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屋区与群楼区为邻

1990年代初期的杨浦区依然延续着上海的工业大区的整体形象。在市区范围，它的三项指标分别为：企业单位767户，占11.59%；职工人数46.97万人，占19.27%，工业总产值154.38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占20.78%。⁽¹⁾其中后两项指标，杨浦区在上海的市区、郊区范围内均居首位，工业老大哥的身份延续到1995年。⁽²⁾

1949～1995年的46年内全市累计拆除棚户、简屋293万平方米。其中1990年代上海实施365万平方米成片危棚简屋改造，到2000年共计拆除简屋280万平方米，约16万户。⁽³⁾一些近代市区边缘地带的成片简屋区陆续被抹去。如沪西苏州河边的两湾一宅（潘家湾、潭子湾、王家宅）占地49.5公顷，原是市区内环线以内最大的危棚简屋片，于1998年12月21日启动整体改造，重绘宏图的按钮。2000年12月25日，上海宣告圆满完成“365”危棚简屋改造任务。⁽⁴⁾

高郎桥今貌

在杨浦区，自1980～1990年上海新一轮民居工程全面铺开以后，区境的高层商品房建成58幢，71.4万平方米，在建61幢，74.1万平方米（1990年）。⁽⁵⁾1989年引翔港地区也被完全铲平，拆除棚户10.72万平方米，⁽⁶⁾建成多层住宅15幢、高层住宅7幢。双阳路拓宽拉直。但是高郎桥地区北片的整体景观环境却似乎长期处在一个被时光胶囊封存在1950年代的环境。至今高郎桥地区的蒋家浜、方子桥等成片简屋区旧貌依然，与新建高层建筑群擦肩毗邻。

残留的简屋区

由于工业企业的动迁成本较低，动迁周期与开发周期相对较短，而旧住宅改造则相反，一般情况下，利用旧住宅改造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土地成本，是利用工业用地改造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土地成本的2倍（1999～2000年数据）。⁽⁷⁾因此，在大片厂区土地被商家置换、利用时，相邻的成片简屋区却显得冷清，无人问津。随着整齐、亮丽的商品房小区相继拔地而起，客观上又使周边简屋区的改造成本水涨船高，以致总体上延缓了工厂区环境整体改造的实现。在1990年代上海市区旧房拆迁进入加速阶段，杨浦区的任务重，进度相对迟缓，1990年代初期区境简屋面积约在65万平方米以上，占同期全市简屋总面积（123万平方米）的52.8%。⁽⁸⁾2003年全市简屋降至43万平方米，杨浦区的简屋面积10.9万平方米，约占25.3%。同时杨浦区的二等旧式里弄（非石库门）也在全市（九个老市区）占首位，有108万平方米，占全市二等旧里总面积的18.3%。⁽⁹⁾杨浦区大面积的二等旧里、简屋区，经翻建、搭建而向周边蔓延连成片状，成为沪东工业区居民生活消费总体水平偏低的一种醒目标识。

在计划经济时期，自住私房的居民一般无缘享受分配租赁公房的待遇，并须自行承担维修私房的支出。1950～1990年代杨浦区境陆续翻建后的私房简屋大都从草顶平房过渡为二、三层的砖瓦住宅，安装电灯、自来水。⁽¹⁰⁾由于私房维修、翻建长期须由业主自行解决，因此住房挤、设施差、建筑相对凌乱等问题突出。1975～1990年区政府建设科核发私房修建16301件，建筑面积61.84万平方米。1981～1990年（缺1984、1985两年）依据发出的临时解困执照222张／年，面积1564.7平方米／年，平均7.48平方米／件。⁽¹¹⁾无论是自行翻建或临时解困，简屋居民每户平均实际增加的面积均极为有限，只能是暂时缓解无房的窘境而已。期间，高郎桥地区一些简屋区的居民自己翻建老屋。三十一棉老职工莲莲回忆“我们有3个女儿。厂里造工房，我们没有伸手；1980年我们花了1500元翻建2小间，也没有向单位伸手”。⁽¹²⁾引翔港的老居民阿宝也在“文革”后翻建住房，“我们就翻建房子。当时是包给别人做的，用了2000多元钱。当时女儿、儿子，我和老头子都出钱，还到他厂里借钱，每月扣10元，扣了2～3年才还清。翻造后的房子是两层楼，上下各2间，80多平方米”。阿根家的老屋原是“文化大革命”前买的旧房子，是平房，当时花了1400元。2004年他们将旧房翻建成两层楼，还把地面填高，这样就不会浸水了”。“文革”中范星的三个孩子下乡，后来回上海，都是30岁了，“我们就翻造私房。原来家里居住面积60平方米，又添造了20平方米，有两层”。⁽¹³⁾自1940～2010年，这些几经翻建增高的简屋群依然坐落在高郎桥北侧，形成片状。

高郎桥简屋区之一

由于地处简屋区，高郎桥地区长阳路以北的整体建筑景观也长期延续。直到1990年，宁国街道境内的民居却依然是旧里、简屋的面积在住宅总面积中过半。住宅总面积582617平方米中，旧式里弄（指非石库门里弄）占42.6%，简屋占10.4%。合占街道住宅面积的53.9%，新工房（指1950～1960年代单位自建宿舍）38.4%。⁽¹⁴⁾这三类民居中，旧时里弄、简屋都没有管道煤气、卫生设备；新工房的厨房、阳台、卫生设备均为合用，居民自行搭建现象较多。三十一棉一位女职工小郭对老弄堂的生活难以忘怀。她1984年结婚时34岁，丈夫家住22平方米（7人），经厂部安排，照顾分配他们与公婆同一条弄堂的一个后客堂（10平方米）作为婚房。“我们住的石库门后客堂是没有地方可以开窗的。防空洞一样的房间里又暗又闷，又潮湿，进门要开灯，开门就一股霉气充鼻，缝纫机才买了一年就锈得不能用了，家具也已霉坏，板脱落。天热热煞，天冷冷煞，当晚上闷得睡不着时，被头里的霉味也跟着作怪，真想大哭一场。更苦的是没有灶间烧饭，用点水要跑几幢房子的路，到婆婆家去烧水；烧饭要等婆婆家烧好饭，再将油、盐、酱、醋等一样样搬过去，烧好饭又一样样搬过来”。“碰到下雨或天冷，两边灶间里人家烧饭关门，我们一手撑伞，一手拿瓶瓶盘盘，还要腾出手来开几道门，其艰难可以想象。于是，样样只好从简从便，有时只好在单位里洗好、吃好再回去。孩子在厂入托期间，洗澡、吃饭等，样样都是在我厂里解决的”。1988年厂里分房时，她写信述说婚后几年生活的不便，“恳求领导这次一定帮我解决，尊重事实，给我一个安身之地，使我们一家三口过上正常的生活”。小沈的住房属私房危房，面积约30平方米，原常住9人，因兄弟（37岁）结婚，已增加到10人。小沈一家三口（孩子28个月）住楼下8平方米暗室，由于无窗透气，阴暗潮湿，墙根经常长出蘑菇来。上面的阁楼因楼板缝隙较大，楼上一走动，灰就掉下来，女儿睡觉脸上要铺一张报纸。近来天气转热，由于又闷又热。要求这次分房子分下来的小房子给我过渡一下，或者有6～7平方米借一间都可以。⁽¹⁵⁾在民居尚未商品化的时期，若本厂不能解决，小沈一家除了继续等待，别无出路。由于国企经营走下坡，职工依靠本厂改善居住条件的期望也越来越渺茫，高郎桥地区居民居住困境的改善也难度更大。至今蒋家浜、方子桥两处简屋区总体旧貌未改（仅有沿长阳路北侧的旧式里弄、长浜路的茭白园陆续拆迁）。

搭建后的工房

自1950年代以来，高郎桥地区的老屋动迁几乎跨越近半个世纪，部分老居民陆续搬离老屋。动迁的起因有工厂区征地、市政工程拆迁、旧区改造等。中中回忆，“我家所住地方的老房子的拆迁断断续续有过好多次，拆迁户也分散居住在不同的地方。1950年代末（现在想来可能是‘大跃进时期’）矿山厂向北扩展，附近汤家宅的住户被安排搬迁到今鞍山、凤城新村一带，弄堂西头也有些住户拆迁，搬到凤城新村、鞍山新村，东头的拆迁慢一步，后来就停下来了。1980年代初拆迁了部分住户，一些住户搬进明园村。安排是零散进行的，各家自己去看房子，后来又停下来。1991年我家拆迁，当时据说是因区石油、煤炭公司要造煤球厂（后来好像也没造），邻居们分开后有些还有来往，互相留下电话”。1989年引翔港地区也被完全铲平，拆除棚户10.72万平方米，⁽¹⁶⁾建成多层住宅15幢、高层住宅7幢。双阳路拓宽拉直。阿宝家刚翻建一新的老房子也被动迁，分到3处新工房，一家人于1988年、1990年先后搬到新工房，子女各自分门立户。王琪的方子桥老屋是1999年动迁，他们也搬迁新居。

1980年代后期的一部分动迁过程拖延较长时间，难免给等待动迁居民的生活带来不便。1988年住在三十一棉厂一号门对面的一户双职工家庭，在给厂领导的求助信中反映等待动迁居民的苦衷。章师傅原来符合三十一棉的分房标准（13平方米，每人3.5平方米），因属拆迁房，户口被本厂冻结，不能作为困难户参加分房。随后，拆迁进展迟缓，厂里开展买房工作时，他们曾向领导申请购房，并自愿放弃拆迁房待遇，因本厂房源有限，未能解决。只能继续在老屋忍受诸多生活不便：因为没有自来水，家中长期不能烧饭，在食堂吃饭已20余年；进出的一条小胡同“垃圾成堆，地面高低不平，最窄的地方仅30公分，晚上没有路灯，我本人在这条路上多次撞伤了脚。特别是天热时，在小胡同口住有一户人家，就在弄口烧饭、吃饭、乘凉、看电视，使我们根本无法行走，为此多次发生纠纷”；“我们的房子结构很差，楼板很低，人站着，手伸伸长就可以碰到楼板，楼板结构很差，阁楼上的人走，楼板就弯下来，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阁楼上住着我的兄弟一家三口人（他们门进出在另一条弄堂），时有小孩吵闹”，影响休息。“如我一人在家时，就经常一个人到马路上去闲逛，或者到厂油房间看看书，待夜深人静时才能回家”。由于拆迁还有困难，他们唯一的出路，只有给厂领导写信，“我希望领导上能暂借一间过渡房给我住，使我们一家能稍微正常一些生活。”当时车间领导意见：“情况属实，请厂领导、房配组给予照顾，万分感谢！”⁽¹⁷⁾1990年市总工会进行一项万户职工生活调查。人均居住面积6平方米，辅助面积1.5平方米，人均4平方米以下的占23.8%。⁽¹⁸⁾对于当时长期生活在简屋区的居民，等待拆迁就成为他们改善居住困境的唯一出路。

2000年前后方子桥地区的老屋一度启动动迁进程，但进展缓慢。2003年西方子桥旧区改造基地项目（西起杨树浦港到眉州路，北自周家嘴路到长阳路）约148亩，是杨浦区最大旧区改造基地，包括近3000户居民动迁，⁽¹⁹⁾但仍有千余名原三十一棉的退休职工在原来厂区周边的老屋居住。由于陆续迁出的部分老屋长期失修、损毁，未及时清理，影响环境卫生，2006年莲莲夫妇因年迈搬至女儿家暂住，继续等待拆迁后再迁新居。⁽²⁰⁾2010年的高郎桥两岸的景观反差强烈，桥南的沿港两岸是群楼相映，桥北却依然是成片的简屋区（蒋家浜、方子桥等居民点），千余名原三十一棉退休工人几代人依然居住在与他们人生旅途相伴的唯一老屋里。咫尺之遥，如同两个世界、两个世纪、两种生活方式的对视。

水、电、煤、卫

1949～1985年上海市添建1700余公共给水站，100万棚户居民使用自来水。⁽²¹⁾1975年市区自来水普及率达到100%。在高郎桥地区，使用公共给水站的水龙头还很不便。王琪记得，“1968年母亲退休后，家里装上电表，花了300元。1977年自来水管接进居民家里，花费300元”。1988年住在厂区对面的三十一棉双职工章师傅一家（长阳路1369弄，13平方米），依然生活在没有自来水、没有路灯的环境中。“我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自来水”，“门口的一条细长窄小的胡同，只有我一家进出，既没有下水道，也没有自来水管子，我当然无法装自来水了。同时里弄里也没有公用给水站，所以我就无法用水了，既无法烧饭，也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无可奈何，只得将妻子与儿子统统送到丈母娘处去生活，本人则处处委曲求全，一天三餐只能吃食堂”。“一吃就是近二十年，身体愈来愈差，眼下胃病已很严重，经拍片检查患有胃溃疡等症，经常发作，疼痛难忍，一日三餐只能吃面食，而食堂经常稍晚一点就买不到馒头，造成有一顿、没一顿，使身体状况更趋恶化”。⁽²²⁾

在高郎桥地区，家庭煤气户的普及在同期上海市更是姗姗迟来。1967～1990年，杨浦区燃料公司销售统计显示燃料供应的主要变动是：煤球减少、煤饼增加、木柴退出、火油出现。直到1990年全区居民用煤户116458户，销售煤制品9.07万吨，比1980年（8.03万吨）增加11.28%。这表明同期区境居民举炊方式的变化只是取消木柴，及原煤加工制品的类别不同而已。⁽²³⁾1980年代，黑（煤）、白（粮）、绿（蔬菜），在市政府的议事日程中，是上海关系民生的大事。位于杨浦区的上海第九煤球厂（兰州路407号）日夜三班生产煤球，享受政府100万元／年的补贴（1995年补贴10万余元）。1997年市政府对黑（煤）、白（粮）、绿（蔬菜）的保护全部放开，生产企业不再享受财政补贴。该厂煤制品的月产量，1980年是10万吨，1993年仍有1万多吨，直到1999年年底，这家上海滩最后的一家煤球厂才停业。

1993年，上海市区的家庭煤气普及率达到57%，⁽²⁴⁾但在高郎桥地区，煤气用户在1980年代还很少。云绿新村（三厂自建公助宿舍）是1981年统一安装管道煤气，王琪回忆“1989年家里用上液化煤气，是一个同事转让给我的”。⁽²⁵⁾(www.daowen.com)

高郎桥地区居民能分享家庭自来水龙头、煤气灶的便利，比市中心区花园洋房、公寓、里弄的居民至少晚了近60年，也比沪东地区新公房居民迟了约30年。

当煤球、公共给水站于20世纪末年退出上海市区时，马桶却仍在简屋区跨世纪使用。1990年，杨浦区境仍有65%的倒粪站（378处）继续使用，收倒马桶数量约7.18万只，平均每处倒粪站约负责190只马桶。⁽²⁶⁾高郎桥西堍也曾长期设有粪码头。蒋家浜老居民阿珍回忆，“‘文化大革命’时还有马桶，各家自己去倒入粪池，不收钱，也没有时间限制，倒粪池没有冲洗马桶的水龙头，都是拿回家冲洗的，多数是痰盂罐，也有马桶”。1983年杨浦厂的老领导在离休后又搬回高郎桥的新公房小区，“是三室户，煤卫独用。因靠近兰州路环卫所，不便开窗。”⁽²⁷⁾1994年大桥街道（包括原宁国街道等合并而设立）、江浦街道分别改造垃圾箱44处、6处；公厕4处、3处；倒粪站28处、14处。这些公共卫生设施直到2010年在高郎桥简屋区依然还在。

江浦公园

方子桥倒粪站

公厕

1980年代初期公用电话进入高郎桥居民社区。蒋家浜老居民阿珍回忆，“蒋家浜文化大革命前还没有公用电话，我1981年退休时，里弄又聘我管理公用传呼电话”。她家附近的两个居委会也先后安装电话。公用电话服务时间：6：00～20：00，工作人员分成两个班，每班做半天（6：00～14：00；14：00～20：00）。每班一般是2个人当班，负责2台电话机，一个听电话，另一个上门为居民叫电话（传呼），叫一次3角钱。⁽²⁸⁾传呼范围包括2个居委会，“我对居民比较熟悉，跑得也快，我喊电话一直做到73岁（1997年），后来因大家都装了私人电话，传呼电话就没有了”。⁽²⁹⁾

商业设施更新

1978～1999年杨浦区的商业服务业经过20年的发展，增长十分缓慢。人均营业面积从0.29平方米，提升至0.87平方米，低于全市当时人均1平方米的水平。商业设施整体上“散、少、小、陋”，“摊亭棚”商业网点非常多，缺乏在全市有一定规模的商圈。有学者认为，这与工业衰退引发商业服务业的边缘化有关。⁽³⁰⁾同期的高郎桥地区，零售商业的格局变化甚微。1990年该地区商业网点28处，以低消费日常生活类别为主，其中粮油9家、食品5家、煤球3家、旅社2家、果品、饮食、菜场、理发、木材、餐厅、钟表、电视维修、纺织品各1家。

表13-1　　　　　高郎桥地区（宁国街道部分）主要商店（1990年）

续表

说明：带＊号，系1991年由属街道开办，经营烟糖油酱水果食品南北货。

资料来源：施玮等编写：《宁国路街道志》打印本，1993年第1版，第106、109～110、115页。

2000年，高郎桥东堍的长阳路两侧已是繁华商业路段，长约200米，人流穿梭。既是区政府的规划局、法检大楼所在地，附近有新设的餐饮、公园、沿港绿地、娱乐厅、银行，多条公共交通线路车站，在它的地下正在铺设跨越浦江的轨道交通线路，在建中的轨道交通12号线长阳路站就邻居江浦公园。高郎桥地区的长阳路两侧飘荡着时尚商业消费街的气息。

但在高郎桥北侧的成片简屋区，在齐齐哈尔路、昆明路一带，也聚集着不少流动摊贩（点心、蔬菜、小百货等），也出现一些私营浴室，消费低廉。位于昆明路、齐齐哈尔路的浴室，每人5元；眉州路的浴室，退休人员3元，青年人4元。阿珍的选择是“夏天，我们一般在家里洗澡，冬天就去眉州路的浴室洗澡”。⁽³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