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元：高郎桥人的延续

1950～1960年代高郎桥地区的居民人口变化最突出的是人口快速增加。以宁国街道为例，1959～1963年间为出生率高峰期，平均出生率为30.1‰，平均自然增长率为24.8‰。⁽¹⁴⁴⁾

表9-3　　　　　杨浦区宁国街道居民人口统计（1953～1990年）

资料来源：施玮等编写：《宁国路街道志》，上海，打印本1993年第1版，第29、9、15页。

据对1950年代前期高郎桥地区居民户籍档案的调查显示，外来户在商业领域的优势明显。该地区商铺经营类别与业主籍贯存在某些同乡同业关系。182名商铺业主中，苏南、浙江、上海人的优势较明显（106人），约占58.24%，苏北人是配角。⁽¹⁴⁵⁾苏南、浙江商人主要经营服装、鞋帽业及中档日常消费品。成衣店铺（28家）业主的籍贯分布是苏南（18家）、苏北（4家）、浙江（3家）、上海（2家），店铺相对集中在长阳路（15家）、齐齐哈尔路（3家）、河间路（3家），眉州路、西方子桥、蒋家浜（各2家）。另外8家服装店（其中1家西服店）业主是浙江（4家），上海（2家），苏南、苏北（各1家）。皮鞋（含鞋帽）7家：上海（3家）、苏南、苏北（各2家）。百货5家：苏南4家，苏北1家。在中高消费领域苏北商人涉足极少。如照相2家（杭州、镇江）、五金2家（上海、无锡）、钟表3家（宁波、镇江，一不详），绒线1家（余姚）。面馆7家（湖北4家，苏南3家）。苏南、浙江、上海人在中档商品经营中的优势，与他们各自在上海商场的传统优势有关，也与经销这些商品往往需要一定的资金、文化知识、专项技能有关。苏北商人主要活跃在低成本的大众消费领域。如烟草9家（苏北6家，沪、浙、皖各1家），理发4家（苏北3家，苏南1家）。点心业：饼馒12家（苏北5家，豫3家，苏南、皖各2家），饭店1家（扬州）。

同期，在88户小贩中（12人籍贯不详）有76人是移民。其中苏北35人，苏南20人，安徽11人，浙江4人，山东、河南共6人。流动小贩经营的商品中，杂类22人，菜贩17人，点心贩7人，其余贩卖的商品从百货、布、旧货、煤到香烟、米、肉、蛋、鱼、酱油、水果等。晚间经营有流动叫卖的馄饨摊（周姓兄弟，高邮人，住蒋家浜小区）。当地有些家境不佳的孩子，也不时做些临时小生意，到茶园、菜场等处叫卖香烟、芝麻糖等。本地小贩既是棚户区商业服务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棚户居民一种辅助性的谋生手段。

1930～1940年代高郎桥居民中苏北移民的强势，也使当地的民情习俗带有鲜明的苏北乡土文化痕迹。如户籍记录中不少苏北籍儿童只有乳名，没有正名，取名寓意男女有别，男孩取名反映家长的期许，如有才、昌旺、兆鹏、家根、金宝、崇学、子贵、成鸿、长顺、长福、长祥、长善、茂荣、盛泰、发旺、田余、余德、正发、连发、阿宝、银宝、财宝、大发、长根、锅成等；女孩取名有成娣、年弟、育弟、忙弟、招弟、爱弟、阿扣，表示她们在父母眼里的价值所在；或是采用很随意的口语，如阿巧、阿凤、阿秀、阿妹、毛头、小大、锅女、妹妹、小妹、圆女、根妹、小辫、二姑娘、祝姑娘、花姑娘；金花、龙花、荷花。也有依长幼排序称阿大、阿二，二毛、三毛，小三、小四，或按性别长幼排序称三喜、四喜，二郎、三郎，二妹、三妹、十三妹等。有些妻子没有正名，而是“张王氏”之类的简称符号，有些保留原名改用丈夫的姓。粤籍女孩取名有诗画意境，如倩云、静云；而苏北女孩取名多带“子”，如大玉子、于还子、兰子、小四子、小喜子、小党子、小兰子⁽¹⁴⁶⁾。不同地域文化的雅俗之分也可从取名中略知一二，这些儿童出生（或生活）在上海都市，却不易走进校门，往往被迫过早进入庞大的劳工就业后备军。1950年代初期高郎桥居民家庭43名上学儿童的调查显示，男生28人、女生15人⁽¹⁴⁷⁾；有幸就读者的学校主要是厂办子弟小学（23人）、其他小学（15人）、同乡会小学（3人）、夜读班（2人），其中子弟小学学生占在校生总数一半以上（53.49%），这表明厂办小学是为当地的职工子女提供初等教育的重要途径。由于一般低收入家庭需要女孩较早分担家务或进纱厂做工，也造成女孩就读人数比男孩少得多。高郎桥地区的文化环境依然笼罩着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氛。

伴随居民人口急速增长，1950年代初期高郎桥地区的厂房周边陆续建成一些学校。宁国路第一小学（河间路38弄150号）的前身是1957年宁国路民办小学，占地533平方米，校舍310平方米。新办的初级中学是河间中学（眉州路540号，1964年，占地4.9亩，校舍351平方米）。规模最大是市第二纺织学校（长阳路1389弄79号），原为市纺织局、上棉三十一棉联合中等专科学校，占地10亩，校舍7900平方米，学制4年。另有区聋哑学校（眉州路888弄，后迁938弄152号）初为陈讷1952年办的济喑识字班，1959年归街道领导，改名宁国街道民办聋哑学校。⁽¹⁴⁸⁾到1960年代中期，宁国街道居民文化程度构成改善明显，每千人中的高中及中专程度者比例上升1倍余，初中程度者比例上升2倍余，小学及初小者比例上升约1.4倍，文盲半文盲约占总口16.8%。1990年代居民中具有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约占总人口四分之一，文盲半文盲降至约占总人口10.6%。

表9-4　　　　　杨浦区宁国街道居民文化程度（1950～1990年）

说明：带＊号，指0～6足岁幼儿。

资料来源：施玮等编写：《宁国路街道志》，铅印本，1993年第1版，第38页。

1950～1960年代高郎桥地区的居民大体依旧维持苏北盐阜籍移民聚居点与本地人分处两个居住小区聚居的习惯。苏北移民大体居住在长阳路以北路段较多，彼此方言口音、娱乐习惯略有差异。当地居民（包括在校学生）日常口语一般使用两种方言：外界交往用上海话的多一些，在家说家乡话。

小学教育是使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们融合相处的第一个熔炉。蒋家浜老居民廼银回忆，“我们在家里都说家乡话，在学校老师说普通话，同学之间说上海话的多些。我们住在蒋家浜小街时，附近有20余家本地人”。中中回忆，“我读小学时，班上同学大多住在附近，减免学费的可能有一些，不多，不过当时年纪较小，也不怎么关心这类事。同学之间因温课小组关系，有些走动。高郎桥一带江苏、浙江等各地方的人都有，明园村、蒋家浜等地苏北人多些。我上小学时，同学们都讲上海话，讲普通话的不多，讲苏北话的也有”。菁菁回忆，“我小时候住在高郎桥附近长阳路上的石库门里弄，我的奶奶、姑姑都在三十一棉工作过。住在那里生活很方便”。“我上小学时在齐四小学（蒋家浜小街23号）⁽¹⁴⁹⁾读过几年。我上初中、高中时，都有一些同学住在蒋家浜、茭白园”。⁽¹⁵⁰⁾来自不同乡土环境的居民毗邻共处的环境，使高郎桥地区的孩子们在童年期就接触到普通话及乡音之外的方言，弄堂、简屋等不同的居民小区。

校园内外的丰富生活使学生能按自己的兴趣，选择娱乐方式。廼银说，“我在3～4年级时，是老师教我吹笛子、拉胡琴。我也受邻居影响，喜欢拉琴，参加伴奏是自己玩玩的。我不太参加体育活动，这方面的兴趣不大”。中中回忆，“附近的许昌路工房（今纺三里）、国棉十五厂工房都有游泳池，夏天我和同学也去游泳。也曾去过提篮桥大名电影院、平凉路沪东工人文化宫看电影。小学组织春游我们一般自带些糕饼点心，去过外滩、海伦路儿童公园、中苏友好大厦。我和邻居孩子还去过一次大世界，当时感到去市区路很远”。

阿根回忆，“小时候我看电影有两个地方，一是杨浦电影院（平凉路、临青路口）、另一个是沪东电影院（平凉路的八大埭）。看电影多数是学校组织的。学校组织的春游活动一般是去扫墓，如到宝山，来回都是步行”。在高郎桥附近的“齐齐哈尔路、昆明路都有小书摊，我常去借书看，将小菜卡或学生证押在那里，借一天只要几分钱。我小时候也喜欢踢足球，蒋家浜北面空地较多，有坟墓、外国人的石头墓碑、天主堂（已无人，后来是上钢二厂），也有些树。我和同学一起去踢球。也喜欢自己用旧报纸、竹子做成风筝，到空地上去放。有时也下军棋玩”。伊梅家住引翔港，“我是在民办小学上小学的，学校是瓦房，离家不远，走路约要10分钟。冬天教室里很冷，班主任老师就带着我们到操场上唱歌、做游戏（找朋友）、玩、练功。班上的同学很活跃，有一个同学会拉二胡，还有一个女生学芭蕾舞。老师组织我们到马路上宣传卫生，我们用表演上海说唱、沪剧、越剧的方式进行宣传，还表演儿童舞蹈、《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自己有时也会在门口唱着玩。我和班上另外2个女生都喜欢唱淮剧，老师还给我们排练演出《白蛇传》折子戏，我演白娘娘。我们还到少年宫唱歌、跳舞、唱戏”。伊梅曾在杨浦电影院看过《英雄儿女》。⁽¹⁵¹⁾

1950年代后期，高郎桥地区居民小区的公共文化设施也初见雏形。1958年中共上海市委号召“生产社会化、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将职工家属组织起来，兴办里弄集体事业。1960年4月底宁国街道已办食堂26个（包括与工厂合办）、托儿所34个、服务站47个、生产组28个，街道事业单位7个，组织2414人参与。⁽¹⁵²⁾期间高郎桥地区设有2个社区图书馆，分属宁国、江浦两个街道（是区境街道图书馆偏少的4个街道之一）。⁽¹⁵³⁾在“大跃进”的浪潮平息后，活动室却被保留下来。在江浦街道下属的一处由居民委员会管理的少年之家（长阳路、江浦路）设有乒乓桌，儿童可自带球拍和球去打乒乓或下棋。中中回忆，“‘大跃进’时里弄（在秦家弄）办过食堂，公用电话一处在居民委员会（明园村）、一处在江浦路、霍山路，有专人管理。少年之家也在那里，有一个活动室，放一张乒乓桌，我们有时自带球拍和球去打乒乓，还可以下棋。”⁽¹⁵⁴⁾同期高郎桥地区也是书摊经营的地段之一。蒋家浜附近的书摊（齐齐哈尔路、昆明路）出租连环画。活动室、公共电话亭之类的简陋公共设施，是高郎桥居民最初的社区文化设施和孩子们的娱乐室；小书摊、附近大片空地则是他们的自由天地。对于1950～1960年代在高郎桥地区长大的孩子来说，童年生活的乐趣简单而亲切。

1950年代以来，高郎桥地区的居民在戏曲欣赏方面依然保留乡土文化的痕迹。本地人对沪宁戏院极少光顾，认为它是唱江北戏的地方。墙圈里的孩子有与邻居孩子同游大世界游乐场的经历，对沪宁戏院却很少去。蒋家浜主要居民是苏北移民。在阿根的印象里，“蒋家浜喜欢听淮剧的苏北人较多，喜欢唱戏的人都是业余的”。“我十几岁就喜欢听戏曲，‘大跃进’时沪剧、越剧、淮剧、说唱都很喜欢。我读书时就会拉琴。家里后来有收音机，我主要是听淮剧，也跟着哼几句，我妈妈也喜欢看淮剧，兄弟姐妹中只有我一人喜欢淮剧”。当时淮剧的马路戏观演形式，在高郎桥地区也很吸引一些小观众。伊梅回忆，引翔港地区的“理发店门口的人行道比较宽，有时那里会演露天戏，表演的人不化妆。遇到有露天戏，我就搬了板凳去看，不要钱，演出中间会停下来收钱，观众想给就给，演出1～2小时”。阿根也曾是马路戏的小观众之一。“小时候父母去沪宁戏院看戏，不带我们小孩去，父亲在戏院的朋友，有时会送他优惠票。蒋家浜有‘马路戏’，是在长浜路、昆明路一带的空地上放几只长凳，天天演戏，围在凳子外的人是站着看，演戏中间会收费，有些站着看的人就走开，不给钱，但坐在凳子上的必须给钱，大概1～2角。有时也有说书的书场，用油布拉起来。这些演员不是蒋家浜人，来这里演出时，有些在居民家借宿”。⁽¹⁵⁵⁾

1951年沪东会馆（即沪东公所）被并入大同会馆。大同会馆备有2辆接尸三轮车，2座火葬窑，2处大殓厅（三开间两厢房的石库门），6间小殓厅，9幢统间平房，2幢10间平房。1954年大同会馆所在地被地方国营农药厂、市总工会榆林区办事处、炳诚电焊厂三家单位征地使用。⁽¹⁵⁶⁾大同会馆延续近三十年的殡葬服务画上句号。“文化大革命”前夕，高郎桥地区还遗留一些简陋的宗教建筑的残迹：长浜路的高郎庙（居住着2～4个尼姑）、大仙堂。附近的居民及农民自带香烛，在初一、月半去大仙堂焚香许愿，⁽¹⁵⁷⁾高郎桥地区居民对高郎庙所知甚少，谭先生回忆，我“小时候的高郎庙是很热闹的，庙会时敲锣，游行的人戴着帽子，给小孩身上涂上血，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认为这是吉利的”。据说“高郎庙的厅堂有50多平方米，里面有尼姑。解放后那里的房产被收归国有，曾经有生产组设在庙里”。阿根记得小时候，“耶稣堂就在现在杨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江浦办事处（昆明路1274号），蒋家浜也有信徒，当时信徒每年一次到河里去洗澡，男女老少都去。我小时候高郎庙还挂牌匾，有‘高郎庙’三个黄色的大字，房子很大，并不破旧，墙面是用石灰水刷的，有2～4个尼姑，很冷清。”有些蒋家浜的居民家中有人生病，也有求香灰、做仪式迎神驱鬼（俗称“做筷子”）。真耶稣教会沪东教会（蒋家浜19号，1950年代初迁至昆明路1274号）于1958年并入平凉路联合礼拜堂。1960年高郎桥地区信天主教的居民已不多。天主教的沪东堂（宁国路）于1966年5月被迫停止宗教活动，改为工厂车间（1982年修缮恢复）。杨浦厂容女士回忆，“我33岁时因为第三个儿子生病，没有办法医治，就相信耶稣，当时很少到教堂去，只是一个人祷告，求上帝保佑我的儿子病好。后来这个孩子是2岁病死的”。“我平时不加班，信了耶稣后也不敢响。”⁽¹⁵⁸⁾范星夫妇是在老家江阴信奉耶稣教的，退休后，家里的客堂间还挂有耶稣彩色图像。

作为一个与棉纺织厂为邻的低收入工人聚居区，扶贫助困曾是宁国街道长期的艰巨工作。1958年宁国路街道办事处成立独立中共支部（党员4人）。早期的两位主要领导人都曾是杨浦厂的党政领导干部。街道曾以家庭妇女、返城知识青年为主要劳动力，组织经营社区服务。在1958～1963年宁国街道创办生活服务组、生产组。1963年根据上级“关于实行业务部门归口管理”的指示，生产加工组全部上缴区手工业局。⁽¹⁵⁹⁾

在此后的近20年间，上海市区的新公房的兴建未能有效遏制棚户、简屋的继续蔓延。1976年全市居住房屋面积中（新公房占42.5%），棚户、简屋占12.4%，在居住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虽比1950年下降1.3%，但实际面积却增加160.3万平方米。⁽¹⁶⁰⁾于是，高郎桥地区成片的简房区顽强地延续、蔓延了近半个世纪。中中回忆，1950年代中期，高郎桥地区的北片还是农田为主。“我小时候那里基本上还是城乡接合部。高郎桥往北不多远，现周家嘴路北边就是大片农田（主要是菜地）。再往北就更多了。这些农田大约直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逐渐消失。我姐姐1960年代出嫁，住在隆昌路周家湾，她的婆婆是纱厂工人，她的公公是种田的，直到1980年代末去世，他的身份还是菜农”。⁽¹⁶¹⁾武先生回忆“1960年代前期，每到春节前，车间总支、车间主任要对一些骨干进行家访，我去过引翔港一位职工的家。他家位于长阳路北，双阳路西，当时双阳路南北还未打通。他家里还是老农户，一家人有1人是工人，其余的成员依然是农民。家里有电灯，有无自来水不清楚。他家附近也没有马路，只有田埂小路”。⁽¹⁶²⁾1949年后的50年间，高郎桥地区既拥有容纳上万职工、蒸蒸日上的棉纺印全能大企业，建筑面积数倍于厂区的简屋区，与周围大地块的马路空白区也一同被带进21世纪。

【注释】

(1)1950～1960年分设榆林区、杨浦区，1960年两区合并，称杨浦区。

(2)1950年职业总人数是扣除职业统计表内的家庭佣工、家务、在校学生。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3)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2、76页。

(4)1950～1961年杨浦区平均出生率（46.1‰）平均每年出生23433人，高于市区平均7个千分点，1961年后均低于全市平均数。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8页。

(5)《余力访谈记录》。

(6)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678页。

(7)1950年代前期，苏联纺织企业，基本生产工人分几种：（一）直接看管机器，以本身劳动改变被加工材料形态、物理结构、化学结构，即生产产品工人（精纺、织布）。（二）其他工人（落纱、调节、装纬工等）。辅助的生产工人分为：（三）协助生产、执行技术监督的工人（副工长、检验员、生产指导员等）；（四）保全设备工人（上油工、揩车工、刷拭工等）；（五）生产车间修理设备工人（钳工、修理工等）。［苏］A.马依士林著、王允元译：《纺织工业的计划管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54年版，第73页。

(8)1958年8月进厂新工人上岗后工资标准36元，以后历次调整工资是采用“相似等级”办法，考核升级。因“两岗算一级”，纺织工人进入低工资期，直至1986年。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719、678页。

(9)《秀珍访谈记录》；《惠英访谈记录》。

(10)1957年后企业增加新职工（含艺徒满师定级）月工资一般42元。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647页。

(11)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642、647页。

(12)《余力访谈记录》。

(13)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648页。

(14)程钦泰主笔：《杨浦区服务业志》，1992年铅印本，第1版，第5、35页。

(15)《王琪访谈记录》；《范星宝娣访谈记录》；《廼银访谈记录》；《傅莹访谈记录》。

(16)《杨浦区金融志》，第2册，第1、13、15、4页。

(17)《余力访谈记录》；《秀珍访谈记录》；中中：《高郎桥印象》。

(18)刘兆忠主编：《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行政管理志》，铅印本，1997年第1版，第90页。

(19)同上，第89～90页。

(20)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编志办公室、上海市工业合作经济研究所编：《上海手工业史料汇编》，第三辑，内部印行1991年第1版，第237页。

(21)刘兆忠主编：《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行政管理志》，第50～53页。

(22)同上，第46、53、2页。

(23)上海市杨浦区劳动局：《杨浦区劳动局部门志》，打印本1994年第1版，第5页。

(24)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

(25)经销（Trade），亦称定约销售。它是指由生产厂商或出口商与经销商签订经销协议，按协议的规定范围经销商品。特点是厂商或出口商与经销商之间已实际发生买卖关系，商品所有权已发生转移，通过差价获得利润。经销商通过经销形式可以得到厂商或出口商的优惠条件。代销（Agency）是指一个企业为另一个企业或个人代理销售商品的一种交易方式。代销商品的主体就是委托方。代理商只有在代理期间有商品的处理权，并且得以委托方的名义来进行，通过代销获得成交金额一定比例的代销费，即代销报酬。百度百科。

(26)杨浦区商业志办公室编：《杨浦区商业志》印刷本，1995年第1版，第12页。

(27)江珉、陈思劼主编：《上海故事——一个甲子的万象更新》，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28)《新民晚报》，1958年7月1日，第4版。

(29)核定私股股金系按户分人定股，核发股息凭证，按国务院规定年息5%（发到1966年第三季度）。杨浦区商业志办公室编：《杨浦区商业志》，第2、22～23、27页。

(30)刘兆忠主编：《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行政管理志》，第92、93页。

(31)杨浦区商业志办公室编：《杨浦区商业志》第15页。

(32)1963年3月根据国务院对城市集市贸易市场“缩小范围，加强管理，逐步代替，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方针，及“范围宜下不宜大，管理宜紧不宜松”的原则，扬州路、本溪路、齐齐哈尔路3处集市被取缔。余下的4处集市在1967年2月也全部取缔。刘兆忠主编：《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行政管理志》，第153、137页。

(33)《傅莹访谈记录》；中中：《高郎桥印象》。

(34)杨浦区商业志办公室编：《杨浦区商业志》，第23、37、38页。

(35)莲莲口述、士秀整理：《五代纺织工人家庭变迁史》。

(36)《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院志》，内部印行本，1993年第1版，第71、40页。

(37)同上，第6页。

(38)1958年11月办红专大学，设医疗预防、药学两系，接办一个护士班，学制均为3年，吸收区工厂中级医技人员入学，培养提高中级护理、医技人员。《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院志》，内部印行本，1993年第1版，第15页。

(39)《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院志》，内部印行本，1993年第1版，第103、137、21、19页。

(40)同上，第13～14、41、16、17页。

(41)《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院志》，内部印行本，1993年第1版，第123页。

(42)王良钧主编：《上海市杨浦区宁国街道医院志（1960～1990）》，铅印本，1991年第1版，第36页。

(43)《阿宝访谈记录》；《阿珍访谈记录》；《阿根访谈记录》。

(44)沈中海主编：《沪东工人文化宫志（1958～1990）》，铅印本，1994年第1版，第1页。

(45)《新民报晚刊》，1952年7月26日。

(46)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829页。

(47)《余力访谈记录》。

(48)沈中海主编：《沪东工人文化宫志（1958～1990）》，第1、5、6、71、51页。

(49)《余力访谈记录》，沪东工人文化宫网页留言。

(50)沈中海主编：《沪东工人文化宫志（1958～1990）》，第9、2、3、8、15页。

(51)沪东工人文化宫网页留言。

(52)《朱先生访谈记录》。

(53)《朱先生访谈记录》；中中：《高郎桥印象》。

(54)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页。

(55)周家友主编：《杨浦文化志》，铅印本，1995年第1版，第55、57、29页。

(56)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863页。

(57)《伊梅访谈记录》。

(58)杨浦区档案馆全宗号：47-11-79，第59页。

(59)团长筱惠春。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841～842页。

(60)《廼银访谈记录》。

(61)该戏院职工人均月工资37.72元，约为同期市区最高地区（卢湾区，81.49元／人）的46.29%市区平均标准（60.48元）的62.24%弱。据杨浦区档案馆全宗号：47-11-7，第28～29页资料整理。

(62)《廼银访谈记录》。

(63)1958年兄弟淮剧团45人中有8人住址为周家牌路91号，即楚城大戏院（周家牌路89号）隔壁。同期的春光淮剧团51人中有29人住址为永年路84号，即民乐大戏园（1927～1956年）。

(64)沪宁、东新、鞍山、朝阳、楚城4家剧场。杨浦区档案馆全宗号：47-11-56，第54页。

(65)杨浦区档案馆全宗号：47-11-42，第11页。

(66)同上，第1页。

(67)票款收入月平均约8231.83元。杨浦区档案馆全宗号：47-11-42，第11页。

(68)《廼银访谈记录》。

(69)《廼银访谈记录》；《阿根访谈记录》。

(70)宦子庆等主编：《上海淮剧志》，1998年第1版，第56页。(www.daowen.com)

(71)周家友主编：《杨浦区文化志》，铅印本，1995年第1版，第37、38页。

(72)1958年人口756336人，区境1家电影院、3家剧院，全年观众1989841人次；1959年总人口为718654人，1家电影院、2家剧院、1家书场，上半年观众1100509人次。杨浦区档案馆全宗号：47-11-19，第1、3页。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73)位于通北路540号，前身是汇山公园，战后易名通北公园。1950年市总工会沪东办事处接管后，改劳动公园，并筹建沪东工人俱乐部，于5月1日开放。1953年将毗邻的中国福利会儿童文化馆划入，是年兴建劳动广场，可容6000人，后改为室内剧场，座位1600只。1960年命名杨浦区工人俱乐部。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29页。

(74)《谭先生访谈记录》；中中：《高郎桥印象》；《余力访谈记录》。

(75)杨浦区档案馆全宗号：47-11-89，第37页。

(76)《惠英访谈记录》。

(77)《伊梅访谈记录》。

(78)1950年7月该镇划归杨浦区。不久撤销长阳镇建制，高郎桥仍为区商业网点之一。施玮等编写：《宁国路街道志》，打印本，1993年第1版，第104页。

(79)自1956～1984年，北郊区逐步划归杨浦区。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页。

(80)施玮等编写：《宁国路街道志》，铅印本，1993年第1版，第7、18～19页。

(81)《新民报晚刊》，1952年8月19日。

(82)《新民报晚刊》，1952年8月18日。

(83)1977～1982年杨浦区境“两万户”型1158个单元中1152个放宽扩建（建筑面积11.99万平方米），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292页。

(84)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页。

(85)同上，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林先生访谈记录》。

(86)沪东有4块：控江一村约180号，二村约170号（今已全拆除）；凤城一、二村；长白一、二村。都是两层坡顶，每幢有10个单元，上下各5户，大间4套，一室半（20余平方米）；小间6套，一室（15.8平方米）。厨房（约12～13平方米）5户合用，厕所（10平方米）内有4间带门的冲水式便槽，10家合用。没有阳台。

(87)《袁文访谈记录》；《金娣访谈记录》。

(88)《张师傅访谈记录》。

(89)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

(90)《余力访谈记录》；《伊梅访谈记录》。

(91)《平平访谈记录》。

(92)中中：《高郎桥印象》；《王琪访谈记录》；《菁菁访谈记录》。

(93)蒋以任主编：《上海工业结构调整》，第26页。

(94)全市大气环境中的二氧化硫污染严重区域是工业较集中的闸北、杨浦区一带和民用煤气普及率较低的卢湾、南市老城区以及中小型工业集中地长宁、静安区一带。这些区域的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都在0.12毫克／立方米以上。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上海通》网站，专业志—上海环境保护志—第二节大气质量，第1页。

(95)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

(96)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0、278页。

(97)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

(98)中中：《高郎桥印象》。

(99)中中：《高郎桥印象》。

(100)中中：《高郎桥印象》。

(101)《余力访谈记录》；《阿根访谈记录》；中中：《高郎桥印象》。

(102)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

(103)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104)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105)《阿珍访谈记录》；《阿根访谈记录》。

(106)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1956年强台风袭击刮倒区境房屋368间，损坏22698间。1991年8月7日暴风雨袭击兰州河，河水漫过堤岸，附近居民家中进水。1997年8月19日兰州河防汛墙决口60米，台风、高潮位、暴雨“三碰头”，周家嘴、长浜路附近兰州河水超警戒线，江浦路1350弄约500户家中进水，最深达1.4米。《杨浦区公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6、73、98页。

(107)中中：《高郎桥印象》。

(108)1987年军工路综合码头建成，1988年3月投入使用，长阳路粪便码头等陆续撤消。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页。

(109)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页。

(110)上海人玩扑克40分游戏，如果只得到35分，就说是“35分马桶钱”。中中：《高郎桥印象》，第2页。

(111)罗苏文：《高郎桥的片断回忆》；《老同志访谈记录》。

(112)刘兆忠主编：《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行政管理志》，第51～53页。

(113)《武宝璋访谈记录》。

(114)程钦泰主笔：《杨浦区服务业志》，第9页。

(115)同上，第3～4页。

(116)《余力访谈记录》。

(117)中中：《高郎桥印象》；《武宝璋访谈记录》；《菁菁访谈记录》。

(118)《秀珍访谈记录》。

(119)《阿根访谈记录》；中中：《高郎桥印象》。

(120)《小李访谈记录》；《阿根访谈记录》。

(121)《王琪访谈记录》；《范星、宝娣访谈记录》。

(122)《阿根访谈记录》。

(123)1955年普通用水0.12元／立方米，1962年给水站0.07元／立方米。汪杰等主编：《上海物价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页。

(124)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口述上海：改革开放亲历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02页。

(125)《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院志》，第3～4页。

(126)杨浦区档案馆：86-1-136，第30页。1965～1970年杨浦区给水站数量居市区首位，1975～1985年略居普陀区之后，为第二位。普通用水费用为0.12元／立方米，给水站用水为0.0714元／立方米。蔡君时主编：《上海公用事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229页。

(127)《廼银访谈记录》。

(128)《阿珍访谈记录》；《阿根访谈记录》。

(129)《秀珍访谈记录》；中中：《高郎桥印象》。

(130)《廼银访谈记录》；《阿珍访谈记录》；《宝娣访谈记录》；中中：《高郎桥印象》。

(131)江珉、陈思劼主编：《上海故事——一个甲子的万象更新》，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页。

(132)施玮等编写：《宁国路街道志》，第40、41页。

(133)《廼银访谈记录》；莲莲口述、士秀记录整理：《五代纺织工人家庭变迁史》。

(134)江庸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图说》，大众法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17页。

(135)《阿宝访谈记录》。

(136)1958年“大跃进”时期，工厂企业争相招工，动员了4.6万余家庭妇女参加社会劳动，1959年全区工业职工从1950年初的8.25万人增为23.78万人。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

(137)1947年有木轮粪车132辆。1953年区境使用脚踏三轮车和手推胶轮车（载重量均为220公斤），1957年木轮车被淘汰。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138)《阿宝访谈记录》；《阿珍访谈记录》。

(139)《谭先生访谈记录》；《秀珍访谈记录》。

(140)在高郎桥地区户籍资料中，注明子女数的116户中，有84户平均4.5个子女；13户4.1个子女；19户3.5个子女。

(141)中中：《高郎桥印象》。

(142)《王琪访谈记录》。

(143)《余力访谈记录》。

(144)施玮等编写：《宁国路街道志》，第7、31、32页。

(145)苏南59人、苏北52人，浙江29人，上海18人，安徽5人，两湖7人，鲁豫4人，8人不详。

(146)人名称谓带“子”似乎也是苏北口语的一种习惯，淮剧行话中也很常见，如柳叶子（小生）、挑工子（花旦）、剪花招子（小丑）、嗨胡子（老生）、大花脸（嗨花招子）等。宦子庆等主编：《上海淮剧志》，内部刊印本，1998年第1版，第271页。

(147)申五子弟学校5男4女，申六子弟学校8男2女，科发子弟学校2男1女，皖兴学校2男1女，纺三小学女11；其他小学10男5女，儿童夜班男女各1人。初中1女。

(148)1960年迁双阳路159号，1969年改区聋哑学校，占第2.12亩，校舍838平方米。实行9年一贯制义务教育。施玮等编写：《宁国路街道志》，第151、153～154、156页。

(149)原为严氏第一公学，由严裕棠1920年创办，1932年改称光裕第一小学，1956年改为齐齐哈尔路第四小学，占地2940平方米，建筑面积7734平方米。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791页。

(150)《廼银访谈记录》；中中：《高郎桥回忆》；《菁菁访谈记录》。

(151)《廼银访谈记录》；中中：《高郎桥印象》；《阿根访谈记录》；《伊梅访谈记录》。

(152)施玮等编写：《宁国路街道志》，第111页。

(153)杨浦区的街道里弄图书馆创办于1958年，到1963年12月计有31个（街道11个、里弄20个）。仅有1个图书馆的街道有4个（另2处是控江、隆昌），拥有4个图书馆的街道计5个（平凉、龙江、昆明、长白、眉州）；有3个图书馆的街道1个（四平）；有2个图书馆的2个（凤城、定海）；杨浦区档案馆全宗号：47-11-83，第3、8～9页。

(154)《阿珍访谈记录》；中中：《高郎桥印象》。

(155)中中：《高郎桥印象》；《伊梅访谈记录》；《阿根访谈记录》。

(156)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第330页。

(157)《阿珍访谈记录》。

(158)《谭先生访谈记录》；《阿根访谈记录》；《容女士访谈记录》。

(159)1964～1984年，为解决被辞退、停工人员的生活困难，街道还组织小型加工组，承接工厂的加工任务，成立生产生活服务联管组。1970年曾组织五七连队，组建生产组、进厂服务队等。施玮等编写：《宁国路街道志》，第112页。

(160)在1950～1960年代上海市区的棚户、简屋面积增加与新工房兴建有4个年份是齐头并进、各有消长：分别是135.5万平方米、147万平方米（1958年）；54.4万平方米、113万平方米（1960年）；18.6万平方米、21.1万平方米（1961年）；53万平方米、25万平方米（1973年）。1973年后棚户、简屋面积呈递减趋势。叶伯初主编：《上海建设（1949～1985）》，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981～982页。

(161)中中：《高郎桥印象》。

(162)《武宝璋访谈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