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东纱业区的一个遗址

高郎桥原本是古代上海县东北角一座寻常古桥。近代之初的高郎桥地区得益于上海租界辟设的机遇，成为上海步入近代工业社会的舞台之一。随着纱厂区的植入，高郎桥地区的地貌特征变化，居民的地域来源、就业结构、生活方式的变迁，无不与近代棉纺织工业的百年兴衰历程息息相关，带有多重文化融合的印记。

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国民经济中，工业生产活动逐步取得主导地位，成为经济主体的发展过程，即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⁶⁹⁾

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始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上海的工业社会也同期起步成长，在近百年间经历三个阶段。高郎桥纱厂区的近百年变迁史提供近代中国工业社会起步、摸索、前进的一个缩影，留下值得深思的启示。

第一阶段始于民国初创期（1914～1949年初）。上海作为中国棉纺织工业的摇篮，曾刺激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业，由乡村进入城市。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上海成为国内棉纺织工业重镇，形成沪东、沪西两大纱厂区。高郎桥地区汇聚三家华资私营纱厂，成为近代沪东工厂区的北片纱厂区，吸纳6000余男女职工进厂就业，在厂区周边相应形成若干移民与本地人混居的棚户简屋片区。

第二阶段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1950～1992年），中央人民政府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我们的国家进入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为此国家制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方向。⁽⁷⁰⁾出于快速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目标，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被提升为国家的主人，人民共和国的大厦以工农联盟为基石。由于“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主要的还是由工人阶级生产积蓄起来的”。因此，“一面逐步发展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一面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后，就能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成为一个工业国家，成为一个富强幸福的国家。这就是共产党定出来的我们国家在目前过渡时期的总路线”。⁽⁷¹⁾正是在这一总路线的引领下，初创期的人民共和国约有1.4亿工人与5亿农民曾以主人翁的新姿态，携手竭尽所能、前仆后继，挑起为人民共和国奠基的重任。期间的高郎桥纱厂区也经历了多次产权变更，由私营到公私合营（1958年），又改变为国营第三十一棉纺织厂（1966年），该厂（职工最多时上万）在1949～1992年累计利税130919.58万元，是1958年杨浦厂（三厂合一）固定资产2728万元（净值）的47.99倍，也就是说创造出48个杨浦厂。⁽⁷²⁾同期，厂区周边上千职工生活区简屋蔓延、生活设施简陋的状况却长期未能遏制、改观，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工业用地与危棚简屋总是交错地分布在一起”，提供一个延续至今的例证。⁽⁷³⁾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1990～）世界科技经济发展呈现信息化、全球化趋势，使人类生活活动和社会活动开始进入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时代。从总体上看中国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继续完成工业化，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为此，2002年中共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⁷⁴⁾

沐浴着国情变化的春风细雨，中国的纺织服装业也成功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1）“纺织服装业是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重要领域。2002年中国乡村人口比重从1970年的81%（7.9亿人）下降到61%（7.8亿人）。当前约有1300万农民子女在纺织服装厂”就业。（2）纺织服装企业也成为中国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的强项之一。2002年中国纺织企业在境外投资建厂金额达50952万美元。⁽⁷⁵⁾中国纺织工业重获生机、站到新的起点。

然而，在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一个曾拥有上万职工的大型棉纺织国营企业（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曾以43年的昼夜生产，累计创造出的社会财富几乎是1958年固定资产的48倍（即年均复制出1.12个1958年的杨浦厂）骄人业绩，却在1990年代初期身陷连续三年的亏损困境，以停产结束。一个曾经辉煌的大型企业惨遭垮台的结局显然并非一个特例。

西蒙（Herbert A.Simon，1916～）在《管理决策新科学》一书（The New Science of Management Decision，1977）中认为，决策是管理的中心，贯彻管理的全过程；所以可以说，决策就是管理；也可以说，管理就是决策。他认为，1950年代后进入“决策理论”阶段。企业管理就是从确定目标开始，然后寻找达成目标的各种方案，对之进行评价并选择方案，然后在执行过程中进行考察和控制。全部过程就是决策过程。⁽⁷⁶⁾学者顾光青在考察杨浦纺织业的变迁与转型脉络后认为，企业是一个面向市场创新的微观主体。“企业是技术进步的主体，是一个产业的灵魂。企业的技术创新奠定了产业化的基础；企业有竞争力的商品拓展了市场，扩大了产业的规模。真正导致产业衰弱和公司消亡的，是这个产业中的企业缺乏企业家和创新精神”。企业成长依赖于能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其次，“公司的创新、高新技术的发展，都需要一定的制度环境”。“制度设计最主要的莫过于为所有公民创造出自由发展的空间，创造相互信任的预期，规定人们行为的规范”。“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建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环境方面”。此外，企业家是企业的领路人，重要的稀缺资源之一。“企业家最主要的是要具备寻找机会和开拓机会的能力。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指导如何去抓住机会并利用它”。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的生产由政府决策决定，企业只是按照政府的定位（产业规划、政策导向）来选择自己的空间”。“上海纺织业的全军溃退，与其说是采取主动调整的战略，不如说是被缺乏创新冲动、无竞争激励的企业制度击垮”。⁽⁷⁷⁾可见，担当创新主体的企业、使公民享有自由发展，遵守行为规范的制度环境、称职的企业家，三者构成推动企业不断创新的要素。学者丁学良认为，“企业家精神和才能对一个社会来讲是非常稀缺宝贵的资源，特别是对一个后发展社会。一个社会要想不断进步、持续的发展，就必须要给那些少数的富有创新精神和才干的企业家提供自下而上的最合适的条件和最小的代价”。“熊彼得把市场经济定义为‘创造性的破坏’（而不是破坏性的破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当一个企业家表现出与他的同时代人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时候——这些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最初通常不能被社会所广泛接受，甚至会引起一些震荡，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公正的稳定的法律架构，那么，尽管有些人不喜欢这些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我说的这些人既包括普通的民众，也包括商界的竞争对手，更重要的是那些握有大权的政府官员，但这并不妨碍企业家的创新之举可以继续下去，直到成功之日。否则，一个领导个人、一个地方政府，甚至一个地方上的黑道就能把一个企业家给毁掉”。⁽⁷⁸⁾对国企制度的审视、改革已经历经艰难、长期的摸索、尝试，付出了半个世纪、三代人的实践、牺牲，它的艰难生长仍有待在中国工业化进程第三阶段继续推进。

高郎桥的故事，发生在刚刚逝去的百年，它是近代中国都市一个棉纺织厂区从兴起走向终结的发展史，也是一个都市工业社区的演变史。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Hicks）认为，“工业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世界性的。它是当今我们最需要考虑的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在英国，无产者被吸收到产业工人阶级中去的过程大体已告完成；在其他大多数‘先进’国家，这一过程也已近于完成。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个过程不仅没有完成，甚至在许多场合似乎连一点进展也没有”。这一过程是工业化对劳动力市场冲击的产物，也是人口压力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表现。“农产品的增长并没有带动农业工人的相应增加”，“人口的移动一直是离开土地而不是趋向土地”。问题是人口增长的“大部分还是无产阶级，即前产业无产阶级”。“像以前一样，人们现在主要还是在城市里看到这种情况。但并不是在19世纪时人们看到这种情况的伦敦、巴黎或伯明翰等地，而是在拉丁美洲、非洲等不发达世界城市，诸如孟买、加尔各答、雅加达以及（当然也有）广州和上海。而现在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也不单出于过去的那种原因——不是为了发财致富或仅仅为了‘成功’、‘发迹’；‘示范效应’的增强还由于其他一些原因”⁽⁷⁹⁾。显然，吸收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也是工业化的目标之一。

2006年“现代纺织”作为都市型产业被列入《杨浦区十一五产业发展纲要》，是产业发展“两优先、两提升”方针中调整提升的对象和重点领域。它的目标是重点发展纺织新材料应用和家用纺织品领域，加快建设上海国际家用纺织品产业园和上海现代纺织科技工业园。原上海针织总厂（长阳路1080号）在2006年经申达股份所属的越众物业接手，与市设计协会合作建成“上海国际设计交流中心汇星广场”。该园区以工业设计为主题，涵盖建筑、景观、广告、纺织面料、服装设计等，兼营与设计相关的产品展示、技术培训等。作为高郎桥地区的一个新客户，2010年上半年园区入住率达98%，其中80%为设计公司。⁽⁸⁰⁾它与江浦公园、在建中的轨交车站是高郎桥西侧的亮点。

2009年杨浦的知识产业保持30%的增幅，区级财政收入增幅首次在上海全市中心城区中名列第一。2010年1月杨浦区获得“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的殊荣，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已连续三年居中心城区之首，它从“工业杨浦”向“知识杨浦”的转型，历时6年已告完成。“纺织品在日益显露高端发展前景的同时，也依然保留它贴近民生的悠久传统。统计分析显示，与纺织业相关的衣着消费是生活消费的必要组成（八大类消费中排第五至六位，按收入分组中，城市排第四至五位，农村排第五至七位）”。⁽⁸¹⁾

古老的纺织术曾伴随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繁衍不息，近代纺织工业的植入，引领中国走入工业社会之门；高郎桥纱厂区穿越晚清、民国、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的风雨洗礼，承载着近代产业史、棉纺织工人从业史、纱厂区居民家族生活史三方面交错、重叠的丰富历史信息，融入时光胶囊被封存，成为高郎桥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给中国工业社会变迁留下了一段记忆。

高郎桥地区是上海一个有300余年历史的老居民点，一个延续近百年的纱厂区。如今，经过300余年风雨洗礼、几经改建的高郎桥、高龄老工房、成片简屋区已成为这个近代沪东纱厂区最后的见证者。

高郎桥纱厂区的演变是由促成近代中国工业社会的多重因素，在特定的国情环境中长期生成、演变、积淀所致。它留下诸多值得沉思的时代话题。

近代沪东纱厂区生成的原因与特点。近代棉纺织工业属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较低、初级加工型产业部门。1870～1920年代，它首先得以在中国沿海港口城市落户，与沿海港口城市租界区近代城市化进程率先启动，拥有相对齐全的公用事业、市政设施有关。上海虽不在国内主要产棉区，但上海公共租界东、西两端属市区与近郊接壤地带，马路贯通、兼有航运之便，且人口密度较低、地价相对低廉，自然就成为工业投资的理想地块。不出半个世纪，形成沪东、沪西两个初具规模的棉纺织厂区。其中沪东纱厂区的特点如下：

1.以棉纺织业为支柱产业，形成占地大、分布集中滨江区和杨树浦港两侧（倒T字型）的大片纱厂区。沪东是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摇篮，首家华资棉纺织厂始建于1881年（1891年投产）。随着沪东纱厂区在滨江地带（杨树浦路）落户，沿杨树浦港北上，1928年沪东有棉纺织工人4.9万人，占上海棉纺织工人的47.3%。1950～1990年代，杨浦区境纺锭在10万枚以上的5家大型棉纺织厂（九棉、十二棉、十七棉、二十九棉、三十一棉）聚集在滨江区和杨树浦港两侧的纱厂区，是近代沪东老工厂区主体部分之一，曾长期是上海工业的金凤凰之一。

2.影响区境人口构成“三高”现象延续近百年。“三高”即人口总数高、就业人口以工厂职工比例高、女职工比例高。1900年，公共租界东区人口约6.2万人，1935年，杨浦区境已近45.7万人（约为1900年的7.4

【注释】

(1)顾传训等主编：《上海工业年鉴》（199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2)1992年职工43.29万人，占市区的11.60%；工业总产值300.59亿元，占全市13.58%。1994年职工37.89万人，占市区的10.48%；工业总产值348.68亿元，占市区的11.66%。1995年职工35.34万人占市区的10.44%；工业总产值359.53亿元占市区的9.58%。顾传训等主编：《上海工业年鉴》（1992、199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徐志毅主编：《上海工业年鉴》（1994年），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徐志毅主编：《上海工业年鉴》（199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3)《上海住宅建设志》，第215页；市房地局《“365危棚简屋”改造攻坚》，《文汇报》，2008年12月14日。

(4)1987年7月，上海启动365万平方米危棚简屋改造工程。江珉、陈思劼主编：《上海故事——一个甲子的万象更新》，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页。

(5)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296页。

(6)同上，第296页。

(7)李冬生：《大城市老工业区工业用地的调整与更新——上海市杨浦区改造实例》，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144页。

(8)1984—1990年用“联建公助”方法改善棚户简屋，建筑面积约62.5万平方米。参见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279～280、288、286页。

(9)1990年有旧里135.38万平方米。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市统计局编：《上海房地产市场2003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10)1958～1985年区境拆旧房347664平方米，拆迁户17785户。参见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1970～1978年区危房改建281996平方米，约占1949～1990年区新建住宅8247172万平方米的3.42%。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303～304页。

(11)施玮等编写：《宁国路街道志》，打印本，1993年版，第138、3页。

(12)莲莲口述、士秀整理：《五代纺织工人家庭变迁史》；《阿宝访谈记录》；《阿根访谈记录》。

(13)《范星访谈记录》。

(14)施玮等编写：《宁国路街道志》，第133页。

(15)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信访档：88-132（1987年8月～1988年5月），第122页；88-133（1988年5月31日～8月27日）第7页。

(16)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17)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信访档：88-134（1988年9月3日～11月16日），第81页。

(18)李家齐主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559页。

(19)孙丕鼎主编：《杨浦年鉴》（2003），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38页。

(20)《王琪访谈记录》；中中：《高郎桥印象》；莲莲口述、士秀整理：《五代纺织工人家庭变迁史》。

(21)叶伯初主编：《上海建设（1949～1985）》，第93页。

(22)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信访档：88-134（1988年9月3日～11月16日），第81页。

(23)杨浦区商业志办公室编：《杨浦区商业志》，第93、80～81、85页。

(24)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25)《张师傅访谈记录》；《王琪访谈记录》。

(26)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页。

(27)《阿珍访谈记录》；《老同志访谈记录》。

(28)传呼服务收费分本市／长途两档：0.05元／0.10元（1984年）；1992年2月分时段收费，7～19时：0.10元／0.20元、19时后：0.15元／0.30元。汪杰等主编：《上海物价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48页。

(29)《阿珍访谈记录》；蒋一居委面积约4万平方米，925户，3408人；蒋二居委约2.7万平方米，785户，2967人。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30)李冬生：《大城市老工业区工业用地的调整与更新——上海市杨浦区改造实例》，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169页。

(31)《阿珍访谈记录》。(www.daowen.com)

(32)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

(33)江珉、陈思劼主编：《上海故事——一个甲子的万象更新》，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34)72.7元（1980年）、73.5元（1982年）、74.7元（1983年）、91.6元（1984年）、118元（1985年）、140元（1986年）、156元（1987年）、190元（1988年）、217元（1989年）、243元（1990年）、281元（1991年）、356元（1992年）、470元（1993年）。颜德纶主编：《上海统计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页。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642页。

(35)《杨浦区金融志》第2册，第29、33页。

(36)杨浦区商业志办公室编：《杨浦区商业志》，打印本，1995年第1版，第33页。

(37)程钦泰主笔：《杨浦区服务业志》，铅印本，1992年第1版，第3页。

(38)莲莲口述、士秀整理：《五代纺织工人家庭史》，第4页；《王琪访谈记录》。

(39)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642页。

(40)《金娣访谈记录》；《范星访谈记录》；《王琪访谈记录》。

(41)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提前退休申请表》（1996～2000年），表8-6，第3～11页。

(4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文稿丛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08页。

(43)施玮等：《宁国路街道志》，1993年版打印本，第57、117～118、122～124、114页。

(44)王良钧主编：《上海市杨浦区江浦街道医院志（1960～1990）》，铅印本，1992年第1版，第116～117、119～120、122、9、57页。

(45)同上，第157页。

(46)刘兆忠主编：《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行政管理志》，1997年铅印本，第139～140、153～154页。

(47)同上，第102、103页。

(48)《伊梅访谈记录》。

(49)孙丕鼎主编：《杨浦年鉴》（1991～199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孙丕鼎主编：《杨浦年鉴》（1995～1996年），1998年第1版，第53页；孙丕鼎主编：《杨浦年鉴》（1997～1998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孙丕鼎主编：《杨浦年鉴》（2000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于明黎主编：《杨浦年鉴》（2001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孙丕鼎主编：《杨浦年鉴》（2002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页；孙丕鼎主编：《杨浦年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50)沈中海主编：《沪东工人文化宫志（1958—1990）》，第5、6页。

(51)沈中海主编：《沪东工人文化宫志（1958—1990）》，第50、51页。

(52)同上，第71、72、16页。

(53)参见沪东工人文化宫网页。

(54)周家友主编：《杨浦区文化志》，1995年铅印本，第6、9、11页。

(55)《袁文访谈记录》。

(56)施玮等：《宁国街道志》，第159页，周家友主编：《杨浦文化志》，1995年版铅印本，第73、74、82页。

(57)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831页。

(58)汪培等主编：《上海沪剧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59)郊区：奉贤、松江、南汇、嘉定、宝山，市区：南市、普陀、徐汇、卢湾。汪培等主编：《上海沪剧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60)1971年扬剧团撤销，人员转业。嘉定锡剧团1978年11月重建，1989年5月批准解散；1979年1月青浦锡剧团重建后因行档不全于1980年代中期解体。金山锡剧团也同起同落（1978年4月～1986年）。周良材主编：《上海锡剧志》，见周良材主编：《上海扬剧志、上海甬剧志、上海锡剧志》，1996年版，第208～210页。

(61)如《白蛇传》、《秦香莲》、《白虎堂》、《牙痕记》、《抢状元》、《八姐下幽州》，折子戏如《女审》、《拾玉镯》、《书房会》、《探寒窑》、《索礼抗君》等。习文、季金安主编：《上海群众文化志》，第1版，第201、202页。

(62)演出剧目有《母女心》（沪东工人文化宫）、《要彩礼》（沪西工人文化宫）、《蔡金莲告状》（卢湾工人俱乐部）、《探寒窑》（南市工人俱乐部）、《告御状》（虹口区虹镇街道文化站）、《拾玉镯》（浦东文化馆）、《书房会》（静安文化馆、市淮剧团合演）、《河塘搬兵》（普陀文化馆）、《刘二姐赶会》（十七棉、南市工人俱乐部合演）等折子戏。习文、季金安主编：《上海群众文化志》，第1版，第201、202页。

(63)其中《暖流》等4部戏剧获最佳演出奖，《党的女儿》等6个剧获优秀演出奖，评出“十佳业余演员”。习文、季金安主编：《上海群众文化志》，第202页。

(64)还有闸北区工人俱乐部、虹口区第一工人俱乐部、徐汇区徐镇街道文化站、斜土街道文化站等。习文、季金安主编：《上海群众文化志》，第202页。

(65)计有10家，其中9家每周有1次活动（南市、徐汇各3家），2001年在沪的江南丝竹演奏社团中有11家每周有一次定期演奏活动。阮弘：《国乐与都市》，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152页。

(66)1995年成立，十余人，队员中广东人（60～80岁）、上海人（约50岁）各半，每周六在溧阳街道的场地举行广东戏曲演唱。阮弘：《国乐与都市》，第159、160页。

(67)《阿根访谈记录》。

(68)电风扇就是从自家拿来，购置音响设备（500多元）是几个核心出钱。《阿根访谈记录》。

(69)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工业发展是工业化的显著特征之一，而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发展绝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总是与农业现代化和服务业发展相辅相成的，总是以贸易的发展、市场范围的扩大和产权交易制度的完善等为依托的。参见百度百科。

(70)“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国家，矿山工厂归国家所有，也就是归全体人民所有，国家办的矿山、工厂，是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所以叫做社会主义工业，不但新办的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就是现在归私人所有的工业和手工业，也要一步一步变成社会主义的工业。这样地发展工业，就叫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李普：《社会主义工业化与人民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1、4页。

(71)李普：《我们的国家要实行工业化》，李普等：《向农民宣传总路线》，通俗读物出版社1950年版，第7、9、17页。出版说明：该书收录的8篇文章是特地为农村工作干部写的，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可作为农村工作干部学习总路线的材料。

(72)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13页。

(73)李冬生：《大城市老工业区工业用地的调整与更新——上海市杨浦区改造实例》，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74)参见百度百科。

(75)杜钰洲：《携手并进 共创繁荣——一届世界纺织品服装自由贸易的新时代》，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编著：《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2003／2004），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60页。

(76)张培刚：《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8～529页。

(77)顾光青：《杨浦纺织产业的变迁与转型》，雷新军等：《城市产业转型比较研究：上海市杨浦区与日本川崎市的产业转型经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8、279、280页。

(78)丁学良：《中国经济再崛起——国际比较的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73、69～70页。引文见Joseph A.Schumpeter（熊彼得），Capital，Socialismand Democracy，Third Edition，New York：Harper ＆ Rows，1962，pp.82～86.

(79)［英］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2、143页。

(80)顾光青：《杨浦纺织产业的变迁与转型》，雷新军等：《城市产业转型比较研究：上海市杨浦区与日本川崎市的产业转型经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1、265页。

(81)顾光青：《杨浦纺织产业的变迁与转型》，雷新军等：《城市产业转型比较研究：上海市杨浦区与日本川崎市的产业转型经验》，第281～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