆释“尚”字名义。惟此王肃所云，乃与记言意合，是为本处“家”字所宗。推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7]；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8]◎浦云：数语勒清记言。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9]《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10]兹亦为例不纯者也。^[11]◎浦云：数语以《书》有兼及记事之文，摘出言之。要之，自“孔子观书”至此，总以记言为立说之主也。

又有《周书》者，^[12]与《尚书》相类，◎浦云：亦是记言类也。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二章。^[13]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14]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15]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16]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17]◎浦云：自“又有周书”至末所缀三书，皆属记言之体，正为“家”字博其类也。●此节述删余之周书，虽其中不无真伪相乱，要是本家绪余，故引而附之。

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浦云：数语转递。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18]◎浦云：《书》体久废之后，至晋孔衍诸书，是后来记言者一家。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19]寻其义例，皆准《尚书》。◎浦云：至隋而又有王劭《隋书》，亦是后来记言者一家。●上二家(孔衍、王劭)亦以类附，此下则就二家衡论。

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20]◎浦云：四句言有事无言者不收。而观者不以为非。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翦截今文，^[21]模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浦云：此节论孔衍书也。上世事简，故言亦简；后世文烦，徒以翦弃事实，上拟记言，岂足成书。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22]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王劭字。《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谓体不类史。^[23]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浦云：此节论王劭书也。既无纪传，又不编年，徒然掇拾琐言，岂得成史？●二节之意，总谓记言一家，止可行于三古，后世不必仿为也。

【注释】

[1]《尚书》：刘知几所列史书六家体例中记言家的代表。《尚书》记言的性质，《汉书·艺文志》已有提及，其《六艺略·书》序云：“书者，古之号令。”其《春秋》序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尚书》是夏、商、周时期一些历史事件和文件资料的的汇编，相传为孔子编选而成。西汉初，经学大师伏生口传二十八篇，用隶书抄录，此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时，鲁恭王毁孔子旧宅，于屋壁中得战国文字抄写的《尚书》四十四篇，此为《古文尚书》。该书后来亡佚，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又献《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明、清学者考定其为伪书。现在通行的《尚书》是今文和伪古文的合编本。

[2]语出《汉书·艺文志》，《易》指《周易》的《系辞》。河：黄河。洛：洛水；《河图》、《洛书》是传说最早的典籍。则：效法、遵守。

[3]《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时孔子三十四岁，偕同鲁国大夫南宫敬叔西赴周王室(在雒邑)学习周礼。删：选择录取。“《尚书》百篇”的说法起于汉代，如《汉书·艺文志》云：“《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

[4]孔安国，西汉经学家，武帝时博士，为孔子后裔。《汉书·孔安国传》记载他曾研究过孔壁的《古文尚书》，开创了经学古文学派。这段引言出自伪孔安国《尚书序》。

[5]《尚书璇玑钤》，西汉末年的纬书《书纬》中的一部，当时儒生以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典，称为纬，有《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春秋纬》等七种。垂：显现。文象：指日月星辰风云等自然现象。布：设立，实施。节度：法令制度。天行：指四时寒暑等天体的运行。该句的意思是：“尚”就是上天，上天能够显示日月星辰风云变化等天象，制定法令制度，正如天体自然运行般周流不息。

[6]王肃，字子雍，三国时期曹魏著名经学家，他著有《尚书传》、《尚书驳义》、《尚书答问》等，治学不分今、古文，时称“王学”，《三国志·魏志》有传。引语见《伪孔传尚书序》，不过汉代王充就有这种说法，其《论衡·正说》云：“《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此实为王肃所本。

[7]该说出自《汉书·艺文志》：“书者，古之号令。”王道：儒家称帝王行仁义以治理天下为王道。正义：正确的含义。这两句用来阐述王肃的说法。

[8]典、谟、训、诰、誓、命都是《尚书》的文体，如《大禹谟》、《伊训》、《汤誓》等。谟：议论计谋；训：说教的训辞；诰：告谕民众的布告；誓：军队出兵前的宣誓；命：命令。

[9]南朝齐姚方兴将《尧典》后半篇析出，并另加二十八字称为《舜典》。二典叙述了尧、舜禅让等事迹，原是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编写，并经春秋、战国儒生陆续修补而成。

[10]《禹贡》：可能是战国时期秦国人所总结的地理史料，把天下分为“九州”，并分述其山川、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情况，是我国地理学的开山之作。《洪范》：体现了商朝所宣扬的君权神授的统治思想，鼓吹天人感应，后经西周至战国时期士人的润饰，成为历代王朝遵循的统治法则。《顾命》：记载周成王姬诵临终时，在宗庙中召见太子钊与召公、毕公，并告诫他们“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都：总，全部。

[11]为例不纯：指《尧典》等篇叙述人事、地理、灾祥、丧礼等事，与《尚书》记言的体例不符。例：体例，体制。纯：纯粹，一致。

[12]《周书》即《逸周书》，唐、宋人多认为出土于汲冢，明丁黼认为是秦汉传世的旧本。原有七十一篇，今存六十一篇，是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13]《逸周书》是孔子整理《尚书》的余篇，这是汉代就有的观点。《汉书·艺文志》：“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整理)百篇(指《尚书》)之余也。”刊约：删削。“二”，浦起龙《通释》改为“一”，余本皆作“二”。《汉书艺文志》著录《周书》七十一篇，蔡邕《明堂·月令论》云：“《周书》七十二篇。”

[14]文：周文王姬发；武：周武王姬旦；灵：周灵王姬泄心；景：周景王姬贵。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此句言《周书》明白可信，恳挚真实，义理高尚。“明允笃诚”，出自《左传》文公十八年。允，可靠；笃，厚道；诚：诚实。

[15]时：有时。恒：平凡，普通。参：混杂。

[16]《职方》：《逸周书》篇名，记载周王朝的各地的山川地理、经济、风俗等。《周官》：即《周礼》，战国时代的著作，记述古代官制，分天、地、春、夏、秋、冬等六官而为六篇。《冬官》早佚，汉代补以《考工记》。《时训》：《逸周书》篇名，记载天象和一年二十四节气以说明时令得变化。《礼记·月令》，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家根据一年十二个月气候变化、生物、农作物及其经营管理方法，统治者必须采取相应得政治、军事、刑法等措施所制定的行政月历。

[17]百王：历代帝王。正书：首要的书籍。

[18]孔衍(268—320)：字舒元，孔子后裔，东晋经学家，著述达百余万言，《晋书》有传。孔衍著作，《隋书·经籍志》仅著录《魏尚书》八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汉尚书》十卷，《后汉尚书》六卷”，《新唐书·艺文志》增“《后魏尚书》十四卷”。《汉魏尚书》：浦起龙认为“汉”字衍，卢文弨《史通拾补》云：“‘汉’指蜀汉，非衍字。《唐艺文志》讹作‘后’。”程千帆《笺记》根据孔衍另有《汉春秋》、《后汉春秋》、《汉魏春秋》之作，认为“汉”非衍文，“后”为讹字。

[19]王劭：字君懋，隋著作郎秘书少监，掌管国史修撰，有《隋书》八十卷，另有《齐志》二十卷，(《隋志》著录十卷)、《齐书》一百卷等，《北史》、《隋书》均有传。开皇、仁寿：隋文帝杨坚的年号，起581年，迄604年。

[20]鼎、郭、黄本作“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脱略”，在“语无可述”下夹注云：“此疑有脱误。”纪昀《史通削繁》云：“此处有脱字脱句，寻其文义，当于‘语无可述’下脱句，言删而不载之意，‘若此’上脱半句，言其体例若此，故事虽云云。”卢文弨《拾补》：“下并无脱文。”浦起龙《通释》在“虽”下补“有”字，整齐可读，但显系臆改。

[21]爰：发语词。逮：到，及。今文：当代通行的文章词语。

[22]爵：官爵。里：籍贯。

[23]祖述：继承。宪章：效法。《孔子家语》孔子后裔及门人所撰，《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七卷，早佚，今传十卷本系曹魏王肃的伪作。临川《世说》：即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撰的《世说新语》，记载东汉至东晋时期士大夫的言行轶事，是中古名士风流的精彩写照。南朝梁刘孝标为之作注，补充了大量今已亡佚的史书，故为研究文史的学者所重视。

【集评】

李维桢《史通评释》评曰：“先生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记言》、《书事》之篇，典核精工，非后人所能闯其门户。即《尚书》逸篇，出于齐梁之间，考其篇目，犹谓非孔氏壁中之真者，不列于正篇之中，而况衍、劭仅驰骋烦言以紊彝叙者乎。”

郭孔延《史通评释》：“子玄首驳《尚书》为例不纯，次驳《逸周书》滓秽相参，可谓眼空千载，前亡古人矣。而突以守株之(孔)衍，画虎之(王)劭继之，不几于狗尾续貂乎！若以其自名《汉魏尚书》、《隋书》便以继《尚书》，则班、范《汉书》犹贤于劭也。衍、劭尚不足窥班、范之藩篱，而况可议唐虞之典谟乎？子玄又谓君懋《隋书》似《孔氏家语》，亦《论语》之亚，何子玄轻以予劭乎！”

浦起龙《史通通释》：“朱子尝言，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已。《史通》首此二家，皆谈史不谈经。诸家执经言经，繁引义疏，都无交涉。其首《尚书》家者，刘氏特以记言之体当之云尔。家不类，族不备，人非其伦，书是其体，则以其族归之。不特七十一篇之《周书》为其余绪，若衍若劭等书，皆是记言之族，故亦以类相从。郭本纷纷讥刘氏以狗尾续貂，正缘不识‘家’字所由，胥动浮言也。”

浦起龙《史通通释》：“上古文字何例可说。专以《尚书》属言，其说始自郑、荀，讵云笃论。刘氏不此之辨，而疑《书》例之不纯，固哉言也。刘说盖本《尧典》孔疏。”

浦起龙《史通通释》：“《尚书》固是史家开体，然不编年，不纪传，原非史体正宗，故后世难为其继，亦不必有继。刘氏讥衍、劭等守株画虎，洵通识也。”刘咸炘《史通驳议》：“浦氏徒知编年、纪传，所谓坐井观天者也。”

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尧典》星鸟星火、《舜典》璇玑齐政，天文也，封山、肇州、濬川，地理也，不得以人事尽之；《禹贡》锡土姓，封建也，赋上中下，错井田也，不得以地理尽之；《洪范》建极赐极，无作威福，人事也，不得以灾祥尽之；《顾命》无敢昏逾，无以创冒，贡于非讥，亦言人事也，不得以丧礼尽之。百王之书，各因乎时，安有铁例可遵耶！”

章学诚《文史通义》之《内篇·书教上》驳刘知几论《尚书》为例不纯：“《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刘知几以二典、《贡》、《范》诸篇之错出，转讥《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记》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岂曰记言之谓哉？”

刘咸炘《史通驳议》驳刘知几论《尚书》为例不纯：“《尚书〉之非纪言，《文史通义·书教》篇言之甚详，吾已申于《史体论》。要之，谓《尚书》为记言，开卷即不可通。班、荀之文止云：‘言为《尚书》’，谓言在《尚书》中耳，非谓《尚书》专为记言设也。孔颖达《尧典》疏谓《尚书》有十体，始直视《尚书》为文集，而以典谟训诰为文之一体，盖当时经家已习成滞论，刘氏特沿之耳。上云：‘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下即云‘至如二典，直序人事’云云，二典究是话言邪？抑序事邪？一行之中，已相矛盾矣。自古有记言之书，而《尚书》则非记言也。”

吕思勉《史通评》：“言为《尚书》，事为《春秋》，特以大略言之。古人之分别，不能如后世之精，且记言者固不容略及其事，以备其言之本末也。刘氏以《书》有《尧典》、《禹贡》、《洪范》、《顾命》，讥其为例不纯，未免拘泥。要之，刘氏之弊，在不知古书体例与后世不同，而纯以己见以绳古人也。”

吕思勉《史通评》：“《书》之本体，自以载言为主，后世之诏令奏议即其物也。编辑存之，原不为过。但必剪截今文、模拟古法，则诚理涉守株耳。即推广之，至类《家语》、《世说》，亦不失《尚书》变为《国语》之例。王劭之失，亦在强欲模拟《尚书》，而其书不可作也。”

张舜徽《史通平议》论知几考察《尚书》得名缘由之误：“此处据《尚书伪孔序》及诸家说，以释《尚书》得名之故，而其实皆非也。……盖简册所录，皆得命之曰书。昔人溯其本原，而必傅会河图洛书之说，固已误矣。且《尚书》之名，所起尤晚。考之周秦故书杂记，凡有称引直云‘书曰’，若配代为言，则云‘夏书’、‘商书’、‘周书’，无有称‘尚书’者。《太史公自序》云：……‘尧舜之盛，《尚书》载之。’尚书连言，盖以此为最朔。《伪孔序》云：‘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孔颖达《正义》曰：‘此文继在伏生之下，则知尚字乃伏生所加。’据此，可知是名定于汉人，亦惟汉人始用是名，固明甚。”

张舜徽《史通平议》驳《尚书》为例不纯：“《汉书·艺文志》曰：‘书者，古之号令。’自来学者泥于是言，咸目《尚书》为记言之书，知几尤兢兢于斯义。古初著述，所包甚广而必衡之以狭，其用甚圆而必说之以方，宜其于二典、《禹贡》、《洪范》、《顾命》诸篇之专详人事、地理、灾祥、丧礼者无以处之，而转责其为例不纯也。余病其强分畛域，无异于以茧自缚，可见于此矣。”

张舜徽《史通平议》论知几重视《逸周书》之功：“西京校书时，固视《周书》与《尚书》并重。顾自汉以降，学者已苦《尚书》难读，更无人理此艰涩之编。《隋志》列史部杂史类，学者益轻忽其书。知几独推尊及之，实有发潜阐幽之功。自宋以来诵习者众，皆刘氏表章之力也。”

张舜徽《史通平议》批评王劭《隋书》等机械拟古之风：“《北史·王慧龙传》附载(王)劭行事，而后论有云：‘……好诡怪之说，尚委曲之谈。文辞鄙秽，体统烦杂。……’据此，可知其书受嗤当代，殆非偶然。知几所言，盖公论矣！大抵上世制作，本无成法。后人每求一端，而昧其全体，乃至貌袭其名而远离其质。修史者动辄以尚书、春秋为题，最是恶道。……王劭所造《隋书》，实亦上效虞、夏、商、周诸书之名，而撰述不足以副之，宜其见讥于世也。”

《春秋》

《春秋》家者，^[1]◎浦云：此一家是言记事家也，止以经文为界，勿重拈编年意，致与《左传》家混。其先出于三代。◎浦云：原记事家古名所自。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2]◎浦云：此下历引《春秋》古名见于诸书者以实之。孔子曰：“疏通知远，《书》之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3]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

《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4]《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5]《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6]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7]又案《竹书纪年》，^[8]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9]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10]盖皆指此也。◎浦云：此上叠引重说，总以证明古者历国史记皆号春秋，为推本命名之由，而其用则皆以记事为义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11]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籍朝聘而正礼乐；^[12]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13]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浦云：此节正表孔子所修之《春秋》，寓书法于记事中，孤行千载，而他所谓春秋者皆废。

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14]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15]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浦云：此节带及编年，言记事必系之年月。若晏、虞、吕、陆辈所著，事无编系，何得假名！然编年意本章不重，特缘此以斥诸家耳。

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16]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17]安得比于《春秋》哉！◎浦云：末节指出后史之帝纪，为近《春秋》经体，是则本家正派，特书法未尽善耳。

【注释】

[1]《春秋》：刘知几以《春秋》为记事史的代表。《春秋》本是古代各诸侯国编年体国史的通称，按照年、月、日记事，以春、秋代指一年四时。后专指孔子删修的鲁国编年史，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的重要史实，文辞简约，隐含褒贬，是一部儒家经典。

[2]《汲冢琐语》：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一说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发掘战国魏安釐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经当时著名学者荀勖、束皙整理成书，凡七十五篇，约十万余字，这是我国文化史上三大发现之一。其中有《琐语》十一篇，为战国时卜梦妖怪相书。太丁，商代二十八世帝王，在位十二年。《夏殷春秋》：指《汲冢琐语》的篇名，《琐语》分别按照年代和国别而标目为夏、殷、晋等春秋以记事。

[3]孔子四语见《礼记·经解》，是汉代经学家为概括《尚书》、《春秋》二经的意义而托名孔子所说的话。疏通：通达。知远：了解深远之事。属辞：运用文辞。比事：排列史事。

[4]晋：周代封国，封邑在唐城(山西冀城)。献公：晋国国君，名诡诸，在位二十六年(前676—前651)

[5]《国语》：我国最早的国别史，注详下。羊舌肸，即晋国大夫叔向，其为太子彪傅事见《国语·晋语七》。

[6]韩宣子：名起，晋国大夫。聘：春秋战国时诸侯之间派遣使者访问别国的礼节。来聘：来鲁国聘问。《鲁春秋》：指鲁国史官修撰的国史。周礼：周王朝的礼仪。韩宣子聘鲁事载《左传》昭公二年。

[7]刘师培《古春秋记事成法考》：“古代史官所记，其书均以《春秋》名。”见其《左庵集》卷二。沈子培《日南随笔》卷二对孔子之前以《春秋》名书者有详细的考证。“匪”：非。

[8]《竹书纪年》：汲冢书中有纪年十三篇，因书写在竹简上，故有此称。内容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晋国以及战国魏安釐王二十年(前257)的重要史实，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宋代时亡佚。清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考证其系后人伪作。清朱右曾、近人王国维、范祥雍有辑佚整理之作。

[9]语出《孟子·离娄下》。乘：晋国史书别名。梼杌：楚国史书别名。

[10]此语为《墨子》佚文，今本《墨子》不传。清何琇《樵香小记》卷下详考《墨子》所引《周春秋》、《燕春秋》等以《春秋》名书者，认为“其文皆似传体”，并进而讨论这类书与后世纪传、编年两派的渊源关系：“盖古史官简书、策书之分：策书详其细目，如《墨子》之所称，左氏据以作传是也；简书举其大纲，如汲冢《竹书》之体，孔子所据以作《经》者也。

[11]语出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孔子六十八岁时，自卫返鲁，根据鲁国史官修撰的编年国史写成《春秋》。观：参观学习。遵：依据，遵从。

[12]语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行事：人物活动。仍：遵循。人道：君臣、父子等等级人伦观念。藉：凭借。朝：诸侯进见天子的礼节。

[13]语出《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和成公十四年。即孔子修《春秋》为了惩恶扬善，常常揭发隐微；为了维护其君，常以委婉的言辞记载鲁君的过失。微婉：不直接明说，读者可以意会。不刊：表明具有不能更改的权威。著：确立。

[14]语出杜预《左传序》。错，即措。错举：列举。

[15]即《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以及陆贾所撰《楚汉春秋》等书，均非编年纪传之作。晏子：名婴，字平仲，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子春秋》旧题晏婴撰，疑系战国、汉初间人伪作。今存七卷，内容系君臣问答之词，未编年纪事。虞卿：战国时期赵国的上卿，因不得志，退而著《虞氏春秋》八篇，该书今佚。吕氏：即吕不韦，战国末期卫国人，因拥立秦庄襄公而拜相，执政时令门客汇合先秦各派学说，成《吕氏春秋》，是研究先秦政治、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陆贾：汉初政论家，楚人，曾协助刘邦平定天下，拜为太中大夫，曾著《新语》十二篇。此处指其所著《楚汉春秋》，记载楚汉战争及汉惠帝、文帝时事，已佚。

[16]语出《史记·太史公自序》。

[17]黜陟：原指进退人才。降官为黜，升官为陟。此指对历史人物进行褒贬。整齐：整理使之有条不紊。故事：旧事。

【集评】

李维桢《史通评释》评曰：“韩起来聘见鲁《春秋》，则“春秋”之名，其来久矣，但以《汲冢琐语》所记为春秋，义则未安，后世穷其梧之根而得石箧，耕于齐之野而获篆表，皆谓之左氏短长，夏殷春秋，抑亦石箧篆表之类耶。”

郭孔延《史通评释》：“《春秋》惟褒贬严也，故乱贼惧。马迁《史记·帝纪》似法《春秋》，而亡褒贬；朱子《纲目》法《春秋》而有褒贬，而惜子玄未之见也。夫褒贬岂易言哉。无瑕之口可以戮人，佞人不可执笔。古今论史宗迁、固；其次(陈)寿、(范)晔。迁党于(李)陵，固党于(窦)宪，寿事二姓(蜀、魏)，晔为戎首，何暇论褒贬。故后之论史者取其辞焉耳矣。”

浦起龙《史通通释》：“此《春秋》举经不举传，章意以纪事为主，与《尚书》对举，而此为确配，非《尚书》强配记言比也。于编年意则带及之，至下章《左传》家尽之。其标意也，以孔子为宗法；其征名也，以前所稽者为原始，以后所附者为虚称；其苗裔也，以迁《史》所开诸帝纪为具体。合而观之，‘家’字之原委离合备焉。”

浦起龙《史通通释》：“本纪取法《春秋》，一语破的。纪所加详者，惟在开创之世及凡诏令之文耳。后来朱子作《纲目》之纲，固是仰学《春秋》，亦大率取裁本纪。”

纪昀《史通削繁》：“《春秋》本以错举四时之名，其不编年而称《春秋》者，则以褒贬之义附于《春秋》耳。”刘咸炘《驳议》云：“纪说是也。孔子《春秋》乃止题目，百国春秋亦有详者，观《墨子》所引可见。古子书本多述事，与传记相出入，非必如孔子所定大书之例而后可称《春秋》也。”

吕思勉《史通评》推原春秋概念的变化：“《春秋》为纪事之史，在古代，盖各国俱有之。此篇引《汲冢·琐语》谓夏殷及晋皆有春秋，其书未必可信，即其证不可为确。然所引《左氏》、《孟子》、《墨子》则皆确证。观春秋二字之名，即知其书系依时以记事；其后晏子、虞卿诸书所以并无年月，而亦号为春秋者，乃其引伸之义。盖其始专以春秋为依时记事之史之名，后乃但取记事一义，以为凡史之通名也。名词涵义之变迁，固多如此。”

吕思勉《史通评》论春秋与谱牒体例之融合，本纪体源自《帝系》而非《春秋》：“《春秋》为记事之史，谱牒则小史所掌，其事本截然殊科，然其后二者遂合为一，此其事盖在晚周、秦、汉之际。谱牒之体似有二：其一但记世谥，而不详其君之立年(在位年数)，如《大戴记》之帝系姓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谱牒独记世谥’者也；其一则兼记其君之立年，……古代记事之史，盖但记某君某年有某事，而不详其君之立年及世系；小史又但记世系，而不详其君之立年，故年数无可稽考。其后《春秋》之记事加详，逐年皆有事迹，则君主之立年及世系因之可考，而系世之体亦渐密，于世谥之外，并详其君之立年，而二者遂可合为一。二家体例之变，盖自共和以来，故年表之作，肇端于是也。年表非必史公(司马迁)作，试观诸本纪、世家，在厉王以前者多无年代可稽，而共和以后则大抵皆有，则整齐故事者，合《春秋》、《世本》为一家久矣。整齐故事如此，自作之史，体例亦因之。如《秦始皇》、《汉高祖本纪》等是也。至此，则本纪一似法《春秋》而作，而其出于《系世》之迹不可见也。故刘氏谓史公‘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也。然试一读五帝、夏、殷、西周之纪，则其出于《帝系》而不出于《春秋》，夫固显然可见也。”

张舜徽《史通平议》原《春秋》之得名：“古史以记事之书为最早。记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故上世记事之书皆通名之曰《春秋》。《墨子·明鬼》下篇已引《周春秋》言宣王、杜伯事，又引《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皆言春秋时事，可知周时列国皆有《春秋》，鲁史特其一耳。”

张舜徽《史通平议》论《春秋》之体例：“上世坟籍以‘春秋’标题者，盖有二体：有论治乱存亡之理者，有记治乱存亡之事者：若《韩非子·备内篇》引《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此论理之春秋也；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名，’于是但记事实、不杂议论之春秋，乃成定体。他若《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之类，皆摘取史实、参以议论，以明致治之要，故仍得以‘春秋’名书。《吕氏春秋·序意篇》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此一语也，实综括上世春秋二体而统言之矣。至于陆贾之《楚汉春秋》专记项氏与汉高祖初起及说惠、文间事，犹为记事之春秋，名实相符，未为大失。正不必逐年依次书事如鲁史之体制，然后谓之春秋也。”

《左传》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1]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2]或曰传者，传也，^[3]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浦云：首节空疏‘传’字，只作注传意解。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4]而述者之冠冕也。◎浦云：此节贴合《左氏》，递到传述古事之传，尚未说到编年。

逮孔子云殁，经传不作。史而以经名者，至《左传》后遂绝。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浦云：二书皆非编年，何忽引入？以其所载接《左》连秦，为下文乐《传》张本。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5]乃追采二史，^[6]撰为《春秋后传》。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至王赧入秦；^[7]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8]◎浦云：乐资采《国策》、迁《史》为书，上接《春秋》，下迨汉初，亦名为传。●已上不言编年而编年自见也。

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浦云：接入汉史，其初有纪传，无编年，此数语挑下。至孝献帝，^[9]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10]◎浦云：此就荀《纪》之依《左》体，指出“编年”二字，为全章点眼。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11]如张璠、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12]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浦云：的准者，编年也。凡异名而同体者，悉罗列之，于“家”字乃无欠阙。

【注释】

[1]《左传》，《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的史书，也是儒家经典之一。旧说为左丘明所撰，后世学者不断质疑，因此其作者尚无定论。该书内容与《春秋》经相表里。《春秋》纪事只有史事纲目，《左传》则详述其原委，因此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先秦史料。因其纪事严格遵守《春秋》的年、月、日的顺序，所以刘知几把它作为编年史的代表。

[2]语出《文心雕龙·史传篇》，认为《左传》的“传”字是接受经文大意，并转授给后人，这是一种曲解。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认为：“传”是解释经文大意的一种注释体例，如《左传》征引史事以证实《春秋》经所记之事。

[3]语出《释名·释典艺》，认为《左传》的“传”字是流传的意思，就是传给后人看。

[4]羽翮：翅膀，引申为辅佐之意。

[5]乐资：晋人，生平事迹不详。《隋书·经籍志》著录其《春秋后传》三十一卷。著作郎：掌管编纂国史的职官。

[6]二史：指《战国策》和《太史公书》(即《史记》)。

[7]周贞王，名姬介，在位28年(前468—前441)。前传：指《左传》。王赧：周赧王姬延，在位59年(前313—前256)。

[8]秦文王：战国时期的秦王之一，秦始皇祖父，前250年即位，三日而亡。秦文王之继周：周初亡于前256年，但东周君尚存。至秦庄襄王时(前249)，周最终灭亡，所以乐资以秦文王(秦庄襄王之父)接续周，是有道理的。见陈汉章《补注》。二世：即秦二世胡亥，荒淫无道，在位三年(前209—前207)而亡秦。

[9]孝献帝：东汉献帝，在位31年(189—220)。

[10]荀悦(148—209)：字仲豫，颍川颍阴(河南许昌)人，东汉末年的政论家、史学家。善《春秋》，好著述。著有《汉纪》三十卷、《申鉴》五篇，《后汉书》本传称其书“辞约事详，论辩多美。”

[11]高齐：指北朝的北齐，高氏建立的政权，建都邺城(河南安阳)，凡七帝，二十八年(550—577)。

[12]张璠：北齐安定(甘肃泾川人)，北齐秘书郎，著《后汉纪》三十卷，未成。袁宏《后汉纪·自序》称其“叙汉末之事差详。”孙盛：字安国，东晋中都(山西平遥)人，博学，好言名理。曾任著作佐郎、秘书监等职。著有《晋阳秋》三十二卷，“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又著《魏氏春秋》二十卷，均佚。干宝：字令升，东晋新蔡(河南新蔡)人，以才识招为著作郎，领国史修撰，著《晋纪》二十卷，《晋书》本传称“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徐广：字野民，东晋东莞(山东沂水)人，曾任秘书郎、著作郎，著《晋纪》四十六卷，已佚。“广”原作“贾”，何焯、卢文弨校为“广”字。裴子野(467—528)：字几原，闻喜(山西闻喜)人。南朝梁代著作郎、中书通事舍人。因其曾祖裴松之曾续何承天《宋史》未成，因此续修《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已佚。又撰《齐梁春秋》，未成。吴均(469—520)：字叔庠，吴兴(浙江安吉)人，私撰《齐春秋》三十卷，遭梁武帝忌恨而焚稿罢官。又撰《通史》，起三皇至萧齐，未成而卒。何之元：南朝陈庐江灊(安徽霍山东北)人。撰《梁典》三十卷，记载梁武帝至敬帝时事，已佚。王劭：生平见前注，有《北齐志》十七卷。

【集评】

李维桢《史通评释》评曰：“《文中子》言史之失，自马迁始也，记烦而志寡，而不訾及左氏，则左氏为麟经之嫡传，修史之准的也。永平中，能为左氏者擢高第，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而左氏大行矣。”

黄叔琳《史通训故补》：“《春秋》、《左传》皆纪年之祖，似不应区分，但经(《春秋》)提纲而寓褒贬，传(《左传》)详目而惟书事，固是二途也。”

浦起龙《史通通释》：“《春秋》经以提纲，传以述事，事必系年，编年之法由是兴焉。然编年之义，《史通》不以系经而系传者，事待传而显也。传有三家，《史通》唯取《左氏》，不及《公》、《谷》者，《公》、《谷》注释义，《左》主载事；《公》、《谷》非史法，《左》具史法也。故《左传》一家，为编年家法之祖也。自《左》而后，乐资、荀悦以及张、孙、干、徐、裴、吴、何、王，诸所述撰，皆其流也。章内错举《国策》、迁、固殆为乐《传》、荀《纪》起本。犹宋涑水氏(司马光)采十七史以为《通鉴》，所本者纪传家，而所成者乃编年体也。此处观书略绰，定知辨类糊涂。”(www.daowen.com)

刘咸炘《史通驳议》：“此语(浦氏)亦误。编年本史体之最先者，自古有之，非始孔、左。其体自有详略之殊，如《竹书纪年》其略者也，百国春秋其详者也。孔所定乃纪年之体，《左氏传》则是详体，知己所谓《春秋》，乃指孔定一体后之编年书，荀、袁诸家本学《左传》，非学《春秋》。若孔定之体，则纪传书中之本纪实承之。至宋世吕氏《大事记》、朱氏《通鉴纲目》乃真学《春秋》。刘氏别为二家，其说本甚明白，浦氏未审，反多曲说。”

吕思勉《史通评》论《左传》虽不传《春秋》之经，而实为后世史学开例：“‘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此十二字实《左氏》不传《春秋》之明证：传以解经，传无经有，可诿为阙；经阙传存，果何为乎？不与经俪而亦称为传，复何书不可称传乎？岂独今之《左氏》哉？近儒谓《左氏》实刘歆取《国语》依《春秋》编年为之，信不诬也。然刘歆之作此书，就经学言，虽有作伪之罪；就史学言，却为史书创一佳体。何则？记言之史降而弥繁，固宜有编年之作，以示后人；自刘歆于无意中创此体，后人遂群相沿袭，盖亦运会之自然也。不特此也，其与《春秋》并行，又开《纲目》之例，夫亦可谓奇矣。”

张舜徽《史通平议》论《左传》与经、史之关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孔子……而次《春秋》……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据此，可知汉初儒者，但名是书为《左氏春秋》，名其为一家之书，而未尝言其有传经之用。《汉书·楚元王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然则左氏解经之语多出于刘歆所增附，亦明甚。知几谓：‘丘明受经作传’，实沿《汉书·艺文志》及杜预《春秋集解序》之遗说。然则又曰：‘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有此二语，殊亦无以自解。盖传无经有，犹可诿之曰‘阙所不知’；若经阙传存，非各自为书之明证乎？知几既列左氏为六家之一，目为古史，自足增重，正不必拘泥于传经之说也。《朱子语类》卷八十三云：‘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真名言也。”

附录：皮锡瑞“论《春秋》家、《左传》家当分为二如刘知几说”：

刘知几说《春秋》虽谬，犹知《春秋》、《左传》之分。其论史体六家：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前二家，经也；后二家，史也；中二家，《左传》、《国语》，则在经史之间。是刘知几犹知《春秋》家与《左传》家体例不同，当分为二，不当合为一也。古经传皆别行，据《汉书·艺文志》与《左传》序孔疏，具有明证。熹平石经《公羊春秋》，有传无经，汉时专主《公羊》，故直以《公羊》为《春秋》；后世孤行《左传》，又直以《左传》为《春秋》。《公羊》字字解经，经传相附，以《公羊》为《春秋》可也；《左氏》本不解经，经传不相附，或有经无传，或有传无经，以《左氏》为《春秋》，不可也。唐人作《五经正义》，《春秋》主《左氏传》，《公羊》、《谷梁》虽在中经、小经之列，而习此二经者殆绝。唐时如啖、赵、陆兼三传者甚少，如陈商能分别《春秋》是经、《左氏》是史者，更无其人矣。宋人刊《十三经注疏》，公、谷称《公羊》、《谷梁》，《左氏》称《春秋左传》，明以《春秋》专属《左氏》，而屏《公》、《谷》于《春秋》之外。夫以《公》、《谷》之字字解经者，不以《春秋》属之；《左氏》之本不解经者，独以《春秋》属之，宜乎，学者止知有《左氏传》，不知有《春秋》经！圣人之作经为万世法者，付之若存若亡之列。洪迈《容斋续笔》有绍圣废《春秋》一条云：五声本于五行，而徵音废；四渎源于四方，而济水绝；而《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书亡。是固出于无可奈何，非人力所能为也。乃若六经载道，而王安石欲废《春秋》。绍圣中，章子厚作相，蔡卞执政，遂明下诏罢此经。诚万世之罪人也。”如洪氏说，彼悍然废《春秋》者，罪诚大矣。然亦岂非唐宋以来不尊《春秋》，有以阶之厉乎？宋人以《春秋》专属《左传》，由于唐作《正义》但取《左传》，汉人以礼经专属《仪礼》，而唐作《正义》但取《礼记》，故后世以《礼记》取士。论者讥其舍经用传，《礼记》体大物博，虽有解《仪礼》数篇之义，而非尽解《仪礼》，不得全谓之传。若《左氏》明明《春秋》之传，传又不与经合，而后世《左氏》孤行，舍经用传，较之舍《仪礼》而用《礼记》者，盖有甚焉。王应麟《困学纪闻》先列《春秋》，继以《左传》、《公羊》、《谷梁》，分别尚晰。学者当知如此分别，则经传部居不紊，不得以《春秋》专属《左氏》，而竟以《左氏》冒《春秋》。后之治《左氏》者，能诠择经义，解说凡例，可附于《春秋》家。若专考地名人名事实，或参以议论者，止可入《左氏》家，以与圣经大义无关，止可谓之史学，不得谓之经学也。(《经学通论》卷四《春秋》)

《国语》

《国语》家者，◎浦云：此是国别家，惟分封分割之代有之。其先亦出于左丘明。^[1]既为《春秋内传》，^[2]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3]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之徒，^[4]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5]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6]◎浦云：首节疏明国别之体，因推稽纂所由，兼及注家章句如此。

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7]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8]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因谓之《战国策》。^[9]◎浦云：继《国语》而起者，《国策》正其流派，故连及之，而以两义疏明“策”字也。

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10]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11]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时国语》，^[12]因述其《后语》，并标其前作。复撰《春秋后语》，勒成二书，各为十卷。今行于世者，唯《后语》存焉。按其书序云：“虽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13]寻衍之此义，自比于丘明者，当谓《国语》，非《春秋传》也。^[14]必方以类聚，岂多嗤乎！◎浦云：此节因《国策》敷衍而出。在舒元作之，殊觉多事；在《史通》引之，却是类推。盖此家数者绝少，故及之也。

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15]司马彪又录其行事，因为《九州春秋》，^[16]州为一篇，合为九卷。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浦云：此书乃是本家的派，《国语》一家从此止矣。

自魏都许、洛，三方鼎峙；晋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虽号同王者，而地实诸侯。所在史官，记其国事，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17]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18]于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浦云：末节正见《国语》家久废，虽自魏、晋以来，多有分国之史，大都祖述班、荀，均之国别，而体则非矣。

【注释】

[1]《国语》：又称《春秋外传》，我国最早的国别史，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十二年(前990)，终于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旧说作者为左丘明，自唐柳宗元后学者多怀疑此说。《国语》的作者是谁？它和《左传》是什么关系？迄无定说。现代史家认为其为战国前期作品，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资料。刘知几视其体例为分国叙事，故作为国别史的代表。

[2]《春秋内传》：即《左传》。

[3]稽：搜集。《春秋外传》：即《国语》。夏敬观《读〈史通〉书后》认为《左传》、《国语》记事多有不合甚至相互抵忤之处，不似内、外传的关系。《汉书·艺文志》著录《国语》“并无《外传》之名，汉以后始有《外传》之称，《史通》遂袭取后出之说，实为六家之一，实不可信从。”《春秋外传》，一作“《春秋外传国语》”，“《春秋外传》”是原文，“《国语》”为旧注而阑入原文。

[4]贾逵(30—101)：字景伯，扶风平陵(陕西咸阳西北)人，东汉著名经学家。博通群经，尤精《左传》、《国语》。曾上书明帝陈说《左传》与谶纬合，应立博士；又上书章帝力说《左传》独有明文以正刘氏为尧之后，受到褒扬。著有《左氏传解诂》三十篇，《国语解诂》二十一篇。王肃：生平见前注。其研究《国语》的著作有《春秋外传章句》二十二卷，已佚。虞翻(164—233)：字仲翔，会稽余姚(浙江余姚)人，三国吴经学家，有《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二卷，已佚。韦曜(204—273)：即韦昭，《三国志》为避司马昭名讳而改。字弘嗣，三国时吴国吴郡云阳(江苏丹阳)人，曾任尚书郎、太子中庶子，封高陵亭侯，因得罪孙皓被杀。曾参考东汉以来郑众、贾逵、虞翻、唐固等五家《国语》注，撰成《国语注》二十二卷，今存，为《国语》的经典注本。

[5]申：撰著。章句：章节和句子。汉儒以分析章句来解说经书意义。

[6]《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部儒家经典。《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

[7]纵横：战国时期合纵、连横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策略，当时游说之士或主张联合众弱以抵抗强秦，此为合纵；或主张事强秦而攻众弱，此为连横。《战国策》：简称《国策》，西汉末年刘向所整理编订，共三十三卷，记载春秋至楚汉战争之间250余年史事，是战国时期游说之士谋略和言辞的汇编。

[8]此为讨论“策”字含义的一种来源，认为“策”字为“简策”之“策”，因其只记事情而不按照时代进行编排，语出《文心雕龙·史传篇》。录：著录。序：原注云“时序”。简：简策。

[9]此为讨论“策”字含义的另一种来源，认为“策”为“策谋”之“策”，语出刘向《战国策·序》。清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认为此说不如《文心雕龙》的说法符合《战国策》的本义。刘向(约前71—前6)：字子政，沛(江苏沛县)人。西汉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汉成帝时校订群书，条录篇目成《七略别录》，开后世目录学先河。

[10]二家：《战国策》和《史记》。《春秋后语》：《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孔衍撰《春秋后国语》十卷。

[11]秦孝公：名嬴渠梁，在位二十四年(前361—前338)。曾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励精图治，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12]《春秋时国语》：孔衍所撰，《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十卷，已佚。

[13]尤：责怪。

[14]《春秋传》：指《春秋左氏传》。

[15]英雄角力：指汉末自张角黄巾起义后，先后出现的袁绍、曹操、刘备、孙权等割据争雄的局面。角力：拼争。

[16]司马彪：字绍统，西晋宗室。晋武帝时任秘书郎、秘书丞。曾撰《续汉书》八十篇，存八志三十卷，为刘昭取以补入范晔《后汉书》。又撰《九州春秋》，记载东汉末年豪强起兵争雄之事，已佚。

[17]规模班、马：模拟班固、司马迁。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都是纪传体史书。

[18]议拟荀、袁：仿效荀悦、袁宏。袁宏(328—376)，字彦伯，阳夏(河南太康)人，东晋史学家，曾仿效荀悦《汉纪》而著《后汉纪》，八年不成，后得张璠《后汉纪》增补而成，共三十卷，今存。此书与荀悦《汉纪》均为编年体史书。

【集评】

李维桢《史通评释》评曰：“《国语》虽与左氏扬镳分路，而粉泽光润，综缉瞻详。舒元《春秋时国史》(按：即孔衍《春秋时国语》十卷)，乃叔敖之优孟也，能免世人之诋诃哉。”

郭孔延《评释》：“春秋外传《国语》，范宁始云‘富艳’，退之便谓‘浮夸’，至朱子鄙之委靡繁絮……《国语》‘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子玄知言哉。《国语》在西汉时，贾谊、马迁亦颇宗述，刘向始更考校，是正疑谬，东汉注者有郑司农众、贾侍中逵、虞会稽翻、唐丹杨固四家，而韦昭而增润补缀，今止韦《解》刊行，其序甚明畅，而子玄止言贾、虞、韦三家，岂未读韦序邪？”

浦起龙《史通通释》：“二《国》(指《国语》与《战国策》)均为国别家，《史通》虽专以《外传》标目，其实走马递举。”

浦起龙《史通通释》：“自封建废而史统于一，靡事殊途矣。其或光岳气分，各职记注，而编年纪传，小大相师，亦并不用条缀体式。若是乎《国语》一家，几将说部置之。《史通》不列为家而不可，列之为家而体非正用。章末笔参进退不类他家，有以也。”

吕思勉《史通评》：“《国语》、《国策》，名相似而实不同。——《国语》为时代较后之《尚书》，具如前说；《国策》则纵横家言，其记事寓言十九，实不可作史读也。”

吕思勉《史通评》论国别体不宜行于后世：“国别之史可行于古代，而不可行于后世。古代各国分立，彼此之关系较浅。(时愈古，则此等情形愈甚。)分国编纂，眉目较清，分居一简，转滋眩惑。后世则海内一统，已无国别之存；即或割据分争，亦系暂时之局。依其疆域而编纂，即于国史为不全，此孔衍、司马彪之书所以不行于世，亦三国、东晋之史所以不容不合为一编也。”

张舜徽《史通平议》由叙事、记言二体论《左传》、《国语》之区别：“《国语》之为书与《左传》相表里，故古人称内外传。《左传》以事为主，多叙记之文，偶载言论多为事而发；《国语》以言为主，多论议之文，偶载事实亦多与语相联。以其所重在语，分国别载，故称《国语》。论其体制，则十五《国风》实其初祖，而后世总集乃其苗裔也。《战国策》虽为纵横家言，而所重在语，与《国语》义例为近，故昔人恒取以并论。至于司马彪《九州春秋》专纪汉末州郡之乱，州各为篇，实叙事之作，与《国语》体制原殊。浦起龙乃谓其书为本家的派，岂其然乎？”

《史记》

《史记》家者，◎浦云：此是纪传家之祖，而刘氏以《史记》通古为体，故别为一家。其先出于司马迁。^[1]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前后乖舛。^[2]◎浦云：此四句伏下辽远难稽病源。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3]上起黄帝，^[4]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5]合百三十卷。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6]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7]迄乎东京著书，^[8]犹称《汉记》。◎浦云：数语递下。

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9]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10]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浦云：自此节起，连述后代之拟《史记》者。◎浦云：本节述《通史》也。梁武贪慕《史记》之为，敕撰辽阔之编也。其后元魏济阴王晖，^[11]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断限亦起自上古，而终于宋年。其编次多依仿《通史》，^[12]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浦云：此节述《科录》也。元晖贪慕《史记》之为，亦著此辽阔之编也。◎纪云：猥杂矣，宜子元以芜累为讥。皇家显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13]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其君臣流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14]◎浦云：此节述《南、北史》，亦综数代为一书者。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浦云：已上三节是述案，已下出议。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15]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16]此为其体之失者也。◎纪云：《史记》卷帙无多，其病尚不至此，子元惩羹吹虀耳。兼其所载，多聚旧记，^[17]◎旧注：谓采《国语》、《世本》、《国策》等。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浦云：凡此诸病，皆由世代悬隔，载记庞杂所致。盖是诫辞，非贬辞也。况《通史》已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18]而残缺遽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浦云：结言规模《史记》者，无其笔力，贪其博远。非芜即缺，病所必致，此通古一家所以当诫。欲令作史者于纪传家以断代为正，下章《汉书》家是已。

【注释】

[1]《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西汉司马迁所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凡一百三十篇，分为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其体例为后世沿用。《史记》叙事简明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崇高的地位，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前145或135—？)：字子长，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夏阳(陕西韩城)人，出生于史官世家。其父司马谈官至太史令，曾撰写通史未成。司马迁继任太史令，续撰其书。后因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而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著述成《史记》。

[2]百家：先秦各种学术流派。列：兴起。乖舛：矛盾、错乱。

[3]该句指司马迁著《史记》时，不仅根据官书国史，而且参考民间传说和私家著述。鸠集：综合汇集。家人：一般平民。本书还有两处使用“家人”的语例，《采撰》：“子长之为《史记》也，殷、周以往，采彼家人……以刍尧鄙说，刊为竹帛正言。”《古今正史》：“迁书周、秦以上，或采家人诸子，不专据正经。”千帆《笺记》云：“子玄盖以古先史料，大分国史正经与家人诸子两类，前者官书，后者私门著述也。”

[4]周广业《蓬庐文钞》卷二《史记首黄帝说》认为：“《史记》之首黄帝，非其本意，……一再称‘尧以来’、‘陶唐以来’，明乎删《书》断自唐虞。……然汉自高帝起，有祠黄帝于沛庭；《外戚世家》言窦太后好黄、老……(黄帝)盖当代天子祖述宪章之帝也。……不首黄帝，失臣子降顺之道，然而寓规于颂，文微义严矣。

[5]纪、传、书、表，均为《史记》体例。刘咸炘《史通驳议》：“纪经传纬，知几本知之，此乃云：‘统君臣’，是启后世以人为主之谬见。表已不止谱年爵，书更不然。此虽文偶疏略，然亦足以误后人也。”

[6]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根据鲁国史书的旧名，称作《史记》。刘咸炘《史通驳议》：“迁书本名《太史公》，不名《史记》。”此处刘知几有两处错误：一是说司马迁把所著之书命名为《史记》，实际上该书在东汉以前，都称作《太史公书》，《史记》是后人改称的；二是刘知几误把“史记”当作鲁史之旧名，其实史记是古代史籍的通称。章学诚《淮南子·洪保篇》云：“自司马(迁)以前，史记为史籍载记之总名，犹后世之称史策也。”另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朱东润《史记名称考》，陈直《太史公书名考》等均有考证。

[7]千帆《笺记》考证班彪等续书，“未尝以史记为名也”。

[8]东京：指东汉。

[9]太初：太古之初。齐室：南朝萧齐政权，历朝二十四年(479—502)。《通史》：据《梁书·吴均传》及《武帝纪》记载，此书先由吴均撰写，草成本纪、世家，列传未成而吴均卒，由别人续撰，至武帝太清三年(549)基本完成，武帝亲自撰序赞。书今佚。

[10]通达：连贯，指前后朝代相互联结。臭味相依：指列传传主的事迹其性质相同的则汇编在一起。

[11]元魏济阴王晖：旧本作“元魏济阴王晖业”，历代注本多认为此处是刘知几误把撰写《科录》的作者元晖当成了元晖业。王惟俭《训故》认为“业”字是衍文，今从。元晖：元魏宗室，《北史》本传载其“雅好文学，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可见《科录》是元晖招集儒生集体撰述之作。

[12]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认为《科录》成书于《通史》之前，此谓《科录》依仿《通史》，是错误的。

[13]皇家：指唐代。显庆：唐高宗李治年号(656—660)。李延寿：字遐龄，世居相州(河南安阳)。唐贞观中任崇贤馆学士，参与修撰《晋书》和宋、齐、梁、陈、隋史，并著有《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

[14]此分析《南史》和《北史》的体例：对于君臣的纪传，都分国按类排列，把性质相同的传主排列在一起，各自列在本国名下。如《北史》，本纪四，其次序为魏、齐、周、隋；列传则区分为《外戚》、《儒林》、《文苑》、《孝行》等。刘知几对这种体例甚为不满。孙志祖《读书脞录续编》卷三：“惟李延寿《南北史》本合数代为一史，故可牵连附传，使读者便于寻检，此又史例之变也。”

[15]疆宇：范围。纪、传、书、表：均为《史记》体例。

[16]胡、越：古代北方和南方的少数民族；参、商：星宿名，参星居西方，商星在东方，一出则一没，不能同时出现。这两个比喻说明《史记》由于记载得年代久远、范围广泛，同一史实或同一人物分叙在不同得篇章，显得很分散。

[17]旧记：原注云“谓采《国语》、《世本》、《国策》等。记：一作“纪”。

[18]无几：不久。

【集评】

李维桢《史通评释》评曰：“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书之府。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又禀奇材，故能擅作者之林，然犹有纰缪如子玄所讥者。后世不过分曹编纂，或听之孤云逸客、野鹤山癯，史安能工。”

郭孔延《史通评释》：“史记二字，虽始鲁史，然《逸周书》有史记解第六十一，则周穆王时已有史记名矣。……《公羊传》庄七年不修春秋，注谓史记也。由是言之，史记、春秋一名也，非子长创名矣。

郭孔延《史通评释》：“梁武谓萧子显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则亦既自雄矣！江左萧氏世有其文，梁武非谩言者。子玄乃谓《通史》以降芜累尤深，何也？此书唐世尚存，至宋无传，无以辨其是非。若李延寿《南》、《北史》简整明饬，承祚之亚而文采或过之，温公服膺，似矣。第大义未明，诸目未备，不立《逆臣传》而尔朱荣、尔朱兆、张衡弑主之贼竟尔漏网，不立《忠臣传》而尉迟迥、王谦、元瑾、荀济勤王之义遂同埋玉……子玄标驳百家，而此书未置一喙，岂未之见耶？延寿修史显庆，子玄著书景龙，相去甚近，岂其未见特未加标驳耳！”

浦起龙《通释》：“此章乃是著述家深识利病之言。闻人通患，率在夸多，代远文庞，荒诞滋炽。‘莆田无田’，诗人所以诫也。《史通》盖为《通史》、《科录》芜编纷出，滥觞实由司马，故重诫之。其别家于班，正复为此。评者不察，认是诋諆迁史，误矣。”又曰：“《南北史》之为体也，析置纪传，越代粘连，而一姓数传，多系家不系国，于划代为紊例。设若八朝各立断限，如承祚《国志》之式，则子玄不以入《史记》家，延寿亦不受此诃矣。至欧阳《五代史》年祚太促，不得以此例绳之。”又曰：“尝谓昔人所以甄综古近，通为一书者，为其时未有汇刻群史定本故耳。识者鉴此，乃有十七史之刻，嗣是而为廿一，为廿二，循代接编，各还原帙，既无纂合之劳，亦免离散之患，实自斯言发之，刘氏岂非史部功臣！”

刘咸炘《史通驳议》：“纪驳刘当矣。刘所谓‘胡越’‘参商’，乃通史本体，‘语饶重出’乃纪传互见之本体，皆不足为病。知己囿于断代，止知整齐耳。浦既谓刘非讥司马，乃又扬其波，讥及李氏(延寿)，竟谓通史可不必作，汇刻群史已足，尤可嗤笑矣。《史记》虽有抵牾，乃其磋磨未至，大体固无害。《南北史》之作，正以总短祚之纷复，通史之善正在免重出之病，章实斋《释通篇》论之甚详，今所传廿四史前后相犯、重出芜杂者甚多，正患无大才删定为通史耳。《通史》芜秽，《科录》直似类书，乃为之不善，岂足为马病哉？”

吕思勉《史通评》：“刘氏讥史公事罕异闻，语饶重出，实误。彼所据材料如此，既不容以此废彼，又不容强合为一，则惟有各如其本来而并存之矣。不然，世岂有抵牾复沓、罅漏百出如《史记》而犹可称为良史者哉？”

吕思勉《史通评》：“《史记》之体实与《汉书》以下诸史不同。《汉书》以下，君臣皆一时之人，纪传所载即皆一时之事，而必以人为主，使其寸寸割裂，则披览殊觉不便矣。《史记》则纪、传、世家所记，并非一时之人，即或同时，非彼此关系甚殊，即其所据之材料各有所本，而不容强合为一。各自为篇，固其所也。《汉书》以下，情事既异，而犹强袭其体，则效颦无谓矣。然此不足为班氏咎，以《史记》记汉初君臣业已如此也；亦不当为史公咎，以史公亦皆承用旧文，非自作也。然则纪、传、书、表、世家之体，乃整齐古代记言、记事、系世、典志者之所为，而后世之作史者遂沿而用之，以叙当世之事耳。此体以之整齐古史则善，以之作后世之史则非。然人类之见解，恒不免于守旧，欲其随时通变，悉协其宜，固不易也。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正不必訾议古人耳。”

吕思勉《史通评》论《南北史》为断代史：“《南北史》刘氏齿诸通史之列。然秦汉而下，久以分裂为变，一统为常；况分裂者，特乘时扰乱之奸雄，论国民真意，则初未尝欲其如此。作此时之史，断不容依其分裂各自为篇，前已言之矣。推斯义也，则《南北史》实仍当以为断代史，而不容齿诸通史之列也。”

吕思勉《史通评》论刘知几不当以《通史》、《科录》之亡佚而否定通史体例：“史事后先一贯，强分朝代，本如抽刀断流；况夫断代为书，彼此衔接之间，必不免于重复矛盾，章实斋《释通》一篇言之详矣。然梁武《通史》、元晖《科录》并皆湮灭，亦有其由。考古必据本书，本书与新录并行，读者断不肯谋新而舍旧，一也；二书今皆不传，刘氏讥其芜累，则其撰次盖未尽善，二也。后者作史者之咎，前者则作史者初不任咎，盖亦理势之自然也。然以体例论，自以通史为便；刘氏因二书之残缺，遂并通史之例而排之，则过矣。”

张舜徽《史通平议》论《史记》得名缘由：“汉人言及是书，但称‘太史公记’，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或直称‘太史公’，而不称之为‘史记’。且《太史公书》中称‘史记’者凡七、八见，皆泛指列国史记言，乃古史之通名，非一书之专号，明矣。后人省约‘太史公记’四字之名，为‘史记’二字之简称……知几必指为迁所自署，则非也。”

张舜徽《史通平议》论集史、通史之异同：“章学诚《丙辰箚记》曰：‘李氏《南北史》乃是集史，并非通史。通史各出义例，变通亘古以来，合为一家记载。后世如郑樵《通志》之类足以当之。集史虽合数朝，并非各溯太古自为家数者可比。欧氏《五代史记》与薛氏旧史是其同类，与通史判若天渊者也。刘氏牵合为一，非其质矣。’章氏此说是也。考《新唐书·艺文志·正史类》有集史五家。凡梁武帝《通史》及李氏《南北史》皆属之，此集史之目所由昉。而《旧唐书·经籍志》概目之为‘都史’，曰‘都’，曰‘集’，皆总会之意也。自秦汉以下，一统之局多而分裂之形少，若南北朝，若五代，易姓改号，为时甚暂。或一人而历仕数朝，或一制而沿行数世，修史者不容依其分裂之局各自为篇，势必合成一书以见首尾。故其体虽联属数期，而其例实无殊于断代。不合侪诸通史之班，固明甚。”

张舜徽《史通平议》为知几批判通史发隐：“史事上下相续，理难分割。傥一一断代为书，则前后重复，彼此牴牾。自郑樵以来，已有繁文断绠之叹。章学诚《释通篇》乃谓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义类，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所言尤通达详核，足为知几诤友。顾章氏亦尝自道：‘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语见《文史通义·外篇》家书二)学者如不深味斯言，非特无以知刘，且亦不足以识章也。盖唐世设馆修史率以断代为宗，知几所论无越斯道，不破不立，故于通史之体频肆讥弹。至所云：‘劳而少功，述者所宜深诫。’则又已甚之辞，非定论也。今历朝史乘充积栋宇，前后相犯，芜杂难理。正患无硕学雄才创殊例，成要删，甄综古近，通为一书耳。安得以兹事体大，规为不易，而遽没其体制之善哉！”

《汉书》

《汉书》家者，◎浦云：此为纪传正家，断代为书始于此。其先出于班固。^[1]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2]◎纪云：马迁可称汉武为今上，子元安得称之？陈涉、严遵之传尝以责人矣。自太初已下，阙而不录。^[3]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编。^[4]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浦云：《汉书》全举西京。此二句为全章主句，是断限正式。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浦云：点题毕。

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5]◎浦云：此释“书”字名目及体制所由。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唯《东观》曰“记”，^[6]《三国》曰“志”，^[7]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浦云：自首至此，总言纪传为体，皆准子长。但起高尽莽，后史皆仍其断代之式耳。可悟前章致戒，非贬辞也。

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缪；^[1]《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2]《史记》唯论于汉始。◎浦云：“历观”以下，皆论断之辞。●此先推言前史，或累代连举，或一代不完，从无断限全代者。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3]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浦云：唯《汉书》为断代正体。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浦云：章末总从断代处下赞。

【注释】

[1]《汉书》：东汉班固撰，内容包括十二帝纪、八表、十志和七十列传，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西汉)史。《史记》只记载了汉武帝以前的历史，其后刘向、刘歆、班彪等先后续作，称《后传》。班彪死后，其子班固继承父业，撰成《汉书》。不过，其中的八表和《天文志》未及成稿而班固卒，由其妹班昭和马续完成，成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典范。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陕西咸阳)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初因续作其父班彪之《史记后传》，以私改国史罪名下狱，得其弟班超辩解得释。后为兰台令史，校书郎，诏令续成其父所著书。著作还有《白虎通义》、《两都赋》等。

[2]今上：原注云“谓孝武帝，依太史公语也。”纪昀《削繁》：“马迁可称汉武为‘今上’，子玄安得称之？”此处只不过是刘知几借用了司马迁《史记》中的原话。

[3]太初：汉武帝年号，(前104—前101)。

[4]班彪(3—54)：字叔皮，班固之父，曾撰有《后传》六十五篇，与《史记》相接，为班固撰写《汉书》打下了基础。

[5]《汉书》的体例与《史记》大体相同，唯改《书》为《志》，并《世家》入《列传》，并创《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

[6]《东观》曰“记”：指《东观汉纪》，汉刘珍等撰，《隋书·经籍志》著录一百四十三卷，早佚。

[7]《三国》曰“志”：指《三国志》，纪传体三国史，西晋陈寿撰，六十五卷，分魏、蜀、吴三志，魏志前四卷称纪，蜀、吴两志有传无纪。三志本来各自独立，后世合为一书。南朝裴松之为之作注，注文多出原文数倍，保存大量史料。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四川南充)人，初仕蜀汉，遭受宦官黄皓压制。西晋初，经张华推荐担任佐著作郎，撰成史学名著《三国志》。

【集评】

李维桢《史通评释》评曰：“乔、髦之优劣，即评者之优劣，子玄与仲任是一流人，《论衡》与《史通》是鲁、卫品，故甲班乙马、法式操觚，要之一偏之见，非通方之至论也。”

郭孔延《史通评释》：“子玄于《史记》有贬词，于《汉书》加伟称，优固于迁似矣。第云《史记》惟论于汉始，迁生于武帝时，安能论汉终。固生东汉，自能究西都始末。藉令迁、固易时而生，恶知迁不能作《汉书》耶？以愚论之，迁譬创业，固譬守成。创业纷乱，势难精密；守成太平，更易寻讨，此可以知迁、固之优劣矣。

浦起龙《史通通释》：“纪传家自隋唐以来，经籍、艺文诸志皆列史部首科，谓之正史。先马次班，此定例也。刘氏以时近者易为功，代远者难为力，有鉴于《通史》、《科录》之芜累，故特标举断限，借《史》、《汉》二家以示适从云尔。夹漈持论，有意矫枉，其言既悖，至评者认此为乙马甲班，直不晓文义矣。”

浦起龙《史通通释》：“自孟坚有断代之书，自知几有无改班书之论，向后诸史，靡弗由之。言出而为定式，夫岂孟浪之言！”

吕思勉《史通评》论纪传优于编年：“纪、传、表、志之体诚非尽善，然自汉以后，卒相沿而不能改，盖亦有其故也。此体有纪、传以详理乱兴衰，有志以详典章经制。向者史家所认为重要之事，颇足以揽其全。若弃此体而用编年，则于典章经制为有阙矣。此编年史所以缘起较纪、传、表、志之史为早，两汉以后亦尝与纪、传、表、志之史并行，而其后卒不得与于正史之列也。”

吕思勉《史通评》论断代史之长处：“断代为史亦有数便，前朝后代虽不能凡事截然划为鸿沟，然由衰乱以至承平，事势自亦为一大变，据此分划不可谓全然无理，一也；纪述当朝，势不能无所隐讳，并有不敢形诸笔墨者，革易以后，讳忌全除，而前朝是非之真亦惟此时知之最审，过此则又或湮晦矣，史料之搜辑亦然，二也。此外尚有多端，而此两端则其荦荦大者。此所以易姓受命之时，天下粗定，即以修前朝之史为事，俨若成为常例也。”

吕思勉《史通评》论刘知几、章学诚关于断代史、通史的分歧：“章实斋最称通史，而刘氏之意与之相反，此时代为之，不足相非也。盖刘氏之时，史书尚少，披览易周，故其所求在精详，不在扼要；欲求精详，自以断代为易。章氏之世，史籍之委积既多，史体之繁芜尤甚，编览已云不易，况乎提要勾玄，删繁就简，实不容此，此其持论之所以不同也。”

张舜徽《史通平议》论断代史、通史相得益彰：“知几斯语(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但就《汉书》中纪、传言之耳。若夫十志所叙贯通古今，何尝专明一代！后之断代为书者，述及典章制度，靡不溯厥本原，穷搜远绍。良以因革损益，非综述不能明。以此见断代为书之穷，而通史之体究不可废。自唐以下，有识者鉴于通史之修不易竟功，乃分功而治。有偏详历代典制因革者，杜氏《通典》之属是也。有偏详古今人事变迁者，涑水《通鉴》之属是也。虽非通史之全，而实有通史之用，故通史之体终亦未废。”

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4]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启下篇。

【注释】

[1]秦缪：即秦缪公，名任好，春秋时期秦国的君主，在位三十九年(前659—前620)，为“春秋五霸”之一。

[2]《纪年》：即《竹书纪年》。不逮：不及。

[3]西都：指西汉。西汉都长安，位于东汉都城洛阳的西面，故后世常以“西都”、“西京”代指西汉。

[4]四家：指《尚书》、《春秋》、《国语》、《史记》。

【集评】

浦起龙《史通通释》：“是篇如弈者开秤布子，通领全局，以该史家之体，即以辨史体之家。该体故备陈，辨家在协用，就于篇尾，预作转枢。记言(指《尚书》)而不著岁序也，记事(指《春秋经》)而不详颠末也，国别(指《国语》)而不归典式也(即不编年，非纪传)，代远(指《史记》)而不立限断也，此所谓四家体废者也。若乃经年纬月，叙时事则铨次分明(指《左传》)；纪、志、表、传，举一朝则起讫完具(指《汉书》)，此则所谓祖述惟有二家者矣。即结本篇‘六’字，即提下篇‘二’字，脉理连络。《史通》通部为全局，即此可见。”

吕思勉《史通评》论《尚书》、《春秋》、《左》、《国》不可并列四家：“古之史，盖止记言、记事二家……《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说当有所本。汉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自今文家言之……有《国语》而无《春秋左氏传》也。而《国语》一书，则只可谓与《尚书》同体，而不可别为一家。何者？古代记事之史，体至简严，今所传《春秋》是也；其记言之体则体极恢廓。盖其初意，原主于记嘉言之可为法者；然既记嘉言，自亦可推广之而及于懿行；(言行本难截然划分。)既记嘉言懿行之可为法者，自亦可记莠言乱行之足为戒者也。故《国语》者，时代较后之《尚书》也。其所记虽殊，其体制则与《尚书》无以异也。秦汉以后之史，第一部为《史记》，而《史记》之体例，实源于《世本》。洪饴孙撰《史表》，以《世本》为诸史之首，核其体例，则有本纪，有世家，有传，并为《史记》所沿。桓谭谓‘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隋志》有《世本王侯大夫谱》二卷，盖即《周谱》之伦。则《史记》之世表、年表、月表，其例亦沿自《世本》。《世本》又有《居篇》(记帝王都邑)，《作篇》(记占验、饮食、礼乐、兵农、车服、图书、器用、艺术之源)，则八书所由昉也。百三十篇本名《太史公书》，史记二字，为当时史籍通名，犹今言历史也。史公发愤著书，功在网罗综贯，不在创造，所整齐者实为旧史之文，非其自作，纪、传、世家、书、表，乃前此史家之通例，正不独《世本》然矣。安得谓古之史止记言、记事二家欤？案本纪、世家、世表之源，盖出于古之《帝系》、《世本》；八书之作则出于古之《典志》。此二者，后世虽以为史，而推溯其源，则古人初不以为史也。……古所谓史，专指珥笔记事者言之。小史、瞽史所识，《礼经》、《逸礼》之传，后世虽珍为旧闻，当时实非出有意，故追溯古史者并不之及也。若夫年表、月表，则《春秋》之记事也。列传则《国语》之记言，而其例实源于《尚书》者也。然则安得谓古史有出于记言、记事之外者欤？刘氏以《左氏》、《国语》与《尚书》、《春秋》并列，不其缪欤？”

张舜徽《史通平议》从经史之同异论知几六家之分的得失：“自古记事之书，与立言者殊科。立言之书宗旨各异，自为畛域。本有不同，靡由强合。故谈、迁论列诸子，分举六家；刘、班甄叙六艺，析为九种，所以别同异、明指归也。至于记事之书，古今联续，变革因循，叙述不能无沿革，体例则但有增损。自《太史公书》出而史法乃备，观其叙述旧事，上采《诗》、《书》、《国语》、《左传》、《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类。及班氏撰《汉书》，凡汉武以前之事悉本《史记》，此皆沿袭之说也。至于列传之中班氏多录论政、论学之文，诸志之中复创立刑法、五行、地理、艺文诸目，此又增损之义也。推之他史，悉可反隅，若夫？《尚书》、《春秋》相互为用，《左传》、《国语》同出一手，古人本未区分，何必强立门户。知几釐为六家，徒以茧自缚耳。虽然，《书》与《春秋》自来列为垂世立教之书，昔人纵亦目为史之大原，抑未有取与《史》、《汉》并论者，下侪汉人著作等量齐观，则自知几始。俾学者不囿于经史之分部，而有以窥见著作之本，推廓治史之规，刘氏之功又不可泯矣。”

吕思勉《史通评》：“《六家》、《二体》两篇，乃刘氏论正史之作也。史本无所谓正不正，然其所记之事万绪千端，不能无要与不要之分。一时代之学者，认其所记之事为要，则以为正史；谓其所记之事非要，则以为非正史而已矣。《六家》者，刘氏所认为正史；《二体》则刘氏认为六家中之善者，可行于后世者也。”

【注释】

[1]浦起龙《史通通释》：“合起结共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