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访谈与回忆资料选录

一、高郎桥纱厂区

童工眼里的厚生纱厂（秀珍）

童　年

我的外公、外婆都是崇明人，我爸爸是撑船的，妈妈是“小脚”，她在家织布。我是老大，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小我3岁，一个小我9岁），还有一个童养媳。当时家里还可以，我读过两年书。我8岁来上海，当时外公、外婆和舅舅一家在引翔港的周家湾⁽¹⁾靠种田生活。我住在舅舅家，也帮着种田。当时住在附近的有本地人，也有崇明人。小时候引翔港附近工厂有拉波路（类似汽笛）的声音，总是在早上4：00～6：00，附近一些厂同时拉，声音很响。我们还在睡觉会被吵醒，也没有办法。邻居家也有小姑娘做厂的。

我14岁那年有一天一个“拿摩温”到我舅舅家来，对我的外公、外婆说，这么大的小姑娘哪能不学做生活，还在种田？当时她20多岁，已经成家。她的娘家就在周家湾，走进走出和附近居民都很熟悉，但我们家原来和她不熟。后来就是她给我“开门票”（招工），介绍我进了厚生纱厂。

在厚生厂

1931年，我刚进厂时先做一个礼拜的夜班，主要是摆铜管，工资2角／天。后来我挡车。我们上班是一天做12个小时，6进6出（早上6时上班，晚上6时下班）。从我住的引翔港到厚生厂有3里路，现在的龙口路当时还是一条河浜，我们上班就沿着这条浜走，周围还很冷清。我们一起上班的有6个小姐妹，住在我们周家湾的有4个，住在陆家浜（观音庙附近）有2个，我们就约好一起上班，下班时也等到大家一起走。我们车间里是本地人多。

我进厂后，家里没有闹钟，早上就是听厂里拉波路的声音，掌握时间。拉头（第一次）波路是4：30，我的外婆就起床烧早饭；拉伲（第二次）波路是5：00，家里人要叫醒我起床，准备上班了；到拉三波路（5：30）再出门，时间就有点紧张了；拉四波路（6：00），要进车间开车了。上班时，我们每人带好钢精的饭盒，里面是冷饭、咸菜，还带一个小铅桶，可以装喝的水。进厂时，我们要拿小本子给门房看，下班出厂让抄身婆检查时，我们总是手里拿着空饭盒，摇动几下让里面发出声响，表示里面没有东西。当时工资好像是半个月拿一次，拿工资时要看各人的小本子。我每礼拜休息一天，我就和邻居在家休息，不做针线活，也到引翔港东山口的观音庙玩，我们不看戏，没有去过八埭头（平凉路）、提篮桥。

上班时，我们穿油衣裳（自己的旧衣服）套上厂里发的饭单，穿布鞋。我们是两个人看一条弄堂，一共有4木管，一只木管有8个纱锭，一共32只纱锭。我们两人一起做，相互有点照应。上厕所要快去快回，吃饭就用热水泡一下冷饭。我们没有换衣箱，下班了就在车间皮带后面换衣服，把油衣裳、饭担单挂在车头上，不带回家。

我们是“拿摩温”介绍介绍进厂的，她叫我们小鬼，我们都叫她大阿姐。她不欺负我们，是我们的自己人。有时上夜班，落纱人（落纱工）、修车头（维修工）做完事，就拉一个麻袋，躺在车间弄堂里睡觉；有事情，拿摩温一吹哨子他们就过来。有时我也拉一个麻袋在摇纱间放铜管的弄堂睡下来。这时拿摩温到车间看到上班时间怎么没有人，就会叫起来，教训我们几句。我们就起来再干活。有时上班实在站不动了，拿摩温也会派人替换你，让你休息一下，拿摩温就像后来的车间主任、工长。

纱厂女工

我做细纱间挡车时，如果看半条弄堂，要管2只木管16只纱锭，工钱每天4角；要是看一条弄堂（即一排细纱车）有4只木管，一共看32只纱锭，就是7～8角／天，一个月6～7元，后来是十几元。由于我爸爸出海遇难，加上海坍（沿海岸地坍塌入海），家里的地少了，四口人生活就不好了，我也开始分担家里的生活。进厂后，我在外婆家吃饭，还要带饭，每月拿到工资后，扣掉贴家里饭钱6元，其他钱全带回家，一般是托邻居有便人回乡时带钱给家里。后来厚生改名申新六厂。1937年“八一三”日本人在上海打仗，我们要逃难，厂里停工，⁽²⁾解散费我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后来我又进小沙渡的申新二厂做工，我的大弟弟来上海学木匠，他的师傅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他，他就在唐山路、丹徒路开木匠店，我的小弟弟也在他的店里做工。童养媳在家照顾母亲，这时家里情况才好一些。1941年我24岁结婚，我丈夫也是崇明人，我们是在乡下办了2～3桌酒，我在上海买了布带回家，是长辈给我手工缝制衣服的。我在申新二厂一共做过6年，是住在厂里宿舍。1947年厂里停工，我拿过50元解散费，回到崇明乡下，在家里种地，养育两个孩子。

再进申六

1949年家乡发大水，田里没有收成。1950年我一个人到上海，当时有个同乡在申新六厂印染车间做工，住在眉州路，我就找到他，是他带我到申新六厂做临时工的，我进厂都没有送过礼。当时厂里招了5个临时工，我33岁。做了6个月后，第一批升长工有2个人，我也是一个。后来厂里扩锭、扩台，我就看2条弄堂，16只木管，共有64只纱锭。

解放初期，厂里开会、学习，我们每人一张竹凳，坐了45天，学习结束后就实行劳保。⁽³⁾我的两个孩子都享受劳保。1953年我把两个孩子从崇明带出来。当时他们一个10岁，另一个8岁。因为厂里只能照顾一个子女入学，小儿子进申新六厂子弟小学、中学，是免费的，我的大儿子没有进子弟学校。不久我丈夫就去世了。家里人生活全靠我做厂。我在厂附近租一间草棚住，月租2斗半米。我当时工资大概40～50元。车间里有个女工叫阿大，比我大1岁，是川沙人，她也是丈夫去世，带了一个孩子，就住在我租的草房里。

解放后厂里定工资，布机间是1岗，86元3角，我定为2岗（细纱），月薪77元4角，一直拿到退休。3岗60多元，5岗50多元（是普通工作，照顾年纪大的女工）。我每月都要存钱，不满100元就放在家里，一般3～4个月可以积蓄100元，到了100元，我就送银行，存5年，连利息就是翻一倍。开始我是存在宁国路的银行，后来也去平凉路的工商银行。

一人养家

1958年我买了现在的这一间房子（在三十一棉东南角），这个房子是2层，原来有阁楼。买房子自己要出1300元，当时钱不够，是我兄弟借给我500元，我就没有向厂里借钱。我用一年多时间还清这笔钱。家里的大床是我兄弟（木匠）做的，我让他做得宽一点，我和两个孩子都可以睡，直到现在这张床我还在用。大橱、五斗橱，是当时附近有人要回乡，急着要卖，我用30元买来的，也一直用到现在。三五牌闹钟是1964年我在平凉路钟表店买的，当时售货员说这是刚到的货，蛮好的，我一直用到现在，没有修过，也很准时。买好房子后，我和孩子们住楼上，下面后房间近10平方米，我出租，每月收房租8元。我的房子原来是铺地板，后来地板坏了，就换铺水泥地面，当时是班组同事帮忙做的。

我住在这里生活很方便。给水站1950年之前就有了，就在我的房间后面，附近还有水井，我一般是井水用得多（洗菜、倒马桶），是用铅桶拎水的，家里有水缸，只有吃的水才用自来水。当时附近有块地皮用篱笆围起来，要造工厂，沿着篱笆边的地上种了丝瓜、豇豆、扁豆，邻居采下来就放在我桌上，所以我蔬菜一般不用买。附近买米有三个地方（宁国路、河间路、平凉路），老虎灶在河间路转角（没有浴室），我用热水瓶去泡开水。河间路有个裁缝摊，裁缝是常州人，他有缝纫机，我去做过一条呢裤子。有时被单我也带到厂里洗，要趁浴室较空的时候，热水洗、热水过，晾被单就在家门对面马路的两棵树之间拉一根绳子挂上去就可以了。

由于家里门窗沿马路，隔壁人家较闹，我做三班一直休息不好，上夜班不能睡觉，像个病人。厂里的职工如果没有热度，就请不到病假。挡车工一般要做到退休。生产上，班里有小先生测定每个人的操作，我成绩还可以，月奖我一般是拿二等。我小时候读过2年书，有点基础，扫盲时脱了文盲帽子。我在班组发言，大家喜欢听，组织上也要培养我入共产党，我因为上三班，家务多，要照顾小孩，党员开会多，我吃不消，就没有参加。

我工作后感到人太累，有时间只想睡觉。家里事情做不动，最多也就是缝缝补补。大孩子10岁就自己用板刷洗衣服，有时我上班不在家，借我房子的房客也帮助我家里冲开水。我家离厂很近，厂里放电影，我也带小孩去看。

转到化纤车间

1960年厂里缺少棉花，我们车间关掉一些纺车，正好也关到我的车。当时我就找车间主任说，既然关到我的车，我要求调换照顾工作。车间主任说你平时工作蛮辛苦，就同意我调到化纤车间，凡是被关车的女工都调去了。当时我们一共有160人调到化纤车间，男女都有，是敲锣打鼓送去的，当时我43岁。我被分配在在冷冻间工作，看温度计，我感到上班比在家里还要舒服。1965年1月化纤车间改成化纤三厂，厂里食堂、浴室都有。我在化纤三厂过了8年惬意生活。

1950年后，我有几件旗袍，还有驼绒的旗袍，后来不穿了，还放着。我不烫头发，也不跳舞，没有皮鞋，穿自己做的布鞋。买好房子后，我也买些“黄货”（黄金首饰），我到十六铺的裘天宝金店（老字号）买过一对金戒指、一条金项链，花了多少钱已经不记得了。我戴过的。大儿子上大学时，我每月给他22元。他大学毕业结婚时，我们在家里办一桌酒，我给他300元。小儿子是读中专，1968～1969年毕业时“一片红”下乡，后来是技术员。我上班时一直没有手表，退休后买了一块手表。

1979年我在化纤三厂退休，2003年化纤三厂关门。

（谈话人：秀珍，1917年～，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细纱间退休女工；记录人：罗苏文；访谈时间：2003年10月、2010年6月）

ABCDEF’34GH（莲莲口述、士秀记录整理）

祖辈和家人

听妈妈说，我们家祖籍是上海本地人，我的曾祖父、曾祖母是厚生厂的纺织工人。我的祖父是厚生纱厂钢丝间挡车工。我们叫他“老爹”。我的祖母曾在老怡和（布机间做挡车工）、荣丰印染厂做工，她是细高个子，大脚，待人热情，技术好，是“跌倒握把泥”的人。我的父亲是本地人，他从小进大隆机器厂做学徒，后来是铜匠（钳工）。他因病失业回家，无钱治疗，于1937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吐血身亡，当时只有29岁。

我的外公是卢家桥的谭家宅（今营口路、佳木斯路附近）人，会推独轮车，舅舅是纱厂技工，到无锡去工作，外婆也去无锡生活。我的母亲本名叫谭富英，生于1911年，小名叫郎妹，妈妈8岁进怡和纱厂做童工。18岁与我父亲结婚，她婚后改姓叫王富英，家里的长辈习惯叫她“新娘子”。母亲生育三个孩子，我是老大，还有两个弟弟。我的小姨妈也做纱厂，小姨夫种田。

战时逃难

我生于1930年，由于父亲去世（1937年）早，母亲和祖母都进纱厂，分别在细纱间、布机间做挡车工，我在家带两个弟弟，当时我只有8岁。1937年“八一三”日军打进上海，下午3时左右，我听到枪炮声、喧闹声，逃难的人说日本军队从江湾五角场打过来了，祖母说，“大家都在逃命，不逃就没命了，先逃到浦东我干女儿家里去吧”。当时曾祖母（76岁），她说你们带着孩子逃吧，孩子是王家的后代，我不逃了，留下来看家。当时家中毫无积蓄，母亲和祖母到厂里结算工资，每人拿到20元银元。于是，祖父、祖母、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就离家逃难，只有曾祖母一人留在家里。

在逃难的路上，我们搭乘小木船到了浦东后，用2块银元请一个挑夫，两个弟弟蹲在箩筐里，由挑夫挑着走。我跟着母亲一起走路。我忍着脚痛坚持走了几十里路，在白莲泾港的一个村庄借房子住下，当晚我就发高烧，连续多日不退。一连住了几十天后，母亲和祖母身边带的钱快用完了，她们听说租界有难民收容所，就商量决定我们还是回到市区去。

于是，我们又乘船摆渡过黄浦江，在南码头上岸，从南市混进租界，住在北京路的一个难民所。当时难民席地而坐，都是老、少、弱、妇，一天只吃两顿薄粥，而且难民越来越多，难民所的吃住都发生困难。当时舅舅、舅母都在无锡的申新三厂做工。母亲和祖母商量决定再到无锡我舅舅家去，投亲靠友。没想到我们到无锡的第二天，日军就打到无锡城。我们只好躲到无锡郊区的外婆家。

我的外婆住在无锡郊区，是靠种地为生的农民。当时小姨妈一家四口也逃难住到外婆家。加上我们六口，外婆家一下子就住进三家人，老小共14口，一住就是三个月，吃住都靠舅舅、外婆接济。当地农民很同情母亲这么年轻就当了寡妇，带着这么多老人、小孩，提议她将我给人家当童养媳，但是我妈妈不肯。她说小姑娘是妈妈的心头肉，已经8岁了，快要能接替我做些事情了，我怎么舍得送给人家呢？也有人劝母亲将两个小男孩中的一个送人，我母亲也是舍不得。我祖母说，不知哪只茄子好做种，要为王家留后代。后来舅舅打听到上海有的工厂已经开工了。大家合计不如再回上海想办法。就这样，我们带着舅舅给我们的一点路费，坐难民船逃回上海。

难民船上有十几人，年轻的姑娘都故意打扮成老妇人，一路上担惊受怕，总算安全回到上海。我们先投奔在海防路的姨婆家，住在5平方米的阁楼上，母亲进裕新纱厂，祖母到泥城桥（西藏路桥）一家摇袜厂做工。我当时9岁，在家里带两个弟弟，做家务，用吊水桶到井边打水，背着小弟弟上街买菜，到木板厂买木花柴（刨花）。有一次不小心钱丢了，无钱买柴，在厂门口哭泣，门卫见我可怜，就送我一些木刨花柴。

女养家：妈妈、祖母和我

大概过了一年后，听说中国人可以返回杨树浦一带，家里交2块银元领取“良民证”，⁽⁴⁾我们回到沪东。回家一看，三间房间全部被烧光了，连一双筷子、一只碗也没有了。我们只好在丁家浜的姑婆家（今眉州路、渭南路）暂住，妈妈到永安纱厂做工，祖父到愚园路一家英国女教师家做清洁工，我和祖母在家拾柴、挑野菜。半年后，家里人向眉州路西王家宅的一家人家借了一间12平方米的草棚住下。当时家里没有家具，就用旧铁皮做床，用砖头垒起来当床脚，在床上铺稻草，两条被子全家一起睡。一只拾来的破桌子只有三只脚，另一只脚是用旧砖头垒起来的。桌子底下作羊棚，养着一头羊。房间里还用拾来的旧砖头搭起一只鸡棚，养了几只鸡。当时家里连吃饭的桌子都没有，后来姨婆（住在海防路）就让我祖母去她家搬一张四方桌子来。祖母是用肩膀把这只四方桌子从沪西海防路扛到沪东高郎桥，走了十几里路。在老屋被烧掉的自家宅基地上，祖母用双手清理砖瓦、石头，种上青菜、毛豆、山芋、南瓜。

妈妈进纱厂做工后，一个月的收入也只能维持全家六口人一星期的生活。全家人每天最多只能吃两顿。一般是玉米菜粥，有一顿没一顿的，有时几个月都吃不到一粒米，靠吃南瓜、山芋、萝卜充饥。妈妈总是把玉米粥让给我们吃，自己只吃南瓜、萝卜。我们还吃过垃圾饭，就是把附近饭店的泔脚（吃剩的饭菜）拿回来，剔除鱼骨头，淘洗干净后，再加青菜放在锅里一起烧着吃。

妈妈每天起早摸黑，在工厂做工12小时，回到家里还要为我们三个小孩缝补旧衣服，做鞋子。有时油灯用完了就借着月光缝补。她一天最多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她有一句顺口溜：“月当灯，风扫地。”

我每天清早带着两个弟弟到兰州路高郎桥捡煤渣，再卖给老虎灶，然后买两只大饼给两个弟弟当早饭，再买1斤玉米粉回家加点野菜烧粥吃。我还跟着祖母一起种田、拾柴、挑野菜。为了让儿孙多吃点，祖父、祖母时常自己挨饿。1942年4月25日早晨，家里人发现老爹⁽⁵⁾在家中去世。后来是大姨妈帮助借了钱给我们，买了一口薄皮棺材将老爹落葬的。

祖父去世那年我13岁，由堂叔公介绍，我到一个日本人家里做小佣人，大约有1年多时间。这家日本人住在今淮海中路、高安路的一幢公寓，我就住在她家里，早晨3点就要起床，打扫卫生，拖地板、洗衣服等，到6点钟烧好炉子，再出去买面包给日本人吃。他家共五口人，有两个男孩（大的8岁），一个女孩，我每天要做到晚上9点才能睡觉，吃的全是他们吃剩的东西。妈妈当时在康泰织布厂做工，做十天休息一天，到休息天，她也来帮我洗衣做饭。我哭着对妈妈讲，这里实在太苦了，一不小心就要挨骂，我要回家去。妈妈很心疼我，哭着说，你回家会饿死的，在这里还有口饭吃。后来这家日本人回国了，我就回家不做了。

纱厂童工

从日本人家里回来后，家里就想让我也进厂。在选择车间时是有考虑的。祖母是做布机间的，她的牙齿曾被梭子凿掉1只；细纱间纱锭转速快，筒子间比较干净，而且我人不算高大，家里人就主张我进筒子间工作。当时进上海印染厂（荣丰厂的前身）做挡车工是要考挡车操作的，祖母为上海印染厂的门警洗衣服，认识门警的班长，就恳请他帮忙介绍我进厂做童工。他教我一个办法，就是先在夜班时混进厂里，“偷学”筒子挡车操作。学会了就到厂部报考熟练工。我就上了2个星期夜班，偷学挡车操作技术，然后顺利通过招工考核，1944年8月我进上海印染厂筒子间作挡车工。当时还不满14岁。

进厂后做的第一个月，只能拿到两周的工钱，还有2周的工钱不能拿，要存在厂里，叫存工。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得不好，薪工、存工，一道充公”。直到第2个月做完我才拿到一个月的工钱。

抗战胜利后不久日本人的纱厂关门，我做的荣丰厂发不出工资，发给每个工人半匹布，20斤麦片。厂里因开工不足，就用摸彩的方法裁减工人，引起工人的不满，厂里一些工人就罢工游行，我也参加了。后来厂里重新招工。当时厂里实行计件工资，我手脚快，拼命做，一个月工资就可以买4斗米。我一直在筒子间挡车，每班12小时，做10天休息一天。

妈妈在申新五厂细纱间作工，也挣到不少钱。祖母在家种田，家里蔬菜吃不完，就拿到市场上卖，那时全家人的生活还是可以的，两个弟弟也上学。大弟弟在16岁时病故。在1949年，我家造起了私房，是一间一披，面积大约是28平方米、8平方米。

1948年经房东介绍，我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他16岁从江苏启东来到上海，举目无亲，先在一家石灰行做学徒。他每天拉老虎塌车，干重活，吃住都在老板家，住的是小阁楼，一年到头没有一双像样的鞋穿，夏天穿木拖板，冬天穿芦花鞋。每天三顿饭，没有工资，老板只给些零用钱。当时我的小弟弟年龄还小，挑不起全家的生活重担，妈妈、奶奶也舍不得将我嫁出去；他没有父母的爱，没有家庭温暖，愿意和我一起帮助母亲支撑这个家庭。于是1949年6月18日，我俩结婚了。当时很简单，一张床、两条被子、一只衣柜，亲友送来的一张桌子、四张椅子。我们办了几桌酒。我们结婚时的照片，是借钱到南京路王开照相馆拍的。拍照片时他穿的西服也是借来的。婚后我们和妈妈、祖母、弟弟仍一起生活。

工人翻身做主人

1950年母亲光荣加入共产党，1954年任申新五厂工会副主席，1956年任申新五厂副厂长，1960年提拔为杨浦厂副厂长分管生活、后勤工作。母亲参与厂里几次建造职工宿舍，没有给自己分过房子；在翻修自家私房时，她没有拿过厂里的一块砖，也没有借过厂里的一件工具，一切都是自己克服解决的。母亲做过两届区人民代表，曾是上海市总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杨浦区第一届妇联执委，杨浦区妇联副主席（1955年）。她曾担任中共第一届宁国街道党委副书记、街道办事处主任（1960年）。她动员、组织一些里弄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成立生产组，搞些修理、服务。由于厂里工作需要，母亲又调回杨浦厂。母亲喜欢听沪剧，还参加过厂里联欢会的演出，这也是她对厂里工会工作的一种支持。

“文化大革命”初期，公私合营杨浦厂改名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印染厂。厂里7个厂长都靠边了，但生产还是要胡厂长管，母亲管财务，她工资是91元。造反派要做袖章、买自行车都要她批钱。一次在厂长室，造反派打了王（丁山）厂长耳光，母亲就站到王厂长前面对造反派说，“不准打王厂长，要文斗”，制止对方的打人行为。一次行政科正副科长受到批斗，母亲到现场公开对造反派说，“不要斗她们，是我叫她们做的”。后来行政科长在厂里突发心脏病，造反派不许她去看病，是母亲安排将她送医院及时抢救，保住了这位干部的性命。有些职工看到我们家住的老屋是简陋的平房，曾议论说，“没有想到王（富英）厂长住得这么蹩脚，睡木床”；又有一次，厂里技校的学生要批斗母亲，她却被一些工人悄悄藏在电话间里，还有人给她送肉包子。一次造反派带了母亲到纺织局交涉财务问题，途中她的脚部扭伤，后来就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时常疼痛，走路也有些颠簸。1967年周恩来总理陪同赞比亚的卡翁达总统到三十一棉参观，上级安排母亲陪同接待。周总理知道她是童工出身的工人厂长，很高兴，和她亲切交谈、合影留念，这段幸福的经历使母亲难以忘怀。由于母亲身体不好，于1968年办理退休，当时她已年近六十。

她退休后又在方子桥居民委员会担任支部委员，连续义务工作了23年。期间，她连外出的车费、买笔记本都是自己花钱。当年的里弄生产组后来发展为街道集体企业，女职工们作为大集体职工享受退休金，有劳保，她们都叫母亲是“活菩萨”。1995年母亲被评选为全国第四届健康老人（上海10人），后来她的退休金加到880元。她于2006年去世，享年97岁。在追悼会上，局领导在悼词中对母亲的评价是“一生正气、光明磊落、克己奉公、两袖清风”。

我于1951年加入共青团，1952年加入共产党，先后担任荣丰厂团委副书记、三十一棉工会副主席、干部科长等职。1952年荣丰厂进行民主改革运动，我当时是车间大组长。医生给我开单子，叫我去看病，我把单子放在口袋里，照常工作，在车间有三次昏倒，最后一次是在开会中昏倒的。我被送到医院，诊断结果是宫外孕，病情非常危险，立即接氧气、输血，动手术，才抢救过来。

我曾担任三十一棉一纺车间党总支书记8年。我们车间下面的党支部分10个：三道工序（前纺、细纱、加工）各有三个运转班（甲、乙、丙），及常日班，职工共有2000多人。当时运转班学习时间的安排，一般是在班前或班后的2小时，早班是下班后（14：30），中班是接班前（12：00），夜班是接班前（20：00）。厂里常日班的工作时间是8：00～17：00，我自己的上班时间是“班班到”，就是三个运转班的交接班时间，我都会在车间。有时到了常日班下班时间，车间里还有工作没有做完，我就在食堂先买个馒头吃，继续做下去；由于我的家里在厂区附近，有时我回家吃了饭后，再回到车间处理工作，有时也做到22：30才离开，经常这样。一纺车间的前身是申新五厂，也许因为母亲是申新五厂老工人的关系，车间的老工人与我也很熟悉，他们就叫我名字，年轻人叫我师傅，大家都很熟悉、亲切。一次半夜一纺车间发生火警。我得到消息后立即从家里赶到车间，带领党员、团员冒着浓烟协助厂消防队灭火，后来留下肺气阻的慢性病。

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我调到上海第十五棉纺织厂参加整党工作组，后任该厂前纺车间总支书记。此前这个车间的工作组已是八进八出，后来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前纺车间被评为大庆式车间，我也被评为纺织局的优秀党员。1990年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授予“思想政治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这是对“从事政治思想工作，为纺织工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出贡献”同志们的表彰。

我婚后工资仍与母亲一起使用，由祖母当家。解放初我的工资是72元5角，1953年脱产时工资没有变化，后来提到83元（科级），我让了半级。我丈夫是公务员，每月自己留2元零用钱。我们有3个女儿，当时雇佣保姆的支出是10元／月。我每月买零存整取贴花储蓄4元，到年底就用这笔储蓄给家人做些衣服。厂里造工房，我们没有伸手；弟弟婚后也是住在自家的房子。直到1970年家里翻造房子后，我们的大家庭才分灶各自生活。1981年我们家又翻建2小间，也没有向单位伸手，费用都是自己筹集解决。

我退休后也在方子桥里委工作了10年，担任居民委员会主任、总支副书记。时常是“吃饭有人等，睡觉有人喊，路上有人拦”，家里就像是一个老年人的谈心室。1986～1996年，我们居委会连获三届（每3年评选一次）居委会先进集体。1995年我被评选为市先进居委会主任。我们夫妇恩恩爱爱、风雨同舟，2009年大桥街道为七对老年人的钻石婚举办庆典，我们也应邀参加，摄影留念。

我们家从曾祖母、祖父、祖母、母亲、我，再到我的女儿、女婿，前后五代共有7人（五女、两男）在高郎桥棉纺织厂区就业，有纱厂的工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我们家族是近代高郎桥棉纺织厂区的一个纺织世家。

（摘自莲莲口述、士秀记录整理《五代纺织工人家庭变迁史》）

五代纺织世家的回忆之二（王琪）

长辈和家人

我的父亲是外国铜匠（钳工），在我2岁时父亲就病故了。我的妈妈原名叫谭富英，她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我的舅舅是老大，在无锡的纱厂做浆缸染布工作，外婆和他一起生活。大姨妈婚后住在沪东地区，小姨妈婚后在近郊农村安家，小姨夫种田，她自己进纱厂。妈妈（1911～2006）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小名叫郎妹。她8岁时家住五角场的浣纱浜（今国权路东，营口路浣纱新村），由外公背着她到英商老怡和纱厂（建于1896年，今上海第五毛纺织厂，杨树浦路670号），在车间将掉在地上的铜管拾起来，当时她没有工钱，只是中午在厂里吃顿饭，学着做些杂事。厂里像她这样的小孩不多（以上内容得到王富英的确认）。

我生于1935年，哥哥比我大3岁，姐姐比我大5岁。小时候我家住在高郎桥的周塘浜附近，是两大进深的老房子。1937年父亲病故后，按当时户籍管理，王家需要有个户主，妈妈就改姓王，成为王家的户主。小时候家里的长辈有曾祖母、老爹（本地人对爷爷的称呼）、老奶（本地人对奶奶的称呼）、妈妈。老爹原来做西餐厨师的帮手，有时带回来一粒糖给我们吃。1942年外国人回国了，他就回家来。老奶（1886～1976）是大场人，不识字，为人直爽，她曾在纱厂布机间工作，做过“拿摩温”，介绍一些亲戚进厂。小时候妈妈做纱厂，老奶在家照顾我们。

战时生活片断

1937年“八一三”日本人打进上海，沪东不少民房毁于战火，我的曾祖母被烧死，妈妈、老奶、老爹带我们三个孩子逃难，先到浦东，又到无锡舅舅家住过一段时间。当时外婆和舅舅同住，我记得当时外婆靠卖葱积蓄的三甏铜板全用光了。后来妈妈、老奶就让老爹回上海打听情况。他白天出门，晚上就住进难民所。随后，我们才从无锡回到上海。我们先在沪西叉袋角姨婆家住，又到杨树浦的丁家浜（今渭南路、平凉路之间），在老爹的姐姐家住过。最后回到高郎桥，在眉州路底向一个远房亲戚借了一间草房，一家人总算又有一个自己的家了。一次刮大风，因为怕房子坍掉，我只好在桌子底下躲了一天。在这间草房里，全家人住了大约5年时间。后来西墙坍塌了，当时房东造了新房子，又给我们一间旧房子，我们就将西墙再砌好，作为灶间，堆些柴草。

当时，妈妈进厂做工，晚上做鞋子，凌晨2～3点就出门上班。姐姐在一家日本人家里做小佣人，妈妈轮到休息就到这家日本人家里去做事，有时带回来一些水果、剩饭。家里的生活全由老奶安排。老奶在老家被战火烧毁的宅基地上拣去碎石块，用一把铁搭开出一块地种上毛豆、茄子、黄瓜等。后来因为浇水不方便，就改种过小麦。她还从她外甥家牵来一只老湖羊，是公羊，养了一年多再卖些钱。老奶曾经到泗泾（今青浦区境）、七宝（今闵行区境）去背米，再到黄渡（今嘉定区境）、江湾（今五角场地区）一带去卖掉换钱。一次她到沪西叉袋角她的姐姐家独自将一张方桌背回来，当时她已经50多岁，这张桌子至今还在姐姐家使用。在我们生活很困难时，大姨妈都给我们送过米，老奶也到江湾飞机场去拾柴、挑野菜，送给大姨妈。

我们小时候都是穿别人不要了的旧衣服，一般是哥哥穿下来，我再穿，我还穿过女孩子的长衫。老奶总是说两只茄子哪只能做种还不知道，养大再说。当时家附近有个堆放工厂里煤渣的场地，由一个老板控制。我哥哥和另一个小工一起在那里挑水、冲洗煤渣，再让小孩来拣。我8岁时就和邻居小孩一起去那里拣过煤渣，当时拣煤渣的孩子很多，大家都抢着拣。因为哥哥在那里做小工，我也受到一些“关照”，可以先进去拣。我们将还没有完全燃烧透的黑煤炭拣出来，交给堆煤场地的老板称斤付些钱，老板再将这些拣出来的煤炭卖给大饼店。我拣煤渣也能给家里添一点收入。我家附近的河浜有放木排的，我平常在附近捡柴，也拣些杂木回来，晾干了当柴烧。

日伪时期，日军司令部（今长阳路、宁国路的区少年宫）在离我家不远的引翔港附近。高郎桥两头设有碉堡式的岗哨，站岗的日本兵背着刺刀枪，中国人经过那里被迫要向他们鞠躬。当时实行配给口粮，供应量越来越少。家里是老爹拿着钱到日军司令部去买泔脚饭。一次老爹戴着帽子去买泔脚饭，他把钱夹在耳朵边，结果钱被人抢走了，我们只好吃菜汤。由于家里口粮少，老奶经常说“老头子少吃点，让小孩多吃点，小孩要长身体，长大可以赚钞票”。一天晚上老爹不顾老奶的劝说吃了三大碗，第二天早上老奶要取钱去买茄子秧，才发现老爹已经死去了，其实老爹是饿死的。记得小时候我拣柴，也把蒲公英叶子（俗称黄花郎，是野菜）捡来用热水烫一下，去掉苦水后可以烧菜饭吃。我们还吃一种花生饼。是用榨完油的花生渣加上观音土做成，做好后蒸熟，切成小块，由小贩挑着叫卖，200～300元伪币⁽⁶⁾买一块。我们早上就吃一块，中午就不吃了，花生饼很硬，咽不下去，但当时还算好的。一次放工时，我饿得昏过去了，一个工人给我掐人中，我才醒来。过年时，大姨妈拿一条鱼来，我家里杀一只鹅，一条鱼，一锅胡萝卜，吃饱就好。

1943年2月～1945年8月，妈妈在康泰纱厂（今上海针织厂）做工。记得她进厂时，为了要给工头送礼，家里又没有钱，急得没有办法。后来是老奶想办法借钱买些面粉，做成巧果（油炸点心）送给工头，这件事我印象很深。战后日本人离开上海，妈妈到申新五厂做工。

高郎桥印象

小时候三十一棉门口有一条前浜，通军工路，浜里有木排、可以行船。我家前面是周塘浜，我在那里捉过蟹。高郎桥一带河浜很多，在方子桥北面是后浜，后浜周围主要是种田的人家，也有工人，是本地人和苏北人混居地区。附近有后浜庙，东面还有小庙，庙前空地上有日本和尚做道场。在我的记忆里，后浜曾经有人死去时全身发黑，有人说这是鼠疫，家里大人关照我们小孩子不要再到后浜去玩。对霍乱，我也有记忆的。1946～1947年，我家房东早起后还是好好的，后来又吐又泻，当晚就去世了。老奶当时在屋边种着一些韭菜，为了防止传染疫病，家里烧了韭菜汤要我们吃。1950年以后修筑眉州路时，才填浜种树。

沪宁戏院原来是一家戏馆，在集福里，苏北人在那里聚集唱戏。戏馆对面有一家茶馆，集福里还有一家浴室。附近的老虎灶（熟水店）在眉州路，旁边有印度人的牛奶棚。眉州路底有一家老虎灶，有时过年前老奶叫我和哥哥去老虎灶洗个澡，里面很简陋，就是用木桶装热水冲洗。后来我家附近也有给水站（公用自来水龙头），距离我家大约50米（今老年活动室的位置）。

抗战结束后，妈妈在申新五厂、姐姐在荣丰厂工作。家里没有闹钟，妈妈、姐姐上早班，就听纱厂汽笛声掌握时间，俗称“拉波路”或“拉回声”。清晨第一次“拉波路”是4点钟，她们就起床；第二次“拉波路”（5点钟）出家门上班正好。拉波路的声音很响，只有清晨才拉，拉的时候要持续一阵子，像拉警报似的，有时附近纱厂同时拉，周围纱厂工人一般都是听“拉波路”掌握上班时间的，不会迟到。

我平时和邻居的孩子玩过滚铁环、打打玻璃弹子、扔石块造房子，也喜欢玩刮香烟牌子。我虽然没有香烟牌子，但哥哥玩得很好，会赢回来一些香烟牌子。附近一个亲戚家有收音机，我到他家去听过收音机。老奶因为有胃病，她一直吸香烟，她为人热心，喜欢帮邻居做事，抱小孩，讲过去的故事。

1945～1946年，哥哥白天在煤炭场挑水（他和另一个孩子一起杠水），冲洗煤炭，晚上他还到怀德路的夜校免费读书。当时家里养了一条狗，我们叫它“来福”，每次哥哥去上课，“来福”就会到路口等他回家。每当我们看到“来福”跑回家来，就知道哥哥快到家了。哥哥小时候缺乏营养，发育得不好，后来就生病了。当时家里没有钱给他治病，老奶、妈妈只好到五角场的庙里去求神，可能耽误了治疗，后来哥哥病故了。

我是1946年初进严氏小学（在蒋家浜，今齐齐哈尔路第四小学），上了一学期。当时我家附近上学的孩子很少，上学要经过严家木桥，是奶奶送我去。我的班上有2名女生，家里较有钱。一次我上课时望着窗外，被老师打了耳光。

1947～1948年，我进了申新五厂的子弟小学。当时一名职工可以有1～2个子女或弟妹免费进子弟小学读书，书费自己出，也有个别学生是借了别人的名义进来的。当时，在我之前已有好几届在校学生，一些原来给养成工讲课的老师来担任我们的教师，记得当时有蒋华老师（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担任过上海市化工局局长）。读书期间，我曾经卖过芝麻糖。在脖子上挂个铅皮盒子，里面放些从小店批来的芝麻糖。当时附近茶馆里常有人打麻将，我就到茶馆里去卖糖果、小吃，有人打赢了，就愿意买芝麻糖。

战后家里的生活有些好转。全家人省吃俭用，打算用妈妈、姐姐两人积攒的工资，盖一间房子。1948年家里买了些木料，添造了一间简陋的平房。但随后的物价飞涨，生活又不行了。

学业、工作与生活

1950年初期我在申新五厂子弟学校读书时，曾由厂工会出钱，买了乐器，组织我们成立乐队。我在乐队喜欢吹喇叭，当时凡是附近工厂有工会成立，我们乐队都会去演奏，劲道十足。每到五一、国庆节的假日，市里都有广场狂欢、游行。届时我们3点钟就起床，参加打腰鼓、扭秧歌，当时厂里也组织游行队伍，表演荡河船（一种纸糊的船形框架，扎在表演人的腰上，走动表演），展出厂里的产品，游行队伍从长阳路一直要走到外滩。虽然事后我们都感到很累，但年轻人还是很兴奋。

中学期间，我在私立澄衷中学读书，一学期的学费是三担米，我的学费是减免一半。1959年我考入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学费、伙食费都是免费的。妈妈每月给我10元零用钱。1963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在市政府机关工作。

1965年我结婚时，当时社会风气是提倡勤俭朴素、反对浪费。我是用转正的补发工资90元买了大橱、床，妈妈买了个红灯牌收音机。我的妻子是无锡人，曾到上海科技大学读书，以后进厂工作。我们的结婚照片是在万象照相馆（四川路、天潼路）拍的10寸着色的彩色照片，当时花了15元。后来我给妻子做了一件大衣，买了一只手表。婚后我们在各自单位里给熟悉的同事发了喜糖，每人2粒。由于我的工作单位没有自建宿舍，我家里是私房，所以我们结婚时也没有分配公房，仍和母亲、姐姐一家住在一起。1970年，家里要在灶间上再加盖一间房间。我因勤工俭学时学过扎钢筋，结果家里盖房子时，钢筋全是我扎的，再经过浇水泥、上梁，到房子造好了，我瘦了25斤。

婚后我们有2个孩子，都是我们自己从小带大的。记得当年我们夫妻俩天天抱着孩子一起上班，一路上要换乘2部公交车（22路、2路），途径5个区（杨浦、虹口、黄埔、南市、卢湾），我先与妻子同路，一起将孩子送到她单位，然后，我再乘公共汽车到单位上班。我工作一年后转正工资是65元，一拿就是18年没有动过。妻子的工资是41元3角。

1968年母亲退休后，家里装上独用的电表，花了300元。1977年自来水管直接接进我们家里，花费300元。1989年家里用上液化煤气，是一个同事转让给我的。我是1995年退休。1999年我们搬迁新居，离开生活六十余年的老屋。

（谈话人：王琪，王富英在座，回忆提供一些细节；记录人：罗苏文；访谈时间2003年11月、2004年8月26日，2010年6月25日）

在高郎桥纱厂区的四十年（武宝璋）

衣食两者一般认为食为先，衣为后。但我认为“衣”对先民是最重要的，某种程度上讲是超过“食”的。因为有些“食”是自然界现成的，可以采集获得。“衣”的制造要靠复杂的手工加工。棉花在唐代是域外进呈皇帝的贡品，是庭院观赏的稀罕植物。宋元以前，黎民百姓的衣着还是使用丝、帛、麻、草、兽皮，文人对棉花“不丝而絮、一絮成纱”大为惊叹。在1780年蒸汽动力使用前，“衣”的生产力很低，当时“南京布”（即江南土布）行销海外，很受欢迎。山东的柞蚕丝很有名，纺织界就称其“山东”（Shandong），就像土布称“南京”（Nankee）一样。

蒸汽动力带来英国近代纺织工业，创造高利润推动重工业发展。卡其（khaki）原指一种土黄色的、斜纹组织的染料，后来用它染布，结果这种土黄色的斜纹布反被称为卡其了（童子军的制服就是标准的黄卡其）。克什米尔（cashmere）的山羊绒很有名，纺织界就将山羊绒简称为cashmere，其读音也就是通常说的“开丝米”，后来一种仿山羊绒的化纤也称开丝米（cash-mere）。记得实行计划供应时期，每年按人定量，凭布票购买棉布、棉制品，当时我一年的布票只能买些汗衫、衬衣，其他的衣服要多年一换。中国穿衣问题完全解决不过30年。我认为，纺织对人类的贡献至今仍没有减退，棉、毛、丝、麻。近代中国的棉纺织工业发展到门类基本齐全，包括纺、织、染、印（只是纺机还不行），并形成规模生产，这在国内制造行业是居首位的。

少年时代

我是嘉定人，生于1924年，嘉定是1217年置县，南有吴淞江，东近大海，东境原来是一片滩涂，后来渐有南迁移民落户定居。我的家在华亭乡武村，⁽⁷⁾地处县境的东北角，家里约有近百亩地，我没有见过族谱，据说祖先源于山西太原。

我六七岁时父亲和叔父还没有分家，两家人住在马蹄形的两幢平房里。祖母有关节炎，五十岁后行动不便，由她娘家一个侄女照顾，吃住都在我家。家里雇一个短工，不住在我家（长工是住在主人家），据说当时每租种1亩地，需要做50个工／年，如租3亩地，就要做150个工／年。当时他每天干完农活，家里就给他一根竹筹，上面有我家的名字，到年终双方结账。村里像我家这样做的有4～5家。小时家里的雇工也和我们一起吃饭。

我外公住在今罗泾镇的乡村，有400亩地，在当地是大户。据说，太仓一带还有上千亩田产的大户。外婆家东北的陈行镇历史上是太仓县的飞地。在我出生10个月时，因爆发齐卢兵祸，⁽⁸⁾我们全家先是逃到外公家，后外公家包了一条船，一起到崇明堡镇住了一段时间。

我的母亲缠足，不识字，会纺纱织布。母亲姐妹三人都是纺一个锭子的纱，但经纱、染色工序是由专门作坊承担。家里每年年底要请裁缝做一次出客衣服，像长衫等，一般全家人的内裤、鞋子都是母亲一个手工做的。我20岁前穿的鞋子全是母亲做的。母亲也下田干活，除了插秧之外，种麦、种棉都干，大约掌握80%的农活。小时候我们乡下主要农作物是棉、稻，一般是两年棉、一年稻轮种，其他也种些玉米、山芋、茭白、瓜果等。当地有一种单季稻，据说是从松江“老来青”⁽⁹⁾引种的，因生长期长，这种大米烧成饭，不论是干饭或粥，热饭或冷饭都很好吃。1960年代初期，我带孩子们回家乡，让他们吃家乡的“老来青”大米饭，没有菜也吃得很香。

武村周边有三个大镇，北有浏河港、东南是罗店、西面是嘉定县城。从我家到浏河港、罗店两个镇的距离差不多，约5公里，到嘉定约12公里。小时候从我们乡下到镇上去称“上街”。那时我在家乡见过火车、汽车、马路，从我们乡下到上海有沪太公路，往返的公共汽车有沪嘉线（嘉定县城至闸北乌镇路桥）、锡沪线，一天两班。有两家汽车公司。票价从上海到罗店、上海到嘉定均为0.56元。我们通常是从武村走到潘桥⁽¹⁰⁾，再搭公共汽车。从潘桥到嘉定或罗店都是0.33元，返程有时可以在薄家宅下车，距离我们乡下约500～600米。尽管当时交通这样方便，但农民一般还是步行到嘉定、罗店，不舍得花钱搭乘公共汽车。

当时的武村也是个乡村邮件的转送点⁽¹¹⁾，寄往附近1～2公里的高家桥、张家宅的邮件都放在武村，由过往的乡民顺路代送，没有听说发生过遗失、耽误邮件的事。凡寄到我村的邮件都写明“罗店武村”，邮差总是骑自行车亲自送到我村。武村还曾是全国兴办农村合作社的试点之一。记得当时新盖了武村改进社房屋（后来是夜校），还办过农村信用合作社、养鱼合作社，在村里的4条河浜养鱼，村民可以自己捉鱼，过秤后记账，年底再结算。

武村距离上海不过30公里，我小时候武村的风气还是相当保守。村民生活并不富裕，碌碌无为，不肯到上海去。一些有钱的人也安于享受家业，不太愿意到外面去见世面。我舅舅家也很看重田产，认为土地不怕水淹、火烧，比做生意、做官都牢靠，不愿卖地另求发展。我的父亲名锡寿，号嘏纯，当时称呼一般使用号，可以直呼其名的只有父母、老师、同学。父亲早年去嘉定县城读书，上过私塾，后来学过幼师。在他那辈人中，他是村里读书后外出工作的。父亲烟酒不沾，订阅《东方杂志》及上海的报纸，时常带回家给我们看。当时村里的成年人像他那样能冲出去到嘉定工作的是不多见的。村里比我年长10岁的青年人受到我父亲的影响，也外出上学，一般读到中学以上或大学。我的堂兄后来就读苏州社会教育学校，是俞庆棠的学生。

学生时代

我的父母生育两个孩子：哥哥和我，我的叔父将第二个女孩给我父母抚养，她就是我的姐姐，她小时候上过4年学，这在当时也很少见。我小时候只有名，没有号。

小时候我没有干过农活，只是读书。家里有个书房，父亲教我写毛笔字，为我们订阅《儿童世界》、《小朋友》等杂志。约在7～10岁时我在猛将堂上初小，我从小的理想是造机器，对于用机器怎样能纺出纱、织成洋布也想象过，但想不出来。

当时外婆家村里的学校较差，我的两个表弟是家中请老师上门来教课的，后来表弟也到我们村读过2年，就住在我家。当时县教育局长潘指行⁽¹²⁾在嘉定试行改革，以一所中心小学带周围12所非中心小学，进行督导、视察，介绍、交流办学经验。记得一次在新庙中心小学组织演说竞进会，当时这类比赛都称“竞进会”，演说的题目、内容都是老师安排的，我接受演说任务后练习了几个月。记得我讲的题目是《谁是我们的敌人》，当时我上台用嘉定方言演说，完全是背诵式的表演，全体师生一起听，另一位北京来的同学不会说嘉定方言，是说北京话，也就是国语，大家却听不懂。

当时嘉定没有教会学校。嘉定的民风还是重学轻商，商人致富后办学最积极，回报社会，以此为荣。外地一般往往是公立学校办得好些，而嘉定却是私立学校办得比公立学校好。当时一些公办小学往往利用寺庙、祠堂等公共房产办学，条件较简陋。邻村的孟晋小学设在原猛将堂，新庙小学也是这样。而嘉定县私立小学的办学条件、规模在当时江苏省都可算名列前茅的。如县城有名的私立小学有普通小学，⁽¹³⁾创办人黄允之（嘉定人），他是教育家，担任江苏省教育会负责人。还有启良学校、⁽¹⁴⁾企云学校、承德小学是上海华美药房老板徐祥逊创办的。我的一个同学是南翔人，他的亲戚在南翔办学校，但他却到嘉定县城来上小学。

在读完初小后继续上高小时，我与家里对选择学校产生分歧。家里意见是让我进邻村的公立新庙中心小学，我听别人说企云学校好，就坚持要进企云。当时父亲与普通小学的创办人熟悉，那里是寄宿制，嘉定东北角一带的孩子全进普通小学，我的哥哥也在普通小学读书。企云、普通两校的学费相同，但企云的学生不能住宿。最后家里将我送进普通小学。我读小学时喜欢运动，4年级后学生就可以打篮球，男女生都打篮球，我也喜欢打篮球。我的哥哥也打篮球，他后来是读师范学校。我进普通小学读书后，有一天我独自从学校跑出来，决定回家去。当时我只有11岁，也不认识路，后来一个生意人坐在黄包车上见我一个小孩子，就让我一起到他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他又派人将我送到家。我离校未归家的那一夜，父亲着急得在电话机旁守了一夜等候消息。事后我如愿进了企云学校读书。根据企云的规定，我不能直接升入高小，而是再读一年初小四年级。当时父亲在县土地测量局做科长，住在宿舍，我的食宿就和父亲在一起。父亲将钱放在抽屉里，我需要用钱时和他说一下，直到后来住校，我才有零用钱，大约是2元／月。

企云学校建于1915年，由在沪商人朱吟江（字企云，原怡和洋行买办）独资创办，故名企云学校。学校位于城南汇龙潭附近，在两河之间，两幢两层楼建筑是专门为学校设计的，条件优越。六间教室是两面采光，课桌是每人一个，走道宽敞。操场分晴雨两处，设几个球场。当时一般学校给老师16元／月，可买4～5担大米，企云教师是30元／月，薪金比公立教师还高，教师的生活是较安定的。学生的学费和公立学校相同。

企云学校老师教学要求很严格。语文课本除国家统一的教材外，还有县里自编的乡土教材。记得当时作文要写三稿，初稿老师阅后指出错别字、漏字等，不替你改，只是做一个记号（一般评50～60分）；学生根据老师的提示自己查核纠正，再写一遍，称复稿，老师据此评分（一般是70～80分）；第三稿称誊清，主要是评定书法成绩。这对培养学生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习惯是有益的。每周有2小时体育课，碰到下雨天，体育课老师就给我们讲些体育常识，还要测验。“马拉松”、“奥林匹克运动会”等，我小时候就知道了，都是在课堂上听到的。在小学5～6年级我们就学英语，我上小学时不十分喜欢英语。企云的报纸阅览室有《申报》、《新闻报》，当时毕业班一般由校长担任班主任，校长曾告诉我们，读报时要先看头版头条的内容提要等等。当时小学体育竞赛全是田径，我的成绩是50米跑8秒半，跳远4米。企云学校还在全县小学运动会得过第一名，运动会前老师布置每人穿一套白色的衣裤，对布料、式样没有统一规定。当时要买一套运动衣、袜子、球鞋，对我来说是一年甚至几年中的一件大事。

1935年8月15日，嘉定人士在南翔古猗园举行锡沪公路长途汽车⁽¹⁵⁾通车庆典。当时学校也组织过一次旅游，师生坐长途汽车到无锡、常熟旅游2天，费用每人5元，学生自愿报名。当时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费不过3元，我读小学时有些家境较困难的同学是带饭到学校的。因报名旅游的同学太少，经老师动员后，也只有一部分同学参加，我也去了，还游玩了常熟城的虞山。

当时嘉定县的小学还很少，能读书的小孩也很少，有的读2～3年，一般只是上到4年级，能读完6年级的很少。全嘉定只有1～2所中学，在安亭、南翔。⁽¹⁶⁾武村约有10～20人上中学，在当时是个文化村，接近小乡镇。据说，抗战前夕朱吟江有继续办中学的打算，我们当时也有在本校继续就读的愿望，后因抗战爆发没有能实现。我的堂弟与我在企云是同班，他后来学机械，毕业于之江大学。1939年我们在上海的企云小学同学有过一次聚会，是在西藏路桥北堍东侧一位同学家举行，约有14～15人。

我的中学时代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是在上海租界区渡过的。来到上海后，我先在乐群中学读了一年，办校人是律师张天白，他也是嘉定人。我在初中时曾参加过英语表演活动，是用英语讲曹冲称象的故事。

1937年抗战初期，大批难民涌入上海租界避难。赵慰祖曾任上海市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的团长，他在租界开办的童子军难童中学由难民救济会主任蒉延芳提供经费，得到上海商界名人虞恰卿的支持。当时经工部局同意，按消费税10%的比例征收难民捐，来维持收容所的开销。当时，我的父亲应邀在乐华中学任教，我与堂弟就免费在该校读书，住宿是在难民收容所。收容所是木架的芦席棚，还有个露天篮球场。入住难民所的人分两种：一是难民；二是保送中学生。我去的时候吃住条件一样，一天两餐厚粥，睡统铺，铺盖自理。当时收容所里吸烟的人较多，容易引起火灾，这是明令禁止的。我在收容所时还写过一篇《收容所里吸烟人太多》的小文章。我们每天外出上学，我在难童中学读了2～3年，难民收容所直到1941年12月日军进入租界才结束。

我读初二时，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受大后方委托筹办报务人员训练班。当时难童中学在校学生一半去训练班，一半继续上课。我被抽调去训练班学习了约1年，毕业时要派到游击区工作。当时父亲征求我堂哥的意见，他认为这样文化太低，做事不行。父亲又介绍我到中华职业学校补习功课再考高中。我高中是在上海中学读的，堂弟与我是同学，当时我申请得到《新闻报》的助学金，食宿都在景鸿小学（鸿英图书馆兴办，由黄炎培代管，今衡山公园对面），自己出饭费，免费住宿。当时上海中学在顺昌路（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课，我每天骑自行车去上学，需要40分钟。我还参加校篮球队，比赛主要是在班级、校内，校外较少。

1943年我毕业后原想考机械学校，当时哥哥婚后可以自立，一般不负担家里生活，全家的生活靠父亲做公务员的收入维持。我后来选择读私立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后称私立中国纺织工学院）⁽¹⁷⁾，原因之一也因为这所学校不必缴纳学费，并且供给膳食、住宿。

私立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是由申新九厂参与合办的。当时租界内一般纱厂的经营陷于半停顿，只有申新九厂生产兴旺，赚了许多钱，荣鸿元出资办大学培养纺织人才。当时南通大学在纺织界是资格最老、办学时间最长、培养纺织人才最多的大学。工学院的负责人是黄希阁，他是江苏溧阳人，毕业于南通大学。

我是第三届学生，我们班没有女生，其余年级有2～3名女生。当时在校生中江苏人较多，生源除上海中学以外，还有像无锡中学、常州中学、镇江中学、扬州中学、泰州中学、南通中学等，都是江苏省内不错的中学。此外，浙江、广东来的学生也有。学生食宿是免费的，使用交通大学的教材。

大学期间我去过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也到大光明看过英语原版电影，但听不太懂，要看说明书。大世界也去过，但不太喜欢。沪西延平路大生赌场、静安寺六国饭店、愚园路的好莱坞等我也去看过。记得学英语时有一句话叫“第一次”，如第一次吸烟、第一次赌博等，告诫青年凡是“第一次”尝试做一件事时，必须谨慎从事。我父亲烟酒不沾，我也是这样。我是校篮球队成员，业余时间经常去的地方是篮球场，像四川北路青年会、衡山路美童公学（今七〇四所），当时上海主要的篮球场我都去过。我的同班同学中一位级长（浙江诸暨人）是班级中最优秀的学生，他的父亲原是商务印书馆的高级职员。后来他父亲去世，一个家就像房屋的顶梁柱坍了，家境从此衰败。每到春节或放假，我就叫他和我一起回嘉定过几天。当时我家里吃住都没有问题。这位级长后来得到顾乾麟奖学金（当时上海一项较大的奖学金），⁽¹⁸⁾被送到美国纺织机器厂实习，费用由荣鸿元出，回来后到申新服务。我的老师吴中一是英国留学生。我校的毕业生多数是进入申新工作，1948年第八届招生时，录取率是50∶1。可见生源质量是很不错的。1950年代初，上海的交通大学纺织系、私立上海纺织工学院和外地一些纺织院校合并为华东纺织工学院。⁽¹⁹⁾

进入申新六厂工作

1946年我大学毕业后就进申新六厂工作，介绍人是我一位大学同学的弟弟，他的父亲（无锡人）是申新六厂厂长，我们的级长也是他介绍进申新六厂的。

申新五厂的管理方面科学性较强。荣尔仁负责申新二厂、申新五厂，他在申新二厂培训职员，在申新五厂对工人进行培训，如招收养成工，要求有一定文化，身体健康等。当时俞庆棠是著名的社会教育家，申新五厂能请到她担任夜校的顾问是很不容易的事。后来申新五厂、申新六厂、荣丰新六厂合并，申新五厂职工在年龄、文化、技术等方面相对都比较好。荣尔仁办厂是有贡献的。荣丰也用能干的人。

申新六厂管理层以亲戚居多，招收工人时，由工程师、工头对运转工的接头熟练程度进行考核，但不搞员工培训。申新六厂的前身是厚生，据说当年高层管理人员曾祥熙当年进厂时，是用轿子抬进来的，曾祥熙在申新六厂与荣家合作不佳，后来离开了，由荣鄂生担任总经理。申新六厂领导多用亲戚，在我工作接触中申新六厂科室不记得有过女职员。申新九厂是委托外人管理，业主是荣家，但经营权在吴昆生（太仓浏河人），后来是他的儿子吴中一和另一位吴士槐（浙江人）。申新九厂在战后是全国管理最好的纱厂。申新对大学生是中西并用，拣好的录用。有关系进厂的待遇好些。职员进厂工作须有担保（铺保），这是单位保，有资产，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当时企业均有此规定。战后申新六厂职员、工人录用进厂时都要填写保证书，表示遵守厂里规章制度。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一般有家族关系或亲缘关系。

战后我进申新六厂时，职员的月薪：老职员250～300元，大学毕业像我这样的180～250元，半职员（比练习生高，在工场参与管理工作）100～120元。此外科级300～450元，厂长700元。职员奖金约为4个月工资，按4节（元旦、春节、端午、中秋）发放。每年有红包，上班时免费供应三顿饭。我刚进厂时是中级职员，一般月薪150元，申新六厂给我定200多元。当时职员中，技术人员是青年人多，管理财务的是中年人多，高级管理、技术层多在五十岁以上。战后申新六厂工人奖励为一个月2斗米，在1946～1948年，1斗米为14.5斤，工人上班时在厂里吃一顿饭，在月薪中扣0.5元膳费。纱厂女工的工资在工人中算比较高的。我月薪拿300元时，工人一般在60元。

申新六厂的经营管理决策都是高层独自决定的。只有2部电话，电话号码是51442，一部在经理室、另一部在厂办公室，当时一部电话的初装费是10两黄金。各车间之间的联系全靠人步行通知。

进厂后我的吃、住都在厂里，是免费提供。厂内医务室有阿斯匹林、咳嗽药水、盘尼西林等药品，也可以做肌肉、静脉注射。申新六厂的职员食堂与工人食堂是厨房分开的，职员食堂吃得好，分桌用餐。厂里的饭厅分三档，第一档是老板和高级职员用餐，第二档是低级职员、工头（拿摩温），第三档是工友食堂。我被安排和老板他们一起吃，是10人一桌，由茶房为大家添饭。1956～1957年这三种食堂被取消了，改为单一的职工食堂。

进厂初期，我住在兰州路长阳路口的申新坊（今已拆除）是申新六厂职员家属宿舍，在兰桂坊隔壁。我和另一个职员合住楼下一间，正门沿马路，门的上方是大玻璃窗。当时技术人员有制服，一般是两套：中山装、西装，布料（蓝色、灰色）。进厂第一年我的经济负担轻，就做了3～4套西服，是竺兴昌西服店（虹口大名路）的员工上门服务的。当时申新六厂职员做衣服都是这家店做，他们每月来厂一次接生意。我做的衣服主要是春秋季节穿的，有西服（毛料）、大衣、衬衫等。不料一次周末晚上我们到上海参加同学聚会，回来发现沿马路房间正门上的玻璃窗被打破了，我的新衣服全被偷去，损失也就是1～2万元。当时我还到长阳路、辽阳路一家当铺去查询过，也没有什么结果，当铺是沿街朝北的石库门，门面很小。

我进厂约一年后，就搬到厂里的职员宿舍（西湖路700号北边），隔壁是厂医务室，有热水洗澡，也有抽水马桶。职员宿舍是一幢两层楼，13个房间，我们是两人一间，在楼上（约20平方米）。后来每间放6个床铺（上下铺），住4～5人，留一个空铺，宿舍一共住五十余人，有些是未婚青年职员，也有婚后妻室不在上海的老职员，职员都有手表。当时宿舍没有报纸。

申新六厂纱厂的经营

如果不考虑地价因素，纱厂一般采用平房，这是最合理的，便于运输、采光，造价便宜。纱厂车间建筑设计采用锯齿形屋顶，可以利用自然条件采光、通风。当时在上海的日本纱厂车间都是平房，宿舍是两层楼。日资纱厂设计时空置地一般留得较大，产品移动运送方便，华资纱厂因开办时投资不足，往往为节约开支，将车间弄道设计得较窄。平顶的车间内，层高4米，高的有4米半。德大纱厂、厚生纱厂的厂房均为平顶；荣丰纱厂是锯齿形屋顶。申新六厂厂房是整体设计的，也许考虑开办投资不足，车间采用一处平房加两幢两层楼建筑形式，两处建筑中间有两堵墙，中间有弄道。申新六厂这些车间层高在4～5米，安装日光灯。后来申新九厂（今国棉第二十二厂）厂房是三层楼，成为上海唯一一家厂房有三层楼的纱厂。当时申新八厂的一个细纱车间有10万纱锭，而日资裕丰纱厂（今国棉第十七厂）是10万纱锭分4个车间，日厂的规模、设计、安排较合理，规模再大也不过和申新六厂一样，产品纱、布各半。由于在沪的日资纱厂技术封锁，上海的华资纱厂一般采用英、美设备，运转、管理人员从日厂过来的较多。

申新六厂车间的利用是按棉纺织加工程序排列：清花车间（3000平方米，平房）西侧接楼下一层并排两间（各4500平方米）：南前纺、北前纺；然后是楼上并排两间：南细（4500平方米）、北细（2500平方米）及加工车间（2000平方米，回纱、经纱）。总面积包括4个大车间，每个在4500平方米，车间内机器所占面积约为80%。老织布车间⁽²⁰⁾的楼下是准备间（筒子、经纱、浆纱、穿筘），二楼是织布间；新织布车间是相邻的平房（分准备间、织布间两个部分，4000平方米），安装美式织布机、日本丰田自动换梭织机。申新六厂工人最多时约4000人，分配在纺部2000人、织部500人，余下1500人在印染、总务、机动（生产后勤：修车、电机、车、钳、!、铣）。申新六厂的车间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5～6万纱锭，每班工人约500人。申新六厂在华资纱厂属中上规模，10万纱锭属大厂。当时生产区面积约占附近三家纱厂生产区总面积的一半，申新五厂、荣丰纱厂各占1／4。厂外生活区面积是申新五厂最大，有化粪池。申新六厂没有化粪池，厕所是用木桶。

1946年申新六厂的精纺机从一排288锭接长为400锭，这是局部改造。工人操作范围扩大了，“罗拉”（roller，滚筒、滚柱、滚轴）转速提高，工人劳动强度当然提高了。工人挡车时，一般是各人自己操作，每人看1～4条弄堂，20支细纱每个挡车工要看1～2条弄堂（18～20台车），约800个纱锭。落纱长是1人带6人，每人负责6条弄堂，难做的负责5条弄堂。落纱工有空时要帮助挡车工做机器清洁工作，如挡车工应付不了时，落纱工短时间可帮帮忙。纺粗纱的机器较宽，不同岗位对工人身高要求也有差别。排车时部分机器的高度是可以调节的。12～13岁童工在运转班，学接头操作速度很快，这很像小孩学钢琴、拉提琴、打字、打电脑，较容易掌握，速度都比成年人要快一样。

战后申新五厂的管理较先进，招养成工，进行培训。女工年龄一般13岁，文化程度较整齐，同吃、同住，厂方提供衣服，无打骂，气氛活跃，成本也较高。而申新六厂招工没有培训，技术较差。两厂设备差别不大，申新五厂管理比申新六厂好些。申新九厂是申新系统中设备最好的，它的技术人员曾是我们大学时的老师。

近代中国棉纺织厂的织布工人，在黄河以北都是男工，在黄河以南都是女工。这也与使用不同机器型号有关。新中国成立初贵州开纱厂，当地人也有不愿做。战后的申五有5万纱锭，只有纺纱，无织布；荣丰二厂是小纺（1万纱锭）、带织布、印染；申新六厂是6万纱锭，带织布。后来三厂合并时，纺部是机器拆开重排，并到一纺（申五），织部分3个车间：荣丰（2小车间）、申六（1大车间）。工长配备是前纺3人（清花、南前、北前）、细纱3人（南细、北细、加工）。细纱车间的加油是男工（兼修车，中级技工）、保全中的机工上手是修理“罗拉”（滚轴）。当时看厕是专看守女厕所的人，男厕所没有人看。荣丰二厂当时资金较少，想办法以生产棉毛纱（即染色纱），为特色，争取部分市场。

新中国成立前申新六厂的技术人员没有工程师的技术职称，当时的工程师是一种职务名称。如秦德芳担任过厂长、总工程师，副厂长、总工程师。车间基层领导是管理员（管理车间工人操作）、技术员（管理设备运转），任职者男女都有，年龄在20～30岁，工资男女同级。一般管理员是女的多，有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员是男的多。申新系统选派技术骨干出国培训一般由纱厂自行安排，没有同统一规定，申新六厂对技术人员除选派个别人出国进修、学习外，并无系统的培训。（后来才有）。

我在申新六厂开始是做技术员，上过3年运转班，是两班制，工时从原来的12个小时改为10小时，两班交接有2小时停工。每班10小时，一周翻班，星期天休息。车间有供职员使用的公用毛巾。介绍我进申六的那位同学，他大学毕业后也进申新六厂做技术员。

战后在沪申新系统的设备大体属国际中下水平，也有局部最新设备。如申新九厂前身是中华第一纺织厂（原中华第一针织厂，设备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当时各工种的产量、计量单位不同。细纱间挡木管分36支、56支（分8只锭子，粗纱、细纱同）。筒子间按磅数算，钢丝、条子、粗纱接头有盎司表；摇纱按绞数计算，每件：大包400磅；筒子间每包100磅。

战后在沪中纺系统的棉纺织厂（前身是日资纱厂）职员住房条件好，但工资不如私营厂职员高。当时女工中喜欢时尚，烫发、穿旗袍，讲体面的是少数。

刚进申新六厂时厂里还没有篮球队，老板一般不喜欢职工有组织的业余活动。1950年代初，申新六厂厂工会对工人业余活动很支持。申新六厂也有图书馆，员工可以办借书卡借阅。图书馆的藏书技术类多些，工人看小说、政治类图书多些。我们几个青年职员在宿舍边的空地上打篮球，篮球架是机动车间工人自己做的，当时有两个球场，足球场在厂区内，篮球场在眉州路东、河间路南，还安装灯光，可以晚上比赛使用。厂里的篮球队由职员、工人一起组成的，十余人，我是队长。当时我们聘请过一位有经验的教练，每月酬金100元，指导了约五年。球队是俱乐部制，费用大家自愿出，有些人愿意多出些，工人可以少出些。有位厂医是苏州人，大学毕业，他不打球，但热心公益活动，是球队的赞助人。我们的球队是工厂系统中成立较早的，平时球队是利用休息时间练球，有时比赛也会占用一些工作时间。当时交大、复旦篮球队曾来我厂表演，我们也参加总工会组织的篮球联赛，但主要是在本市、本区、本厂活动。记得厂里也组织过女子篮球队。“反右”后，自发的组织活动不行了，而且工作忙得很。我原来也喜欢下围棋，由于工作太忙，连外面通知我参加的围棋活动也没有时间去。1960年代初自然灾害时期，食品供应受到限制，球队活动就无形停止了。

高郎桥印象

我初进申新六厂时，申新五厂的厂区沿长阳路处还保留一块“飞地”。那是一块原来业主的祖传坟地。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家传的地产、房产是不能卖的。申新六厂在西湖路厂门附近有仓库，这处的厂门一般不开，职员可进出，主要用于货物进出，当时申新六厂没有专用的码头。当时厂区有一条废弃的东西向小河浜（西通杨树浦港，贯穿申新五厂、申新六厂、荣丰二厂），曾是荣丰厂印染废水排放水道。浜北是荣丰厂，浜南原有国光印染厂（后出售给申新六厂），记得荣丰、申新六厂两厂为这条河浜还有过纠纷。后来三厂合并后这条废弃的河浜才被填平。

战后的高郎桥地区在我印象里是很破烂、荒凉的。路灯不全，没有电话亭，治安中等偏差，偷盗是有的。申新六厂周围马路的路面也很差、煤屑路、弹街路、泥块路等。河间路、兰州路、眉州路都没有行道树，长阳路有一些树。杨树浦港的长阳路以北到今控江路一带，沿河无路，须在简屋、棚户住家区穿行；眉州路的长阳路以北是断头路，约200米。长阳路申新五厂、荣丰厂门前的周塘浜水发黑，有臭味，既有工业污水，也有生活垃圾，进厂须跨过木桥。周塘浜的水最后被填没，是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从2003年所拍的照片看，河间路申新东里、霍山路沿街的里弄房屋，居民在沿街搭设炉灶烧饭的情景，与我战后进厂时的记忆并没有什么变化。

新中国成立前高郎桥一带最大的店铺是桥西北侧的两家相邻开设的布店，也卖些绸、毛衣料。南侧是柴、炭店。我记忆中有印象的有同兴熟水店（长阳路1217号）、美兰茶楼（长阳路1393号）桥西一家茶馆店是家老虎灶，店里没有自来水龙头（可能附近有给水站）。有挑水的木桶，用木勺舀水，有2张折叠式的小木桌，早上5时就搭起来放在路边，用完后收起，晚上生意少。悦来理发店（兰州路904号）有印象，当时我在申新六厂每到夜班做出（即一周夜班结束），这家店的老板就来厂为我们职员理发，大约两周一次。另外申新六厂厂门是河间路29号，我对河间路上的同安米号（26号）、王大兴面店（40号）、朱庆记理发店（70号）、正雍熟水店（168号），也有印象。河间路申新六厂厂门口附近有大饼、油条店，沿马路而设，面店卖阳春面、肉丝面，有时我也去吃。还有米店、简陋的饭店、成衣店，合作社里有酱油、盐等。长阳路上的储蓄所约在厂门对面，我没有利用过。一个比较简陋的食品店是茅竹搭建的棚屋，还有一家小型新华书店，约建于1956年，占地约20平方米。邮局在宁国路，高郎桥边只有一个邮筒。沪宁戏院我自己没有去过，厂里工会组织看电影曾去过。高郎庙也没有去过。

1960年代前期，每到春节前，车间总支、车间主任要对一些骨干进行家访，当时我也参加家访，去过住在引翔港的一位职工的家。他家位于长阳路北，双阳路西，当时双阳路南北还未打通。他家里还是老农户，一家人有1人是工人，其余的成员依然是农民。家里有电灯。他家附近也没有马路，只有田埂小路。当时高郎桥一带居民是外地人多，引翔港居民是本地人多。

私营厂与国营厂

秦德芳（1955～1958年任申新六厂私方厂长）、施之仁（1953～1955年申新五厂私方副厂长）、胡国标（1960～1975年任杨浦厂副厂长），他们三个人都是讲真实的人，都是有技术的。听说秦厂长说过一句笑话，解放后，“我住的房子越来越小，我坐的车子轮盘越来越多”。秦厂长是总工程师职称，是荣家请他来申新六厂的。秦厂长在申新六厂时，厂里有技术科，负责人是纺织专业的大学生，杨浦厂技术科负责人是比我低两届的校友。

1953年申新六厂经济困难，决定将有4套纺机设备有偿转让给吉林省某国营厂。当时厂里派我带了二十余位工人到吉林负责设备安装，对方很满意，付了款。回沪后厂工会安排我去杭州工工会疗养院（里西湖）休养一周。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私营厂在原料、品种上要求高，厂里支内、援外、大炼钢铁、办业余教育、下乡支援农业、搞技术辅导活动等都是按照上级的指示执行，利用本厂人力、物力、财力去做的，没有专项拨款。在杨浦厂，秦德芳、施之仁都是副厂长，他们分管生产。当时企业的技术领导、生产指标是属于上级安排的，不太允许厂、个人有所发挥。1950年代后期，各地许多棉纺织厂都试验搞土粘胶（分人造棉、人造毛两类），上级不投资，不派任务。是厂里自己做。杨浦厂学校自己办大专单科业余教育，老师有厂外请的，也有本厂技术人员兼课。1958～1992年三十一棉创造的社会财富相当于1958年48个杨浦厂固定资产的说法是这么回事，不错的。

厂里的扫盲教育都是业余进行的，工人做完夜班再参加会议，很辛苦。扫盲运动结束后，有些参加过扫盲的工人后来不用，又“返盲”。在业余学校学习过岗位技术培训的男工中，约有半数工人经过一定的考核，从普通工转为技术工人（如管理、维修空调设备等）。1958年前本厂招收家属工是无限制的，职工配偶或子女都可以，后来有人数限制。与公办学校相比，厂校教师的待遇较好，后来差了。子弟小学是本厂与社会联办，只收职工子女，厂办业余学校只招收本厂职工。

1949年前，纱厂一般没有安装通风设备。工人在车间若戴口罩，可减少灰尘吸入，但呼吸空气会有不适应。解放后车间滤尘设备有限，工人操作应该戴口罩，但车间温度偏高，戴口罩操作很不舒服，大家一般都不戴。

棉纺织厂各个车间的温度、湿度要求不同，夏季车间温度偏高。清花、钢丝、粗纱车间50～60度；细纱车间一般60～65度，60度以下容易操作；织布车间湿度最高，70～75度操作才好做。影响车间夏季温度偏高的因素，如机器持续高速运转（细纱锭子达到1万转／分钟）会发出热量。不开空调的季节，车间是开窗生产；开空调时就要关窗生产。但电风扇制冷效果不够，工人热得吃不消，就要开窗，管理人员要保持车间湿度、温度，不愿开窗，所以在6～8月，车间实际温度达到36℃是惯例。直到1985年才淘汰蒸喷，⁽²¹⁾新建中心制冷站。

棉纺织厂是密集型劳动，女工的体力性质属于中等。厂里的医务室为职工开病假要听车间领导的意见等，如任务紧张、人手不够时工人就难以开到病假休息。有时厂医不开给工人病假，可以建议车间安排该职工在工作时调休（上午、下午各1小时），但工长遇到人员紧缺时往往难以落实，这是很头痛的事。

“大跃进”时厂里盲目提高“罗拉”（roller，滚轴）转速，速度是快了，但吐出来的仍然是棉花，不是纱，断头也增加，实际并无效果，纯粹是消耗体力，倒霉的是工人劳动强度增加了，夜班工人真是筋疲力尽。纺织工人的劳动条件艰苦。运转班工作的紧张程度、织布车间的气味、噪声和夜班工作等特点，对工人健康都会有影响。我认为纺织厂的工人、干部劳动强度在工厂系统是最高的。如果能制订合理的机器运转速度、产量指标，厂方在管理规划方面是可以适当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的。

纺织工人操作（男工抄钢丝，女工接纱等）按动作规范化、标准化要求，达到相当的熟练程度时，就像是一种表演一样，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难以想象。纱厂有计件工、计时工，筒子间挡车工是简单熟练操作工，手工打结（摇纱）动作很好看，是高质量的艺术化，比机器人还快，达到技术变艺术的境界。评上生产先进的职工一般是操作熟练、能吃苦、生产效率高，是要花费精力，很努力去做的。

三十一棉的小车间是车间主任直接管理三个班；大车间是一个车间主任，三个副主任分工管理，有两种分法：分班（参加三班运转）、分段（按工序分前纺、后纺、加工）。厂里生产第一线的干部也很辛苦，春节、礼拜天很少休息，都是奉献。当时工人新村要劳动模范先住，工人干部没有先占。当时的干部对普通的各种工种均可承担一般劳动。我觉得当时有些生产计划指标在产、质量方面的要求近于苛刻，超出设备、人力的承受限度。比如纱锭转速最高在1.4万转／分钟，“大跃进”时提出要超过2万转／分钟，结果不行。动员工人回乡的处理上也没有考虑当地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是否合适。

我在厂里工作努力，也有成绩。由于我社会关系较多，曾被认为是申新六厂个人历史最复杂的两个人之一。外单位来厂找我外调，了解情况也最多。我在申新六厂待人从不霸道，不欺不帮，人际关系正常。厂里的公方代表也都比较好，1955年在支部书记与我谈话动员后，我写过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在1958年评工程师职称时，厂里没有搞个人申报，是厂、公司、局三方面决定的。我没有评上，原因也讲不清楚。1959年杨浦厂的党委书记、组织科长都是原申新六厂的干部，当时厂的中层干部全是党员，结果我在一个月里被发展入党，提拔为保全科长，解决工程师职称（依然是没有搞个人申报）。我在厂里是拼命做。1958年前工人的奖金、加班费有可能超过工资（尤其是机械工人）。运转班加班只有国定节日，干部加班一般是星期天。我平时加班没有加班费，也不拿奖金。直到1976年后才拿奖金。1957年我被评为厂级先进生产者（唯一的一次），当时戴红花拍照片，贴过红纸，好像发过小的东西，没有奖金。

1950年代初期，国营厂职员减工资，私营厂职员仍有保留工资。1963年前我的基本工资是145元，保留工资也有145元，合计290元，我每月补贴父母30元。1963年取消保留工资后，我的收入一下子减少很多，只有基本工资145元，当时说国家困难，保留工资145元暂时停发，后来也没有恢复、补发。我进申新六厂后就一直做到在三十一棉退休，近四十多年始终没有离开这里。因为厂里的运转、保全、空调、原料都属生产的重要部门，我长期从事设备方面的安装、调试、维修工作，比较熟悉情况，厂里对这类岗位的人员一般不轻易调动。

家庭生活

1949年，我的父亲到罗店乡创办罗溪初级中学。由于他放弃家乡的一切土地、房产，土改时父母没有受到冲击，和我一起生活。母亲在家还帮我烧些饭菜。1959年后我的父母回乡（没有回本村），当时他已六十多岁。我每月给父母寄30元生活费。父亲回乡后还曾担任县政协委员。后来厂里的中共党组织找我谈，认为我给父母的钱太多了，当时工人困难补助标准是人均每月8元生活费。我只好减为寄10元／月，后又被认为太少了，就再改为20元／月。1974年父亲因病去世。

我结婚后，厂里发住房津贴13元／月。1958年前我们是借私房居住，这处房子是两层三开间花园洋房，我家的居住面积48平方米，卫生独用，后来安装了煤气，月租金约30元。1958年后我住的房子改归房管所管理。1985年纺织局分给我的房子是新村15平方米一间，后由厂里出面调换一处居住面积18平方米的房子。我的妻子是教师，我们有三个孩子，当时家里有保姆，每月工资十多元。三个孩子都是就近上幼儿园、小学。

由于我的社会关系被认为是比较复杂，解放后我不交新朋友，怕牵连别人，老朋友之间也很少联系。对于一些容易敏感的技术也不接触（如无线电）。我只参加篮球活动。1952～1953年我参加过天文爱好者协会，参与活动的都是些不认识的人，参观佘山天文台、听科普讲座。我业余学过俄文，能看俄文技术资料。参加过纺织学会组织的进修高等数学班。我的美式R.C.A.收音机是名牌，能听长播、短播，“文化大革命”中要我拆除短波装置，后来只好卖掉了，仅值5元。我喜欢看书，主要是技术类书籍，当时书店服务周到，由员工送书上门供读者选购。我还订阅《中国纺织》月刊，后来有《上海纺织》，我也是上海纺织学会的会员，参加市科协组织的学术报告。除了纺织专业书外，天文、地理、社会科学我都喜欢看（如庄子哲学等）。

“文化大革命”中三十一棉有人被迫自杀，但整体方面还没有完全失控，恐怖情况还没有发展到极点。厂领导、保卫科长都受冲击，主要是中共地下党的同志，接着就是我。我在工程师中被抽出来，主要在车间受到冲击，当时厂里大小资本家近百人，顾不过来，只是要我参加体力劳动。1968～1969年我做拆包、打包的重体力劳动。进口棉包一个400斤，要翻身剪开；打包是100磅的筒子打一个纱包（400磅），当时我50岁。

退休后我志愿到内蒙古伊克召盟（今鄂尔多斯市）参加治理沙漠的植树活动。在那里前后工作跨3年，实际1年多。我的藏书很多，我允许孙子、外孙女每人从我的藏书中挑选10本。其余的藏书已全部捐献给内蒙古的植树基地，共5539本。

我做人做事是以真实、自然为标准的。现在我对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的理解、认识还不够，所以我不能写什么。写纺织工人的历史很有意义，收集材料、经纬了解，写出来不是要争什么物质待遇，而是应该为真实的历史留下一个脚印。

（谈话人：武宝璋，1924～ ，三十一棉副厂长（1979.7～1982.6）、厂长（1982.6～1983.7）；访问人：罗苏文；访问时间：2005年6月中旬、2010年5月）

略谈上海的印染厂（蒋昌宁）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印染设备是欧式为主。印花机、助剂、染料一般是由德语区国家提供：德国、瑞士、奥地利、瑞典（部分）。棉纺厂设备一般是英式，后来有日本纺机仿制英式纺机。上海的印染厂大多是中小规模。印染厂老板以浙江人为主，纱厂老板主要是江苏人。印染厂的老板，有些是洋行的印染助剂买办，譬如新丰印染厂的老板舒昭圣（浙江人）是沪江大学化学系毕业的，他曾是上海德国阴丹士林染料的总买办，他后来收购一家染织厂，专做印染。新中国成立后他是印染公司的技术副经理，也是中国屈指可数的染化料专家。

印染工序可分为前处理、精加工两大部分。前处理：首先是将经过烧毛后的坯布投进大缸退浆、煮布（手工操作，拷布有2层楼高，加盖、充蒸汽、喷淋），再经漂洗、漂白。丝光处理是前处理的最后一道，技术要求最高。我的师傅是丝光机挡车工。由于棉纤维的截面原本是不规则的圆，色光不统一，经丝光处理后可使纤维的分子排列整齐，截面较规则（光谱朝向统一），显色效果好。丝光处理从物理方式上有三类：直辊、弯辊、布夹（均采用烧碱）；从化学制剂上主要有两类：液碱、液氨。其中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液氨丝光效果最好，80支以上纤维均用液氨进行丝光处理，最高有300支。目前，300支的精纺棉布，1平方米价值1两黄金（表示技术水平）。现在中国的纺纱、织布工艺在国际上是领先的，350支精纺棉布（在山东生产），上海也可以做。

精加工：染色或印花（机印套色最多有12色，一般是4色），用花筒（材料是紫铜）一色一筒。1950～1960年代，上海的照相雕刻技术是通过前苏联从德国进口成像系统设备（晒图机、感光筒、感光剂等），用涂抹化学试剂腐蚀花筒，形成纹路的凹处（坑），将染料埋在坑里再上机印色。

印染厂的规模是看印花机设备数量（5台以上属大型印染企业）。印花机的印花速度一般是80米／分钟，速度快的达到120米／分钟。1950年代后上海印染工业主要是第一印染厂（厚织物，窗帘、提花）、第三印染厂（横贡缎）、新丰印染厂（泡泡纱）、第四漂染厂（卡其）。杨浦区的印染厂家是第二印染厂、第四漂染厂、第五印染厂、新丰印染厂、上海绒布厂（或上海灯芯绒厂）、上海第二十九棉纺织印染厂等。二印（军工路）原来是日资的被服厂；新丰印染厂解放前有600多人，规模已很大，它的印染能力是能吸纳1000个织布工的生产量。按创造价值论，如果纺棉纱是1，织布就是2、印染是4。以前印染厂有句话：印染就是印钞票。1950年代上海纺织局的利润、工业产值中，印染公司均是主要支撑之一。⁽²²⁾

印染职工与棉纺职工主要有三方面不同。

一是男女职工比例不同。在棉纺厂是女工为主，男女工人比例一般是2∶8，男工做机械、保养、维修、浆纱等工种，1950年前后基本不变。而印染厂是男工为主。1950年前男女职工比例几乎是10∶0，都是男工。生产时男工都是不穿内衣的，只是腰间围一块布，劳动结束后，解开围腰布就跳到煮布锅里去洗澡。直到1946年，新丰印染厂在业内率先启用女工，男工的衣着文明才被重视。1946～1950年代初，印染厂男女职工比例是9∶1，早期女工一般在试验室、卫生室、食堂，都不是生产一线岗位。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印染厂男女职工比例是7∶3。

二是印染职工的教育程度普遍高于棉纺厂职工。棉纺厂职工的教育程度是以高小生为主，印染厂职工主要是初中程度，一些生产骨干必须了解一些理化知识（化学试剂、颜色搭配的化学反应等）。“文化大革命”前，印染厂技术工种的职工教育程度是高中毕业、大学肄业。印染厂中层管理人员普遍是高等专科以上。印染厂职工的职业培训也必须听几个月的课，讲授电、机械（维护、保养）、助剂配比、测试、颜色分辨等。

三是生产骨干的技术含量不同，印染厂职工工资高于棉纺厂职工。棉纺厂的生产骨干是大批挡车女工，印染厂的骨干是技术工人，如印染厂的特殊工种的四位技术工人，即雕刻工（雕刻花筒上的花样），他们有镌刻工会，规定老板挖人（换厂），工资是不变的。雕刻工是印染厂全部技术工中工资最高的。此外，还有印花机老大（挡车工）；丝光机老大（挡车工）（操作一台机器的工人都听他指挥）；调色老大。他们不是印染厂的股东，一般是股东的亲戚、同乡、同族。解放前印染职工的工资一般是棉纺厂“拿摩温”的1.5倍。1940年代上海印染职工是发周薪，这四位老大的工资是拿小黄鱼（黄金）的。此外，1949年前印染厂职工每天喝牛奶，年终奖是发棉布，数量很大，成捆、10卷、甚至一件（600码），当时印染工人家里是不缺布的。印染工人的福利待遇也高于棉纺织工人。

在沪工厂公私合营前，国营棉纺厂挡车工与印染厂挡车工的工资基本拉平。公私合营后，棉、纺、印挡车工的工资基本拉平了。丝光挡车工的工资等同细纱间挡车工工资（二档77.40元），其他辅助工工资差异不大。1950年代初印染厂工人改为喝炼乳，后来没有了。

（摘自《蒋昌宁访谈记录》，访谈人：蒋昌宁（上海纺织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记录人：罗苏文，访谈时间：2010年7月）

二、国企职工

车间与班组之一（宝尔）

我生于1932年，1952年由劳动局安排进申新六厂，做普通工。我先后在细纱、加工车间工作。开始时月薪32元，后来加到47元，1956年担任副工长，工资83元6角，也代理过工长，我在三十一棉工作了41年。我的妻子是由学校分配进申新六厂工作，工资30～40元。我们有3个孩子。

“大跃进”之前厂里评先进要看技术、工作态度，发奖状，有没有奖金我不太清楚。“大跃进”时我们不分日夜，工作需要时就突击加班，住在厂里，当时没有补休，也没有加班费。“大跃进”以后义务加班是根据任务需要安排，没有工资，只是发点心（馒头等）。1950年代，对全年出全勤，不停工的人有奖励，发全勤奖状。发年终奖是“大跃进”后的事，名额是“橄榄式”的，两头小，中间大，有比例的，能连续获得先进的职工较少。厂里评先进的级别有多种，分班组、厂级、市级、全国。奖励的物品如毛巾、镜框等。当时评先进是先由技术员提名，党政工团商量决定后，简单公布一下的较多，民主产生的较少。在班组里，行政组长的产生是由行政提名的，工会组长是经小组全体职工选举产生的。

1962年在杨浦厂区附近，有个无业人员被动员回乡，贴出售房的纸条，他的房子是木结构的平房，室内23平方米。我们知道后花了1160元买下这个房子。当时是向厂里的同事借了600～700元，还了2年。

申新六厂车间是甲、乙、丙三个班，每班设一个工长、副工长，在生产管理上是以工长为主，他负责安排生产，工长是“老黄牛”。当时运转班的中共党支部书记是半脱产，要样样会做。如工长不在时，就由书记负责。我做过加工车间的班组长，有时放工后还要对个别职工做家访，调解纠纷；我也做过班组的工会工作约4～5年，一次有个女工上班时不慎脚趾受伤，我们两个班组长就乘出租汽车将她送回家，她家在沪西北角的彭浦新村一带，当时那里还没有开通公共汽车，结果我们回来时一直走到大连西路才搭乘公交车辆回来。有时夜里有工人到我家敲门，闹离婚，我就要为他们调解，事后再向车间领导汇报。

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政府为减少城市人口，动员部分职工回乡。我们厂回乡的男工多，女工也有，也有夫妻一起回乡。某女工是中共党员，常州人，她带头挑重担回乡，当时拿了三四千元的一次性返乡费，把上海的房子也卖掉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会工作，农历过年前夕，我们就要去访问当年回乡的职工，我曾去过高邮、扬州。记得一次到小年夜那天还有2户要去访问，当时有些回乡职工生活困难，没有棉衣、棉被，发补助金一般的30元，最高50元。

1992年厂里经营亏损情况没有公开讲，但在车间里职工之间已有传说，当时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在我记忆中，关于厂里的经营情况没有正式向职工通过气。我1993年退休后，与厂里就没有联系了，有时和工长通通电话。

（谈话人：宝尔，1932～ ，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细纱车间退休职工；记录人：罗苏文，访谈时间：2003年11月）

车间与班组之二（吴财根）

我生于1923年，1958年调到杨浦棉纺织印染厂，做织部修理工，上常日班。工资64元，当时我25岁。我的妻子也在杨浦厂的纺部做挡车工，要翻三班，工资77元4角。我们两人工会费每月7～8角。我们是双职工，有5个孩子，原来住在静安寺时用一个保姆，住在我们家，照顾小孩，保姆工资8元／月。后来我们搬到杨浦厂附近，先是借私房，10余平方米，10元／月，住了2年多。后来买了厂区附近的一间旧平房，地面铺地石胡，当时卖价850元。1984年我们翻建后，现在是三层，花了8000～9000元，当时向厂工会借了300元。

杨浦厂里有一个工场，分金工组、木工组等。木工组是大组，有32人，女工10个是做辅助工，我是木工组组长。“大跃进”时，杨浦厂工人的奖金是月评月奖，分三档：5元2角、4元、3元。木工组一般是一等奖2人，三等奖3～4人，其余人都是二等奖。布机间如果有机械原因（轧纱、梭边粗糙引起断纱等）引起，被定为坏布的，是需要我签字认可的。这对挡车工没有什么影响，但会影响我们修理工的年终奖。我们木工组是厂里连续28年的先进班组。

1958年“大跃进”时，我们曾经7天7夜连续搞革新，市总工会干部也有下放（科长）到厂里来。一般正常情况下，布机运转速度在170～180转／分钟。使用的打棒有木制（4元／根），也有竹制的，木制的打棒，一般可以使用3～4个班。由于当时提高布机速度，甚至达到300多转／分钟，造成布机间的打棒、梭子损坏很多，甚至有时一分钟就要换5～6根，只好关车。后来就决定不这样搞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厂的男民兵也背着枪在厂里巡逻，一般每天10人，我们一周轮到一次，2小时，是义务巡逻。我们厂里原来是棉纺织、印染一条龙生产，1970年印染车间分出去，影响厂里的生产利润，印染车间曾是厂里利润最高的部门。⁽²³⁾我认为，有些坯布如有些小毛病，有时可以通过厂里的印染工序自行解决。但印染车间划出去后，厂里利润减少许多，也没有办法减少这类小问题的损失了。

我做了40年木匠，原先在北京时我在重工业单位，工资定88元4角。调到上棉十四厂，属于轻工业系统，减去20元。1977年我增加一次工资，才回到88元4角，定级6级半。后来因为女儿在崇明下乡，为了让女儿顶替，我50岁时办理退休，1984年退休工资70多元。

退休后，外地有些纺织厂到我们厂里来，要求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厂里介绍我们4个师傅（机修、帮拆等）到山东去工作。我们在一家县的纺织厂工作，自己排车、开工，月薪150元，自己烧饭，伙食费每月只要15元。1984年我在山东省淄博市纺织局工作，月薪开始150元，后加到300元，津贴40元，3个月探亲一次。后来我们又到安徽去工作过，也是3个月探亲一次。

（谈话人：吴财根，1923～ ，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木工间退休工人；记录人：罗苏文，访谈时间：2003年10月）

从技校学生到车间副主任（雪珍）

工业中学

我生于1948年，1962年小学毕业。当时杨浦区的报考志愿中也有工厂技术学校招生，如杨浦厂工业中学、上钢二厂技校等。小时候我家就在杨浦厂马路对面附近，我曾到杨浦厂里去看过工人表演、唱戏，知道厂里还有洗澡，印象蛮好的，所以我就选择报考杨浦厂工业中学。

我们1962年进校的这一届，有4个班，每班30～40人，女生多一些，分为纺、织两个专业。在学习期间，我们也到车间学习挡车，我在一纺、二纺都做过。国庆游行时，遇到厂里人员不够，也组织我们学生一起参加；我还参加过厂里民兵的射击训练。我们班级是1965年7月14日毕业的。当时班上有一些同学继续学习，毕业后就是技术员，当干部。结果我们班级大概有3／4的同学都进杨浦厂工作，有几个同学分到外地厂。我是16日拿到分配通知书，到杨浦厂报到。当时女同学工资16元8角4分，做2年后满师成为熟练工；男同学工资17元8角4分，做保全、保养工。当时人们认为，能留在上海工作，条件是很好的。我进杨浦厂工作，也能使家里的经济情况改善一些。

我们在杨浦厂工业中学读书的3年是不算工龄的，到我们毕业那年，学校改名半工半读技术学校，学生读书期间也算工龄。

做纱厂

在工业中学毕业后，我被分在布机间做挡车工，车间发给我们每人一本织布工作法的小册子。由于我在厂校学习时，对于挡车工的操作已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我跟师傅做了一周，就能独立挡28台自动布机织人造棉。

听说布机间挡车工原来是挡4台织机，摆纱、拆坏布、换梭子都是自己做，上厕所时就停车赶快去一下，吃饭时关车。我的师傅可以挡8台织机。

我进厂时车间已经改成自动布机，情况已不同了。摆纱、拆坏布有专人做。班组有1～2个预备工，一旦有人病假、轮换吃饭、上厕所时就可以顶班、替换，不用停车了。布机间每人每月都有产量、质量指标。交班时要在自己完成的布段盖上轮班的印章（分红、蓝、绿三种色标）；当班时如上厕所、换吃饭时，也要在自己完成的布段盖自己的代号章，预备工接替时也要这样做。这样一来，如果出现坏布，就可以分清责任。在布机间做挡车工，我的体会是，你看管的织机就好比是你的小孩，你要看好它们，让它们吃好、弄好，不出坏布，有坏布就抽空弄好它。当时我们吃饭只有半小时，接班时还要提早5分钟开车，我往往只好用开水淘饭吃。上班时如果要上厕所，不能停车，要有人接替挡车，记得有个青年女工因为腹泻，就自己关车去厕所，结果要她写检查。

布机车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湿度，保持恒温（28～30℃）。夏天使用空调设备，不开窗。我上班时都是短袖单裤，一双塑料凉鞋，冬天去食堂吃饭就披一件旧棉袄。夏天有时冷泵坏了，车间里温度高到33～34℃，又闷又热、还有些臭味。我当时常用凉水冲脚，后来就造成腿部出现静脉曲张。轮到上夜班，车间的每台织机上开着2盏日光灯，天天巡回操作，眼睛很疲劳，我的视力很早就不行了，要戴100度的老花眼镜，现在是350度。

我们的产品是根据客户的要求随时变换的，生产指标是根据不同的产品由计划科制定的。一般要考虑车速、棉布的支数、密度，还有停台、停电、修车等因素，厂里每月要开足21个班，如果开不足就要安排加班。个人次布率的规定也不同，如每人一个月次布可在6～8只，如果是机械原因造成的次布，挡车工的责任可以减轻些。

刚进厂时，车间班组已有月评月奖的制度。生产竞赛的范围分车间、班、组等，种类很多，像“短距离竞赛”、“冲刺奖”等。计划指标完不成，也要竞赛。车间经常进行劳动竞赛。竞赛时间有以一个月、10天、一个星期为一个周期。当时的奖励方式是将一朵红花挂在你的车头上，红花是用绉纸或者红色手绢做成，写一句“无次布竞赛奖”等，没有钱；“文化大革命”后，车间竞赛的奖品有香肥皂、毛巾、牙刷等。当时发块肥皂、一条毛巾也是很开心的。

我在的班，工长是阿巧师傅，她是常州人，我的师傅也是常州人，她生了小孩后就送到乡下去，自己在厂里工作。我们班的女工也是常州人、无锡人、江阴人比较多。我的嫂嫂和我在同一个车间。当时班组里的骨干是“2长4员”，就是工长、工会组长；材料员、生活员、宣传员、卫生员。班组每月要评奖金，分5元、4元，要比思想好。车间女工都参加工会储蓄，每人先存10元，然后每月交2元。“文化大革命”前，厂里工会有时发票子让职工看戏，看电影。有时厂里有文艺演出。沪宁戏院是演江淮戏的，我没有去过。

我进厂的第2年（1966年）工资拿17元8角4分。进厂2年满师后，就拿41元3角。布机间挡车工资是83元6角，增加一台织机就可以拿88元。女工做到45岁时，少数人可以换轻工作，如拆坏布。工人调动岗位，原来的工资不变。当时摆梭子、扫地的普通工的起薪是30元6角，半年后拿36元。

运转班

我们运转班是做大三班，我很不习惯。一个月里早班、中班各上6天，夜班要连续上7天。我开始一进车间闻到浆过的纱有一股糨糊味道就想呕吐，所以每到翻夜班的第一天，我总是不能吃饭，几天做下来刚刚有些习惯了又要翻班了。后来一上夜班我就脸色发黄。结婚后丈夫很照顾我，晚上9：30时我很想睡觉，但必须去上夜班；每逢早班4：30就要起床。1980年后家里有了电视机，但我平时电视不能看，家务也不能做。轮到夜班下班时我总是先在厂里的公铺睡，睡醒后再回家，当时住宿舍只要0.68元／月。原来轮运转班的中、夜班都没有津贴，文化大革命中，运转班的津贴是夜班2角7分／天，中班1角5分／天。⁽²⁴⁾

“文化大革命”中，每天上班前我们都要“敬祝”、念语录，不好乱讲一句。后来批林时，又要我们写大字报，搞大批判。生产上要加班加点，“早开晚关”（提早开车，推迟关车）。当时我们都很要求上进，游行、开会如果不叫到你，心里还会有些不愉快。由于家庭的影响，我没有加入共青团组织，当时的想法是，能够进工厂赚钱，我已经很开心了。

由于我们班组的生产组长参加了赤卫队，车间领导就安排我做生产组长，一直做到1979年。当时加班时没有加班费，逢到过年、国庆要加班，都不好讲。平常加时也没有钱，轮到翻班时，常会安排早开车或是晚关车。

1977～1978年，厂里搞革新试制小坐车在筒子间、布机间试行。挡车时，女工可以做在滑车上来回滑动接头，不用站立、步行、弯腰。当时布机间一个人要看28部车，小坐车被称为“幸福车”。或许是小坐车费电，容易损坏，生产质量不能提高（也有人坐在车上打瞌睡），后来就不用了。

我怀孕7个月时，每天上班可以工间休息1小时。在婴儿的哺乳期，按厂里规定，婴儿第1～10个月时，母亲每天有2次喂奶时间，每次半小时，由于北织距离哺乳室较远，女工每次喂奶有40分钟时间；婴儿10～12个月时，母亲一天只有一次喂奶时间。我有两个孩子，大孩子是外婆天天抱到厂门口让我喂奶，但是我奶水较少，只占孩子一天食量的1／3，在小孩6个月时我就没有奶了，也许与工作辛苦有关系。生第二个孩子后，我每天上班时，就将孩子带到厂里，放在厂的托儿所。实行计划生育时，女工放节育环时，可以休息2天；放置节育环的女工每月行经期可以休息1天，整个上海纺织局系统都是这样规定的。1980年我们厂里医务室有妇科检查。

我工作两年满师后，工资是41元3角，1973年加到47元。1978年厂里有2%的人加工资，一个近百人的班里，只有1～2人能加到工资，我的工资增加到58元8角。后来普遍加薪时，我加到73元。

车间干部

1980年我被提拔做车间的轮班工长，也就是值班长。当时我的工号从“3”字打头（工人系列），换成“7”字打头（干部系列）。我也参加厂里的技术咨询服务工作。根据厂里的安排，我们组成技术咨询小组到洛阳工作3个月，解决当地纱厂的技术难题。1982年我又到芜湖去了3个月，回来后我担任车间副主任，上常日班，协助车间主任安排四班三运转。1983年我加入共产党。

1983～1987年，厂里用外来妹做轮换工，有些退休的女工也愿意回来做，她们的退休金是56元，如果回厂做，可以补足拿到83元6角。另有中班、夜班的津贴，但要顶全班，有些人又做了1～3年。1990～1993年厂里搞改革，实行岗位工资。厂里运转岗位职工的工资分5岗，大体是：1岗是布机挡车工、教练；2岗是细纱挡车工、教练；3岗是前纺、加工、准备车间的挡车工、教练；4岗是生产性辅助工；5岗是其他服务性辅助工。工人调动岗位，根据工作岗位拿岗位工资。

1984年我报名读夜校，参加补文凭的学习。先是参加高中的自学考试，通过后，我晋升为技术员技术职称。接着我又读完行政管理大专班课程，晋升为助理工程师。结果一年不满厂里就要关门了。1980～1996年我在厂里是中层干部，根据厂里的分房标准，我还不够分房的条件，因此厂里多次分配职工住房，我都没有机会。当时厂领导也表示，等最后一批解决，结果也没有解决。1996年我48岁，按规定我应该是55岁退休，结果是自己申请，按原工龄办理退休，当年我的退休金是700元，2003年加到870元，现在是1600元。

1999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上海市总工会系统组织市纺织工人举行歌咏比赛，我们参加局、市的比赛，获得沪东第一名。事后我还参加工会系统组织去无锡疗养。退休后，我们原来班的老同事还有些走动、聚会，大家一起玩玩。

（谈话人：雪珍，女，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退休干部；记录人：罗苏文；访谈时间：2003年11月、2010年6月22日）

从校门到厂门（闵茗）

进纱厂

我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8月，我拿到分配通知书，被分配进上海国营第三十一棉纺织印染厂。一些也被分配到工矿企业的同学为我高兴，觉得能分到国营大厂很不错，特别是纺织厂，福利待遇要比其他厂好多了。但我没有一丝喜悦，在我的人生志向中，压根儿就没有“纺织”这个行业。我的亲友、熟人没有一个人与纺织行业沾边。但是我已没有其他选择了。

1968年9月，我按照分配通知上的要求，花了一个多小时，横跨南市、黄浦、虹口、杨浦四区，到三十一棉办理报到手续。我们这批学生被安排在“群集厅”的会场集中，有好几百人，大部分来自南市区，少数来自黄浦区和虹口区。我被分到前纺车间。

进厂后，我逐渐了解到，国棉三十一厂是上海三十七家棉纺厂中，位列前十名的万人大厂。厂区东南西北大体依四条马路为界：厂区北面沿长阳路两侧开有三扇大门，即路南靠东边的叫一号门，是正门，进门就是厂部办公大楼，全厂的指挥中心坐落于此；靠西边的是二号门，是一纺车间所在地；路北是五号门，是企业的生活区，大礼堂、宿舍、图书馆、成品仓库等都在那里。厂区南面的一条马路叫河间路，三号门开在河间路的西头上，二纺车间、织造车间的职工以及厂里托儿所的小朋友家长都喜欢就近从那里进出。厂区东面的一条马路叫眉州路，那里的四号门是锅炉间煤场大门，每天都有送煤炭和拉煤渣的大卡车频繁进出。厂区西面是一条与兰州路平行的河道杨树浦港，俗称兰州河，河边的马路叫兰州路，横跨兰州河的长阳路桥以往一直叫“高郎桥”，经过多少年延续下来，“高郎桥”三个字已成为长阳路兰州路那一带地方的统称。听老工人说，五十年代，厂里在兰州河边设有码头，装棉花的船从黄浦江进来，拐进兰州河后直接运到厂，电影《不夜城》的一些镜头就是在这里拍摄的。随着对厂情了解的逐步深入，我对三十一棉有了一种荣誉感、自豪感、认同感。我没有想到，这种感觉会自觉、不自觉地伴随我的一生，一直下不了决心离它而去，即使在它已到了山穷水尽之时也是如此。

落纱工

我的第一个岗位是前纺车间的粗纱落纱工。前纺车间是大型棉纺织厂整个生产流程中工序最多、危险程度最大的车间。俗称“大老虎口”的清花间、“小老虎口”的梳棉间都在这里。而粗纱工种是前纺车间最好的工种，完成产量指标就能早关车休息（一般有半小时左右），工作环境也比其他工种好些，花衣毛和粉尘比较少。

大型纺织厂的车间都很大，一般都有南厂、北厂的分布及叫法。我所在的粗纱间也是分南、北厂排列，有四十多台粗纱机，每台纱锭数按机型不同而略有差异，少则八十八锭，多则一百一十六锭。有六个小组，南、北厂各三个，一个小组有挡车工、落纱工等近十人。相比较而言，粗纱挡车工的技术性较强，工资等级较高，但劳动强度不太大，是单人操作；落纱工的技能要求低一些，但劳动强度却大得多了，是以落纱小组为劳动单位。正常情况下，四名落纱工组成一个落纱小组，负责六到八台粗纱机，一个班头车间里有6个落纱小组，每个行政小组一个。落纱工的领头人称为落纱长，一般由生产组长担任。每只纱都是按规定长度将棉纱卷绕在粗粗的筒管上，呈锥形筒状，沉甸甸的。

北厂以粗支纱为主，用长筒管，长度约有三四十厘米。按照工艺规定纺制的粗纱，每只起码有2、3斤重。开始落纱前，落纱工们已在车弄堂里按大致相等的间距分散站好，一般根据总锭数及参与落纱的人数自行估算站立位置。先由落纱长关车，俗称“摇车头”；随后，每个人在各自负责的区域内，右手拔锭壳，左手将一只圆滚滚的粗纱从纱锭锭杆上拔出来的同时，迅速夹起一个空筒管套进去；然后，将拔出来的粗纱赶紧放在车顶板上；区域内的粗纱拔完后，每个人都弯着腰，双手并用、左右开弓，快速把粗纱棉条裹在一个个插好的空筒管上，俗称“包筒脚”，必须等每个人都完成后才能开车。如果被落纱工延误了开车时间，挡车工完成“亨司”（按纱的卷绕长度计算产量）就会受到影响，她难免会有些抱怨，要给你看脸色。所以，落纱工们需要互相帮助，力争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车开出来。由于纱的支数不同、每天的“亨司”不同，所以落纱次数也不同（一个班头有的机台关4～5次，有的机台关5～6次）。最后一步是“掮纱”，每个落纱工各自在左腋下夹一只纱，平伸的左手臂即刻之间成了一块天然的搁板，十余只粗纱整齐地排放在上面，垒成一个高高的纱垛，像座小山一样，高过我的头，总重量约30～40斤，右手还要提两只纱，一人一摞排着队从车弄堂里掮出来，大概要走十几米，将纱倒在运输粗纱的推车上或者车间通道上专用的纱仓里，再赶紧返回继续掮纱，直至掮完。这样，一落纱就落好了。

由于一落纱的只数是根据纱的支数粗细、机器型号而定（88～116只纱不等）。因此落纱工每人每班粗略估计都要掮600～900只纱，积累起来就是将近2000斤哪！遇到缺勤人手不够，三个人就得干四个人的活，那种辛苦真是没法说。我没有想到，大街上的宣传画上常常见到的一只手臂上托着许多雪白棉纱、作为纺织女工形象出现的，竟然是粗纱落纱工，我更没有想到，落纱工的劳动强度如此之大。我知道自己必须咬紧牙关吃两年“萝卜干饭”，经受磨练和考验。

落纱工作非常强调速度、质量和团队精神。首先，落纱小组的所有成员都要齐心协力，动作要快，速度要基本一致，否则停台时间一长，会影响挡车工完成产量指标；其次，需要熟练的技能，筒脚要包得紧，外露的粗纱棉条即俗称的“小尾巴”要短，否则一开车就会断头，引起挡车工的不满，也将直接影响粗纱的质量，后道工序细纱车间马上会提意见。带教我的师傅是位老落纱长，没几年就要退休了。我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有空就利用停关机台练习拔纱、包筒脚，不久我掌握了基本要领以后，又开始抓速度，落纱技能日见熟练。

在落纱工的所有操作技能中，我感觉难度最大、最让我畏惧的是“掮纱”。一方面由于缺少锻炼，臂力小，一下子托不起那么多重量；一方面由于平衡要领掌握不好，没放上几只，纱垛就摇摇晃晃了，达不到最起码的掮纱只数要求（记忆中是12只）。我很担心，如果掮纱技术学不好，必然会加重小组其他人的工作量，我也就当不成落纱工了。为了生存，我只能拼命练习。每天关车后，别人都急着找地方坐下来休息，我却忙着把纱仓里的存纱当练习品，按照要领一点点往左手臂上放，师傅在一旁不停地指点。我勤学苦练的结果是：摆纱的平衡窍门渐渐地找到了；手臂承重力渐渐地提高了。没多久，我正式顶岗成为一名落纱工。

挡车工的“大三班”

大约半年以后，车间实行挡车、落纱一体化，即打破挡车、落纱的工种界限，每个人挡一部车，但必须自行落纱、运条（俗称“拉条子”）。这对落纱工来说，能大大减轻劳动强度，求之不得；老挡车工们却很有意见，对她们来说，挡车的工作量是减少了，但要兼做落纱工的活，劳动强度明显增加了。按照车间要求，落纱工们开始学习挡车操作法。

就技术要求而言，挡车工比落纱工难得多了，不但要包卷换棉条、接断头，还要准确判断造成断头的原因。若是机器上的毛病，还得找修机工来处理，及时排除故障，才能完成当天的产质量指标。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学会的。对挡车工的操作，我在小组里早已看熟了，只是没有正式学过。当生产组长为我指定了挡车带教师傅，自己上手操作就有些体会。走巡回时，我跟在师傅后面，边走边看边学，认真地听、用心地记，随后反复揣摩练习，掌握操作要领，逐渐入门。

三个月后，我独立顶岗挡车，除了看一台九十六锭、纺21支纱的车外，还要落纱、掮纱、拉条子，操作快节奏，高度紧张，没有空闲时间，工作确实是非常辛苦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纺织厂“大三班”的艰苦是我永生难忘的。“大三班”女工多，一个班头将近两千人，厂里只有两个女浴室，根本无法在下班后的短时间内接纳那么多人洗澡。因此厂部规定各车间上下班时间稍有错开。我们前纺车间因为是纺织生产流程的“龙头”，所以上班时间比后道车间要早一刻钟，早班6：00、中班14：00、夜班22：00。按常规的“六早五中七夜”翻班，已是日夜颠倒，当时我们厂运转班每周都要加班，一周七天开二十班甚至二十一班（正常开班一周十八班），几乎没有停机检修的空间。运转班工人长期连轴转，人很紧张、疲劳。对我而言，这三个班头都很难熬：

做早班——是最紧张的。早晨4：00前起床，4：20必须出门，换乘两辆公交车，一般在5：20左右到厂，来不及吃早饭的话，就赶快顺路跑进食堂，买个馒头边走边吃，然后进更衣室（俗称“油房间”）换好衣服，再匆匆跑进车间，早晨6：00上班，5：45前必须进车间交接班。每个环节都不能有差错，感觉真像打仗一样。

做中班——是最恐怖的。下班时间22：00一到，拎起工具包就冲向“油房间”，急急忙忙换好衣服（如夏天，必须先冲向浴室洗澡），马上朝2号门奔，如能赶上搭乘22：20左右到站的一班22路电车，23：15左右就能到家。如果延误一班电车就要等十几分钟。记忆中同一个班头下班乘22路的人很多，但到终点站后，我还需换乘公交车，下车再走十多分钟才能到家。这时一般已近午夜12时，一路上就剩我一个人。我天天提心吊胆，生怕出意外。

做夜班——是最疲劳的。白天，我必须整天睡觉，什么时候醒了起来吃饭，然后再接着睡。往往总是睡不好。冬天，更是窝在被窝里不下床，连饭菜都是外婆端到我手上吃的。可是，无论我怎么睡，总感觉睡不熟、睡不深，有一点声音马上就会醒，睡眠质量非常差。白天睡不好，夜里想睡又不能睡。每到下半夜，上下眼皮睁不开，两条腿又酸又沉，即使在车头旁边靠靠也会打瞌睡。唯一的办法是，硬逼着自己打起精神，不停地走巡回，或者尽量找事情做，一分一秒地捱，真的非常艰难。俗话说：“一夜不睡，十夜不醒”。我们做“大三班”的人是永远睡不醒的。工厂、家里“两点一线”，上班、睡觉构成了生活的主旋律，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所剩无几。

夜班要连续做七天，感觉非常漫长，昼夜作息颠倒，人体的生物钟完全处于颠倒—正常—颠倒的循环。其次，岗位的工作量基本是满负荷的，如果完全按操作法做，应当说，七个半小时里是没有空闲的，你必须围绕着机台不停地巡回，按部就班地操作。每当两条腿实在走不动的时候，我就在车头放回花的箱子旁边靠一靠接接力。

在我们厂每月开二十个班期间，每隔三周要做一个“晚早班”。从当天中班下班到第二天上晚早班，间隔时间十一个小时（22：00～9：00），只能睡几个钟头就要进车间了。当时厂里开设夜班公铺宿舍，原来是供夜班工人白天休息用的，夜里没人住，就让上“晚早班”的工人临时睡六七个小时。由于夜班公铺设在北织车间旁边，几百台布机的梭子自动来回的“嚓、嚓”声震耳欲聋，根本睡不着觉。有时候我们一帮小青工们，路远的与路近的自由组合，几个人事先约好，夜里到其中一人家里去挤一晚。我住得远，老是去“蹭睡”。中班下班后，我们几个一路说说笑笑、热热闹闹地回家，先吃这家大人早就准备好的夜点心，再挤在一张床上或打地铺睡地上。其实，这个晚上是休息不好的，因为大家感觉非常新鲜、兴奋，还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要不是第二天一早得起来上班，真能聊个通宵。睡了五六个小时，大家再一起去上班。这么一来，既给单调疲乏的上班生活稍稍增添了一抹亮色，又增进了友谊，我们乐此不疲。现在想想，幸亏那时年轻，否则这么连轴转，人非累趴下不可。

由于连续翻班、加班，缺乏充足的睡眠，我的情绪受到很大影响。原本就不太强壮的身体更差，想请病假又非常困难，今天想来，我觉得完全是倚靠家人对我一直细致入微的照顾，才最终承受住从一个中学生向纱厂挡车工的蜕变。

1980年初，上海棉纺织企业统一实行“四班三运转”，即早、中、夜各做二班，再休息二天。对比原来的“大三班”的七个夜班，女工们真有“翻身得解放”的欣喜。当时我已调到科室工作，仍由衷地为第一线的挡车女工感到庆幸。

“抓革命、促生产”的片断

进厂大约一年左右，“文化大革命”造反、夺权的运动高潮期过后，中共中央号召“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厂也开始拼命抓生产。除了加班加点以外，还不断提高纱锭的转速，产量指标定得非常高。若遇到生活难做、断头多的情况，我们粗纱间不但没有了完工后早关车休息的待遇，还得天天加“亨司”补产量，甚至“开交班”（纺车开着不停完成交接班）。当时大家连吃饭的半个小时都充分利用。吃饭时间一到，女工们开始轮流调班吃饭。人离开车位，机器却照样开着，那是最紧张的时刻。看车的人时时提心吊胆——一个人看二、三台车，隔着宽宽的车弄堂难免照应不周，万一出现一个断头没有看到，就会造成一大片断头，把人家的产量拉下了不好交代，只得手忙脚乱地来回奔走；吃饭的人同样心不定——就怕看车的人一时疏忽，影响自己的产质量。所以，离开车间后，立刻小跑步赶到食堂，凡有人排队的窗口一概略过，挑最简单的饭菜买好，就近找个座位坐下，三口并作两口匆匆扒进嘴，还没等最后一口饭菜咽进肚，人早已朝食堂大门口走去了……有的师傅干脆从家里带饭菜，用开水泡一下饭，守在机器旁吃饭，心里安定。到了冬天，冰冷的饭菜根本咽不下去，师傅们对车间通道边放着的大茶水桶（直径约70～80公分）打起了主意。茶水桶在南北厂各放置一个，冬天为了保温，大茶桶套上了厚厚的棉套子。上班后，见送水工灌满水、锁好茶桶盖子刚一离开，师傅们立刻纷纷从自己的工具包中取出饭菜盒，悄悄地塞进茶桶棉套里，不一会就成了热菜热饭，比食堂买的还好吃呢。因厂后勤部门早有规定，茶桶上不得放任何物品，违者要处罚，所以做早班时，因为常日班干部经常要到车间检查，所以一般是看不到焐饭盒的。

车间和班里的领导对产品质量也抓得很紧。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频繁举行各种操作技术测定，既有质量要求，又有速度要求，经综合评分后再分成四级，即：优级、一级、二级和三级，三级为不合格。若测定为三级，测定员“小先生”会天天盯住你，督促你反复练兵、测定，直到合格为止。我们这批差不多同期进厂的小青工，因为挡车时间短，技术水平还不稳定，自然就成为“小先生”重点关心的对象，三天两头让我们练兵，还不定期地让我们关车后在班组内外进行比赛，我们都感到有压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勤学苦练，用心揣摩，几次比赛后，多数人的操作测定成绩得到提高。

我进厂第一年，是运转操作工种的学徒，津贴为16.84元，第二年加到18.84元。进厂两年学徒期满，按期转为正式工，工资统一调整为36元。我工作后，每月的工资，除了留下饭钱、车费和很少的零用钱共计约10元左右外，其余部分都给妈妈作为家里开销用。

入团——入党

1970年前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及整党、整团运动，我们厂中共党组织、共青团组织也逐步恢复了正常活动。车间团总支正式建立后，以运转班前纺、细纱、加工“一条龙”为单位，成立团支部。不久，团组织着手发展新团员。我有幸被第一批发展入团，入团后，又被推选担任团支部委员。以后随着新团员人数的增加，厂团委将原来运转班“一条龙”团支部改为分块建立团支部。

在1970年代，几乎每年都有学生分配进厂，团支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配合党政领导，直接抓青工教育。基层团干部是不脱产的，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做团的工作。早班下班后，团支委们没有一天能够直接回家。当时厂里生产任务很重，团委将组织青年突击队劳动作为团内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我和团干部们在前纺关车（还没到下班时间）后，就分批带领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到后纺车间参加义务劳动，帮助挡车工接头或者做辅助工作，常常要超时劳动一两个小时，非常辛苦。此外，团干部们还要走访团员、青工家庭，与家长面谈互通情况，或者找团员、青年们谈心。遇到青工中有人出现擅自不上班、迟到早退等违纪情况或有思想波动时，团支委们连中班、夜班的业余时间都得充分利用，一次次上门谈话做工作。在承受每天8小时挡车工作劳累后，还要利用休息时间做团支部的工作，对担负的每项工作又都不敢懈怠，这对我们每个团支委又添一付重担。当时我似乎总是处在过度疲劳又难以摆脱的状态之中，唯一的收获是我对支部所有团员青年的家庭情况基本都了解，还认识他们中不少人的家长、兄弟姐妹，有些同龄人与我逐渐成了好朋友。

经历了连续五年的大三班挡车工作后，我调任轮班记录工。这是个既重要又比较轻松的岗位。记录工是工长的助手，对生产情况特别是产量供应情况要相当熟悉，接触人员面也非常广。每天要记产量、做考勤，不但要认识全班一百五、六十个人，并知道他们的姓名，还要与他们打交道。有空闲时间，还要帮班里党政工领导写写抄抄，做些社会工作。因此，记录工岗位的人选一般都要经过班领导慎重挑选。而我最看中这份工作的，是它的工作方式和工作量。记录工要记录轮班生产情况，依然要上三班，但劳动强度大大降低，一是以坐为主——上班在工务室（即工长办公室）。除了每天两次到车间“抄亨司”（即抄录每台并条机、粗纱机车头“亨司表”上的数字，作为计算产量的依据）、“点圈圈”（即清点清花花卷只数）、走巡回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办公室。二是工作量基本固定——主要记录、统计整个班的产量以及职工出勤情况，填写相关报表。完成这些工作大约需大半天时间，剩余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被认为是运转班工人岗位中最好的工种，它让我摆脱了长期以来难以承受的繁重体力劳动。

我在工务室里有了自己的办公桌，开始专心致志地跟师傅“学生活”（指学技术或操作），很快就适应这个新工作。几个月以后，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一直担任班党支部宣传委员。

工长兼“高级预备工”

当了一年记录工后，我被提拔担任条粗工长，成为三十一棉干部编制的一个新成员，工资仍然是36元。我负责并条、粗纱以及后来新增的精梳三个工种。

凡是在车间生产一线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轮班工长名义上是全脱产干部，其实是一名“高级预备工”。在我做工长期间，三十一棉一线运转班的生产任务抓得很紧。由于连续加班加点，对生产质量指标的考核又很严，老工人及老青年们（比我们早进厂，当时已成家），既要应付加班，还要忙家务，体力严重透支，因此病假、事假很多，缺勤率相当高。尤其到了中班、夜班，出勤率只有70%～80%，甚至更低。更麻烦的是，有时病假、事假者集中在某一、两个工种，大大超过了预备工的配备数（一般为一线职工人数的8%～10%），缺勤居高不下，只能关掉部分机台，势必会影响后道工序的正常生产。如果从前纺到加工“一条龙”的出勤差不多，上下工序几个工长只要迅速碰头，商定关哪个品种、哪几台车，以求最大限度地保证按生产计划运行，各道工序也比较容易操作。最怕的是前纺出勤率很低，而后纺却到工情况不错，大部分机台都开足，那么如何保证后纺的产品供应量就成了我最头痛的事。这时我常常要轮换顶岗，像个“猢狲”，跳东跳西，不但要抢产量，还要保证质量；若发生意外情况，还要赶快想办法“救火”，使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真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按规定，因缺勤率高而关停的条、粗机台，在下班之前必须做好清洁工作才能交班。如人手不够，这项工作也只能自己顶上去。总之，凡是条、粗、精生产流程中的任何岗位，只要人手不够，我都要能顶岗，即使是平时很少接触甚至从来没有操作过的工作，我也必须学着去做。我边干边学，时间一长，成了“三脚猫”、“高级预备工”。运转一线其他班工长的情况和我差不了多少，都要练就“十八般武艺在身”、“拳打脚踢”才行。

我当了近两年的“高级预备工”，个中的酸甜苦辣说不完，最苦恼的是我的身体越来越差。由于长期精神压力大，体力透支，生活作息多变，我的体质明显下降，免疫力差，时有心动过速，经常感冒咳嗽。我还得了“美尼尔综合症”，发病周期从开始时大半年一次，到四、五个月一次，再逐渐发展到一、二个月一次，而且每次发病都在早晨上早班期间。那种难受的滋味，至今想起来仍让我不寒而栗。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国家开始拨乱反正、走向兴旺。半年后，我被厂部工作队借调，帮助整理各种上报材料。至此，我将近十年“三班倒”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可以按常日班的作息时间工作、生活了。多年以后，我依然常常会在梦中回到熟悉的车间，梦见自己在接头、落纱，与小组里的师傅们一起劳动的情景，这大概就是根深蒂固的纺织情结吧。

（摘自闵茗《我的职业经历》）

纺织世家的儿女们之一（傅莹）(www.daowen.com)

沈家桥的绞圈房子

我家是本地人，祖辈一直住在沈家桥（今军工路水产大学附近），至今已有3～4代。听说祖上是撑船的，后有三兄弟撑船在沈家桥落户。我们家的老房子很特别，俗称“绞圈房子”，是一组回字形的瓦房，都是平房，四周的厢房连在一起，正中是庭心（天井），四周有对称的门，住户都是同姓。各家的房门都朝向庭心开启。庭心正北是客堂，可以放6张圆台面，正南是墙门间（走道），连接天井到大门。据说在1937年前，我家祖辈已有两代人在沈家桥居住。我家有4间房间，大约200多平方米，到我结婚时，家里住着四代10人（我和姐姐两家、父母、爷爷、奶奶）。我们在家里都说本地话。

小时候家里有电灯，烧煤球炉，也用三眼灶，奶奶烧饭。庭心的地面铺砖，挖了一口井，我们洗衣、洗菜用井水；饮用水到军工路给水站挑，要走10分钟，挑来的自来水倒在自家水缸。用水筹，这是沈家桥几百户人家唯一的给水站。其他用水全是用井水。

我们这幢房子的四周有自留地2亩农田，奶奶种些蔬菜。因为定粮不够吃，也种棉花、小麦、高粱，沟里种芋艿。我家从来不需要买菜，都是吃自己种的菜。自己种的果树有桃子、李子等，所以也不用买水果。家里还养鸡鸭、兔子、狗、山羊。当时家里种的蔬菜、瓜果吃不完，也不允许卖，奶奶有时偷偷拿到小菜场边上去卖；有时在附近租借房子的房客也会到我家，奶奶一般是半卖半送。我家的房子和自留地四周有一道用割人藤（带刺）圈围的篱笆，外面有小河浜环绕。河里的鱼虾也不少，我们就捉些鱼虾回来吃。这样的绞圈房子在沈家桥共有三处连排，是同姓。

小时候，一些跑码头的小剧团常常借我家客堂间演戏（付些租金），一般演出越剧较多，主要是古装戏，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宝莲灯》等，是每天连续演出的，票价0.05～0.10元，每逢星期天或过节时，一天演两场。演出前剧团贴出海报，天天卖票唱戏，一般是下午两场，晚上一场。越剧戏班是全女班，十余人，伴奏是男人。每到演出时戏班就把客堂后面拦起来作为化妆间。观众可以在天井里坐在长凳上看戏，一般有200～300人。坐在后面的人有时会站起来看，总是挤满挤足。我们小孩子先将凳子放在方桌上，再坐在凳子上看。有时演得很晚了就不要票，大家可以随便进去。我的姐姐喜欢唱绍兴戏（越剧），她也教我学唱京戏。1984年我家老房子拆迁后，原来的宅基地被改建成五金店的仓库，当时拆房子的工人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房子，屋梁都是硬木。沈家桥的老房子几乎全是平房，现在沈家桥绞圈房子已经没有了。居民的老住房大多数已翻建成2～3楼，平瓦房没有几家。

我小时候沈家桥一带都是田埂、小河。周家嘴路北面种了一大片茭白，路边全是坟堆，后来那里修建了铁路杨浦货运站。现在沈家桥的南北弄堂通道，原来是一条通黄浦江的河浜，沿浜两岸是垂柳。沿浜的东侧叫东浜（靠近十九棉的北工房）；沿浜的西侧叫西浜（就是几家绞圈房子），沈家桥横跨河浜上，距离周家嘴路南面大概100米。沈家桥西南侧是白洋淀，⁽²⁵⁾据说是1921年日资公大一厂（今十九棉）兴建时，因为要挖泥垫滩地，才形成这一大片水潭。

沈家桥有一个会治病的老奶奶，她缠“小脚”，她给人治病时，要念咒、收钱。我们小孩子生病就是刮痧，有时也请她治病。我们家的几个大孩子都是在家里接生的。我们在沈家桥要买一切东西都要穿过爱国二村，走到定海路（平凉路口），步行需要半小时，买布、买肉都是这样，定海街道医院在爱国路。沈家桥附近没有书店、戏院、电影院。直到1984年我家拆迁时仍没有传呼电话。

父母与家人

我的爷爷在我父亲3岁时就早逝，靠奶奶种田养家。父亲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姐在裕丰纱厂（今十七棉）。我的父亲8岁半就进丰田厂（战后改为中纺机厂）学习修理纺机。我的叔叔后来进上海柴油机厂工作。我家父亲一辈多数进厂做工，附带也种些地。我的妈妈是南市人，我的舅舅在绒线厂做机修工，舅妈是日本纱厂（今九棉）筒子间工人。

我是1952年出生的，在家里我是第三个孩子，有姐姐、哥哥、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姐姐的“过房爷”（干爹）是绒线厂机修工，我的“过房爷”是里弄干部（绍兴人）。小时候爸爸在中纺机厂会开汽车、修汽车，月工资105元，直到退休。我们7个子女在父亲厂里享受家属医疗劳保，上学全是免费的。妈妈原来做家务，“大跃进”时她在里弄托儿所，工资20元。她1978年底退休，退休金30余元。

小时候我们家里生活俭朴。我们的衣服是手工缝的，家里的棉絮是自己种的棉花弹的。妈妈曾将一件香云纱的长衫一剪两段改成2件上衣给我们穿，我穿的一件是大襟扣纽子的老式女装衣服，我不喜欢穿它。小时候我用纸折成一个皮夹子（钱包），放些零钱。有时奶奶给我们5分钱。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哥哥穿一双球鞋，脚趾都露出来，还穿着上北京串联。

上小学时，我的老师是绍兴人，同学之间是说上海话。我在小学里唱歌、唱戏嗓音不错，老师教我们唱京戏，我很喜欢，还上台表演过。我读书也很好，是队干部。直到小学五年级时我还没有一支钢笔，后来老师送我一支钢笔。

1965年我小学毕业时，正逢杨浦厂工业中学招收小学毕业生。我的表姐（上海柴油机厂老师）告诉我这个学校很好，还有津贴，鼓励我考。我的班主任认为我成绩很好，不考控江中学太可惜了。当时我的姐姐已从厂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留厂工作，哥哥在上初中，我想家里很困难，我要帮家里挑点担子，最后还是报考杨浦厂的学校。参加区里的统考时，我将杨浦厂学校作为第一志愿，当时考杨浦厂学校的人很多，后来它的录取分数线比当年区重点中学还高些。

技校生活

我们是杨浦厂技校第一届实行七年一贯制教学的学生，共82人，分2个班，一个班是数学成绩好的多，我在的班级是语文成绩好的多些。据说我们这一届同学是要培养技术员、厂长。同学中间父母是纱厂工作的不少，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杨浦厂厂长秘书。原来杨浦厂的工业中学是三年制，学校从1965年毕业的学生中挑选一些优秀的同学编成一个班级，与我们一起接受七年一贯制教育。

我进杨浦厂时才13岁，每月只有5元钱津贴，我连上夜班的津贴（俗称夜班费）0.27元／天都交给家里。我在厂里吃饭一般是2两面加1分猪油、1分酱油。当时我们没有车贴，我每天上学来回都是步行，从军工路、周家嘴路到长阳路，一路都是马路，单程需要45分钟，我和一个同学约好一起上学，我们天天走这段路，风雨无阻，下雪天照样走，来例假时也还是走到厂里，大腿之间的皮也常擦破，一走就是整整7年。

在技校学习期间，我们一周上课，一周到车间劳动（8小时）。我分在前纺粗纱间，一个月后就可以顶班挡车。为了节省衣料，课间休息时我们女同学会到高郎桥西堍的布店买一些零头布料，大家就拿着裁剪衣片时用的纸样，设法套裁衣服，节省布料。我们用3尺布就可以做件短袖衬衫。我们没有毛衣，就把细铅丝的头磨细，做成绒线针（织毛衣用），买0.1元一只的棉线团（线较粗，双线可缝被子），自己织线衫。我曾编织一套紫酱红线衫、线裤，可以当棉毛衫裤穿。当时我们用10副纱手套拆下来可以织成一件线衫。我们还用钩针和线，钩出台布，也做过绣花枕套。有些女生喜欢打篮球，我还是乒乓队的队员。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曾到北京开会介绍学校的办学经验，她还受到刘少奇主席的接见，北京《红旗》杂志也发表了杨浦厂半工半读办学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教导主任受到冲击，说她是“黑红旗”，她后来在高郎桥投河自杀。运动初期，我做过班级的“文革”组长，看到有同学给老师做飞机式（批判时的体罚），我看不下去，就自己辞职不做“文革”组长，宁愿到车间干活。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的学校停招学生，后来校舍被改成三十一棉工人政治学校。

1972年1月我们班级80人毕业了。其中有20人分配留厂（13名女生，7名男生），其他同学分到安徽芜湖的无为纺织厂。我留在三十一棉，从学生转变为工人。

布机挡车工

1972年1月我正式进三十一棉工作，工资36元。我学的是筒子、粗纱，被分到布机间。当时身高1.65米，体重只有80斤，开始做大三班。当时一般是以6个早班，5个中班，7个夜班为一个周期。运转三班的轮换顺序是早班做出换夜班，夜班做出换中班。这是所有棉纺织厂统一的。最后一个夜班做完当天休息，第二天上一个早中班，再接着上5个中班，这是开19班的安排。如果最后一个夜班做完，第二天是休息天、第三天再上班，那就是开18班时的大礼拜（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一种奢望）。夜班做出换中班加的班叫早中班；当最后一个中班做完，第二天是休息天，第三天是上一个晚早班（10～18时）。然后就接着上6个早班。当时轮到做这个晚早班，女工一般只能睡在厂里的夜班公铺，无法回家休息。轮到连做7个夜班，女工更累，做夜班时大家连说话都说不动，实在熬不住就到厕所打瞌睡，有时站着也会闭眼睡着了。大家说我们上班就像充军。

为了好好干活，我在厂里的宿舍（不收费）住了8～9年。当时一间大房间住20人，两层铁床，我睡上铺。整天像个机器人，上班、吃饭、睡觉。当时我每月给家里20元，自己买饭菜票约10元，吃得很省。轮到做夜班，第二天早晨下班后就回宿舍睡觉，下午4～5时吃个馒头再睡觉。晚上做夜班，一般到半夜就吃碗面，或者饭加卷心菜、猪油渣汤（3分），当时总是觉得吃不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回城知识青年分到厂里进车间做三班，都感到太累了，有的表示哪怕倒痰盂、扫地，也不愿进车间工作；也有的女青年年龄已较大，学操作技术较慢，甚至还表示过情愿回农村去。

我们当班时，每走一圈巡回的路线、速度、动作，都有严格规定。必须眼快、手快、脚快，四指并拢手从右向左摸布面时，眼睛必须顺着小手指边移动，凭眼观手摸检查有无坏布，围单上的小口袋一个放小剪刀、一个放铁木梳。一手始终握着小剪刀，剪棉球、刮经纱，每到一台织机前，都要弯腰用小剪刀的边刮经纱，先是从左到右刮上面一层，再从右到左刮下面一层，将上浆后经纱上遗留的小结块刮开，除去粘附的杂物。织布时快速来回的梭子有时也会损坏经纱。如果发现次布（跳纱、断纱等），就关机尽快修复，而且不能露出修补的痕迹。挡车巡回时，如一边检查完毕后，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要立即转身检查对面的布机。因为我们巡回时一般在第一台布机查看过的地方上夹个小布蝴蝶做记号，如果巡回一圈后，小布蝴蝶已卷到下面看不见了，就意味遗漏一段未查看的布。一般情况下，我们巡回一圈还可以闭闭眼、抬抬头、伸伸腰。由于很难预料巡回中会出现什么问题，要费多少时间才能处理好，所以我们往往不敢放慢脚步，就这样不停地手摸、眼看、脚走，一圈圈巡回、检查、修补坏布，无法停歇。

挡车工巡回操作的紧张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我们上厕所也不能停机，要有人替换你，才能去。为了抓紧时间生产，我上班时往往不喝茶、很少小便。当时吃饭只有半小时，但是从我工作的车间（靠近河间路）走到食堂（靠近长阳路）有一段路，买饭还要排队，时间很紧，我感到去食堂吃饭太费时间，就自己带饭。吃饭前把饭盒放在茶桶上焐热；如带饭的人多，来不及焐饭，就用开水泡饭，就坐在空筒管上吃饭。我刚上班的半年里就做到没有次布，很突出。到1973年，我上班一年后就调做教练员，主要工作是指导新工人操作，负责班里的质量测定，不具体挡车。当时这样的岗位一般是有相当工作经验的老工人做的。

纺织女工必须完成的产量、质量要求，完不成要扣奖金，会影响班组评比，因此工作压力是很大的。当时车间每月有操作表演，促进大家提高操作技术。车间生产的产量、质量要求高，女工们感觉很紧张，特别累。我所在的布机间轮班曾是局先进班组。挡车工中，织布女工的工资也略高，是83.60元／月，细纱车间女工是77.40元／月。

布机车间的布机门幅是1.5公尺，转速是80转／分钟，再快就会出次品。女工巡回挡车原来是24台布机，后来扩大到32台。扩台后，纺织局规定的布机操作法仍不变。我们的工作量就增加许多。需要处理的问题分多种情况，挡车工如果在车头举白色牌子，表示布已织满一匹，要换；举红牌表示机器故障，要机修工处理（1名机修工管200～300台织机）；举黄牌表示出现坏布，需要小组长帮助处理。有时遇到梭子卡在经纱中将布割断，一个人还处理不了，就由专门擅长修布的师傅来解决。遇到有坏布，要先将布拆到出现坏布的地方，将割断的经纱粘点浆糊一根根接起来捻好，不露痕迹，再重新开机，很费工夫。其他车间下班红绿灯一亮就可以下班，织布间即使下班红绿灯亮了，但如果有次品，必须处理完次品后才能下班。我人高，处理这些问题时只能弯着腰做，时间一长，腰就弄坏了。

厂里工人请病假很不容易。我一次胃痛很厉害，不能上班，看急诊后医生开了病假单，是我妈妈送到厂里的，当时的工长认为还是不行，一定要我本人到厂里来。我妈妈回家后，我只好又硬撑着来到厂里，厂里对工人请病假很严格。“文化大革命”期间，厂医务室与工人之间为开病假的事也时有冲突。

1975年三十一棉技术员沈荣山设计的巡回小坐车在车间试行。当时在织造车间的弄堂铺设轨道，挡车工坐在小车上巡回，用脚踩搭脚板控制小坐车的行止、进退，调节车速快慢，挡车工的劳动强度明显减轻，小坐车被女工们称作“幸福车”。由于车速太快了，巡回时难免也会忽略一些断头。小坐车试行一段时间后，在织造车间就不使用了。

厂里的前纺车间灰尘很大，挡车工操作应该戴口罩，但戴上口罩后会呼吸不畅，不舒服，如不戴口罩，我们吐出的痰，鼻孔里都会带有棉花纤维。织造车间里噪声太大，上班时我的耳朵要塞些棉花。下班后，我走在马路上连汽车声音也听不到。

车间工长

在留厂的技校同班同学中我是最早入党的（1973年12月26日）。进厂2年我就担任工长，我的抽屉里都放些常用药、苹果等，有时可以给女工急需时备用。我不常坐在办公室里，总是到车间去替换女工吃饭、上厕所。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时，我们织造车间职工举行吊唁会，大家都戴黑纱，女工们还戴白花。3～4年后，厂里职工调整工资，我们分5元、7元两档，加7元的只有1%～2%的人。我被评为加7元，但我让给另一个获得局先进工作者的师傅，她家里负担重，比我困难。我在车间工作时，车间里分过多次房子，一般是将分房的初步方案先贴出白榜（公示），听取大家意见，最后再贴红榜公布分房结果，没有发生过开后门的事。我当时身体虚弱，走路像飘，有时会昏过去，上夜班时曾摔倒在地上，用冷水洗脸后才醒过来。

1983年7月我参加厂干部文化轮训班学习，1984年组织上调我参加整党的政审工作，上常日班。1984年7月我作为三十一棉首批赴杭州疗养职工（14人）之一，到杭州休假。1986年我又做常日班的技术员，负责女工操作；另有一位男技术员负责机修，当时，我们对于织布出现次品，要认定原因、责任（是操作还是机修），我们要进行调查，相互交换意见，做出结论。同年我调任中共党总支干事，是全脱产，上常日班。我还参加过纺织局的多次干部培训，一般3个月一期（要考核），我曾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局优秀中共党员。我们同班同学中还有两位男生担任车间副主任，一位女生担任车间党总支副书记。

1994年我42岁办理企业内待退休，后来我到一个老同事的袜子店工作了近十年。1997年5月我正式办理退休，当时退休工资是577元，现在1380元。现在我们织造轮班的女工、干部之间每年都有一次聚餐会。我们30～40人一起去过东方明珠，或在同事家附近找一家饭店聚餐。我们见面总会谈起过去厂里的一些往事，大家都很吃惊，那么苦的工作我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也为自己当年的幼稚感到好气、好笑。现在我有时做梦还会梦到我在袜子店工作。

（谈话人：傅莹，原三十一棉织造车间工长；记录人：罗苏文；访谈时间：2006年6月30日、2010年2月）

纺织世家的儿女们这二（袁文）

纺织世家

我的爷爷是浙江绍兴人，听家里老人说，父亲小时候，爷爷是一人在上海当厨师，奶奶带着我父亲和我的三个姑姑在乡下生活。后来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日军进犯浙江，奶奶只好带着小孩子们一起到上海生活。经一位同乡（是二房东，承租多间民居，再转租他人谋利）的介绍，一家人住在杨树浦路、松潘路附近弄堂的一间二层阁。父亲13岁时，爷爷就去世了。当时我的一个舅公在军工路日本人开的木行厂做锯木料的上手，经他的介绍，奶奶和父亲进了这家木行干活。大姑姑、二姑姑都进日本人开的同兴纱厂（大日本纺织株式会社，今九棉），大姑姑是穿头间挡车工，二姑姑在托儿所带小孩，她们两人后来都在九棉工作到退休。父亲小时候在家上过学，字写得很不错，他在木行工作几年后感觉不开心，约在1945年春，他自己去同兴纱厂报名，后来当了布机检修工。没想到进厂不到3～5个月，日本就战败投降了，纱厂解散时发给工人的遣散费，他也同样得到一份。

我的妈妈是浙江镇海人，妈妈9岁时外公就去世了。她12岁时由一个远房表舅带到宁波，进了合丰纱厂，学过2年挡车工。当时我的两个姨婆（外婆的姐姐）都在上海，她们就将我妈妈带到上海住在扬州路的新康里，因妈妈是纱厂“熟手”（指已经掌握挡车操作），后经一个二房东托关系找到老板的亲戚介绍，妈妈就进了东洋纺第3厂（今十五棉）。妈妈在细纱车间做挡车工，一个月后就正式当班。

父母婚后住在松潘路弄堂里，1951年我也出生在那里。我有一个哥哥（1950年出生），两个弟弟（1955年、1958年），一个妹妹（1961年）。我小时候，奶奶已不上班，在家里料理家务。父亲是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是八级钳工，月工资90多元，为减轻国家困难，他还自动减去半级工资。母亲原来不识字，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扫盲，也是中共党员，她一直在细纱车间工作，后来做落纱长。她的工资是77元4角，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也没有再加过，后来加过5元附加工资，于1979年退休。我父母亲一辈5人中有4人在纱厂工作。作为他们的子女，“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一辈人有5人中学没读完就被分配上山下乡，后来因父母退休顶替进棉纺织厂的有3人：大姑的儿子，二姑的大女儿和我。

童年生活

大约在1953年，父亲所在的国营第9棉纺织厂为职工分配工房，我家搬进沪东的新工房控江新村，它属于市政府投资兴建的“两万户”工人新村。当时沪东有4块工人新村区：控江一村约180号，二村约170号（今已全拆除）；凤城一村、二村；长白一村、二村，都是两层坡顶的楼房。每幢有10个单元，上下各5户，分两种规格：大间4套，是一室半（20余平方米）；小间6套，是一室（15.8平方米）。厨房（约12～13平方米）5户合用，厕所（10平方米）内有4间带门的冲水式便槽，10家合用。没有阳台。我记得屋前曾设三角形的两层竹架（可能是用来晒衣服的），后来没有了，各户在窗外搭铁架晒衣服。

当时我家三代，最多时8人住1间半，南北有窗，中间有半截隔墙，不到房顶。房租大间3元多，小间2元多。住在一幢房子里的10户人家，共用1个水表、电表，自来水费是按人头平摊，电费按电灯数量（一般都用15支光）算，收音机5灯式按15支光电灯，6灯式按20支光电灯算。控江二村附近有菜场（延吉中路、靖宇路），公共交通有60路汽车（松潘路—五角场）。刚搬进去时没有煤气，后来大约是1959年，我家就安装了管道煤气。

我小时候在喂奶期，母亲要上班，给我喂奶用两种方式。如果二舅公在我家，到喂奶时，总是他抱着我，从我家（杨树浦路、松潘路）走到平凉路十五棉厂门口，大约需要半小时。那里放一条长凳，妈妈就坐在长凳上给我喂奶；如果二舅公不在我家，母亲上班就把我抱到厂里放在托儿所。后来弟弟、妹妹在喂奶期都是母亲上班时自己抱到厂里喂奶的。一般纺织厂职工的孩子，从小“脚头”（走路脚步）都很轻。因为家里只有一间半房间，父母都做三班，遇到他们在家睡觉，奶奶总是关照我们尽量不要发出声音，以免吵醒他们。

1958年之前家里只有3个孩子（哥哥、我和弟弟），小弟、小妹还没有出生时，父母是双职工，我们家里条件还是很好的。爸爸在九棉，周一厂休；妈妈在十五棉，周四厂休，每到星期天，家里就让哥哥和我一起到控江文化馆去看儿童早场电影，票价1角。过年时我们几个孩子都穿新衣服。1958年以后，小弟、小妹出生了，全家8口人生活，父母两人月收入共约170元，人均生活费约20元。家里3个大人、5个小人，只有两张大床，我和哥哥晚上就在地板上睡地铺。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很少做家务，家里也没有缝纫机。我们从小穿球鞋，毛衣是姑姑织的。我懂事的时候父亲是骑自行车上班的，那辆自行车他一直骑到退休。当时家里没有拍过“全家福”（全家合影），也没有订阅过报纸。1960年代家里买过一个收音机，是六灯的，大概是红灯牌。“文化大革命”时，学校停课搞大批判运动，我们都不上学，父亲怕我们到外面闯祸，就给哥哥买些半导体的零件，哥哥自己装成二极管、三极管、四极管的半导体收音机。家里有一只老式挂钟，后来这只挂钟坏了，不能再修了。大约在“文化大革命”时，家里又买了一个三五牌台钟，当时父母都没有手表。家里人都享受父母厂里提供的职工家属的半劳保，生病时医药费可以减免一部分。后来奶奶患病的医药费，由两个姑姑和父亲筹钱共同承担的，我家也因此留下一笔债。直到奶奶1967年去世时，我家里欠的债已还了一年多，还没有还清。

16岁的知青

我上小学时，学校就设在我家住的新村里，我们兄妹都在那里上学。那是一片新建的平房，当时一个年级设4个班级，有礼堂、足球场、2个篮球场，没有图书馆。后来学校要扩建教学楼加一层，学校安排我们分散到附近学校借读一年。后来上学的小孩子多了，一个年级有6个班级。上五年级时，我参加过区少年宫的航模组，学做飞机模型，大约有2个学期。当时哥哥喜欢做矿石收音机。1965年我进中学后，我们学校有图书馆，学生可以借书。但我只上了一年中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我哥哥是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面临毕业分配。哥哥认为他如果去农村，我是68届初中毕业，到我分配时应该可以留在上海了。当时他被分配去黑龙江省的军垦农场，由于当时家里给奶奶治病背了债未还清，他去黑龙江带的行装很简单，一个人造革箱子，一个旅行袋。到1969年我毕业分配时，因为68届的分配方案已是“一片红”（指毕业生全部下乡务农），结果我也去黑龙江农场，当时我是16岁。

我们兄弟俩在分配下乡时都选择去黑龙江的农场，是因为农场有工资，可以减轻家里负担。我走时，家里的债刚还清，我的行装就比哥哥多一些。我和哥哥下乡后，家里人口减少，经济负担也轻些。后来两个弟弟先后分配进同一家炼钢厂，一个做电工，一个进厂办技校。后来小妹妹高中毕业，分配进一家织布厂。1971年我第一次回家探亲，后来就每年都回来，因此下乡10年我没有什么存款。

我和哥哥在黑龙江农场期间是自食其力，一般也不须寄钱补贴家里。记得哥哥下乡后才买了第一只手表。在我的个人储蓄第一次达到100元时，我就将这100元寄回家，父母很快就用这笔钱，加了20元买了一块上海牌全钢手表寄给我，当时买手表是凭票供应的。后来我在黑龙江农场加入共产党，1977年知识青年大返城时，由于当时哥哥已婚，按政策不能调回上海。按当时政策，知青超过30岁就不能顶替（指父母退休，由子女调回上海，安排在其父母工作单位任职）了，母亲当时48岁，她若正常退休还要再等2年。当时我在农场的酒厂工作，看到农场的知青一批批回城，心里也很急，几次喝醉。后来母亲决定提前2年退休，让我顶替回沪。直到我从黑龙江回上海时，家里才买了一架缝纫机。

1979年春季我回到上海，当时纺织局决定对局系统的顶替工实行统一分配。结果，我是在母亲所在的十五棉办理顶替手续，但没有进十五棉，被分配到三十一棉工作。和我一批进三十一棉的约有40～50人，其中只有个别人是三十一棉职工的子女。

从工人到干部

刚进三十一棉，我被分配在二纺车间做摆纱工。学习1个月，5月底正式上班，是上大三班⁽²⁶⁾。我的工作是将前纺做好的粗纱筒子摆到细纱车顶部（约2米高）。由于支数不同的筒子重量不一，一个班的用量也不同。摆纱工的工作量是按吨位计算的。当时粗纱筒子约3斤／只，一插板放15只筒子分2排，约重45斤。个子矮的摆纱工人操作起来有些费力。装筒子的车是四轮铁框推车，一车筒子约10个插板，重量500斤。摆纱工要从楼下的前纺车间装好一车筒子乘电梯到二楼，再推到车间。一个班头我要推十余车，工作不太紧张，但是个重活，很累。推纱的男工不论年龄，有些人一直要做到退休。1982年有个摆纱工（原被定为四类份子）平反后，他立即要求调换轻工作。当时摆纱工如有人病假，他的工作量就由别人顶半个班，一个班顶不下来。当时加一次班只有7～8角钱。

二纺细纱车间很大，分南厂、北厂，楼下是前纺，楼上是细纱。车间工作环境噪声很大，相距1米距离，彼此说话就听不清，只好做手势、吹哨子。每个纺车前有一个盎司机，是计算产量的，盎司表显示的数字扣去回花就是实际产量。纺纱时断头多，回花就多。我们男工也会接断头，一般女工不让我们接，因为我们接的头不规范，织出的布就有问题，会影响质量，而且还能查出是哪辆车纺的细纱。

前纺车间有四道连续工序：清花、钢丝、并条、粗纱，每班的产量须进入下一道工序继续加工，因此每班这四道连续工序的产量只要留存一定余量，保证连续生产不脱节就可关车停产。不能积压，否则影响质量。所以前纺车间每班只要备足下一班加工所需量就可关车停产。而细纱间的生产是连续不停的，是开车交接班的。当时一个轮班做6个早班、6个中班、7个夜班。工人如睡眠不好，夜班就特别疲劳。车间女工请病假难（1980年改四班三运转后情况好些）。厂医务室楼上有6～8张病床，有时夜班生产不太紧张时，也让身体不好的工人可以休息一下。我一次夜班脚趾被落下的纱锭砸伤，食趾骨骨折，无法上石膏，肿得厉害，就在医务室休息过。

在厂里，车间同事之间的称呼较多是按共事时彼此的年龄互相称呼，尽管后来各自身份有变动，做工长、科长、书记、厂长，但原来的称呼仍不变。如年龄小的就称“小张”等，年龄大的就称“张师傅”等，如认识时某人有职务，称“王科长”，也就一直这样叫下去。也有起绰号，如叫“黑皮”等。我一般不叫别人绰号。我们班里约160个工人，男工组（机修、辅助工）有十余人，2个修机工，1人修小机，2人上皮带，6～7人摆纱。我当时是男工组唯一的中共党员，大家开始就称我“党员”。

厂里职工都在食堂吃饭，常日班、运转班是轮流吃午餐。午餐时间分三批，早班工人在9：30～10：30；常日班工人是11：30；厂部科室干部是12：00（按规定最后一批吃饭）。因此，工人与干部之间午餐时彼此是碰不到的，运转班工人一般不认识厂领导。正常情况下，运转班工人吃饭时间车间要亮红灯、关吸风机（耗电很大）、关车。但生产紧张时，也亮红灯，但不关车，大家是轮流吃饭。

厂里工人开会是分班进行。早班、夜班是在下班后，中班是上班前。开会往往时间紧，有时刚下班，工人都很疲劳，没有心思听。厂里男工谈恋爱找本厂女工也有，有些原来是同一个班的。考虑到要照顾孩子，有些同一个班的夫妇又要求调动，夫妇错开上班时间了。车间班组有“二长五员”（生产组长、工会组长、宣传员、治安员、生活员等），工会的互助金，每人一次性出10元，就可加入互助会，经班长同意，可凭卡借钱。最多50元，还款方式可以扣工资，也可以还现金。我在班组工作3年，同事之间利用业余时间互助，义务劳动。如有两家工人翻造房子，在前期准备工作时，我们青年人利用业余时间帮他拉砖、木料等，当时采购这些建材都需要有证明。

1982年我调到厂科室工作，当时车间领导表示，不同意借用，要调就将我的人事关系转过去。结果我就办理手续，工号也从工人系列（3字开头）换成干部系列（7字开头）。当年中组部进行干部登记，我就按干部登记在册。我在科室工作时依然要轮流值夜班，逢年过节也要值班。科里人员是按名单轮流，大家一样。我是从二纺出来的，自然平时与二纺联系较多，有时也到二纺办公室多坐坐，聊聊情况。

学习与生活

我回上海后，因弟弟婚后已住在家里，我就住到厂里单人宿舍。平时在宿舍睡觉，回家吃饭。开始半年月工资36元，后来加到43元，到结婚时才51元。

我在厂里图书馆常借书看，比较喜欢历史读物，如中国古代人物等。我住在厂单人宿舍时，轮到上夜班，下午就到沪宁戏院看电影，当时观众很少，座位是木条合纤板做的，票价很便宜，能买当场票，约0.20～0.25元，1982年后我没有再去过沪宁戏院。

我在厂里，平时交往的朋友中，有些是黑龙江下乡一起回来的知青朋友。我们十余人中有闸北区69届初中生，还有杨浦区68届初中生。刚回上海时大家互相经常走动，后来大家结婚，有了孩子后就联系较少。1998年时我们的孩子都长大了，自己的负担也轻了，我们又串起门来，后来大家商定在每年的年初四，一起到饭店聚餐。

我1982年结婚时，是用从黑龙江带回来的木料做的家具。妻子是我中学同学，也是下乡知青，后来她在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后，分在医院做医生。当时我在厂里申请分配结婚住房，车间工会认为按照当时厂里的分房条件，我不够资格。结果我只好借私房住了1年，房间面积14平方米，无煤气、卫生设备，租金17元／月。1年后因房租太贵，只得退房又搬回厂宿舍。后来妻子单位分了一间浦东的一室户，有煤卫，但我们上班都在浦西，不方便。我与弟弟商量后，让他住浦东的房子，房子归他，我搬回家与父母住控江新村老屋。现在老房子拆迁，我搬进两室一厅新工房。当时我们厂里分房，工人在申请表上填写的家庭居住情况要经班组、车间讨论后，将意见上报厂部。这只是关系到分配住房的一个因素。干部分房，参考职务、级别。

为了补文凭，我在1980～1990年业余读了10年书。初中、高中课程是由厂校老师上课，当时工人必须补初中文凭，补高中文凭的工人不多，补不出来也照样工作。当时我在车间工作，参加厂办的复习班，读完初中。当读到高中第2门课程时，我已在科室工作，可以利用部分工作时间学习。当时我妻子也在补文凭。我女儿小时候先送到厂里的托儿所，她有些不适应，身体不好。女儿后来是丈母娘帮我们带的。到女儿上学时，我们一家三口都要读书，我上电视大学总共要学16门课程，考虑到家里事也需要有人安排，我感到长期参加业余时间学习实在太紧张。于是，我在考试5门课程通过后就没有再继续读下去。

“二传手”

我们厂里有一种说法，评先进，“本人要挺举，领导要抓举，还要看是谁来抓”，我认为个人和领导这两条缺一不可。如果个人技术不好，在工人中是没有威信的。我觉得纺织厂的女工上进心强，相对来说，男工这方面表现就不太突出。在我的印象里，厂里评先进男工的比例往往10%也不一定有，我记得厂里的光荣榜上只出现过一个男工⁽²⁷⁾，是中年人，女工一般是操作工，评上先进时往往年纪比较轻。一次车间要选举轮班工会主席，中共总支书记事先找我谈话，“打招呼”，表示车间女工多，选举女干部管理比较合适。于是我就退出“竞选”。后来轮到评先进，即使大家推举我，推选的名单到我手里，我也是圈去自己的名字。当时我很想学些技术，中共总支书记对我说，纺织厂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你年纪也不小了，现在再学技术也不合适，还是以后看机会吧。1981年纺织局评先进有“二传手”⁽²⁸⁾一档，1982年11月我已离开车间调科室工作，仍被车间评为当年的“二传手”，这是我在纺织厂唯一获得的一次先进表彰，当时我还参加局工会组织的到无锡休养活动，我们那次一起去的职工中，男工约占4成。后来局里没有再评选“二传手”。⁽²⁹⁾

上海纺织局无锡疗养院（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在我进三十一棉时，厂里就医、检查都比较方便。医务室有X光拍片、化验等设备，职工隔年有一次体检。当时在职职工一般除了工伤，退休前病故的很少。职工医药费报销是天天可以报销。1990年代中期，企业劳保就医制度改革后，职工医药费报销逐渐改变：从隔天报销，到2天／月、1天／月、4天／年、2天／年，到2005年9月最后规定医药费报销是先登记，何时报销等待通知。对协保职工逐渐也没有定期体检。1997～1998年由我负责联系的本厂退休、协保职工600人中，已去世4人。今年又去世2～3人，一位虚岁才34岁。最近我给厂里一位离休工人党员送抗战胜利纪念章，他住在厂区附近，老伴已去世，媳妇也是本厂工人，他的家里很简陋，看见他躺在床上，我心里很难过，又没有力量帮助他们。现在1960年代支内职工与本厂已无关系，由本市东片棉纺印退管会集中管理。有些支农职工医药费无法解决，现在靠社会补贴50元／月，住院费凭证明可报销部分的60%。支农职工退休后400元／月。有些支农职工子女当年随父母从上海到农村，命运就完全改变了，他们中的有些人心里难免对父母会有怨气。厂里至今还有一些无法回城的支农职工子女，他们没有生活来源，上海补贴他们68元／月。记得三十一棉停业关门时，有位退休老工人曾对我说，不管怎么说厂是败在你们手里。

厂里有些人想不通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很简单，国家现在已经不再需要我们了，但还是应该对工人有合理的安置，现在农民征地后还有补偿。如今，我们这些人就像是三十一棉的守灵人。

（谈话人：袁文，原三十一棉干部；记录人：罗苏文；访谈时间：2005年12月26日、2006年1月26日、2010年6月）

纺织世家的儿女们之三（伊梅）

家住引翔港

我小时候家就在引翔港，在我印象中，当时的引翔港比较热闹。我家住在长阳路、双阳路。当时双阳路两边都是商店，有老虎灶、裁缝店、百货店、南货店、酱油店、烟纸店、理发店、小书摊等。多数是草房，特别小。当时理发店门口的人行道比较宽，有时那里会演露天戏，不要钱，表演的人也不化妆。遇到演露天戏，我就搬了板凳去看，演出中间表演的人会停下来收钱，观众愿意给就给一些，多少都可以，演出1～2小时。路边也有些砖瓦房，分散在各处，像河间路小学，树人中学（初级中学，2～3层）、聋哑学校（2层）。这些校舍都是1950年之前的老房子。我家周围都是草房，老虎灶（熟水店）的烟囱经常冒出火星，发生过几次火烧草房的事。

引翔港

我的爸爸是国营第三十棉的工人，1950年之前就进厂。我的叔叔和我爸爸在同一家厂，叔叔是12岁进厂的。我妈妈是上海矽钢片厂工人。父母都是做三班（早、中、晚轮班）。我们家有6个孩子，我是第二个，我有一个姐姐，三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们姊妹都是奶奶、外婆帮忙带的。当时她由二伯和我爸爸轮流照顾，一家住一个月。奶奶是小脚，平时不出门，照顾几家人的小孩。奶奶在一次火灾时受到惊吓，眼睛瞎了。

爸爸工资是72元。妈妈进厂开始是外包工，1元／天。妈妈每月还要寄钱到乡下给外公、外婆。我家平均每人生活费只有8元2角，我们子女看病都享受父亲厂的职工家属劳保。因为家里有2人工作，我上学就不能免费。父亲从不跟领导要求补助，也不向亲戚要帮助。

我是在民办小学上小学的，学校是瓦房，离家不远，走路约要10分钟。冬天教室里很冷，班主任老师就带着我们到操场上唱歌、做游戏（找朋友）、练功。班上的同学很活跃，有一个同学会拉二胡，还有一个女生学芭蕾舞。老师组织我们到马路上宣传卫生，我们用表演上海说唱、沪剧、越剧的方式进行宣传，还表演儿童舞蹈《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自己有时也会在门口唱着玩。我和班上另外2个女生都喜欢唱淮剧，老师还给我们排练演出《白蛇传》折子戏，我演白娘娘。我们还到少年宫唱歌、跳舞、唱戏。当地居民委员会经常组织我们做好事，拎水、挖阴沟。后来姑父还介绍我学少林拳，当时里弄里学的人很多。我练马步很用心。

我小时候捡过煤渣，烧煤球炉，上中学后我没有时间捡煤渣了，家里就烧煤饼。我在家里要烧煤炉、洗弟弟、妹妹的尿布。我家斜对面就是一个小书摊，看一本1分钱，我喜欢看书，当时妈妈连一分钱的书也不让我去看。要我做家务事，烧饭、拎水、带弟妹。我曾在杨浦电影院看过《英雄儿女》。宁国街道的文化中心（宁国路、长阳路）就在我家附近，里面面积有50平方米，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在门口张贴一周电视节目预告。去文化中心看电视，一个人只要2分钱。我弟弟去看过多次，我很少去。

1968年姐姐初中毕业分配去黑龙江军垦农场，她将第一个月工资寄回家要给奶奶用，但奶奶却去世了，没有用到。我是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5月我也报名去了黑龙江省军垦农场，当时我才17岁。妈妈把她的硬帆布劳动手套擦去砂面，染成黑色给我拼接缝成一件外套，这件外套很重，我带着它去黑龙江。一次晒衣服时，同事们数了数，上面一共有28个补丁。

我在兵团农场时，工资是32元，每月寄回家20元，后来有探亲假，回家时就带钱给家里。1972年我被选拔到密山的八一农业大学培训半年，成为农业技术员，因女同志跑大田不方便，我就主要在实验区做杂交、配种等工作。1975年我调到佳木斯市物资局，担任计划调拨员。1979年我爸爸要退休，当时姐姐已婚不能办顶替，于是我顶替爸爸回沪进厂。后来政策放宽，我姐姐也顶替妈妈回上海，姐夫也回沪。

挡车工的体验

我进厂前对三十一棉是知道的，但对纺织工人的真正了解是在我成为一名纱厂女工之后。1979年3月我被分配到三十一棉，当时我29岁。1979年底，我们在上海结婚，住在婆家。我丈夫的父母、大伯、姑妈分别在沪东的4家棉纺织厂（十九棉、十二棉、三十棉、九棉），也是个纺织世家。1980年丈夫单位给我们分配一室户新工房。后来他单位又增配给我们另一间房子，我们用这两处换成一处，是一室半新工房。

当时纱厂女工，布机、细纱是最累的。我进三十一厂时年龄偏大，据说车间主任认为我们年龄大，学不好，不想要我们。我的堂姐找了熟人说情后，我被分配到加工车间，俗称“拈线间”挡车。这份工作和在黑龙江大田劳动很不一样。我在黑龙江干活也很累，但冬天是农闲。做纱厂看上去是轻纺行业，实际上很累。在加工车间我要管6条弄堂，每条长约十多米，每条弄堂两边都是筒子，每只筒子重约6～7斤，挡车时一有断头就要及时接头，巡回时几乎都是小跑步，我特地换上松紧步鞋，这样跑起来比较跟脚。

我开始对挡车工作很不习惯，上夜班特别不能适应。整天就是吃饭、上班、睡觉三件事，天天回到家筋疲力尽。我的工作主要是接头，师傅当时40多岁，她告诉我要“三快”：眼快、手快、脚头快。为了多练习接头动作，我在家时右手食指也套上接头的套子，有空就练习，动作熟练了，接头速度就提高了。我在全厂青工技术比赛时拗筒子接头成绩是5～6个／23秒，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也就是说平均每4秒内要拉出上下两个筒子的断线，接好一个接头。师傅也为我高兴，我的拗筒子接头速度在三十一棉是创造过厂里的纪录的。在新工人工资定级时，班组其他新工人都是41元，我是唯一的43元，当年我们车间新工人定级为43元的只有2人。

当时车间对挡车工操作的测定是按周、月考核，我操作动作熟练，速度快，全是优级。我在怀孕初期妊娠反应很厉害，因严重呕吐引起咽喉红肿、发烧、喉咙出血，仍坚持工作。1980年我在怀孕7个月后，每天上班有工间休息1小时，但仍须上夜班。后来在预产期前半个月我因患妊娠高血压住进医院。产假结束后，我去上班依然是翻三班。在哺乳期，我每天有1小时喂奶，一般是分2次喂奶，每次半小时。当时我的婆婆已80多岁，又有心脏病。我就带了孩子暂时住到娘家，每天我妈妈推小车送我的孩子到厂门口“抱奶”。轮到我上早班，我每天2次到厂的门房间后面的一间小房子坐下喂奶，我给孩子喂了半年的奶。其实我当时没有多少奶，主要是可以利用喂奶时间休息一下。轮到上中班、夜班，孩子就不带到厂里喂奶，孩子由我妈妈帮我照顾。在哺乳期，我还参加过全厂青工操作比赛，成绩保持全优、第一名，还得到一个奖品（瓷盘）。孩子5岁时送到里弄幼儿园，每天是公公、婆婆接送。

进厂初期我还要补初中文凭，当时参加厂里组织的补习，脱产2个星期，我拿到初中文凭。我又自己补习高中课程，在上夜班时，我边巡回边背题目，终于通过考试获得高中文凭。后来车间领导要培养我成为班组的多面手，就是挡车、落纱、筒子间，样样岗位都要拿得起，哪里需要人就到哪里顶班，后来我担任班组的生产组长。1980年厂里改成四班三运转，每周早、中、晚班各2个，休息2天，我感觉比大三班好得多，但自己体力上已经难以胜任挡车工作了。有时我当班累得连站也站不住了，只能蹲在地上歇一会；尤其是夜班实在吃不消，我常看见有女工到厕所打个盹。有了孩子后家务事多，自己身体也不好，我曾经听过几次法学自学考试的课程，后来也没能坚持读下去。这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只要不做夜班，随便让我做什么工作我都愿意。

下岗自谋职业

1986年，我被调到三十一棉设备科筒管间当组长，1991年我又调到供销科总库工作。我们一共3个人，2女1男。除了验收之外，我们将仓库物品，按五五堆放（五件一组排列，便于发货计算）；有空时我们还帮助保管员擦锈。经厂长同意厂里还专门在仓库设立待验室。验收厂供销科采购员买回来的商品。约在1993年我们总库被评为纺织局的红旗仓库。当时我们整天一心忙于仓库的工作，连股票发行前的30元一张的认购证也顾不上买。1993年供销科传出三十一棉要倒闭，职工要下岗的消息。科室里也要求大家分挑重担，有人动员我先下岗。看到厂里经营不好，我就同意了，第二天就办了待退休的手续。当时我42岁，待退休的工资约200元，现在1500元还不到。

下岗后我做过股票，后经朋友介绍，我曾帮一家食品批发部做过账，推销客户。我还靠自学考出报关员证书。当时以我的年龄（43岁），仅凭一张报关员证书，已经不容易找到报关的工作了。

我做生意的第一步是做营业员。开始我很不习惯，开不了口。后来形势逼人，为了能体现人生价值，我只能自谋职业找出路了。大约在1994年我开始做华钟袜子的推销。华钟袜厂在平凉路、军工路（十九棉原址），它的袜子用日本进口原料（化纤多、棉少），产品以女袜为主，80%外销，内销20%，价格略高于国内。我曾做出月销售10余万元营业额的成绩，老板给我月工资2000元，奖励300元。

1994年我与他人合租三十一棉附近的一间店面房子，10平方米，分割为2间，我的一间月租600元，店里只有一个柜台，后面是橱。我在区工商局注册开店，做销售时令袜子的生意，店里还请一位三十一棉的下岗女工帮忙。月薪是600元。后来逐步增加为750元、800元、1000元。为了扩大销路，我们还注意联系单位客户，上门推销。我们曾到沪东地区的医院、学校、机关、工厂等单位去设临时摊位，一般是利用午餐时间，在单位的食堂摆摊位，向单位员工销售，定价适当让利，一般一次可以做500元到上千元的营业额。当时我们是骑自行车去，车后驮着大纸箱。路远的地方就坐公交车。

当时国内短袜的进货、批发在浙江义乌，价格较低。我就根据季节变化，每半个月坐火车去一次义乌。往返一次要两天，有时也与姐妹一起去。一次进货量的价值在几万元。我的袜店生意好，主要靠和气生财、薄利多销。近年我将到外地进货的事委托上海的同行代办。目前店里商品除了华钟袜子（有时批不到）外，还有外贸袜、进口袜，类别有童袜、男女袜，长短规格的袜子现在有100多种。营业员2人，我们三人做2天休息1天。营业时间是9：00～20：00，我一般住在店里。我店里的营业员一般是以前三十一棉的熟人，也有外单位的退休人员。我们的关系比亲姐妹还亲。袜子店的经营是我独立管理，我们店曾被评为杨浦区的先进个体户。附近三十一棉的老职工也常到店里谈谈。

我离开三十一棉已16年，对厂里还是有感情的。我在厂的14年里，无论是在挡车工、设备科、供销科的岗位上都认真努力工作，取得成绩，还补习中学课程，获得高中毕业文凭。黑龙江农场可以说是我人生道路的第一个台阶，三十一棉就是第二个台阶，现在做个体户是第三个台阶。我觉得这三个台阶是相互联系的，不管环境怎么变化，我都在努力拼搏、进步，也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支持。如今我与当年厂里的同事保持联系，我也时常会想起在三十一棉的事，它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段记忆。

（谈话人：伊梅，三十一棉退休职工；记录人：罗苏文；访谈时间：2009年12月、2010年2月）

三、两代高郎桥人

落户引翔港之一（成女）

我的童年

我祖籍江苏阜宁，我是1929年在上海出生的，属龙。我的妈妈与我父亲是同乡，她原来是农民，他们是在家乡结婚的。我们兄妹5个，4男1女，我最小。我小时候家里住在引翔港（长阳路、双阳路附近），是草棚。我没有读过书，一天也没有。当时爸爸已经不做事了，妈妈在日本人的大东华纱厂（今上海第一纺织机械厂）摇纱，她做了11年。我8岁时爸爸就去世了。抗战开始时日本人在上海打仗，家里人逃难到曹家渡住过。当时有邻居小姐妹带我去做过湖丝栈，我们是做打盆工，用开水浇蚕丝。当时我9岁，做了一个礼拜，因为得了冷热病（疟疾）就不做了。我10岁时全家在大世界附近的难民所住过。我的二哥、四哥都是十多岁就做纱厂。我14～15岁时进永新毛纺厂做童工，做过2年。17岁进上海纺⁽³⁰⁾，当时还是日本人的厂，我是写号头进厂的。我在布机间做修布，当时做厂是带饭和咸菜，吃饭时就用开水泡一下，有时也用自来水泡饭。我们是做两班轮换，开始一班要做12个小时，战后改成10个小时，解放后做8个小时。上班时站的时间多，有时偷偷坐一坐。我在的车间里都是女工，没有童工。车间的“拿摩温”是中国人，领班是日本人（男）。日本人走了以后，这家纱厂改成中纺第十厂，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国营九棉（南厂）。

婚后生活

我20岁结婚。介绍人是一个在铁路上做事的熟人。我丈夫也是苏北人，生在上海，当时是拉三轮车的。听说我的公公是10岁从家乡逃难出来的，到上海先在中山北路的菜园养猪、养鱼。后来公公、婆婆在引翔港种田，生育兄妹2人。他妹妹比我小2岁，没有做纱厂。我结婚时，公公做木匠，婆婆做家务。

结婚时我们在家里摆了20余桌酒菜。婚后我仍住在引翔港附近（今长阳路、双阳路）的草棚，是私房（平房）。附近有给水站。因为我大哥开老虎灶（带浴室），他也给我拉电线，所以婚后，我家也装上电灯。当时附近居民用电灯的极少，只有2～3家。我家里烧灶，也用煤炉。当时丈夫拉三轮车，家里是他当家，婆婆做家务，我做厂。1950年以前厂里发工资时，开始是一个月发一次，后来是一个礼拜发一次。到发工资的那天，我的公公就在厂门口等我，我把工资交给他，他一拿到钱马上就去买米。我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5斗米。战后生活好了没有几天，我第一个小孩是儿子，当时连奶粉也买不起，只好给小孩吃粥汤、奶糕。后来这个儿子死了。我生过5个孩子，现在是3女1男。

1950年初我丈夫被分配进自行车厂工作。我们两人的工资吃饭、买东西，月月用完，不存钱。家里人的鞋、毛衣都是买的。孩子们的学费多数是自己付的。我每天上班走25分钟。在厂里我参加互助金，我母亲去世时我借过20～30元，后来家里修房子也借过互助金，是草顶加瓦，改建为两层简屋。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家里买了缝纫机。公公是“大跃进”前去世的。婆婆是1972年去世的。

纱厂女工

1950年后我一直在九棉，在布机间作修布，是坐着工作，上常日班。我从17岁一直做到52岁退休。1950年代初工资是1.33元／天。我45岁以后在布房做检验，是常日班，工资增加3元。

1950年初我也在厂里参加过扫盲班，会写自己的名字，认得一些路牌。1953年我加入共产党时已30多岁了，是车间支部书记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她原来也是女工。当时我感到很高兴。我丈夫入党比我晚些。我入党后厂里组织我们看过2次电影。电影名字不记得了。当时我已经有2个孩子。“大跃进”前我在车间做过班长，我介绍过两个女徒弟入党，她们当时已不年轻了。我们修布班有十几个人，一部分人是怀孕的女工调来做轻工作。

上班时，我多数不带孩子，难得也与小姐妹看看电影，我们是到提篮桥附近去自己买票看的，一般2～3人总是有的。多数是在厂礼拜去看日场，电影名字记不得了。有时厂休天也喜欢和小姐妹看戏，到小木桥、高郎桥的戏院去看江淮戏，古装戏、时装戏都看，其他的杂技、沪剧也可以看看，越剧我听不懂，京戏也听不懂。我母亲也喜欢看，但是她没有时间。她要听我讲电影里的故事，我也讲不完全。

“文化大革命”时我参加赤卫队，是自己考虑的。我没有参加过厂里的“工宣队”。我的大女儿中学毕业后被学校分配去江西插队10年，她后来在江西结婚，做老师，女婿也是老师。我和小姑一起去看过她，像探寒窑似的。我的儿子分在电信局工作。

我是1979年退休的，退休工资是67元，2006年加到794元。我现在和儿子住在一起。

（谈话人：成女；记录人：罗苏文；访谈时间：2006年秋、2010年6月19日）

落户引翔港之二（阿宝）

童年生活

我老家在江苏省阜宁县，父母没有生育，领养了两个小孩，就是哥哥和我。我哥哥小名叫家财子，他比我大4岁。我是1929年出生，4岁被抱养的。我对生母的事情一点都不晓得。

小时候我家有自己的田地，父母种地，哥哥种地，农忙时家里临时也请短工，大概是个中农。小时候我爸爸识字，妈妈不识字，缠小脚。家里人认为小姑娘脚大没人要，在我6～7岁时也给我包小脚。用5尺长的布包紧，还用线缝，2～3天洗一次脚，我痛得受不了，当时有人说现在不作兴包小脚了，我大概包了一个礼拜就不包了，现在我的脚趾还是斜着紧靠在一起的。我们当地都是买土布做衣服，妈妈也买过花洋布给我做衣服。

小时候我在爹娘身边，一直是吃头份、穿头份。家里让哥哥上学，说丫头不需要读书。我就整天玩，跟邻居学剪纸、绣花、做帽子、做花球（办丧事时挂在遗像上）。我没有下地干活，只是撑一把小阳伞在田里看庄稼，防止有人偷东西。我13～14岁时，妈妈主张要我也读点书，我是在村里读过书，一个男老师教我们十几个学生，是到各家轮流上课，每天上课一整天，教学生识字、背书，各家出些粮食。我学了2～3年，读过《女儿经》，会写自己的名字，是念了玩玩的。13岁时我生过一场大病，不吃不喝，怎么也看不好，家里人给我吃过香灰，还请戏班子在家门口搭台唱戏，后来病才好了。

我17岁时，经邻居介绍，一个叔伯的爷叔要带我到上海做纱厂。当时我听人说过上海，认为到上海有前途，可以不要父母养我了。我离开家时是在秋天，我们一路上坐小船，有时水浅靠拉纤，走了一个多月才到上海。

到上海后，我先住在老西门，周围全是宁波人。我帮人家带小孩，那家主人是做烤麸生意的，他家小孩已经会走路了。我做了1年多，包吃、包住，没有工钱。我跟着别人去过城隍庙，在戏院看过扬州戏；还去大世界玩，看哈哈镜。后来我到小南门一家被服厂绗棉衣（用粗线将布与棉花缝在一起），那时我每天带饭盒到厂里，一天可以绗14套棉衣，做一天有块把钱的工钱，自己吃不完，后来爸爸也来上海，我们租一间草棚自己住。我每天下午4点钟放工用工钱买2斤米、青菜，就这样过了2～3年。因为我会做针线，有时一个人还拿了尺、剪刀、粉袋，到别人家里做过衣服，包吃，1天1元。当时我是做老式对襟衣服，只要拿衣服来，我都会照着做，有大褂、旗袍，布的、毛的、绸的，我还自己盘纽扣。有时也为栈房的服装缝边。

嫁到引翔港安家

我是1948年结婚的，丈夫比我大8岁，1920年出生，也是阜宁人。听说他11岁时，是坐在爷爷挑的担子里到上海来的。

我们结婚时他家住在引翔港，有5个兄妹，弟兄4个，我丈夫是老四。老大开老虎灶，老二12岁做纱厂，老三拉黄包车，老二和老四同在小东华（日商东华纱厂，今三十棉），小姑与我同年，9岁就做纱厂。他家在引翔港租地盖了5间芦席的草房，中间是大家的吃饭间，右边2间是老二、老三各1间，左边是婆婆、老四各1间。大伯在弄口有2间草房。小姑是1947年出嫁，她丈夫（盐城人）是拉三轮车的。

我们结婚是同乡一个朋友介绍的，他在闸北拉黄包车，与我父亲、我丈夫都认识。我结婚时没有彩礼，没有拍照片，给我做了4套衣服，大妈（大伯母）借给我一个金戒指。我丈夫做了夹袄、棉袍，帽子是借的。结婚那天，我穿了新买的黄色小牛皮鞋，烫了头发，我们请人烧喜酒，大概有4～5桌，按习惯酒菜是6大碗，有鸡鸭、蹄"、猪肝。婚后我们住在他家。我的父母来上海送亲后，认为对我已经有了交代了，他们就回乡下了。

结婚后，家里有电灯，用水有给水站，没有水井，周围住家都是草房，是用毛竹搭成人字梁，稻草弯过来糊上烂泥做成墙，因为买不起石灰粉涂墙面，就捡一些地石糊（石灰块的俗称）弄碎，泡在水里当涂料，在墙上涂一层白颜色。房子里大概有2米高，没有窗，只有一扇门。墙上有洞，就塞些旧棉花堵住。房间里地方很小，床挨桌子，桌子靠着煤炉，地上就是烂泥地。周围有代人家倒马桶的，每天倒一次，收费是0.25元／月。当时我们住的周围一带都是草房，没有田，也没有人家养鸡鸭。北面过了周家嘴路有农田。

附近双阳路和引翔北街交叉口地方有些商店。引翔北街有个戏院，是毛竹盖的，座位是长条凳，演江淮戏，戏院旁边有一个公共厕所，是一条沟槽，不用水冲洗，也不收钱。附近还有小菜场，附近农民也到街上卖菜，有些农民天天在一些居民家门口固定卖菜。双阳路的长阳路口有一家中药店，里面有医生坐堂看病，也可以上门看病。旁边还有洗衣房、木头店、布店、理发店、酱油店。每到下暴雨，附近的路上（双阳路）就会积水。

当时政府有规定，在一条马路上50家门面内不能开两家老虎灶。但是这里就有两家老虎灶（弄堂口的一家是大伯开的），相互也积下一些矛盾。后来大伯在老虎灶后面用老二、老四的房间翻造了浴室。是盆汤，要拎热水倒在大脚桶里洗，一人一桶。上午是女顾客洗，下午是男顾客洗。当时我在浴室帮忙，主要是洗毛巾，上午还要给女浴室拎热水，一天有3角钱。浴室每年10月到过年是旺季，我可以拿12元；淡季时我只拿9元钱。我也想在浴室写名字（可以按份子分钱），大伯不肯。我性子急，和他吵过多次。

我们婚后，丈夫家的四兄弟都住在附近，吃在一起。家里是婆婆买菜，我要烧20多人吃的饭，大伯母（宁波人）在家却不做事。我上海话讲不好，“江北人上海话讲不来，下油锅”，不如不讲，但我听得懂上海话。1950年代初期大伯死后，老虎灶由三伯管。我还是做这些事，他过年也不给我压岁钱，我家老头子又不愿意与老三（指三伯）说。我就像是脚后跟一块皮，心里不开心。那时我刚生二女儿，时常气得饭后打嗝，我就开始吸香烟，吸过小美女牌（10支装），后来吸飞马牌，一包烟吸两天，一直吸到现在。后来我们就和婆婆分开吃，自己烧饭了。

我家老头子曾和二伯打算合伙入股老虎灶，后来没有做成。公私合营时，浴室全归公家管理了。老三不开心，还喝酒骂人，单位就把他送到安徽强迫教养。后来二伯和我家老头子就去有关部门反映老虎灶后面2间沿街的砖瓦房原来是我们的，单位把这2间房子归还我们后，老二和我老头子就商量，这两间归还的房子给我家住；我们原来住的1间草房给老二，另外再给他250元（是老头子在厂里借的）。我们住的这两间房子，每间大概有20平方米。

我丈夫是棉纺织厂职工，我是职工家属。我1951年后生孩子时，丈夫厂里都会发三尺红布的钱，当时，这笔钱我是给接生婆的。每次都是这样。我生过7胎，都是接生婆上门接生的。这个接生婆是我们同乡人，当时50多岁，在附近有些名气，她在老家做过接生婆，后来结婚到上海的。当时我们生一个小孩给接生婆3元，还给3尺红布的钱，留她吃一顿饭。我生小孩的时候是用灰袋（里面装些稻草、柴），上面铺一张草纸，我就坐在上面。我生女孩还顺利，羊水破了，孩子就落地；生男孩时羊水流完了还生不下来，很苦。头胎是1949年生的，最后一个是1963年生的，中间第五个是女孩，顺产，生下来3个月就死了。其他6个孩子（3男3女）都是吃我的奶，我生孩子时没有什么营养，就吃点豆腐、黄豆芽、麻油栅子烧汤，有点油水，可以下奶。几个孩子的名字都是我老头子起的。

我的工作经历

婚后我家只有老头子一人工作，他在三十棉清花间抱花衣，是厂里的头道工序，工资72元，我在家带孩子。因为人口多，粮食不够，生活困难，我妈妈让我把大女儿（3～8岁）、二儿子（3、4岁～7岁）送到乡下，让她来带，我每2个月寄10元钱给她，一直到她去世。1950年代初期，里弄里组织家庭妇女扫盲上夜课，二妈妈（二伯母）不让我去上夜课，我就让婆婆看小孩，自己到河间路小学上课，每礼拜一、三、五，一直读到4年级，自己可以看信。我还到白宁寺洗过衣服，1元／天，弄点肉，过个年。大跃进时解放妇女，里弄居民委员会照顾我，给我出来做事。

开始我在生产组擦铁块，0.8元／天。后来是拉劳动车，上午7时～下午4时，每天1元。当时我30岁出头，身高1.65米，体重大概110斤，军工路建造共青苗圃（今森林公园）需要砖头，我们每天从松潘路、杨树浦路拉碎石、三合土砖到军工路，一车有上千斤重，我们两个妇女拉一辆榻车，另一个女的身材比我小，我就拉重车，她在旁边推车。我穿一双鞋，两手握着车把手，肩上斜挎宽帆布带，沿途没有桥，要走2个多小时才到。回程是空车，她拉车，我就坐在车上缝穷（做针线活）。我们一天只能拉一车，当时我天天拉车，身体不好也照样干，每天带饭和剩菜，中午就在马路边花1分钱泡点茶水吃饭。当时我每月的定粮是25斤，还有几斤补助。大概做了大半年。

我35岁时还到码头上拉过冰块。全是做晚班。我从家里带着饭盒，走到杨树浦路，乘有轨电车到十六铺，再坐轮渡到浦东，那里的鱼轮停在江边，我们的工作是乘小船把装在大箩筐已经敲开的冰块送到停在黄浦江中的渔轮上，他们出海捕鱼时用这些冰块冷冻鱼虾。晚上码头上的灯不很亮，像鬼火，船在晃动，跳板很高，看不太清楚，我们换好工作服、救生背心、穿套鞋，戴上手套，从跳板上船。我们拉冰是两个人搭档一起干，用钩子拉大箩筐（里面放冰块），一个拉，一个拽。一次我在拉冰时，听说隔壁码头一个扫冰的工人滑跤掉下黄浦江，就找不到了。我当时吓一跳，蹲在地上连路也不会走了。

后来里弄安排我到矽钢片厂做外包工，厂离我家不远，要走半个小时。我在厂里工资每天1元，7分钱交搭伙费，自己拿0.93元。我开始搬过碎铁，后来在车间做辅助工。我们穿很厚的帆布工作服、大头鞋，戴防护眼镜、口罩和3层的手套，站在剪刀车上，一边一个人，拉下来的矽钢片的边丝已被切断，我们眼睛不能乱望，赶快要把剪下来的断头拉下来。到夏天，车间里是高温，鼓风机对着我们吹，我每天都喝盐汽水，总是全身湿透。在厂里，我总是带饭，中午吃饭，就买个蔬菜，喝汤是不要钱的。我现在腰直不起来，可能也与当年工作劳累有关。

进厂后，我和老头子都是翻三班，都是走路去上班，厂休日他是礼拜一，我是礼拜四，家里小孩主要是老奶奶照顾。我的工资大月30元，小月24元，家里用我的工资买米，老头子说“你拿的工资只是一个耳朵眼”。他的工资用来买菜和派别的用处。我们全家人都在老头子厂里享受职工家属半劳保，医药费可以减免。家里没有余钱。有时买不起煤球，就叫小孩到双阳支路的制钢厂拣煤渣，放在煤炉里烧。住的草房年年要修房顶，请人换草，看病也要借钱。每到家里小孩子要交学费时，老头子总是不愿意到厂里讲，不肯去敲图章（申请减免），也不大肯借互助金。

在家里，老头子对我不骂，也不吵一句。家里事他也做一些，他烧饭，我烧菜。当时全家8个人的衣服、鞋子（糊碎布、纳鞋底）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还要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做衣服、鞋子。平常缝缝补补也都是手工做。我们平时根本没有时间去公园、去看戏。1963年我生小女儿后，老头子说再生一个儿子，要一个桌子腿（指4个儿子），婆婆也要我再生。我坚决不养。

晚年生活

“文化大革命”时，三伯家的公私合营浴室被改做南货店的仓库。1968年，我的两个女儿分配去黑龙江农场，她们走前，家里人到红光照相馆（临青路、平凉路）拍过全家照。她们每人每月寄20元回家，后来两个儿子在上海进厂，三儿子当兵，家里条件好一些。我们就翻建房子。当时是包给别人做的，用了2000多元钱。当时女儿、儿子，我和老头子都出钱，还到他厂里借钱，每月扣10元，扣了2～3年才还清。老房子翻造后，家里是2层，每层2间，一共80多平方米。我们还用单位分到的购物票证，买了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我学会用缝纫机补衣服。“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家附近的居民委员会里有传呼电话，家里没有装液化煤气。

我1979年退休后，有时还去厂里洗澡，厂里每到中秋、过年还发些东西。1985年我们翻建的老房子被动迁，分到3处新公房，1988年、1990年我们先后搬到新公房。小女儿一室，小儿子、二儿子各一室半。后来厂里的3个车间关掉2个，我的老房子拆迁后，我就不去厂里了。我丈夫是2001年去世的。我退休前工资39元，现在退休金1500元。

（谈话人：阿宝，退休老工人，引翔港老居民，记录人：罗苏文；访谈时间：2010年1月）

蒋家浜生活（阿珍）

家世与童年

我的父母都是江苏高邮人，他们是同一个村的。我的爸爸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他的姐姐在上海做小生意，她到商店批些香瓜子再到马路上去卖。后来我父亲也到上海来，他没有做事，只是来玩玩的。当时我的妈妈也在上海做小生意，她是卖糖果的，到商店批一些糖来卖，和我姑姑差不多。

爸爸妈妈结婚后，爸爸在乡下种地，妈妈在上海做小生意。父母生育我们三个小孩，我的哥哥（生于1919年）是属羊，在乡下；1924年我是在上海出生的，我还有个妹妹是属兔子的（生于1927年）。有时我也到乡下去。后来爸爸把我放在箩筐里挑回乡下，妈妈也回乡。我9岁的时候爸爸在乡下生病突然去世了，后来妈妈也生病离开上海回乡，在我12岁那年妈妈也死了。当时家里没有大人了，我的哥哥才15岁，他在乡下种田。姑姑要带我到上海给人家做童养媳，我不肯来，哭了，她就用绳子把我扎起来，乘船送我到上海来的。妹妹在乡下给人家做女儿（养女）。想起过去的这些事我心里就难过（流泪）。

蒋家浜生活环境

我的丈夫也是高邮人，比我大1岁，有点文化。他家就住在蒋家浜，他是独生子。他1949年前就在冶炼厂做工，工资大概40～50元。我结婚的时候是热天，没有请客吃饭，没有拍过结婚照片，我哥哥也没有到上海来。当时只给我买了一件衣服，是中式的，很大。我们两人在蒋家浜借了一间草房，里面没有桌子，也没有床，就用别人借给我们的铺板，蚊帐、铺盖都是借来的，后来别人不要了，我们就用这些旧东西。后来公公去世了，婆婆再嫁，我们就自己生活。我们原来借的一间草房后来被卖给别人（做米粉饼生意），我们就自己盖了一处房子。

1949年以前，蒋家浜一带有些流氓，有时我们搓麻将，他就会来要钱，有时我们只好坐在马桶上，把钱藏在身边。还有一个流氓是阜宁人，没有工作。当时我们造房子，叫了木匠，买了木料，用户口米烧饭给造房子的工人吃，这个流氓就来敲竹杠，问我们要30元，我们拿不出，他就到高郎桥亭子（警亭）去报告，警亭就派人到我家把翻造房子的工具（斧头、锯子）都拿走了。我到巡捕房（警察局）要讨回这些工具，他们要我拿钱，没有钱就要让家里人做一个礼拜的牢。后来是我的哥哥到厂里把我的丈夫换回家，我丈夫再去榆林路巡捕房关了几天的。我们原来是造平房，遇到发大水时，墙篱笆的墙就有些危险，泥会冲掉的。后来又翻建两层瓦房，室内是泥地。原来打算翻造3楼，因为同邻居谈不通，不能翻建。现在我住的这间瓦房大概有16平方米，是1949年以前花费850元买的，房间里有搭阁楼可以睡觉。每年付地价税，现在还是9元多。

当时我家周围除了两条小马路（蒋家浜小街、茭白园路）外，其他都是烂泥地，也没有路灯。蒋家浜的地势低，下雨天常常积水，家家都有水。有时积水很深，几天不退，我们只好用盆子把水刮（舀）出去。我记得好像是在“大跃进”时才修了路，有了路灯。1958年家里装了电灯，原来是两家合用1只电表，现在自己装一只电表是100元。家门口的电灯是自己安装的。

家里吃水是到兰州路河（即杨树浦港）边去挑水，在涨潮的时候用小桶去挑的，一路都是烂泥地，下雨天脚踩下去陷得很深。回来后水里放些明矾再用。有时也到别人的土井用铅桶拎水。家里烧饭是用煤球炉。我们买煤球要到西边的陈家头。后来改烧煤饼，是店家送上门，“文化大革命”后家里又使用压缩煤气（液化气，定期调换）。

1949年前，蒋家浜如果请人代倒马桶，每天一次，费用是一只马桶每月几角钱。当时推马桶车的人推到路口，叫大家把马桶拎出来。粪车装满后推到高郎桥头的粪码头倒入粪池，再推车回来继续倒粪。“文化大革命”时蒋家浜居民还用马桶，各家自己去倒入公共厕所的倒粪池，不收钱，也没有时间限制，倒粪池没有冲洗马桶的水龙头，都是拿回家冲洗的，多数是痰盂，也有马桶。

我们一般到齐齐哈尔路菜场（长阳路以北）买菜。家门口10米的地方就有本地人种菜，挑着担到马路上卖菜。我们买米是到昆明路的米店买的。附近有一些点心铺（做馒头、大饼、油条、麻油馓子），我们不大去买。

我也上过会（指加入标会），每人出几元钱，放在一起，由1人管理，大家轮流借用，有困难的可以先借用，借用不付利息，过去标会很多，我只参加一个标会。1949年以前我存钱要走到长阳路、宁国路，现在周家嘴路有上海银行。邮局原来也在宁国路，现在新建的兰州路邮局还不满10年。

高郎庙我听说过，但不大去。大仙堂原来供过老太爷、胡小姐等木雕的像，有一人高，有一个老管家看守、打扫，他是苏北人，自己就住在里面。附近的人在初一、月半常去烧香，香烛都是从外面买来的。有人生病，家人就去烧香，也有附近农民去烧香的。大同会馆离严家木桥不远。有钱的人死后，棺材装船运回老家，没有钱的人就在大同会馆火葬。

家庭生活

结婚后我没有工作，家里人的衣服、棉袄、鞋子都是我自己做的。我21岁生大儿子，是在家里生的，是一个邻居老太太（接生婆）用老法接生的，那还是日本人在的时候。我生过6个孩子，死去2个（一男一女），男孩是难产，生下来就不行了。女孩长到5岁时生病死的。活下来的是3个儿子、1个女儿。

1949年前，我哥哥也到上海来，他先是卖臭豆腐干，就住在我家里，后来他和别人一起在齐齐哈尔路口卖甘蔗，就把卖臭豆腐干的小生意让给我做。我到齐齐哈尔路小菜场去批臭豆腐干，一般是下午我一个人挑了担子到外面去边炸边卖，在蒋家浜附近到处走，像齐四小学、沪宁戏院这些地方都去，炸好的臭豆腐是用稻草串起来。一天可以卖1～2板臭豆腐干。我天天卖，下雨天也照样卖。我做小生意的时候，大儿子就在家里带弟弟、妹妹。

结婚后我去过大世界，是和表兄（也在上海）、我们夫妻三四个人一起去玩的。我平时很少出去玩，家里穷，有时也和老头子一起去玩，没有去过外滩。年轻时我没有什么耳环、戒指、项链，也没有烫过头发。我在家乡没有看过戏，我们夫妻两个都不喜欢看戏。沪宁戏院我不大去看。

里弄工作

1950年代初期，我在兰州路高郎桥堍的环卫所工作过。每天到大连路去推过马桶车，⁽³¹⁾清早去，中午前回来，没有礼拜天休息，工资可能是20元／月。当时环卫所的头头叫我要好好干，可以升长工。但是我推车上桥时车太重，实在推不动。我就不去了。后来我又到冶炼厂做过家属工，是常日班，丈夫当时要上夜班，是基层干部。后来据说我家住在榆林区，⁽³²⁾不能到杨浦区去工作，我在厂里只做了一年就不做了。

当时，我也参加里弄扫盲上夜课，摘掉文盲帽子。后来因为怀孕了，走路不太方便就不去了。我自己锻炼锻炼可以看看报纸了。我在里弄做过小组长，比较积极。一个户籍民警是上海人，他说：“我看你做事蛮好，就做里弄干部好吗？”我就这样参加里弄工作了，开始每月只有16元工资。我参加里弄工作后，有时很忙来不及烧饭，就买些发芽豆、豆腐放在家里，有时老头子下班回到家，见我还没有烧饭，时间长了他对我有些意见，说你现在忙得很，不烧饭了，有一次他生气了，把发芽豆、豆腐都扔出去。后来我们都加入共产党，他比我早入党，在科室做检验员。

1958年“大跃进”时，我们里弄也办过托儿所，也有食堂。当时粮食紧张，家里来不及烧，我们就到食堂吃饭，家里难得烧饭。文化大革命前，大儿子买下别人的旧房子，是平房，就在我家前面，当时用了1400元。

“文化大革命”中，里弄有退休工人造反队，当时破四旧，是我用劳动车把大仙堂的一些木雕神像拖到下海庙去的。记得我们里弄干部也受到冲击。几个里弄干部被关在居民委员会的一间房子里，退休工人造反队把锣鼓家什准备好了，批斗我们的牌子也糊好了，还在齐四小学门口贴标语，把我们几个里弄干部的名字画了叉叉，还要我们站好队，扫地。后来因为《文汇报》社论发表，不准斗里弄干部，里弄搞运动就没有搞下去。我在里弄工作实际干了22年，后来被区里评为里弄工作三十年的先进，发过奖状。

管理传呼电话

“文化大革命”前，蒋家浜还没有公用电话。我1981年退休时，里弄又聘我管理公用传呼电话，我一直做到66岁（不算工龄）。

当时蒋一居委会、蒋二居委会各有一部电话（每个居委会都有1个电话机）。公用电话服务时间：6：00～20：00，我们分两个班，每人每天只做半天（6：00～14：00；14：00～20：00）。一般是两个人当班，负责1台电话机，一个听电话，另一个上门叫电话（传呼），叫一次3角钱，共有2台电话机。我对居民比较熟悉，跑得也快，常为居民叫电话。蒋一居民有97弄1～180号、75弄1～140号、59弄、109弄、33弄、长浜路等；蒋二是茭白园、江浦一村等，茭白园路南是蒋二，路北是江浦一村。蒋二居民委员会共有1000多户居民⁽³³⁾，有时也很忙。我喊电话一直做到73岁（1997年），后来因盲肠炎开刀就不做了。大家都装了私人电话，传呼电话就没有了。

当时电话间对面有个陆裁缝，齐齐哈尔路也有裁缝铺，都有缝衣机，做一件衣服十几元。我家姑娘有一个缝纫机，现在送给我的儿媳妇（她现在还在用）。我也纳过鞋底，织过毛衣，不会的就问别人。

现在乡下人来蒋家浜做生意的人比较多（多数烧煤饼），晚上有大排档、夜宵（长阳路、齐齐哈尔路），这些做生意的人就在附近借房子居住。

晚年生活

1992年我丈夫69岁时去世。现在我的四个孩子都在上海。二儿子原来到吉林插队，后来也回来了，现在我和他一家住在一起。前几年，我的儿子陪我回过老家去。在乡下的侄子也年年来上海，我的妹妹也80岁了，我和妹妹平常打电话。2004年大儿子一家将旧房翻建成两层楼，还把地面填高，这样就不会浸水了。现在我退休金926元／月，每月交2元党费。十多年前在昆明路、齐齐哈尔路有私人开的公共浴室，每人5元，眉州路的浴室（汽车加油站附近）是退休人员3元，青年人4元。夏天，我们一般在家里洗澡，冬天就去眉州路的浴室洗澡。我现在平时到江浦公园去走走，晚上到淮剧沙龙看戏，蛮开心的。2010年，我每星期二、六晚上都到淮剧沙龙去，一边看看演出，一边帮助烧开水，给看演出的居民们泡茶。

（谈话人：阿珍，1924～，蒋家浜居民委员会退休干部；记录人：罗苏文；访谈时间：2006年2月10日、2010年6月2日）

父亲与我（廼银）

我们家祖上是江苏阜宁人，我的爷爷听说是个船老大。我的爸爸叫韩学馨，小时候在家乡只念过两年书，他12岁独闯上海，当时他的哥哥已死了，家乡也没有什么人。我猜想，他可能是跟船来的，他刚到上海时曾经在曹家渡（沪西，苏州河沿岸）、小木桥（沪东杨树浦港沿岸，沈阳路）、三条弄（榆林路巡捕房附近）都做过事，是帮人家打工。我的妈妈是高邮人，家里没有田，她在申新五厂筒子间做挡车工。

从奶牛场到沪宁戏院

1950年之前父亲曾经在印度人开的牛奶棚（高郎桥的眉州路底）做事，先是打工，当时养的奶牛都是英国种，这是最好的。他们养牛挤奶后，就卖给专门的销售商，供应在上海的外国人（犹太人等），当时中国人很少喝牛奶。几年后父亲有些个人积累，就同印度人合办奶牛场，当时挤奶是人工操作，后来印度人回国了，就将奶牛场并给父亲。在黄兴路、眉州路一带也有其他中国人办的奶牛场。

当时高郎桥附近只有父亲这一家奶牛场，占地很大，房子有几百平方米，有堆放草料的房屋、牛棚，最多时有十余头奶牛，父亲请了雇工2～3人。我们家也住在奶牛场里面，家里有电灯，记得大门口也安装一盏灯，让过路的人也可以照明。吃水是到河里挑，家里有水缸。父亲的绰号是“小放牛”，他愿意帮助别人，人缘很好。他的草料房里堆着许多草料，如果有人家里缺少柴草，来找他，他就让他们自己去拿；有时有人没有米，找到他，他也总是让他们自己到米缸去拿一些。

可能是1952年前后，父亲奶牛场的奶牛逐渐生病死光了，加上政府要修筑长浜路，线路将斜穿奶牛场，结果爸爸的奶牛场就停业了，我家让出奶牛场土地，当时政府给了1000元。家里就在蒋家浜另行盖屋，是上下两层，居住面积约100平方米。

奶牛场结束了，父亲和一些附近的朋友合伙开办沪宁戏院。当时他是沪宁戏院的发起股东之一，发起建这个戏院时有股东20多人。好像是300元为1股，父亲只有半股（150元）。

沪宁戏院是一座高平房，座位原是长条凳，可坐460人；后改为椅子，有750个座位，最后发展为960个座位，伴奏人员原来坐在阁楼上，后来移到台下。夏天戏院没有电风扇，是用大纸板做成风扇，由人力拉动，后来安装电风扇。早期沪宁戏院的票价一般是分三档：0.15元、0.25元、0.35元，没有站票。平时天天演出，分日夜两场。星期天有三场演出（早、中、晚）。来这里演出的民营剧团有浦光淮剧团等。有些剧团在高郎桥演出期间就借私房住宿，有些演员就住在我家，给房钱，一住就是3个月或半年，当时我家可以安排5～6家住宿，其他股东家也有借宿的演员。后来民营剧团被解散、下放。

1950年代初期，政治运动较多，一个接一个（“五反”、“民改”、“肃反”等），有段时间，父亲天天要到市政府大礼堂学习、开会、交代，持续约半年。父亲在1950年前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他的字写得很好，但没有文化，当时搞运动，军代表要他记录会议情况，他根本不会做。当时虽然有剧团，但工作忙，运动多，一般人没有心思看戏，戏院经营自然不好。这家私营戏院经营一直不好，亏本，直接影响职工的工资，戏院稍微好些的时候，年终分红利也只有几元钱。后来沪宁戏院改为公私合营，派公方经理管理，仍用沪宁戏院的名称。文化大革命中，沪宁戏院改为电影院。

童年生活

我生于1940年，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我们住在蒋家浜小街时，附近有20余家本地人。当时我们吃水是到给水站自己挑，自来水进户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

姐姐和我都是在申新子弟小学读书，是免费的。我们在家里都说家乡话，在学校，老师说普通话，同学之间说上海话的多些。我在3～4年级时，老师教我吹笛子、拉胡琴。我也受邻居影响，喜欢拉琴，参加伴奏是自己玩玩的。当时戏院职工家属是不允许无票进去看戏的。我不太参加体育活动，这方面的兴趣不大。我中学读到高一，当时学费12元。

我21岁到建筑公司工作，做泥水工，后来是3级工，月工资52元。文化大革命中，我参加单位的小分队，是伴奏人员，我只是同一些有兴趣的人一起玩玩的，伴奏都是业余水平。

父亲后来在沪宁戏院工作，月工资30余元，他一直做到退休，退休金49元。父亲在戏院工作卖力，他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看戏，常值班，很少休息，年年拿奖状，但没有钱。当时我们家里全靠妈妈的工资开销。妈妈没有文化，参加厂里扫盲，没有扫出来。小时候家里母亲有手表，父亲没有手表。家里有收音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播内容较少。由于妈妈身体不好，“文革”前40多岁就退休，当时退休金只有39元。

我父亲不会唱淮剧，也不会伴奏，但他人缘好。“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派到楚城大戏院工作，实际上是被保护起来，没有受到冲击。我的父母他们都吸烟，晚年都有气喘病。母亲是67岁去世的，父亲是68岁去世的，父亲临终前交代要将他送回家乡去。我后来自己给父亲做了石碑，在阜宁乡下将他们落葬。

淮剧沙龙

据我了解，上海有些地方的戏曲沙龙演出时，主胡的劳务费在10～20元，票价3元一张。我们这个淮剧沙龙也许是上海唯一不付钱的淮剧沙龙，玩得长，也没有中断过，只有在2003年“非典”流行时一度暂停。我在淮剧沙龙主要是胡琴伴奏，也是沙龙的核心之一。来这里看戏的观众主要是附近居民，场子里总有30余人，我们演出时没有中间休息，观众进出自由，附近有公共厕所。观众一般喜欢听传统戏的折子戏，表演现代戏的不多。现在这里居民较少，也很少有人做夜班。逢到学校考试期间，为避免打扰周围邻居休息，我们演出时一般不敲打锣鼓，晚上9：00结束。周围邻居对沙龙平时演唱一般没有意见。现在这里既是淮剧沙龙、老年活动室，也是居委会的小会场。里弄的中共党员开会、募捐活动也都安排在这里进行，它是社区居民聚会的主要场所。

（访谈人：廼银，蒋家浜退休职工、老居民；记录人：罗苏文；访谈时间：2006年1月26日、6月30日、2010年6月）

童年往事（阿根）

童年生活

我祖父从江苏高邮来到上海生活，至今已有四代人，上百年了。据说祖父是纱厂的保全工，具体是哪家厂我不清楚。祖父的哥哥（我们叫二祖父）、姐姐（我们叫姑奶奶）都在上海。祖父36岁去世时我爸爸才5岁。姑奶奶的丈夫是扬州人，他摆水果摊（泰兴路，儿童医院），父亲有时就一个人跑到她那里去。

爸爸13岁就进冶炼厂⁽³⁴⁾，1950年后他一直在上海冶炼厂工作，月工资50元左右，退休时不过90余元。妈妈在里弄工作，收入大概是16元。我们兄妹4人，我是老大，生于1945年，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家6口，生活简朴，没有什么积蓄。1950年初，我奶奶就在我们家现在的房子一带种菜，她种菜是自己吃，不卖。我们家是妈妈买菜，每月15号爸爸发工资，16号家里就买些肉，吃一顿。一个月吃1～2次肉，过年也有请客，吃些红烧肉、鱼。家里也养些鸡、2只鹅，一般是在6月底开始养在弄堂里，喂些香莴笋的叶子，到农历八月半中秋节时就可以杀鹅，吃一顿。

小时候家里买过一个被橱箱，没有钟表，后来爸爸有一个旧的挂表。有时碰上要出人情急需用钱，爸爸就向同事、亲友借3～5元。家里小孩没有过生日的习惯，记得我10岁时，家里给我做过一套卡其布的新衣服，还剃了头，就是这样。

蒋家浜生活

小时候长阳路北沿杨树浦港西岸有一条南北向的泥路，来往行人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条泥路宽度大约2米，只够一辆黄鱼车（三轮车）通行。泥路西侧是堤坝，堤坝里面是排列不规则的住家，也有弯曲的小道可以走。下雨天我们上学都是赤脚走这段泥路，河边路滑，很危险。后来才修了长浜路（石阶路）。蒋家浜小街是石阶路（铺乱石），路面不滑，但是不平。其他小路都是烂泥地。大弄堂有路灯。当时新华医院、控江路一带农田还很多，多数是种蔬菜。

我们用自来水是到给水站去挑（蒋家浜小街、长浜路），有专人管理。那里砌了一个大的方水池装满水（晚上盖上盖子）。大家可用一个木桶舀水，洗衣服就在池边洗。当时计算用水量是用水筹，上面有“给水站”三个字，还有个小孔可以用线穿起来。水筹分大小两种，大概1角钱可买十几根大水筹，4～5根小水筹可换1根大水筹，每根小水筹可挑4桶水，大概是1分钱。各家买些水筹放在家里备用，去挑水时就按用水量付水筹，用完再买。

我家里有一只水缸，还打过一口水井，邻居也来用（“大跃进”时停用）。我7～8岁就去挑水，有时也帮邻居挑水。当时家里一般每天要用6桶水，一个月用水也就1角几分。电灯费一个月不到1元。煤球店在齐齐哈尔路口，我是用小车推回来的，记得10斤煤球是0.28元，家里钱不多，一次不会买很多。像我家这样开销，在蒋家浜几乎家家都一样。

齐四小学门口有4～5家大饼摊，不挂招牌，没有座位，也没有豆浆，只有外卖。2只大饼加1根油条，只有1角钱。江浦路（长阳路东）有家浴室，我们过年时去洗澡，人很挤，洗一次0.15元。附近有2～3家老虎灶（熟水店），分别在长浜路、齐齐哈尔路，蒋家浜小街也有。当时泡1热水瓶瓶开水1分钱。老虎灶在早上也是小茶馆，有些老人去那里喝茶聊天；夏天有临时浴室，用木盆洗澡，一次5分钱。我们买酱油、盐的小店就在蒋家浜小街，做衣服的裁缝铺在齐齐哈尔路、长浜路都有，使用缝纫机。公共厕所在齐齐哈尔路（昆明路口），有小便池、倒粪池（没有自来水冲洗），上厕所现在是3角。

由于蒋家浜地势低，每年暴雨期就出现阴沟积水泛滥，家里进水无法排除，只好用盆刮出去，要弄一个晚上不能睡觉，伤透心了。水退后因地面潮湿，老鼠、鼻涕虫、八脚很多。

求学与就业

我上小学时，在学校参加出墙报，中学时当过中队长、班主席。我每天上学要步行20分钟，中午回家吃饭，一般就用开水泡饭随便吃一点。下午放学回家才烧好炉煤球炉，烧开水、烧饭，照看弟妹，还要做其他家务事，像挑水、买东西，打扫房间。

因为我爸爸有工作，我的学费不能减免，一直是分期付款。当时家里经济较紧，有时也会拖欠学费，老师催我交学费，我也想不出办法。上到初二时，爸爸给我联系在冶炼厂工作，我就不再上学了。后来厂里没有收我（也许是听到我拖欠学费的事），我就成为社会青年。1960年里弄安排我们一批青年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吉安分校，蒋家浜同去的青年还在少年之家开会表决心，当时我16岁。出发时我带的行李是家里做的一个小箱子和一个网线袋。

到吉安后，家里凑了几个月的糕饼票买了一些糕饼寄给我，我和一些同事不到半小时就全吃光了。其他人家里寄来点心，也是大家一起吃。后来我上山搬木头，不小心弄伤了腰，无法继续在那里工作，我就回上海治疗。一年后我的户口迁回家。1963年经里弄分配，我进一家机器厂做代训学徒，后来就留在厂里工作。我是步行上班，工资补贴家用。1964年搞“四清”运动时，我脱产参与工作队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也做过“工宣队”（工人宣传队），后来在厂里退休。

“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大弟弟被分配去外地插队，后来上调工矿。妹妹被分配到郊区农场，后来是爸爸提前退休，让她顶替进冶炼厂。一年后冶金局、纺织局的顶替工实行调整：男青年都到冶金局、女青年都进纺织局，妹妹又离开冶炼厂进了毛纺厂。小弟弟分配在技校，毕业后进厂。

高郎桥的娱乐生活

蒋家浜、方子桥、茭白园三个地方居民差不多，互有来往，兴趣接近的人自然就一起玩。当时外来人到这里多是同乡靠同乡，在我的印象里，方子桥的苏北人是阜宁、盐城人较多；蒋家浜是高邮人多些，蒋家浜小街有7～8户本地人，也有阜宁、盐城、扬州人，较散；茭白园原来是农田，后来的住户有无锡人、浙江人，是杂帮。

小时候我看电影有两个地方，一是杨浦电影院（平凉路、临青路口）、另一个是沪东电影院（平凉路的八大埭）。看电影多数是学校组织的。学校组织的春游活动一般是去扫墓、参观等（去过宝山），来回都是步行的。

小时候父母去沪宁戏院看戏，不带我们小孩去，父亲在戏院工作的朋友，有时也会送他优惠票。蒋家浜有“马路戏”，是在长浜路、昆明路一带的空地上放几只长凳，天天演戏，围在凳子外的人是站着看，演戏中间会收费，有些站着看的人就走开，不给钱，但坐在凳子上的人必须给钱，大概1～2角。有时也有说书的书场，用油布拉起来。这些演员都不是蒋家浜的居民，来这里演出时，有些戏班就在居民家借宿。蒋家浜喜欢听淮剧的苏北人较多，喜欢唱戏的人都是业余的。

江浦街道的少年之家在齐四小学后面。齐齐哈尔路、昆明路都有小书摊，我常去借书看，将小菜卡或学生证押在那里，借一天只要几分钱。我小时候也喜欢踢足球，蒋家浜北面空地较多，有坟墓、外国人的石头墓碑（后来是上钢二厂），也有些树。我和同学一起去踢球。也喜欢自己用旧报纸、竹子做成风筝，到空地上去放。有时也下军棋玩。1950～1960年代的夏天，兰州路边的杨树浦港每到涨潮时游泳的人很多，大人小孩都有，当时水还不太脏，后来水质受污染，渐渐大家就不去游泳了。

耶稣堂就在现在杨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江浦办事处（昆明路1274号），蒋家浜也有信徒，当时信徒每年一次到河里去洗澡，男女老少都去。我小时候高郎庙还挂牌匾，有“高郎庙”三个黄色的大字，房子很大，并不破旧，墙面是用石灰水刷的，有2～4个尼姑，很冷清。我们小孩子生病，大人会到大仙堂求香灰（不要钱）、“做筷子”（请一专门做此事的老人上门，用筷子弄来弄去，祈神保佑），小时候有一次我发烧，也吃过香灰，后来家里人有病就上新华医院。

老工人家中的圣母像

高郎桥西头有2家照相馆，长青照相馆在长阳路（江浦路口）、万影照相馆在集福里（沪宁戏院）弄堂口，我和大弟弟、妹妹小时候都没有拍过照片，小弟弟是1956年出生，当时家里经济好一些，他刚几个月大的时候拍过一张个人的照片。1960年我去江西共大时，全家六个人一起拍了一张全家福。

淮剧沙龙

我十几岁就喜欢听戏曲，“大跃进”时沪剧、越剧、淮剧、说唱都很喜欢。我读书时就会拉琴。家里后来有收音机，我主要是听淮剧，也跟着哼几句，我妈妈也喜欢看淮剧，兄弟姐妹中只有我一人喜欢淮剧。我在1960～1970年代订阅《新民晚报》，约在1970年代后期家里买了12英寸电视机。

在淮剧沙龙成立前，我们几个蒋家浜的业余爱好者也有不定期的聚会。一般在晚上7时左右到某一人家中一起唱淮剧，有时也到街道的公用电话间，男女3～5人互学互唱，喜欢拉琴的人也来配合伴奏。当时的乐器都是各人自己买的，琴弦调换也是自己解决。四川路、城隍庙、南京路都有乐器店。买一套伴奏用的鼓、板约200余元。

淮剧沙龙现在的房子原来是大仙堂，供过菩萨。房产后来归居民委员会，曾经租给私人开店做生意，每月租金约1000元。后来居委会收回这间房子，改为老年人活动室。淮剧沙龙成立后，这间房子就成为淮剧沙龙演出的场子。

淮剧沙龙是1998年成立的。当时只有十几个人，年龄一般在50岁以上，60岁左右的比较多。当时只有四五个成员是核心，一起商量一些事，我也是一个。根据我们与居委会的商定：沙龙不用交房租；每月水、电费约80元，由我们支付；卫生清扫、维修、添置设备都也由我们自己解决。如夏天使用的电风扇就是从各人自己家里拿来的，添置音响设备需要500多元，也是几个核心出钱买的。

我们的沙龙组织演出花钱并不多。场地、表演、观看都是免费的；演员、伴奏员也不发劳务费。我们演出时不用花钱借场子，不向表演人收费，演出后也不安排一起吃饭，安排比较灵活简单。每个表演人可以唱2～3段，喜欢演唱淮剧的业余爱好者大家都是一起玩过的，比较熟悉，演出前只要发个通知，他们就都会来。

淮剧沙龙的日常演出是每周二、六晚上7：00～9：00。一般由1个人（或2～3人）清唱一些段子，不化妆。演唱、伴奏都是免费的，沙龙有一个专人为大家烧茶水，免费供应，打扫卫生。春节化妆演出，一般要邀请附近一些唱戏的朋友来参加表演，向观众略收些钱，多少没有规定。由各人自愿出，一般3～5元，也有2元。来的演员除了附近的居民外，也有来自宝山、淞南的朋友，我们也到梅陇去演出过。因为路途太远，后来联系不多。我们每年共有四次化装演出：春节（3天）、五一（1～2天）、中秋（1天）、国庆（2～3天）。化装演出需要排练，由演员自己借服装、自己化妆。2005年春节时我们从年初二到初四连演三天下午场，一个下午场约有十几个人上台，春节三天中参加演出的约有50余人次。有的人唱一出还觉得不满足，有个87岁的老太太也要唱2～3段，她还特别喜欢唱小姐的戏。观众一般是老年人多，女的多。

淮剧沙龙春节演出《白虎堂》（2006年）

淮剧沙龙春节演出《卖子》（2006年）

我在沙龙担任伴奏，我们没有固定的指导，有的人某些方面懂得多一些，大家就多向他请教。平时演员都自己练唱、练琴，一般是上午9：00～11：00到高郎桥附近的平凉公园、兰心广场、江浦公园去练嗓子、唱歌。我们学唱淮剧是自己买淮剧唱段的碟片，边听边学，我自己还将有些唱段的词、谱抄在本子上，发给一些演员参考。

（谈话人：阿根，蒋家浜居民；记录人：罗苏文；访谈时间：2006年1月26日下午、6月29日下午、2010年6月）

【注释】

(1)今隆昌路东，周家嘴路以南。清中叶形成，周塘浜向北折西，并有东西向两条支流，北支流的终端有周家湾头，居民多姓周，故名。其东支流在转弯处称南周家湾。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页。

(2)1937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申新五厂、申新六厂、上海纺织印染厂均遭轰炸，被迫停产。上棉三十一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1册，第13页。

(3)1951年2月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全国总工会劳动部部长到申新五厂抓试点。4月下旬申新六厂根据劳保登记发出家属诊病证2947张。

(4)1938年3月上旬，南市、闸北、虹口（四川路桥下段）陆续开放，入居者使用“良民证”。往杨树浦须领“通行证”。开放地区仅设一、二处入口，规定通行时间：上午6时～下午6时。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707页。

(5)方言，即祖父。

(6)1941年1月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开始发行中储券，最初与法币等价使用。1941年12月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中储券乘机大量出笼。1942年3月汪伪财政部将中储券与法币的比价，改为77元∶100元，到5月26日该比价已递减为50元∶100元，法币价值已贬低一半。6月汪伪政府正式公告禁止使用法币，以中储券为唯一“合法通货”，持有法币者以2∶1的比率调换中储券。战后国民政府于1945年11月1日起，以贬值的法币按1∶200的比率收兑中储券。洪葭管主编：《上海金融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7)华亭乡于1950年置，武家宅位于村境东部。清康熙年间武姓由曹王迁来始居，以姓名村，聚落矩形。主要河道张浦塘。张裕明主编：《嘉定地名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9、165页。

(8)1924年9月3日～10月15日，齐燮元、卢永祥之战，嘉定毁屋2028间。张裕明主编：《嘉定地名志》，第14页。

(9)松江“老来青”由我国老一辈农业专家陈永康培育，经过江苏上海两地合作改良，成为新一代品种“苏沪香粳”。由于这种大米“早播、早发、早熟”，生育期较短，因此新大米上市时间比市郊其他品种大米早一个半月。煮成米饭晶莹如玉，食之清新可口，黏而不腻，熬粥黏性十足。《新民晚报》，2006年9月11日。

(10)潘家桥：曹王镇东，跨界泾，俗称界泾桥，建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89年），是嘉定东北与宝山交往的主要桥梁。1898年修建。张裕明主编：《嘉定地名志》，第684页。

(11)1914年宝山县由代办所升为邮政局的有3地。二等邮局：罗店、宝山，三等邮局：江湾。1928年罗店降为三等乙级邮局，有员工3人。沪太公路通车前罗店邮局进出邮件均从宝山转口，通车后改由沪太长途汽车托运。《宝山县志》，第401～402页。1911～1920年嘉定先后设邮政局4处。二等邮局：嘉定、南翔、安亭；三等邮局：黄渡。当时嘉定的乡村邮路均为步班，是按点邮递，再由代办所、信柜、通信站转送。杨于白主编：《嘉定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页。

(12)潘指行是我父亲一辈，他是民主人士，办过《嘉定新声》，后来在银行界工作。继任教育局长是杨希时。

(13)普通学堂，始建于1904年，校址张马弄（今塔城路278号），占地2.13公顷，建筑面积1.01万平方米，黄世荣以吸收普通平民子弟入学为宗旨。张裕明主编：《嘉定县地名志》，第704页。

(14)启良学校建于1915年，在启良路62号，占地1.9公顷，建筑面积7500平方米，校长顾其义。后任校长戴世慕认为“当今要唤起民众，启发良知，教育救国，振兴中国”，遂以启良为校名。1920年迁秋霞圃。战时因校舍炸毁一度停办。1946年嘉定名流廖世承、吴蕴初、胡厥文、浦泳等组织复校，设初中部、小学部、幼儿园。1956年改为公立城区第一初级中学，后称启良中学。1956年小学部迁至城中路17弄4号（称城中路小学）。

(15)沪宜公路（上海—宜兴）由官商合办，于1935年7月筑成。全长139.14公里（嘉定县境33.18公里，宽7～12米），当时号称“江南第一大干道”。杨于白主编：《嘉定县志》，第684页。

(16)1906年在安亭震川书院旧址创办的苏松太道立震川中学堂是县境创建最早的中学之一。杨于白主编：《嘉定县志》，第790页。

(17)1940年申新九厂开办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设纺织、染化、机电三系科，学制3年。战后该校改为4年大学制的中国纺织染工程学院，1948年又改为中国纺织工学院。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第251页。学校由荣鸿元、吴中一、唐鑫源分任正副校长。在小沙渡（西康路）、新闸路自建校舍，免收学费，膳宿由学校提供。毕业后由学校负责分配进申新系统工作。当时每年应考千余人，录取仅20余人。1950年私立中国纺织工学院与文绮染织专科学校（1936～ ）、诚孚纺织专科学校（1940～ ）、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1942～ ）合并为私立上海纺织工学院，1951年并入华东纺织工学院。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689页。

(18)顾乾麟（1909～1998），浙江南浔人。曾任上海怡和打包厂经理、上海怡和洋行进出口经理、怡和纱厂代理人。1939年以“得诸社会、还诸社会”为宗旨，创办叔苹（其父名）奖学金，资助家境清寒的优秀学生，为得奖学生建立图书馆、理化实验室、免费诊所等。1946年发起建立上海市民急病医药助金社，任社长。1949年移居香港。后任香港怡和有限公司棉花及纤维部、贸易部经理，香港怡和有限公司董事局顾问，顾氏公司董事长，上海市第六届政协委员、第七届政协常委。1986年恢复了1950在上海停办的叔苹奖学金。1988年又在北京、湖州设立叔苹奖学金，被聘为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顾问。同年获美国圣罗士学院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著有《我之一生回忆录》。参见百度百科。

(19)1951年6月纺织工业部批准，在交通大学纺织系、私立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业专科学校纺织科合并基础上建华东纺织工学院。校址在今延安西路、中山西路交叉的原光华大学废墟，及农田计183亩。以私立上海纺织工学院校舍（延安西路1326号）为临时校本部。校产包括私立上海纺织工学院的教师20人、职工36人，学生363人，全部校产；交通大学教师6人、职工3人，学生96人、仪器设备；工专纺织科教师2人，学生21人，图书、仪器。1952年7月将原南通学院纺织科教师20人，职工9人、学生182人；武汉中南纺织专科学校英语教师1人、学生132人、新生50人；四川乐山技艺专科学校印染班调入。1953年7月苏州苏南工业专科学校纺织科教师7人、干部2人、职工6人、学生115人；上海华东交通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科教师2人、职工3人、学生108人调入。1956年7月青岛工学院纺织专科教师12人、职工17人、学生155人调入。1954年9月办工农速成中学，300名产业工人、干部入学。《中国纺织大学校史（1951～1986）》，上海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第3～11页。

(20)老织布间是德大纱厂时的建筑，因开办投资不足，建两层楼，约4000平方米。

(21)蒸喷制冷是近代纺织工业中的一项新制冷技术。作用是将空调洗涤室回水，经蒸喷制冷设备制成15℃～17℃（接近深井水的机器露点温度）的冷冻水。钱逸：《蒸喷制冷与节能》，《节能》2003年11期，本文献引自中国知网；1980年代后期随着国产双效溴化锂吸收制冷推出而淘汰。

(22)上海纺织局的工业利润分行业（公司）完成情况表显示，前两位：1958年棉纺织占38.4%、染织占25.5%；1959年棉纺织占30.5%、染织占24.8%。1949～1959年上海纺织工业总产值显示，染织产值均高于棉纺织产值，其中1958年分别是20.28亿元、19.92亿元；1959分别是22.27亿元、21.16亿元。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290页。

(23)以1971年与1965年比，三十一棉因印染车间被撤销（细纱纱锭数相同、布机多3台），总产值减少2981.44万元，约占当年总产值的31.1%；利润减少1103.13万元，约占当年利润的35.8%。据《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生产统计资料》计算。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油印本，1992年版，第14页。

(24)据1968年进厂的青年工人回忆“当时劳动部门的规定是：职工工作到23：00下班的可享受中班津贴。纺织厂中班下班时间都不到23：00，所以不能享受。进入1980年代后，纺织厂开始有中班津贴，具体时间应是在企业有分配自主权以后”。

(25)原为大宅、沈家桥两个自然村的农坟地。1921年日资公大纱厂建房需要用泥，占地挖了三个坑，最大的一个长150米、宽90米，另两个稍小。当时这里积水成塘，茫茫一片，俗称白洋潭。附近农民辟为鱼塘。1950年初，园林管理部门征用改为苗圃、鱼塘。1957年筹建公园，占地200余亩，1960年开放，名白洋淀。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页。

(26)分早、中、晚三班，按6个早班，7个夜班，6个中班顺序轮换，为一个轮次，期间休息3天。

(27)三十一棉当选局级先进工作者的男女比例：1∶6（1979年）1∶10（1982年）。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3册，铅印本，1994年第1版，第58、60页。

(28)当时“二传手”的评选范围，一般是在运转一线车间辅助工中男职工，人数众多，与挡车工的工作特点不同。通过评选“二传手”，调动辅助工的生产积极性，对稳定生产第一线发挥很大的作用。1985年厂工会开展提合理化建议活动，又召开“二传手”大型座谈会，表彰54名优秀“二传手”。上棉三十一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3册，第25页。

(29)1982年纺织局在辅助工中命名667名“优秀二传手”。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762页。

(30)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简称上海纺）在沪投资棉纺织厂始于1898年，到1940年先后在沪增设上海一、二、三厂，股权日人占77%。战后被中国政府接收，改称中纺第十厂。1951年改称国营第九棉纺织厂，简称九棉。

(31)1947年有木轮粪车132辆。1953年区境使用脚踏三轮车和手推胶轮车（容量均为220公斤），1957年木轮车被淘汰。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32)1950年代初期以杨树浦港为界，东侧属杨浦区，西侧是榆林区。1960年代前期，杨浦区、榆林区合并为杨浦区。

(33)蒋一居委面积约4万平方米，925户，3408人；蒋二居委约2.7万平方米，785户，2967人。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34)和兴炼铜厂，建于1912年，河间路826号，1938年为加藤公司炼铜厂，1953年称上海冶炼厂。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