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主体：低收入群体

1980～1990年代杨浦区的产业结构依然是单一制造业的延续，工厂职工的主体已是1940年代后期～195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低工资的状况也仍在延续。1990年区工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为154.5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4.59%，工人近46万人。1978～1980年工人年平均800～900元，月均65～75元，⁽³²⁾1993年4月1日，长年与居民低收入同行的粮票、油票最后退出上海市场流通，⁽³³⁾宣告自1955年以来，上海市场上流通的计划票证最终退出市场，但居民生活消费提升相对缓慢。

工薪阶层

“文化大革命”后，上海职工平均月薪增加缓慢：56元（1978年）、1980～1983年，平均约工资仅增加2元（72.7～74.7元）。1990年全市职工平均约工资243元，而杨浦区46万企业职工平均月工资225.77元（含奖金、补贴）。⁽³⁴⁾期间，区境职工人参储面广，属小额储蓄。以上海香烟厂为例，1978年有大批老工人因退休中途退储后，参加零存整取集体储蓄的共有3338名职工，参储面达75%，月收储蓄金8098元，人均参储仅2.42元。1979年经宣传发动，参加3700余人，参储面达85%，月收储蓄金9288元，人均参储2.51元。当时区境开展里弄互助储金已有24年，16个街道156条里弄月收储金约40余万元，全年可回笼货币500万元，平均每条里弄月储蓄约2564元。以平凉街道为例，15条里弄（476个居民小组），14600余户（53000余居民），平均每条里弄约973户，参储面达106.57%，月收储蓄金49946元，每户月均参储3.4元。⁽³⁵⁾这项职工储蓄2.5元／月，里弄住户储蓄3.4元／月的调查结果，是杨浦区职工、居民整体依然属于中低收入、中低消费档次的一个缩影。参照同期区境自行车销售在1987年为16635辆，几乎是1980年（1568辆）的10.6倍，居全市各大百货商店之首。⁽³⁶⁾1990年区境有59家理发店，消费档次乙类占一半以上（特乙2、副特3、甲14、乙35、丙4）。⁽³⁷⁾也从一个侧面映证区境职工家庭消费的整体水平仍是中低档次的延续。

同期在高郎桥地区，一些三十一棉退休职工、居民也长期处于低收入的水平。莲莲回忆，“母亲（王富英，三十一棉副厂长）的工资是91元。她退休后又在方子桥居民委员会担任支部委员，连续义务工作了23年，连外出的车费、买笔记本都是自己花钱”。王琪是1963年大学毕业，分配在政府机关工作，“我工作一年后转正工资是65元，一拿就是18年没有动过。妻子的工资是41元3角”。王琪婚后与母亲同住在自家私房，“我们有2个孩子，是我们从小带大的。当年我们夫妻天天抱着孩子一起上班，一路上要换乘2辆公交车（22路、2路），途径5个区（杨浦、虹口、黄埔、南市、卢湾），我先与妻子同路，一起将孩子送到她单位后，我再乘公共汽车到单位上班”。⁽³⁸⁾

1990年杨浦区退休职工平均约退休金133.90元，是该区职工平均月工资225.77元的59.3%。⁽³⁹⁾一些三十一棉退休职工的退休金也偏低。金娣称“当时为了让儿子顶替进厂，1982年我退休时差一个月工龄不满15年，按15年算，退休工资只有25元，现在（指2003年）700元”。老工人吴财根回忆，“我做了40年木匠，在北京时我在重工业单位，工资定88元4角。调到上棉十四厂，属于轻工业系统，减去20元。1977年加一次工资，才回到88元4角，定级6级半。后来因为女儿在崇明下乡，为了让女儿顶替，我50岁时办理退休，1984年退休工资70多元”。余力于1992年底提前退休时工龄36年，当时他55岁，是按年龄一刀切，集体办理退休手续的。当时他的退休金是198元。阿宝退休前工资39元，现在（2010年）退休金加到1500元。

范星退休后曾在外地纱厂工作多年。1980年代还到过洛阳的联营厂指导，设计过12个提花棉布的新产品花样。1986年又去湖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2年，每月收入170元，吃自己的，一年只要900元，来回车票由厂方承担。1988年他到安徽当涂也做了2年，270元／月。1990年又去江苏扬中做了8个月，月薪是400元、500～700元、1000元，当时他与妻子俩一起去的，自己烧饭吃。“我负责技术，包括染缸、发料等；妻子是教练员，月薪300～500元，那里的女工月薪150元。从扬中回来后，我就不做了”。⁽⁴⁰⁾除非有动迁的机会，或子女买房，接他们同住，他们退休后一般仍住在厂区附近的老屋，延续一贯节俭的日常生活。

1996～2000年三十一棉全线停产，办理提前退休的职工中，居住在高郎桥地区的151人，约占9.16%。其中男工24人，提前退休时平均年龄为55岁半，平均工龄38年半；女工127人，提前退休时平均年龄46岁，平均工龄约22年半。这批平均年龄46岁，平均工龄约23年的女职工们，在1996～2000年被一刀切，集体办理提前退休，比以往正常退休年龄提前约5年离开三十一棉。⁽⁴¹⁾在2005年居住在高郎桥地区的三十一棉退休职工还有上千人。“高郎桥票子”的说法，直到2008年仍为区境一些中老年居民所熟悉，高郎桥地区作为沪东工厂街区的旧貌并未完全消失，它仍是沪东纱厂区居民点的缩影之一。

民营之花

1979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等六单位《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根据报告规定：共有70万人被摘掉‘资本家’的帽子，恢复劳动人民的身份”。⁽⁴²⁾由此，个体户恢复了劳动者的合法权利，成为进入市场参与自主经营行为的主体之一。在高郎桥地区，民营之花同样多姿多彩，与大型国企的经营滑坡、关闭形成鲜明对照。首先登场的双雄是基层单位组建的第三产业经营机构（简称“三产”）与个体户。1979年后安置返沪知识青年就业成为宁国街道工作的急务，于1981年成立生活服务合作联社，开办油酱、烟杂、饮食、百货等商店，补充商业网点不足。1984年宁国街道成立社会劳动服务管理所，兴办“三产”，经营范围有饮食、旅馆、五金建材、维修、托儿所、加工等。“三产”自1987～1991年由29个单位发展为32个；从业人员由654人增加为794人；合计营业收入2450.10万元、利润356.70万元、上缴税金68.51万元。街道企业实现由福利生产向生产自救过渡。1989年9月共青团中央、团市委在宁国街道试点建立“青年就业指导中心”。1991年3月宁国街道成立全市第一个待业青年团支部。街道劳动服务分公司自成立（1985年）到1991年，每年利润均列区第一。1983年11月街道的劳动服务公司成立辅助劳动队，为工厂企业提供辅助劳动力。1985～1991年从业者由257人增加为386人，营业收入合计1825.50万元，利润280.22万元，上缴税金169.93万元。⁽⁴³⁾这些“三产”服务点均设于高郎桥地区的居民小区，吸纳地区的富余劳动力，向居民提高日常生活服务，也面向工厂提供劳务输出（向工厂劳务输出人员约占“三产”人员的48.6%），成为分流就业人口的一个渠道。

表13-2　　　　　高郎桥地区（宁国街道部分）“三产”单位（1991年）

说明：施玮等：《宁国路街道志》，打印本，1993年第1版，第120页。

同期，高郎桥附近的两家街道医院经营也不错，规模逐步扩大。江浦医院是集体所有制医院，它在1962～1987年自筹资金搞基建，前后6次，建造总面积达1543平方米。1990年的固定资产约是1965年的12倍⁽⁴⁴⁾。1989年宁国路街道医院新楼竣工，建筑面积1387平方米，有医师25人（含副主任医师1人、主治医师3人）。1990年设有内科、外科、儿科、五官科、口腔科、妇科及中医。承担区境内5万余居民，近百家工厂、学校、商店的职工医疗服务。⁽⁴⁵⁾

1979年，新一轮个体经营的种子也重新获得自生自长的权利，使沪东商业贫瘠的土壤增添新绿。这年11月随着齐齐哈尔路农副产品市场再次复苏，其很快成为高郎桥地区的一个经营热点。商品由农副产品扩大为服装、百货、修理服务等，并更名为齐齐哈尔路综合贸易市场，这个菜市场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有简易营业用房700平方米，可安排190个摊位。1993年齐齐哈尔路综合贸易市场已是区境20个大型集市之一，年成交金额1895万元，在区境11个综合类集市中居第4位，同期的引翔港集市是第28位的小型集市之一。⁽⁴⁶⁾这也暗示高郎桥地区的居民聚居规模超过引翔港地区。

1980～1990年代，农贸市场不仅为居民提供日常生活便利，也是商人、居民大做小生意的舞台。1990年代杨浦区境的工商个体户数量与1979年恢复个体工商户发证前比户数增加约11.9%，从业人员增加约15倍。这些小商贩的经营特点：（1）人员构成以退休、退职、闲散人员为主。其中退休、退职占37.1%，闲散人员等31.8%，农村人员占17.5%，待业青年占13.5%。（2）经营行业以日常生活食、用类为主。商业占36.1%（副食、果品占11.4%），交通运输业占27.8%，饮食业占17.2%，服务业占11.2%。（3）经营者以个体户为主，资金流向集中在低成本领域：商业、运输、饮食。资金平均每户3409元，人均2752元。投资金额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业，3.24万元／人；其次是修理自行车，626元／人，最低的是副食、果品，283元／人。反映当时杨浦区的个体户以小本薄利经营为主，经营者的行业分布以商业个体户最多，人数过半，其次是饮食、服务、修理。⁽⁴⁷⁾个体摊贩与区境居民生存与共持续半个多世纪，与该地区长期处于低消费区吻合。

三十一棉女工伊梅下岗后，初期做过股票，后经朋友介绍，在一家食品批发部做过账，推销客户，分得几百元劳务费，还靠自学考出报关员证书。当时她已43岁了，单凭一张报关员证书很难找到报关的工作了。她回忆，“我只能自谋职业找出路了。大约在1994年我开始做华钟袜子的推销。华钟袜厂在平凉路、军工路（十九棉原址），它的袜子用日本进口原料（化纤多、棉少），产品以女袜为主，80%外销，内销20%，价格略高于国内。我曾创造出月销售10余万元营业额的成绩，老板给我月工资2000元，奖励300元。

1994年我与他人合租高郎桥附近的一间店面房子，10平方米，分割为2间，我的一间月租600元，店里只有一个柜台，后面是橱。我在区工商局注册。店里的商品主要是零售时令女袜，我还请一个三十一棉的下岗女工帮忙。为了扩大销路，我们还主动联系单位客户，上门推销。如我们曾到医院、学校、机关、工厂等单位去设临时摊位，一般是利用午餐时间，在单位的食堂摆摊位，向单位员工销售，定价适当让利，一般一次可以做500元，甚至上千元的营业额。当时我们是骑自行车去，车后驮着大纸箱。路远的就乘公交车。

当时国内短袜的进货、批发在浙江义乌，价格较低。我就根据季节变化，每半个月坐火车去一次。往返一次要两天，有时也与姐妹一起去。一次进货量的价值在几万元，用现金支付。我的袜店生意好，主要靠和气生财、薄利多销，近年到外地进货的事已托付上海的同行代办。目前店里商品除以华钟为主（有时批不到）外，还有外贸袜（较便宜）、进口袜（二等品），童袜、男女袜都有，类别从原来单一短袜，到现在有100多种，营业时间：9：00～20：00。袜子店的经营是我独立管理，资金周转靠我自己解决，我们店曾被评为先进个体户。附近三十一棉的老职工也常到店里坐坐”。⁽⁴⁸⁾

不出10年，伊梅实现由一个纱厂女职工到一个独立个体经营者的转变。1990年代高郎桥地区的个体户们是个体经营近60年被迫停业后，又恢复经营的第一批淘金客，要改变高郎桥地区的低消费面貌，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淘金者。

1990年代以来，伴随外来人口加入高郎桥地区的就业、入居，适应新移民群的商业服务设施也主要集中在齐齐哈尔路的长阳路以北，消费档次高低兼备。坐落在江浦公园东侧的鑫又鑫娱乐城，内设高档台球桌、棋牌室，附近路段的店面有简易话吧（兼营长途电话）、理发店、浴室、书店（兼营出租书籍、碟片）等，构成一些娱乐休闲小屋。长浜路的淮剧沙龙成为当地居民日常观演淮剧演出的消遣汇聚点。(www.daowen.com)

鑫又鑫娱乐场：台球桌（左）、棋牌室（右）

蒋家浜居民委员会文化活动室

简易话吧

帮困工程

1990年代以来杨浦区境工厂停产、工人下岗，高郎桥地区的街道组织参与低收入帮困、救济、职业介绍等工作，依然是一项长期的日常主要工作。宁国街道撤销后，这一工作由大桥街道接替。1995～2000年的6年间大桥街道低收入家庭的户数是1995年的20倍，救济面逐年扩大。2003年大桥街道计有失业2588人、持证残疾人1541人、大病医助435人、特困老人92人。大桥街道（包括高郎桥地区）的帮困工作分为：

蒋家浜小街

救助金：1993～1994年向待业人员发救济金15471人次，279万元，平均180余元／人次。1997～1998年全年救助金（还包括扶贫慰问金、支内补助）合计609070元。2000年全年救助金合计742720元，是1999年的1.22倍。2002年救助金计7540321元，是2001年的2.80倍。2003年13075748元，是2002年的1.73倍，是1993～1994年279万元的4.69倍。

实物补助：1995年向低收入家庭发粮油卡4000张，1997年4892张，2000年59217张。1997～1998年发出定期补助376人，每人40元／月。2000年实物补助290人，每人40元／月。2001年定期定量补助139人，每人276元／月；实物补助167人，每人40元／月。

介绍就业：2000年介绍就业1121人次。⁽⁴⁹⁾

大桥街道辖区接受救济的居民分定期、临时两种。前者是因为个人的某种身份（支内、特困生），或因家庭特殊处境（低收入户）；后者或是针对个人经济状况变化（失业、医助）等。这表明在该地区，由区政府承担的居民社会救助金发放范围，包括对个人、家庭的定期补助、助学金等。需要依靠政府救助的居民包括成年失业者、退休人员、患重病者、在读学生等。救助方式包括现金、实物、购物卡。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后，该街道的救助金逐年倍增。杨浦区以工厂职工为居民主体，由于该居民主体长期处于中低收入层，面对日常消费市场的价格波动，势必导致一部分居民家庭生活不同程度的陷入困境。

高郎桥北段两侧景观对照：东侧（上）、西侧（下）

沿马路的老屋与新厦

由工薪阶层、低收入居民主体、外来务工者三者结合，使一个人数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在杨浦区境蔓延，也从根本上掣肘这个低消费老工厂区的蜕变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