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国街道：低消费区的长期延续

1950年代初期位于三区（榆林区、杨浦区、新市区）交界处、市郊接壤地的高郎桥地区，有三处相邻的基层行政管理机构。杨树浦港西侧属榆林区第七办事处（东起宁国路，南沿平凉路，北达尤家浜），东侧为杨浦区的第八办事处（东至隆昌路、宁武路）、新市区设长阳镇（镇政府在长阳路1419号），两区以长阳路为界。蒋家浜、方子桥两个毗邻的自然村被合称蒋方村，隶属新市区黄长乡。随后，三方的地界又几经改动，1950年7月长阳镇、引翔镇被划归杨浦区，⁽⁷⁸⁾1952年新市区与江湾区合并称江湾区，1956年改隶北郊区⁽⁷⁹⁾，于是，尤家浜以北（原属新市街区黄长乡）在1956年3月改隶北郊区。1958年第七、第八办事处分别改称江浦路办事处、宁国路办事处。⁽⁸⁰⁾1940～1950年代，高郎桥地区已形成茭白园、蒋家浜、方子桥、东海村多处棚户简屋小区，呈现出一个棉纺织职工生活区的概貌。

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1954年）（引自丁锡满主编：《上海45年的历史足迹：解放日报摄影资料选萃》）

新工房与简屋杂处

1950年代是上海新公房的快速兴建期，“两万户”是指上海市政府投资主要在沪东、沪西两个工厂区兴建的首批工人新村住宅。这是当时关系上海广大工人改善生活条件的一件大事，也是一项重大政治工程。报纸采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向上海人详细介绍新工房非同寻常的来历：“解放后，毛主席指示各地一定要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陈毅市长提出市政建设要为劳动人民，首先是为工人阶级服务。‘两万户’分布沪东、沪西、沪南工厂区附近，分九个地方，面积4000多亩，差不多是黄浦、老闸两个区的总面积；住宅的道路145公里，拉直算，是上海到无锡；‘两万户’等于十万人的城市。所有房子朝南、朝东南，式样是二层楼，砖墙、立柱式建筑，卧室面积大、阳光充足，每5000～6000户划成一个‘里’，内有托儿所、卫生所、合作社、小学”。⁽⁸¹⁾

“新工房的式样由华东建筑设计公司设计，坚固、合用、经济、迅速，合乎‘好、省、快’的原则，先造一幢‘样子间’，请工人代表、政府首长来看样子，提意见，要大家满意才开工。新住宅是十户一幢，每户一大间者6户，一大间一小间者4户。楼上、楼下分走两扇大门，厨房、厕所集中楼下，楼上自来水也有水斗，住在上面的人不必下楼泼水”。“我们的工人新住宅，不是上海的弄堂房子，它是新式的、新民主主义时代的产物。新住宅里有学校、诊所、菜场、合作社、商店、澡堂，将来还要建剧院、运动场、文化宫。在第一批工人新住宅里，这样的公共建筑有150个单位”。⁽⁸²⁾

为了帮助工人们了解新公房的背景，在《新民报晚刊》的读报参考：每晚读报还发表专门的介绍文章《盖两万户工人住宅，等于建筑一个新城市》，副标题“这次建两万户，可以住十万人，差不多是20个曹杨新村”。新公房给上海几代工人家庭带来对新生活的憧憬。

沪东最早的工人新村控江新村

1950年代末杨浦区已建成新村43个，建筑面积132万平方米。⁽⁸³⁾1954年在区境南部原租界东区（大体沪东地区范围），仅有460户有独用抽水马桶，占区境居民总户数（9.2万户）的0.5%。⁽⁸⁴⁾当时杨浦区的工人新村，配套设施还显简陋，却已经提供方便了。“两万户”型公房每个单元10户合用1个厕所（水冲式便槽）。随着家庭人口增加，住房面积偏小、厨房、卫生合用不便，就成为工人新村生活最突出的遗憾。1954年建造3层住宅始有独用阳台，每层1个厕所，5户合用。1972年采用独用小厨房，1980年才有独用厕所。沪东的工人新村规格不一，据老居民回忆，控江西三村始建于1960年初，据说设计方案是五层，后因资金问题建成三层，约140余号，每层4户，大间（24平方米）、小间（15平方米）各2套，厨房4户合用（10平方米），抽水马桶2小间，洗澡间、洗衣水槽、小阳台各1。每层安装水表、电表各1只，管道煤气每户1只。房间、楼梯是地板。1964～1965年，原来的三层建筑被加建2层，成为5层楼房，每层房间格局不变，只是楼梯、地板均采用水泥铺设。当时是高标准的工人新村。入住4～5楼（加层）的居民是对企业有贡献的老工人、青年骨干、干部等。⁽⁸⁵⁾

袁文（1951～ ）是在工人新村长大的，父亲是九棉的布机检修工，他回忆“大约在1953年，由九棉分配，我家搬进控江新村，属于市里投资兴建的‘两万户’工人新村⁽⁸⁶⁾。当时我家三代，最多时8人住1间半，20余平方米，南北有窗，中间有隔墙，不到房顶。房租大间3元多，小间2元多。自来水费是按人头平摊，电费按灯头（一般都用15支光）算，收音机（5灯式）按15支光电灯，6灯式按20支光电灯算。刚搬进去时没有煤气，后来1959年是第一批装煤气的。我记得屋前曾设三角形的两层竹架（可能是用来晒衣服的），后来没有了，各户在窗外搭铁架晒衣服。新村附近有菜场（延吉中路、靖宇路），公共交通有60路汽车（松潘路—五角场）”。杨浦厂老工人金娣一家五口（包括3个孩子）也曾是工人新村的居民，1962年“我家分配了一间公房，是控江新村朝北的一间，14平方米，房租1元多，我们全家一直住了20年”。⁽⁸⁷⁾

1950年初期，张师傅是云绿新村的首批住户之一，她记得，“公房的修理全部是自己解决。1981年安装煤气管道”。⁽⁸⁸⁾新工房的住户是高郎桥地区率先享用水、电进户之便的居民。

高郎桥简屋区是沪东工人新村区的近邻，但住在私房的职工往往为翻修住房颇费心思。从杨浦区政府建设科核发私房维修建筑执照的数量看，1956～1959年共8575件，1960～1962年共1551件，1963～1967年共10430件。⁽⁸⁹⁾1956～1959年、1963～1967年是区境私房翻修的两个相对高峰期。余力1956年进申新五厂，他回忆，“住在厂周围蒋家浜一带的老工人都住在自己搭建的简陋房屋里，他们下班后拣些电石胡（是电焊间的下脚）、煤渣做成砖块，要做一年的砖，再搭建简屋”。当时职工建房材料主要是自行解决，十分辛苦。引翔港老居民伊梅回忆“小时候家里周围都是草房，老虎灶的烟囱经常冒出火星，有过几次火烧草房的事。奶奶在一次火灾时受到惊吓，眼睛瞎了。周围邻居也有同乡人，姑父也住在这里。本地人较少”。⁽⁹⁰⁾中中回忆，“我们家在1965年翻造成二层楼房，是由房管部门具体施工的，花了3000元左右，是父母出钱。翻建住房的邻居不多。”1960年代后期，平平回忆称，在车间时，“住在三十一棉附近的老师傅，家里基本上都是私房，给我印象当时有不少老师傅家在翻建住房时，都自己做煤渣砖，条件好的翻2层楼或3层楼，差点的就平房修理一下，由于都在搞翻建，使得原本不宽敞的弄堂变得越来越狭窄了”。⁽⁹¹⁾王琪回忆，“由于单位没有自建宿舍，我家里是私房，我们结婚时也不能分配公房，和母亲、姐姐住在一起。1970年，家里在灶间上再加一间。我因勤工俭学时学过扎钢筋，盖房子时，钢筋是我扎的，到浇水泥、上梁。房子造好，我瘦了25斤”。菁菁小时候住在高郎桥地区的里弄房子，我上初中、高中时，都有一些同学住在蒋家浜、茭白园，在我的记忆中，那里都是私房，搭建矮房比较多”。在中中的记忆里，蒋家浜小区是“密密麻麻的自行搭建的简屋”。⁽⁹²⁾长阳路以北的杨树浦港两侧是成片简屋区，马路长期未能贯通。高郎桥地区成片的简屋聚集该地区延续至今。

高郎桥道路图（1978年）

工厂街区

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的工业企业在地理空间的分布不尽合理。在市中心区141平方公里内，集中4500余个工业企业，2万余个生产点，居住居民632万人，平均4.48万人／平方公里，⁽⁹³⁾也导致市区环境污染严重。1980～1985年，市、郊二氧化硫浓度差别明显：市区高于郊区，全市大气环境中的二氧化硫污染严重区域超过国家标准浓度限值1倍多，杨浦区为其中之一。⁽⁹⁴⁾直到1983年，杨浦区境的工厂噪声源比例仍相当高，噪声厂家27477家，机器噪声源39142台中，织机12500台，约占31.9%。⁽⁹⁵⁾1995年在杨树浦港两侧的8个街道的厂区面积在街道面积中平均为51.75%，其中以高郎桥地区所属的宁国街道的厂区面积最大，为1.62平方公里，占该街道面积的72.2%。⁽⁹⁶⁾堪称区境工厂街区的老大。

高郎桥地区长期是一个工厂区与居住区混杂街区，工厂街区的定位也长期制约着高郎桥居民的就业取向、生活改善。经过撤并、组建，到1980年代中期共有80余家工厂。仅在工厂区的间隙夹缝处，才是居民生活的空间。

高郎桥地区的机器噪声主要是杨浦厂（及后来的三十一棉）有上千台织机；杨树浦港西侧上海重型机器厂铸造车间（前身是华商大鑫炼钢厂，1920～1934年），它的造型机产生断续噪声达98分贝，振动落砂机产生噪声达105分贝，风机连续噪声达90分贝。⁽⁹⁷⁾中中回忆，“我家与矿山厂为邻，它的全称是上海重型机器厂铸造车间，周围居民一直称其矿山厂。这家厂有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震动感和响声，可能是为了脱沙，把刚浇铸好的部件放到冷水池中激出来的响声。这种声音往往是突然性的，昼夜都会有”。⁽⁹⁸⁾于是高郎桥的杨树浦港南段就成为附近噪声相对集中区。

由于厂区扩大，也挤占了张家老屋周边的一些马路。1950～1960年代，张家老屋的近邻是几家工厂。“我家住的地方虽然紧挨齐齐哈尔路，但很长时间内门牌号一直沿用江浦路的。弄堂的南面是矿山机器厂（后来全称是上海重型机器厂铸造车间），但周围居民一直称其矿山厂。1950年代末（可能是‘大跃进’时期）矿山厂向北扩展，汤家宅的住户就搬迁到今鞍山、凤城新村一带，弄堂变成工厂的一部分，不再通江浦路。在我们住的地方和汤家宅之间原来有一块较大的空地，种着花草树木，有枇杷树等，也变成了矿山厂的堆场。开始这块空地周围没有围墙，工厂在空地上堆物，居民也可以利用空地晒晒东西，小孩子甚至可以在空地上骑自行车、踢橡皮球，工厂与居民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后来工厂砌了一圈围墙，在围墙顶端与张姓居民老房子的东南处安装了一扇墙门，张姓居民的房子成了独立的、与外隔离的院子。附近居民都称我们是‘墙圈’里的人，张姓人自己说话中也常常会说‘墙圈’里、‘墙圈’外的”。本地人的老屋变为被矿山厂筑墙圈起来的半封闭的院落。“与我家隔着齐齐哈尔路，对面是一家木模厂，沿马路一排两层楼的房子，楼下是办公室，楼上是职工宿舍”。原来我家“北面的老宅基地一直空着，后来借给马路对面的木模厂，他们盖了一个烘木头的车间，记得有一次木模车间半夜着火，我们都被大人叫起来，跑到马路上，弄得很紧张”。

这种被厂区圈起来的居住环境，似乎也改变墙圈里的人家对“里”、“外”形成某种认同。“墙圈里的邻居中没有养狗的，附近工厂的门卫有养狗的”。“夏天各家在院子里自家门口乘凉，或放个桌子吃晚饭，门都不用关。平时邻居间随便串门走动，从没有偷窃之类的事。遇到婚丧事情，邻居间都互相帮忙。小辈对长辈都称伯伯、叔叔、娘娘（本地人称姑妈）、婶婶等，我父亲在他一辈人中年龄最大，邻居们都叫他大哥哥。⁽⁹⁹⁾

高郎桥地区的水路运输以杨树浦港为主要航道。余力是1956年进申新五厂工作的青年，在他的印象里，“当时杨树浦港的水还比较清，鱼虾都有，涨潮时水位接近河边简屋的窗口。沿杨树浦港的河间路口有申新六厂的码头，从长阳路进申新五厂门要走周塘浜上的钢筋水泥桥。运送棉花的木船，每天在河间路码头、申新五厂厂门卸下棉花包。当时船工也是厂里的职工，木船一次装约100吨，大约有2～3只船”。这一纱厂船运繁忙的景象曾被摄入电影《不夜城》的镜头中。在孩子们的眼里，高郎桥边的杨树浦港曾是很好玩的去处。阿根回忆“1950～1960年代的夏天，兰州路边的杨树浦港每到涨潮时游泳的人很多，大人小孩都有，当时水还不太脏，年年有人淹死，后来水质受污染，渐渐大家就不去游泳了”。中中回忆，“杨树浦港的水小时候觉得还可以，河边有台阶可以下去，有运输水果的船只往来，但后来印象中水越来越脏，发黑”。⁽¹⁰⁰⁾随着河水被污染，孩子们到河边玩水的兴致自然逐渐消退了。

作为在高郎桥地区长大的孩子，他们家门口的路段，既是他们的游戏场，也已是工厂区的延伸段。据中中回忆，高郎桥南侧的“齐齐哈尔路是弹街路面，是用巴掌大的石子铺的，没有什么车，小孩子也常在马路上踢球玩。路旁有许多工厂堆放的机器，外面有木板箱包裹。路旁有许多工厂堆放的机器，外面有木板箱包裹。⁽¹⁰¹⁾

工厂区也是工业垃圾（属特种垃圾类）的产出大户，厂区围墙外的马路往往也成为厂家的堆场。“大跃进”时期由于工厂纷纷投入大炼钢铁活动，区境的特种垃圾也骤增，日出3200吨（含钢渣800吨），而环卫部门的代运能力只有40吨，由此造成越积越多、阴沟阻塞、污水蓄积、交通不畅。龙江路被居民戏称为“弄僵路”；高郎桥边的兰州路的绰号是“难走路”。⁽¹⁰²⁾

1950年代，高郎桥地区一些厂家征地扩建，部分居民陆续被迁至长阳路以北的荒地落户。到1950年代后期，横跨杨树浦港的方子桥既是沟通蒋家浜与港东居民点的通道，也形成杨树浦港东侧一个新扩展的简屋区，被附近厂区征地，而搬迁此地的居民以形成五个居民点。其中北方子桥居民点是1953年因杨树浦港河道取直，一部分居民自港西迁移到港东落户，建成砖木两层9幢，平房8幢（间），建筑面积588平方米。1958年上钢二厂征用东海村西北地块，尤家浜一些动迁居民被迁入东海村。三十一棉自建技校，遂将原地的居民迁移至此，建成砖木两层12幢、平房9幢（间），建筑面积390平方米。⁽¹⁰³⁾由于工厂区是高郎桥地区的占地大户，它的“成长”势必要改变着居民区的生活环境，居民的生活习惯，他们只能被动接受，无法改变也别无选择。

路与桥

近代高郎桥地区的马路功能大体分两类，一是工厂货运通道，二是简屋区间的小路。高郎桥地区的路、桥工程首先是为工厂生产配备的。高郎桥地区西北角的两条马路的人行道都不宽敞，长浜路（2.7～3.6米）、茭白园路2米（宽8米，其中车行道6米）。

高郎桥道路图（1952年）（引自《上海市地图》，1952年）

1958年筑成蒋家浜小街，长176米，宽4.2米（含车行道4米）。1959～1961年纵贯长阳路南侧的周塘浜被填平筑路，长阳路被放宽，并向东延伸到隆昌路，成为区境东西向干道之一。1958年，高郎桥地区港东侧的12条河浜被填埋，横跨杨树浦港的两座简易木桥被拆除，在昆明路口新添一座横跨杨树浦港的钢筋混凝土桥（即西方子桥，今昆明路桥，1979年改建，长17米，宽3.5米，车辆荷载8吨）。1972年赵家桥的木桥被改建钢筋混凝土桥（长19.2米，宽3米，车辆荷载8吨）。1979年严家木桥（长17米，宽3.5米）。⁽¹⁰⁴⁾这三座钢筋混凝土桥使高郎桥北部的钢铁厂货车进出通道坚固、畅通。

而同期近在咫尺的简屋区、杨树浦港沿岸却依然保留不少烂泥路。高郎桥西北的蒋家浜的老居民阿珍回忆，“当时除了两条小马路（蒋家浜小街、茭白园路）外，其他都是烂泥地，也没有路灯”。阿根还记得，“小时候长阳路北沿河有一条南北向的泥路，来往行人都只能走这条路，宽度大约只够一辆黄鱼车通行。泥路西侧是堤坝，堤坝里面是排列不规则的住家，也有弯曲小道可以走。下雨天我们上学都是赤脚走这段泥路，河边路滑，很危险。后来才修了长浜路（人行道，始筑于1917年），宽2.7～3.6米”。⁽¹⁰⁵⁾

高郎桥地区的沿杨树浦港两岸，曾是台风、潮汛灾害的多发区。⁽¹⁰⁶⁾阿根记得，1950～1955年“蒋家浜由于地势低，每年暴雨时，阴沟积水泛滥，家里进水无法排除，只好刮出去，要弄一个晚上不能睡觉，伤透心了。水退后因地面潮湿，老鼠、鼻涕虫、八脚很多”。小时候住在高郎桥地区的长阳路南的中中回忆，“那地方因临近杨树浦港，地势较低，小时候记得逢夏天暴雨，周围就会积水，深有一尺，有时家里也会进水，用盆子、簸箕向外排水”。⁽¹⁰⁷⁾直到1961年7月方子桥沿杨树浦港一带356米筑堤完工，同时埋设下水道，才解决尤家浜、严家木桥、河间路38弄长期积水问题。

1949年底，在兰州路杨树浦路桥北设有一处粪便码头，1953年原在兰州路小木桥的粪便码头北移至高郎桥南，简称长阳路码头，是沪东地区五个粪便码头之一。初期设施简陋（木漏斗、毛竹管），1954年改筑成加盖的水泥粪池，用虹吸管取代毛竹管，铺设水泥地坪，1963年后又添建蓄粪池。粪船码头的使用持续到1980年代后期。这处粪便码头长期存在的异味是污染高郎桥地区空气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¹⁰⁸⁾

1956年杨浦区使用旧式马桶，粪便清运靠环卫所上门收集的住户约9.7万户，集中分布在控江路以南路段（原租界区）计9.22万户，占总户数的95%。⁽¹⁰⁹⁾在高郎桥地区，木马桶曾是不少居民家的必备用具，中中回忆，“高郎桥的兰州路桥堍南侧是粪码头，附近的倒粪站在齐齐哈尔路、济宁路处”。“当地为住户倒马桶的一般是周围人家的成年妇女，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倒一只马桶的费用是0.35元／月。附近的公共厕所有几个，一个在江浦路、霍山路，分男女厕所，有专人管理，有自来水冲洗，是免费的”。⁽¹¹⁰⁾罗苏文回忆，“1972年秋，我住在三十一棉宿舍学习期间，我每周星期天晚上从家里坐26路无轨电车到外滩，再换乘22路无轨电车到兰州路（长阳路口）下车。每次快到高郎桥时，总会闻到高郎桥西堍粪码头的异味。一闻到这股异味，就知道高郎桥到了”。老同志回忆，“1983年我离休后搬到高郎桥附近的新公房小区，是三室户，煤卫独用。因靠近兰州路环卫所（高郎桥西堍），不便开窗”。⁽¹¹¹⁾

工业噪声、河水污染、粪便码头是高郎桥地区三大环境公害，这个百年前人烟稀疏、航运便捷的僻乡田园区，已变得拥挤、嘈杂、昼夜忙碌、异味扰人、不宜再悠闲安居了。

简陋店家

1950年初杨浦区、榆林区境的商铺有5423户，按销售商品大类的户数排序，前八种是卷烟烛皂火柴、成衣、理发、咸菜豆芽、饼馒、熟水、酱油、煤薪炭。⁽¹¹²⁾沪东工厂区居民日常生活领域最基本的衣、食、用消费状况可见一斑。作为工厂区的一个居民区，高郎桥地区的商业设施，几乎就是沪东商铺布局的一个袖珍版。(www.daowen.com)

据对1950年代初期高郎桥地区户籍资料的归纳，店铺大致有两个特点。

其一，店铺消费档次偏低，以杨树浦港西路段为主体。1950年代初高郎桥地区的商业街有182家店铺，多属家店合一。店铺数量居前三位的是成衣（28家）、饼馒（14家）、理发（9家）。商业街的分布以杨树浦港为界，分东西两段，东段沿长阳路带状排列，有38家店铺，占店铺总数的20.9%；西段店铺主要分布在长阳路（77家）、齐齐哈尔路（49家），合计126家，占店铺总数的69.2%，形成十字形商业街区，如绒线店、照相馆、茶叶店、礼品店（各2家）、百货店（6家）及高郎桥唯一的饭店、糖果店、浴室、小菜场。据武先生回忆，“高郎桥地区的一家食品店是一间茅竹搭建的棚屋”。⁽¹¹³⁾高郎桥地区有时装店5家，钟表修理店3家，与居民中女性就业比例较高，三班运转须准确把握时间有关。

其二，流动摊贩以杨树浦港东侧为主要活动范围，是店铺经营的重要补充。销售商品有酱油、鸡蛋、菜、布等，理发、成衣、连环画等有定点设摊，也有穿街走巷流动销售。摊贩多居住在附近的棚户、简屋区，流动服务范围主要在杨树浦港东侧（65人），西侧（17人）略少。

1951年长阳路（江浦路—眉州路）上的店家经销的商品类别显示：店铺数量主要集中在杨树浦港的西侧（106家），东侧较少（54家）。从桥东到桥西的店铺按数量依次分别是香烟（41）、油饼、馒头（20）、熟水（17）、理发（16）、酱、油（13）、成衣（13）、米（12）、制面（8）、茶园（6）、汾酒（4）、柴薪、炭业（3）、糕饼、茶食、糖果（2）。⁽¹¹⁴⁾这些店铺有店家合一，有的只是摊位。如酒店大多是租木板房、竹棚经营，或设在自住的棚屋；有的茶园是平房，兼营熟水业；所谓成衣店只是衣摊。群益理发店（河间路70号）集体丙级，定价0.6元。⁽¹¹⁵⁾余力1956年进申五工作，初到高郎桥，“当时高郎桥附近还像乡下。长阳路上的22路电车是唯一的公共交通线路，当时22路电车到江浦路就调头了”。⁽¹¹⁶⁾

高郎桥地区的文化类商店极少。中中回忆，“高郎桥一带的商业点主要沿长阳路的怀德路到兰州路，路北自西向东是百货店（有文具柜台），在江浦路到齐齐哈尔路之间有文具店（两开间）。照相馆有2家，长青照相馆在长阳路（江浦路口）、万影照相馆（集体3级）在集福里（沪宁戏院）弄堂口（长阳路1233号）”。武先生回忆1950年代中期“高郎桥地区有一家小型新华书店，占地约20平方米。约建于1956年。邮局在宁国路，高郎桥边只有一个邮筒”。菁菁（1963～）家住在长阳路（高郎桥西侧）一条大弄堂里，她家“弄堂进口有报纸栏，出弄堂口右转是一家饭店，左边是百货店，在江浦路有大饼摊、老虎灶，附近有江浦路街道医院、一家胜利剧场，弄堂里有浴室、托儿所、幼儿园”。严氏小学改名齐齐哈尔路第四小学（简称齐四小学），“我上小学时在齐四小学读过几年。它的校舍是两层楼房，有操场，厕所有自来水冲洗。学校周围有小店”。⁽¹¹⁷⁾小门面的照相馆、新华书店、两开间的文具店、小学校及邮筒、报栏几乎囊括高郎桥地区在1950～1970年代的主要公共文化设施。

然而，这些与纱厂为邻的店家，连高郎桥地区的居民也很少光顾。住在厂区东南眉州路的杨浦厂老工人秀珍，她家里摆设的大件是三五牌台钟，这个台钟“是1964年我在平凉路钟表店买的，当时售货员说这是刚到的货，我一直用到现在，没有修过，也很准时”。她买的“黄货”（黄金首饰），是到十六铺的裘天宝金店（老字号）买过一对金戒指、一条金项链。此外“我不烫发，也不跳舞，穿自己做的布鞋，没有皮鞋。上班时一直没有手表，退休后买了一块手表”。⁽¹¹⁸⁾蒋家浜居民阿根回忆，“高郎桥西头有两家照相馆，我和大弟弟、妹妹小时候都没有拍过照片，小弟弟是1956年出生，当时家里经济好一些，他刚几个月大的时候拍过一张个人的照片。1960年我去江西共大时，全家六口拍过一张全家福”。中中回忆“附近有两家照相馆，一家在江浦路东、长阳路北转角（即长青照相馆），1960年代我家曾在那里拍过全家福。‘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停课，分配工作前，我和几个同学去拍过一张照，合影还被放大后摆在照相馆的橱窗里”。⁽¹¹⁹⁾当地居民日常出入较多的是饼馒店、老虎灶兼浴室、酱油店，文化消费极少。

高郎桥地区的点心小店主要是大饼、油条。余力回忆，1956年“江浦路车站附近有些小店。高郎桥西堍有家大饼店，是矮平房，也有喝酒，桥东面有条杨树浦港的支流（周塘浜，今长阳路南侧的绿化带），申新五厂厂门口还没有小吃摊。”在桥西侧蒋家浜棚户简屋小区附近，有些低档小摊，像样的店铺几乎没有。阿根回忆“齐四小学门口有4～5家大饼摊，不挂招牌，没有座位，也没有豆浆，只有外卖。2只大饼加1根油条，只要1角钱”。⁽¹²⁰⁾老虎灶兼浴室，设施简陋，一般人消费也不多。阿根回忆，附近有2～3家老虎灶（熟水店），分别在长浜路、齐齐哈尔路，蒋家浜小街也有。当时泡1瓶开水1分钱。老虎灶在早上也是小茶馆，有些老人去那里喝茶聊天；夏天就改开临时浴室，用木盆洗澡，一次5分钱。江浦路（长阳路东侧）的一家浴室，“我们过年时去洗澡，人很挤，洗一次0.15元”。中中记得，“在霍山路、齐齐哈尔路东的一家老虎灶，“热天可以在木盆里洗澡，没有淋浴”。

在高郎桥地区，集福里是一条石库门里弄，里面主要是住宅区，也是该地区的一个文化消费集中区，“沪宁戏院在集福里，苏北人在那里聚集唱戏。戏馆对面有一家茶馆，集福里还有一家浴室”，⁽¹²¹⁾弄堂口就是万影照相馆。弄堂住户不出弄堂就可以看戏、饮茶、拍照。蒋家浜小区居民的日常消费同样无须走出小区范围。“我们买酱油、盐的小店就在蒋家浜小街，做衣服的裁缝铺在齐齐哈尔路、长浜路都有，使用缝纫机。公共厕所在齐齐哈尔路（昆明路口），有小便池、倒粪处（没有自来水冲洗）”。⁽¹²²⁾各种经营小生意的网点进入高郎桥的居民小区，以价廉、便捷、灵活的服务而扎根。

给水站与电灯

1950年代，高郎桥地区生活基础设施改善最显著的是引进自来水、电灯。为改善居民饮水卫生，1950年代区境先后安装的公用给水站，1952年有给水站52个，1958年增为136个，1963年为249个。1964年上海市公用给水站（简称给水站）的设置，由国家投资安装，并按规定给予优待水价。公司对给水站的优待水价规定为每立方米7分⁽¹²³⁾。1960年代，全市有4000多处公共给水站，售价0.07元／立方米，在简屋区自来水给水站被称为“平民水”。⁽¹²⁴⁾用户分别占区人口（806883人）的57.7%、38.7%，饮用井水及河浜水户仅占3.6%。⁽¹²⁵⁾高郎桥东的方子桥也是杨浦厂职工聚居地区之一，直到1961～1962年在宁国街道9个居民委员会共安装公用自来水龙头26个，其中长阳路以南的居民平均73户／龙头，路北居民约172户／龙头。⁽¹²⁶⁾1940年代前期嫁到蒋家浜的阿珍回忆，“家里吃水是到兰州路河边去挑水，在涨潮的时候用小桶去挑的，一路都是烂泥地，下雨天脚踩下去陷得很深。回来后水里放些明矾再用。有时也到别人的土井用铅桶去拎水。蒋家浜有给水站，还有一个洋水井，在齐四小学附近，打水时要用手把一个长柄往下揿”。廼银回忆，“1952年政府修筑长浜路，他家搬迁蒋家浜小街，自行建成是上下两层的住房，居住面积约100平方米，但“吃水也是到给水站自己挑，自来水进户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¹²⁷⁾老居民范星回忆，“1958年‘大跃进’时在眉州路设立了给水站（离我家约100米），费用500元，由居民分摊，附近的水井距离我家约50米”。阿根回忆，“我们用自来水是到给水站去挑（在蒋家浜小街），有专人管理。那里砌了一个大的方水池，里面装满水（晚上用盖子盖上）。大家可用一个木桶舀水，洗衣服就在池边洗。当时是用水筹计算用水量。水筹分大小两种，大概1角钱可买十几根大水筹，4～5根小水筹可换1根大水筹，每根小水筹可挑4桶水，大概是1分钱”。⁽¹²⁸⁾也许是给水站较远，或为了减少支出，高郎桥有些居民长期是井水、自来水并用。秀珍回忆，“给水站解放前就有，就在我的房间后面，附近还有水井，我一般井水用的多（洗菜、倒马桶），是用铅桶拎水的，家里有水缸，只有吃的水才用自来水。也到老虎灶泡开水”。中中回忆，“小时候家里有电灯、自来水，也用井水、水缸，院子里的自来水龙头是多家合用的，后来各家自接水管，分装小水表，可以在自己家里使用自来水”。⁽¹²⁹⁾1961～1962年在宁国街道9个居民委员会共安装公用自来水龙头26个，其中长阳路以南的居民平均73户／龙头，路北居民约172户／龙头。对于河边挑水、给水站的记忆，在蒋家浜两代居民中较普遍。1980年代高郎桥地区居民逐渐改为自来水进户。1988年5月为解决居民夏季用水难，自来水公司在九潭路埋设大型管道。

公共给水站（周家渡）（引自《新民晚报》，1958年7月17日）

给水站（漫画）（引自《新民晚报》，1958年7月26日）

高郎桥简屋小区：蒋家浜（引自上海市档案馆全宗号：3257-1-367）

当时，改用自来水、电灯对于高郎桥东区居民的生活方便许多，而且日常开销并没有增加太多的支出。蒋家浜老居民阿珍回忆“1958年家里装了电灯，原来是两家合用1只电表，现在自己装一只电表是100元”。据阿根回忆，“当时家里一般每天要用6桶水，一个月用水也就1角几分。电灯费用一个月不到1元。煤球店在齐齐哈尔路口，是我用小车推回来的，记得10斤煤球是0.28元，家里钱不多，一次不会买很多。像我家这样开销，在蒋家浜几乎家家都一样”。⁽¹³⁰⁾

1960年代前期，公用电话陆续进入高郎桥地区的居民点，一般安装在居民委员会，安排专人接听、传呼。

表9-2　　　　　高郎桥地区部分居民委员会公用设施一览表（1949～1990）

资料来源：施玮等编写：《宁国路街道志》，打印本，1993年第1版，第26～28页。

自来水与电灯进入简屋区，曾是高郎桥地区居民开始新生活的主要标志。遗憾的是，后来的工人新村建屋速度与区境人口增长速度长期不适应，1950年代市区边缘的成片棚户、简屋区依然故我、继续蔓延。1963年10月沪西草棚简屋区番瓜弄改建工程正式启动。时隔9个月，占地6公顷，56幢矗立的五层楼，配置水电煤卫设施的城市住宅小区，就彻底让这个昔日上海“下只角”旧貌换新颜。1964年7月16日，番瓜弄迎喜迁新居的老居民。⁽¹³¹⁾而在沪东地区，在今杨浦区境的北部陆续兴建成片的工人新村居民小区，如同孤岛绿洲。形成里弄街区、棚户简屋区、新村区、农舍区各据一方、长期共处的局面。

职工家庭

宁国街道西部地图（引自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

1950～1990年代，宁国街道居民就业始终以工业、交通运输业为首位，大体维持2／3的水平。1950年1月就业人员总数11157人，工业7321人（占65.6%），交通运输业708人（6.3%），合计71.9%，商业1504人（占13.5%），手工业837人（7.5%），其他从略。1982年在业人员总数29913人，是1950年的2.7倍，其中工厂、运输业19946人，占66.7%，商业、服务业4303人，占14.4%。1990年就业人口29365人，工厂、运输业18612人，占63.4%，商业、服务业4365人，占14.9%。⁽¹³²⁾这表明宁国街道范围的居民就业以工业、交通业为主的格局略有削弱，但并未根本改观。1960年代江浦街道住房面积46.1万平方米（简屋30.6万平方米），宁国街道住房面积42.1万平方米（简屋26.7万平方米），合计棚户简屋面积57.3万平方米，占两个街道住房总面积（88.2万平方米）的65.0%，接近两个街道住房面积的2／3。这两项大体一致的数据暗示两个街道的职工（含数家棉纺织工厂）的家庭收入、生活环境及子女就业均沿续原状。

高郎桥地区的双职工家庭，以轻纺工业为主，加上子女较多，家庭消费一般都属于中低档次，一般靠家长工资大体能维持低消费日常开销，基本没有积余的情况很普遍。

廼银回忆，他家是五口之家，父亲在沪宁戏院工作，母亲是申五厂工人，“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父亲后来月工资30余元，他工作卖力，常值班，很少休息，年年拿奖状，但没有钱。退休金49元。由于妈妈身体不好，40多岁就退休，当时退休金只有39元。小时候家里家里有收音机，母亲有手表，父亲没有手表”。莲莲回忆“我婚后工资仍与母亲共用，由老奶奶当家。解放初我工资是72元5角，1953年脱产，后来提到83元（科级），我让了半级。我丈夫是公务员，每月自己留2元零用钱。我们有3个女儿，当时雇保姆10元／月，我每月买零存整取贴花储蓄4元，到年底就用这笔储蓄做些衣服”。⁽¹³³⁾

按照《劳保条例》有关职工的生育待遇的规定，“女职工或男职工的配偶生产时，同样可以发给‘生育补助费’。就是把红布五尺的零售价计算付给”。⁽¹³⁴⁾阿宝的丈夫是棉纺织厂职工，她是职工家属。据她回忆，她1951年后生孩子时，丈夫厂里都会发三尺红布的钱，当时，这笔钱她是给接生婆的，每次都是这样。阿宝进厂后，家里是双职工，夫妇都是三班制，家里小孩主要是老奶奶照顾。丈夫工资72元，“我的工资大月30元，小月24元，家里用我的工资买米，他的工资用来买菜和派别的用处。老头子（指她丈夫）说‘你拿的工资只是一个耳朵眼’。我们全家人都在老头子厂里有家属半劳保，但是家里没有余钱，每到家里要交学费时，老头子总是不愿意到厂里讲，不肯去敲图章（申请减免），也不大肯借互助金。住的草房年年要修房顶，请人换草，看病是要借钱的。家里买不起煤球，就叫小孩到双阳支路的制钢厂拣煤渣，放在煤炉里烧”。夫妇两人以近百元月薪抚养6个孩子，只能是共同负担家务，日子过得拮据。“家务事他也做一些，他烧饭，我烧菜。当时全家8个人的衣服、鞋子（糊碎布、纳鞋底）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还要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做衣服、鞋子。平常缝缝补补也都是手工做。我们平时根本没有时间去公园、看戏”。⁽¹³⁵⁾

在高郎桥地区，单职工家庭由于人口也不少，仅靠一人工作往往经济拮据，一般妻子必须也有其他收入来源。1950年代中期，当地单职工家庭的主妇要得到一份固定收入，需要通过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渠道安排、介绍。⁽¹³⁶⁾当时为了缓解一部分居民家庭劳动力闲置、收入拮据的状况，街道、居委会曾推荐、介绍一些家庭妇女就近就业，先做临时工，再转正式工。蒋家浜的阿珍就是一个例子。“我也在兰州路桥（即高郎桥）堍的洋泾站（环卫所）干过，每天到大连路去推过马桶车⁽¹³⁷⁾，清早去，中午前回来，没有礼拜休息，工资可能是20元／月。我推车上桥时车太重，实在推不动。我就不去了。后来我又到冶炼厂做过家属工，是常日班，丈夫当时要上夜班，也不便照顾家里，后来据说我住在榆林区，不能到杨浦区去工作，我在厂里只做了一年就不做了”。阿珍在里弄做过居民委员会的小组长，后来参加里弄工作，开始每月只有16元工资。干了22年，一直工作到退休。

引翔港的阿宝婚后家里只有丈夫一人做工，工资72元，她在家带孩子。因为人口多，粮食不够，生活困难，“我妈妈让我把大女儿（3～8岁）、二儿子（3、4岁～7岁）送到乡下，让她来带，我每2个月寄10元钱给她，一直到她去世”。阿宝还到白宁寺洗过衣服，1元／天。“大跃进”时，她“先在里弄生产组擦铁块，0.8元／天。30岁时拉劳动车，上午7时～下午4时，每天1元。大概做了大半年。35岁时到码头上拉过冰块，是乘小船把装在大箩筐已经敲开的冰块送到停在黄浦江中的渔船上，全是做晚班。后来经里弄居委会安排她到矽钢片厂做外包工，开始工资每天1元，7分钱交搭伙费，自己拿0.93元。收入并不比里弄时高，但进入大企业，收入稳定，后来一直做到退休”。

参加工作的经历，往往也促使这些家庭妇女产生改善自身条件的要求。阿珍“参加扫盲上夜课，摘掉文盲帽子”。阿宝原来在家乡上过几年学，有一些基础。她在里弄扫盲上夜课，“二妈妈（二伯母）不要我去，我就让婆婆看小孩，自己到河间路小学上课，每礼拜一、三、五，读到4年级，自己可以看信”。摘了文盲的帽子，又有自己的收入，她们在家中地位也发生变化，凡事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夫妻关系也有改善。阿珍回忆，“参加里弄工作后，我有时很忙来不及烧饭，就买些发芽豆、豆腐放在家里，老头子下班回到家见我还没有烧饭，时间长了他对我有些意见，说你现在忙得很，不烧饭了，有一次他生气了，把发芽豆、豆腐都扔出去。后来我们都加入共产党，他比我早入党”。阿宝进厂后，工作辛苦，生育6个孩子，“1963年我生小女儿后，老头子说再生一个儿子，要一个桌子腿（指4个儿子），婆婆也要我再生。我坚决不养”。⁽¹³⁸⁾对于她们来说，当时能进厂做工，或做里弄干部是较适宜的选择。尽管一时工资偏低，但是晚年都能享受一份属于个人有保障的退休待遇。

高郎桥地区住在私房的职工家庭一般是中低消费半自给型。据谭先生回忆，1950年代初，“当时河间路158号是最后一家，以东那边都是农田。在（眉州路和宁国路）中间有菜地，今辽阳中学（眉州路、河间路附近）隔壁就有菜地，有菜贩住在那里。”家住附近的杨浦厂老工人秀珍一家的日常消费点包括，“给水站解放前就有，就在我的房间后面。附近还有水井，我一般是井水用的多（洗菜、倒马桶），我是用铅桶拎水的，家里有水缸，只有吃的水才用自来水。当时附近有块地皮用篱笆围起来，要造工厂，沿着篱笆边的地上种了丝瓜、豇豆、扁豆，邻居采下来一些新鲜蔬菜就放在我桌上，所以我蔬菜一般不用买。附近有三个地方可以买米（宁国路、河间路、平凉路），老虎灶在河间路转角（没有浴室），我用热水瓶去泡开水。河间路有个裁缝摊，裁缝是常州人，他有缝纫机，我去做过一条呢裤子。有时我洗被单也带到厂里洗，要乘浴室较空的时候，热水洗、热水过，晾被单就在家门对马路的两棵树之间拉一根绳子挂上去就可以了”。“我家离厂很近，厂里放电影，我也带小孩去看”。⁽¹³⁹⁾秀珍能独自抚养两个孩子成人，除了她的实际收入（工资、房租）略高之外，还得益于她家在厂区附近，可以借助本厂的福利、便利，降低生活成本，如家人享受劳保，一个孩子免费进子弟小学等。正是这些实惠也使住在厂区周围的老职工一般不愿意轻易离厂搬迁。⁽¹⁴⁰⁾

高郎桥地区的职工子女，从小也养成做家务，节俭生活的习惯。阿根回忆，“爸爸13岁就进冶炼厂（日本人时是和兴铜厂），解放后他一直在上海冶炼厂工作，月工资50元左右，退休时不过90余元。妈妈在里弄工作，收入大概是16元。我们兄妹4人，我是老大，生于1945年，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家6口，生活简朴，没有什么积蓄。有时碰上要出人情急需用钱，爸爸就向同事、亲友借3～5元。小时候家里买过一个被橱箱，没有钟表，后来爸爸有一个旧的挂表。我要做的事是放学回家要烧饭，照看弟妹，还有其他家务事挑水、买东西，打扫房间。家里小孩没有过生日的习惯，记得我10岁时，家里给我做过一套卡其布的新衣服，还剃了头，就是这样”。“解放初，我奶奶也种菜，就在我们家现在的房子这里，她种菜是自己吃，不卖。我们家是妈妈买菜，每月15号爸爸发工资，16号家里就买些肉，吃一顿。一个月吃1～2次肉，过年也有请客，吃些红烧肉、鱼。家里也养些鸡、鹅（2只），一般是在6月底开始养在弄堂里，喂些香莴笋的叶子，到八月半中秋节时就可以杀鹅，吃一顿”。⁽¹⁴¹⁾

中中回忆，“小时候家里用煤炉，也烧灶头，主要烧柴，我们自己劈柴，平时一些用过的包装材料、藤筐、竹篓等也留下来利用。后来木柴之类少了，主要用煤炉，晚上封好煤炉过夜，第二天可以再用，不必再生火。1991年动迁前灶头曾几拆几砌。家里做衣服是拿到店里去做，或者叫裁缝到家里做衣，只吃不住，工钱另算。祖母也会裁剪、用手缝纫”。“墙圈里的人家多数是双职工，女性在纺织厂做得较多，也有在其他厂工作的。男性也大都在工厂工作。各家小孩都不少，3～4个、5～6个，每家都有老人。院子里有树，可以穿竹竿晒衣服。有时买来的鸡暂时不吃也养一段时间”。王琪回忆“1965年我结婚时，当时社会风气是提倡勤俭朴素、反对浪费。我是用转正的补发工资90元买了大橱、床，妈妈给我买了个红灯牌收音机。我的妻子是无锡人，曾到上海科技大学读书，以后进厂工作。结婚照片是在万象照相馆（四川路、天潼路）拍的10寸着色的彩色照片，当时花了15元。后来我给妻子做了一件大衣，买了一只手表。婚后我们在单位里给熟悉的同事发了喜糖，每人2粒”。⁽¹⁴²⁾如此俭朴婚礼的花费总共大约在300～400元。

“高郎桥票子”曾是1950年代以来在杨浦区一些地区流行的一句俗语，指高郎桥地区的纸币流通，一般是面值较小的零票。申新五厂老职工余力回忆，“我听到过‘高郎桥票子’的说法，是指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低，买东西一般是小额票面，皱巴巴的。”⁽¹⁴³⁾这一说法也与当地商业设施简陋、居民家庭生活支出（衣食住用）节俭相吻合。

1950～1960年代的高郎桥地区仍是个处于发展期的棉纺织工厂区，它以棉纺织厂为地区单一支柱产业，以棉纺织工人为就业主体，以棉纺织工人为厂区周边居民聚居地的主要成员，这三者依然是紧密依存、结合一体。这种现象并非只是一个孤立的特例。1950～1960年代沪东纱厂区的居民点，一般表现出三个基本特点：（1）地处工业街区，民居建筑主要有厂建宿舍（俗称公房）、职工自建棚户简屋两类。街区建筑以大片厂区为主，夹杂一些不规则的被挤缩的小地块居民生活区，即工厂街区。（2）居民点一般属中低收入为主体的低消费区。近代纱厂职工属中低档收入，一般需要一人以上就业养家，纱厂区居民点作为上海都市的低消费区也延续至今。（3）生活环境长期受工业污染相对严重。自1950～1990年，杨浦区长期是市区首位工厂区，区境工业污染相对严重（空气污染、交通噪声、机械噪声等）。“高郎桥票子”的说法产生于沪东地区，是对高郎桥地区印象高度概括的一种象征符号，也是高郎桥地区被视为沪东“下只脚”的一个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