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班工长与“二传手”

美国管理学家泰罗认为一个全能工长应具备九项品质：头脑敏捷，教育良好，专业知识丰富、操作技能娴熟，手腕灵活，勤奋努力，坚韧，诚实，判断力强或常识广泛和健康。因全能工长不易求，他曾提出“职能工长”的新概念，将生产管理的多种专业细分为若干部分，一人一职。这一设想在实践中没有取得成功，但从理论上为日后企业建立职能部门的设置提供借鉴。⁽¹⁰⁶⁾在1960年代后期的三十一棉生产一线的女青年干部，往往都经历过运转班工长的岗位磨练。她们具备初中或高中文化，是熟悉车间生产岗位的多面手，晚婚晚育，工作第一，但长期过度的工作劳累也极大损害了她们的身体健康。

按岗位定员，即按岗位数、各岗位工作量、劳动效率、设备开动班次、出勤率等定员。⁽¹⁰⁷⁾棉纺织厂的运转班也是如此。作为负责安排一个运转班当班女工调配的工长，责任大、担子重。闵茗回忆，“轮班工长既是生产第一线的班组负责人，名义上是全脱产干部，其实也是一名顶岗的‘高级预备工’。最头痛的是调配人员。有时请病、事假者集中在某一、两个工种，大大超过了预备工的配备数（一般为一线职工人数的8%～10%），缺勤居高不下，只能关掉部分机台，但势必影响后道工序的正常生产”。“最怕的是前纺出勤率很低，而后纺却到工情况不错，大部分机台都开足，那么如何保证后纺的产品供应量就成了我最头痛的事。这时我常常要轮换顶岗，像个‘猢狲’，跳东跳西，不但要抢产量，还要保证质量；若发生意外情况，还要赶快想办法‘救火’，使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真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按规定，因缺勤率高而关停的条、粗机台，在下班之前必须做好清洁工作才能交班。如人手不够，这项工作也只能自己顶上去。总之，凡是条、粗、精生产流程中的任何岗位，只要人手不够，我都要能顶岗，即使是平时很少接触甚至从来没有操作过的工作，我也必须学着去做。我边干边学，时间一长，成了‘三脚猫’、‘高级预备工’。运转一线其他班工长的情况和我差不了多少，都要练就‘十八般武艺在身’，‘拳打脚踢’才行”。可见，轮班工长肩负双重角色，既负责轮班生产中的指挥、调配，在班里配备的预备工都顶岗补缺后，轮班工长就成为事实上仅有的最后一名预备工，为了确保完成计划指标，生产中发生的缺员问题只能靠她个人尽力化解，别无选择。

细纱车间老职工宝尔回忆，“车间是甲、乙、丙三个班，每班设一个工长、副工长，工长和书记之间是以工长为主，他负责安排生产，书记是半脱产，如工长不在由书记负责。工长是‘老黄牛’。”⁽¹⁰⁸⁾到“文化大革命”中期全厂基层党支部书记实行全脱产。随着三十一棉职工队伍年龄趋于老化，运转班部分中老年女工体弱多病，或提前退休，厂部在设备（细纱纱锭数、布机台数、印花机或纺丝机台数）、技术大体相同情况下，要完成国家计划指标，主要途径即千方百计降低人力成本。于是，严格控制挡车女工病假率，必要轮班工长的年轻化、压重担，自然是缺一不可的保障环节。

闵茗说，“我当了近两年的‘高级预备工’，个中的酸甜苦辣说不完，最苦恼的是我的身体越来越差。由于长期精神压力大，体力透支，生活作息多变，我的体质明显下降，免疫力差，时有心动过速，经常感冒咳嗽。我还得了‘美尼尔综合症’，发病周期从开始时大半年一次，到四五个月一次，再逐渐发展到一两个月一次，而且每次发病都在早晨上早班期间。那种难受的滋味，至今想起来仍让我不寒而栗”。⁽¹⁰⁹⁾傅莹回忆，“我是留厂的技校同学中最早入党的，进厂2年我就担任工长”。⁽¹¹⁰⁾傅莹在任工长时“不坐办公室，总是到车间去，替换女工吃饭、上厕所。当时我走路像飘，有时会昏过去，上夜班时曾摔倒在地上，用冷水洗脸后才醒过来。我在车间工作时，抽屉里都放些常用药、苹果等，有时可以给女工急需时使用。我们同班同学中有2位男生担任车间副主任，1位女生担任车间党总支副书记”。1980年代轮班工长不仅是运转班的顶梁柱，也是工厂生产一线的技术骨干。雪珍回忆，“1980年我做轮班工长，也就是值班长，当时我的工号从‘3’打头（工人系列），换成‘7’打头（干部系列）。当时我参加厂里的技术咨询服务工作。根据厂里的安排，我们组成有关方面的技术咨询小组到洛阳工作3个月，解决当地纱厂的技术难题。1982年我又到芜湖去了3个月，回来后担任车间副主任，上常日班，协助车间主任安排四班三运转”。⁽¹¹¹⁾“文革”前后进厂的青年学生，在1980年代陆续充实到三十一棉车间领导岗位，她们从女工、班组骨干、轮班工长、车间主任，一个个台阶走上来，熟悉车间管理业务，得到职工的信任、彼此建立深厚的友谊。但长期紧张繁重的超负荷工作，缺乏必需的营养与休息，致使她们的体质明显下降，在不同程度身心疲劳⁽¹¹²⁾的状态下敬业尽责已是力不从心。

三十一棉女工（傅莹提供）

1959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F.Herzberg）就人们对不同刺激因素所作的反应进行大量调查，根据近2000个答案的统计分析，写成《激发工作动机》一书。他将满足人类需要的因素归结为两类：（1）“保健因素”，也称“维持因素”，包括企业政策的公平合理性、工资、工作条件、与上级及同事的关系等。这类元素只能消除工人的不满，不能就刺激他们的积极性。（2）“激励因素”，包括工作成就、工作的被人认可、工作的挑战性、责任和前途等。他认为，真正调动人们内在积极性的力量存在于工作本身。他建议可以通过工作丰富化（Job Enlargement），使个人的工作内容纵向发展，包括设计、计划、组织、控制等管理职能。通过工作来加强责任感和成就感。另据1973～1974年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的调查，超过半数的工人确实把对工作的成就感和有意义的工作列为激发积极性的首要条件。⁽¹¹³⁾

三十一棉是单一制造业工厂，生产一线是运转班，女工占大多数，唱主角。自1960～1980年代厂里评市级、局级先进一般有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两种，于是女先进的总人数往往总体上高于男先进。1977～1988年厂里评出的市级先进23人，是清一色女性。其中市级先进工作者、劳模合计8名、新长征突击手2名，合计10人；另有市级三八红旗手13人。1977～1991年间纺织局先进工作者评选10次，三十一棉共有91人当选，其中女性66人，男性25人（约占27.5%）。⁽¹¹⁴⁾袁文回忆，“在我的印象里，厂里的光荣榜上只出现过一个男工⁽¹¹⁵⁾，是中年人，女工一般是操作工，评上先进时往往年纪比较轻。”由于行业男女分工关系，在纺织行业职工劳动竞赛的平台上，女工受到的关注、获得荣誉的机会自然高于男工。武宝璋1946年大学毕业进申新六厂，是纺织工程技术人员，他回忆“我进申新六厂后就一直做到退休，没有离开过。因为厂里的运转、保全、空调、原料都属生产的重要部门，我长期从事设备方面的安装、调试、维修工作，比较熟悉情况，厂里对这类岗位的人员一般不轻易调动”。“评上先进的职工一般是操作熟练、能吃苦、生产效率高，是要花费精力，很努力去做的。我在厂里是拼命做。1957年我被评为厂级先进生产者（唯一的一次）”⁽¹¹⁶⁾。袁文含蓄表示“当时有种说法，评先进，‘本人要挺举，领导要抓举，还要看是谁来抓’，这两条缺一不可。如果技术不好，在工人中是没有威信的。我觉得纺织厂的女工上进心强，相对来说男工这方面表现不太突出”。1985年全厂党员几乎是男女各半（男333人，女329人），但运转班在培养干部时，一般也考虑女工多的因素，往往培养提拔女干部的机会更多些。在平平的印象里“纺织厂的女干部是粗活细活都能干，厂级女厂长不少，也干得不错”。同期的男青年难免也留有缺憾。袁文回忆，“一次车间要选举轮班工会主席，总支书记事先找我谈话‘打招呼’，表示车间女工多，选举女干部管理比较合适。于是我就退出‘竞选’。后来轮到评先进，即使大家推举我，到我手里，我也是圈去自己的名字。当时我很想学些技术，总支书记对我说，纺织厂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你年纪也不小了，现在再学技术也不合适，还是以后看机会吧”。1982年纺织局在辅助工中命名667名“优秀二传手”。袁文对此事记忆犹新。“1981年纺织局评先进有‘二传手’一档，当时‘二传手’的评选范围，一般是在运转一线车间的辅助工种，基本为男职工。工作特点不同。”“1982年11月我已离开车间调科室工作，仍被车间评为当年的‘二传手’，这是我在纺织厂唯一获得的一次先进表彰，当时局工会组织我们到无锡去休养，男工约占4成。后来局里再没有评‘二传手’”。1985年三十一棉工会开展提合理化建议活动，又召开“二传手”大型座谈会，表彰54名优秀“二传手”。1980年代中期，三十一棉通过评选“二传手”，调动辅助工的生产积极性，对稳定生产第一线发挥很大的作用。⁽¹¹⁷⁾但棉纺织厂的舞台过于关注单项操作能手的选拔，难以成就风采各异的人才。

纱厂运转班、常日班的工作环境，营造一个以轮班为范围的相对熟悉、大体固定、内向的环境。一般职工的工作岗位极少变动，职业经历基本上限于班组、本车间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同事彼此很熟悉，甚至胜似亲人；而这个范围外的同厂职工之间，即使共事多年也可能所知寥寥。袁文回忆，“厂里职工都在食堂吃饭，但是常日班、运转班是轮流吃午饭。午餐时间早班工人在9：30～10：30；常日班工人是11：30；12：00是厂部科室干部（按规定最后一批吃饭），因此彼此碰不到，运转班工人一般不认识厂领导”。织布车间老工人张师傅回忆，“厂里同事只有本车间的很熟悉，其他车间的不搭界。车间里女工的岗位80%是不动的”。在三十一棉，班组范围是职工们工作中朝夕直接接触、最熟悉的人际关系圈子，也是他们获得、分享信息、帮助、交流的主要渠道。

【注释】

(1)［美］彼得·F.德鲁克著、沈国华译：《新社会——对工业秩序的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2)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1册，第17～20、23、27、28、30页。

(3)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39页。

(4)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1册，第30页。《三年来战斗历程的回顾》（1969.8），国营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印染厂工会造反队档案69-1，第22页。

(5)刘述周（1911～1985），江苏靖江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春调任中共华东局工业部副部长，1954年调到上海市委工作约12年。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1955年当选副市长，不久被选为市委书记处书记，先后兼任科委主任、华东和上海科学院院长、交通大学校长等职。1965年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述周文选》选编组：《刘述周同志革命的一生》，《刘述周文选》，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年版，第257页。

(6)荣毅仁：《一次难忘的谈话——忆刘述周同志》，《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专辑》（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页。

(7)计泓赓：《荣毅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86页。

(8)闵茗：《我的职业经历》第1页。

(9)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的午餐时间自9：30～12：00，分三批间隔半小时（据老工人回忆，运转班关车吃饭的时间是厂部计划部门安排的。早班从9：30起，纺部、织部各车间按时间表顺序分别亮红灯关车吃饭，其间隔时间似为15分钟。常日班从11：00起，按先车间、后科室分批吃饭，以减轻两个食堂的压力）；因一个班头女工近2000人，女浴室无法同时容纳，厂部规定各车间上下班时间稍有错开。前纺车间是纺织生产流程的“龙头”，上班时间也比后道工序的车间要早一刻钟，即：早班6：00、中班14：00、夜班22：00。女工下班洗浴时间也可错开。闵茗：《我的职业经历》，第2页。

(10)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油印本，1992年第1版，第58～62页。

(11)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的印染车间部分并到第二十九棉，部分并到第二印染厂（军工路），部分迁到西安（山西第三印染厂）。《蒋昌宁访谈记录》，第4页。

(12)据《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生产统计资料》计算。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14、15页。

(13)《吴财根访谈记录》。

(14)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第2册，铅印本1988年第1版，第76页；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15页；第1册第36页。

(15)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1册，油印本，1992年第1版，第7页。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第2册，1988年铅印本，第76页。

(16)摘自莲莲口述、士秀记录整理：《五代纺织工人家庭变迁史》。

(17)《三年来战斗历程的回顾》（1969.8），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印染厂工会造反队档案69-1，第24～25页。

(18)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58页。

(19)《在整党中充分发挥革命群众组织的作用》（1969.9）、《三年来战斗历程的回顾》（1969.8）国营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印染厂工会造反队档案69-1，第2、29页。

(20)《吴财根访谈记录》；《武宝璋访谈记录》；《傅莹访谈记录》。

(21)杨叔铭口述、殷之俊整理：《中央解决遗产继承权问题始末》，中央文史馆、上海市文史馆主办：《世纪》，上海世纪杂志社出版，2011年第1期，第15页。

(22)《廼银访谈记录》；《阿珍访谈记录》。

(23)《三年来战斗历程的回顾》（1969.8）国营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印染厂工会造反队档案69-1，第30～31页。

(24)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三十一棉于1978年10月召开平反大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131人平反昭雪。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全宗号3-29-112，《本厂关于党员概况，队伍状况的分析》，第2页。

(25)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74～76页。

(26)《平平访谈记录》。

(27)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15页。

(28)《雪珍访谈记录》；莲莲口述、士秀整理：《五代纺织工人家庭变迁史》。

(29)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15页。

(30)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15页。

(31)车间通道边放着的茶水桶（直径约70～80公分），在南北厂各放有一个。厂后勤部门的送水工每班送两次开水（到我们粗纱间的时间约为上班后二小时、下班前二小时），供运转班职工饮水之需。闵茗：《我的职业经历》。

(32)《伊梅访谈记录》；《菁菁访谈记录》；《余力访谈记录》。

(33)罗苏文：《高郎桥的片断印象》。

(34)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1994年油印本，第15、16页。

(35)彼得·F.德鲁克著、沈国华译：《新社会——对工业秩序的剖析》，第260页。

(36)于建嵘：《底层立场》，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53页。

(37)《平平访谈记录》。

(38)《吴财根访谈记录》。

(39)《雪珍访谈记录》；《傅莹访谈记录》。

(40)指“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的66、67、68届初中、高中学生。

(41)［美］约瑟夫·阿·熊彼得（J.A.Schumpe）著、杜旭贞等译：《经济发展理论——财富创新的秘密》，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12年德文版，1934年英文修订版）.

(42)［美］彼得·F.德鲁克著、沈国华译：《新社会——对工业秩序的剖析》，第224页。

(43)《平平访谈记录》。

(44)闵茗：《我的职业经历》。

(45)《傅莹访谈记录》。

(46)《傅莹访谈记录》；《袁文访谈记录》。

(47)熊永家、娄文忠编著：《工业工程：从入门到精通》，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48)熊永家、娄文忠编著：《工业工程：从入门到精通》，第72、73页。

(49)搬方式为1，扛方式为0.40。体力劳动强度分级，参见百度文库。

(50)闵茗：《我的职业经历》。

(51)《伊梅访谈记录》；《袁文访谈记录》。

(52)熊永家、娄文忠编著：《工业工程：从入门到精通》，第187～188页。

(53)下肢静脉曲张症，在长期从事站立、行走、负重的人中较常见。纺织女工的操作站立与行走较多，有些一天要行走30～50华里。李秀清、戴国明编著、李诵弦审校：《纺织女工保健知识》，第52页。

(54)《傅莹访谈记录》；《袁文访谈记录》；《雪珍访谈记录》。(www.daowen.com)

(55)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22页。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552页。

(56)有调查显示，771名退休半年以上的织布女工中噪声性耳聋发病率占67%。李秀清、戴国明编著、李诵弦审校：《纺织女工保健知识》，第138、174页。

(57)陆兆珊主编：《杨浦区卫生志》，第82页。

(58)《袁文访谈记录》。

(59)《傅莹访谈记录》；《菁菁访谈记录》。

(60)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24、23页。

(61)罗苏文：《高郎桥的片断记忆》。

(62)《傅莹访谈记录》；《雪珍访谈记录》；《平平访谈记录》。

(63)炎症与溃疡是消化道最常见的两大类疾病。一旦罹患（尤其是慢性疾患）常影响人们的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李秀清、戴国明编著、李诵弦审校：《纺织女工保健知识》，第130页。

(64)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556页。据闵茗记忆，按开18班正常情况计算，轮班每一轮次为3周，是按6早班、7夜班、5中班顺序翻班，期间有3天休息时间，即夜班做出休2天、中班做出休1天。每周六早、五中、七夜是正常开班规定，晚早班是最后一个中班做出没有休息天，紧接着做的班头。

(65)《雪珍访谈记录》；闵茗：《我的职业经历》。

(66)《雪珍访谈记录》；闵茗：《我的职业经历》。

(67)《平平访谈记录》；《傅莹访谈记录》。

(68)《伊梅访谈记录》。

(69)《雪珍访谈记录》；闵茗：《我的职业经历》。

(70)日本产业卫生学会提出疲劳自觉症状的调查表，将疲劳症状分为身体症状（A）、精神症状（B）、神经感觉症状（C）三项，分别列举10种症状，并对作业前、作业中、作业后的症状分别记述，然后对A、B、C三大项的30种症状各有自觉症状者，分类计算所占的比例。熊永家、娄文忠编著：《工业工程：从入门到精通》，第171、172～173页。

(71)据纺织工业部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部分国家纺织工业人数、产值及其他在工业中的比重》有关资料整理显示，34～35小时：奥地利；38～40小时：加拿大、芬兰、葡萄牙；40～42小时：苏联、法国、联邦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美国、日本；44～48小时：瑞士、新加坡、墨西哥；51～53小时：韩国。资料来源：主要取材于联合国各种统计年鉴、月报，以及国外出版的其他一些年鉴、手册、期刊等。参见《中国纺织工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纺织工业年鉴》（1982年），纺织工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211页。

(72)闵茗：《我的职业经历》。

(73)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3册，油印本，1992年版，第26～27页。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760页。

(74)闵茗：《我的职业经历》；《菁菁访谈记录》。

(75)《容女士访谈记录》；《平平访谈记录》；《袁文访谈记录》。

(76)闵茗：《我的职业经历》。

(77)李家齐主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539页。

(78)据1968年进厂的青年工人回忆“当时劳动部门的规定是：职工工作到23：00下班的可享受中班津贴。纺织厂中班下班时间都不到23：00，所以不能享受。进入80年代后，纺织厂开始有中班津贴，具体时间应是在企业有分配自主权以后”。

(79)《雪珍访谈记录》。

(80)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70页。

(81)《傅莹访谈记录》。

(82)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12～13、70页。

(83)《傅莹访谈记录》；《平平访谈记录》；闵茗：《我的职业经历》；罗苏文：《高郎桥的片断回忆》；《伊梅访谈记录》；《袁文访谈记录》。

(84)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厂内文件（1985年）31棉（85）劳字第189号、（86）劳字第010号。

(85)《雪珍访谈记录》。

(86)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15页；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第2册，1988年铅印本，第188页。

(87)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74～76页。

(88)《袁文访谈记录》；《伊梅访谈记录》。

(89)《武宝璋访谈记录》；《傅莹访谈记录》；《袁文访谈记录》；《菁菁访谈记录》。

(90)李秀清、戴国明编著、李诵弦审校：《纺织女工保健知识》，第77页。

(91)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49页。

(92)《雪珍访谈记录》；《平平访谈记录》；《伊梅访谈记录》。

(93)《雪珍访谈记录》；《伊梅访谈记录》；《傅莹访谈记录》。

(94)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67页。

(95)同上，第62页。

(96)《平平访谈记录》；《袁文访谈记录》；《伊梅访谈记录》。

(97)《伊梅访谈记录》；闵茗：《我的职业经历》。

(98)《菁菁访谈记录》；《平平访谈记录》。

(99)上海市杨浦区劳动局：《杨浦区劳动局部门志》，打印本，1994年第1版，第19页。

(100)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厂内文件（1985年）三十一棉（86）劳字第22号。

(101)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56页。

(102)即农民轮换工，试用期6个月，轮换合同期间户粮关系不转，到期后必须返回农村，不得连续使用。劳动合同期间，双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企业每月支付全市平均工资的22.5%，作为乙方的社会保险金存入银行，于轮换期满一次性支付。合同期间，发现轮换工有未婚先孕，不能坚持晚婚者，由合同双方协商解决；轮换工可与本企业固定职工同样享受工休、假日回家的交通费补贴。企业违约的赔偿责任：第2年60元，以后每多1年即增加60元，第7年为380元；轮换工违约的赔偿责任：1年360元，以后每多1年减少60元，至第6年为60元。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厂内内部分配细则、奖励细则（1987年）。

(103)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厂内文件（1985年）三十一棉（86）劳字第55号，（87）劳字第249号。

(104)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政89-16，第1页。

(105) 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56页。

(106)杨锡山：《美国工业管理的过去和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107)熊永家、娄文忠编著：《工业工程：从入门到精通》，第153页。

(108)《宝尔访谈记录》。

(109)闵茗：《我的职业经历》。

(110)《傅莹访谈记录》。

(111)《傅莹访谈记录》；《雪珍访谈记录》。

(112)所谓整体疲劳，是一种全身性的疲劳，表现为体力衰减、精神不振，除了想休息外，什么都不想做。而心理疲劳的表现是身体乏力，对工作厌倦等，长期或经常发生心理疲劳，会引起神经衰弱、失眠、目眩、头昏、食欲及消化不良，心血管系统功能紊乱等症状。熊永家、娄文忠编著：《工业工程：从入门到精通》，第174页。

(113)杨锡山：《美国工业管理的过去和现在》，第124～125、139页。

(114)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3册，第58～63页。

(115)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当选局级先进工作者的男女比例：1∶6（1979年）、1∶10（1982年）。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3册，第58、60页。

(116)武宝璋1979～1982年任副厂长，1982～1983年任厂长。《武宝璋访谈记录》。

(117)《平平访谈记录》；《袁文访谈记录》；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3册，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