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保与社区医疗

1950年7月杨浦区、榆林区分别成立了卫生科，次年下设防疫、妇幼、诊疗3个站。1957～1958年两区先后成立卫生局，1960年两区合并后，根据区情专设工业卫生组、工业卫生科，一直延续到1966年底。⁽³⁶⁾由于地处工厂区，新中国成立后区境的环境卫生治理以防疫、控制工业污染为主。如加强水源检测、接种疫苗，防疫成效逐渐显露。1951年6月沪东地区消灭天花，1952年起先后消灭霍乱、白喉。⁽³⁷⁾期间，工厂区医疗系统的特点逐渐突出。

区境三级医院系统的起步是从职工医院开始。原教会系统的圣心医院因经济拮据、难以维持，于1952年由市政府接办，并于1954年与“劳二”合并为市立第二劳工医院（简称“劳二”），1958年又改为杨浦区中心医院（简称“杨中心”），成为沪东地区的卫生医疗中心。⁽³⁸⁾1959年，原榆林区产院（平凉路335号）被扩建为综合医院，改称平凉医院。⁽³⁹⁾随后，逐渐形成市、区、街道三级医疗网络，便利职工、居民就近就医。为加强职业病防治，1956年区职业病防治工作组成立由“劳二”医院组织32名医师分重工、纺织、化工、轻工4个组，深入44家劳保厂，进行重点防治职业病的调研。1962年4月“杨中心”在市综合医院系统首先建立职业病科，并承担沪东地区7个区县职业病的业务指导和挂钩任务，1967年又建立职业病实验室。⁽⁴⁰⁾

第二劳工医院（1953年）

杨浦区卫生事务所（引自陆兆珊主编：《杨浦区卫生志》插图）

纺一医院监护室（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www.daowen.com)

区境的妇婴保健医疗始于女工保护。根据沪东工厂区女工相对集中的特点，1951～1953年由区政府出面，将沪东地区开业医生组成3个妇幼保健站（临青路、定海路、引翔港），逐步推广新式接生。新式接生1949年占新生儿的38%，1951年上升为65.5%。1953年杨浦区、榆林区后区政府组织1400名街道妇幼保健干事进行18次妇幼知识培训，推广新法接生。另外培训产婆62人（其中28人成为接生员）。1957年两区的新法接生均上升为98%以上，婴儿死亡率也分别由32.7‰、57.9‰（1953年）降至25.2‰、24.5‰。1960年后未发现新生儿因破伤风死亡。

1953年政府接管沪东纺织工人妇幼保健所，又建立市立第三妇婴保健院，1955年这两家医院合并为杨浦区妇幼所，1956年改名杨浦区产院（1960年称区妇婴保健院），成为区境开展妇婴保健工作的中心。此外，纺二医院也在纺织女工系统开展多项妇科疾病的防治调研，⁽⁴¹⁾并承担沪东40万纺织职工、家属的医疗保健服务，也是区境妇科病防治中心。

1950年代中后期，高郎桥地区居民的医疗服务设施也有所改观。1953年12月第六联合诊所（江浦街道医院的前身，长阳路1234号）开业，这家民营医院是高郎桥地区的首家医院，有2间夹屋，约90平方米，由24名工作人员集资5920元开办，有医师8人。1960年在区卫生局安排下并入江浦街道医院（江浦路847号），为第二门诊部（长阳路1234号）。宁国路街道医院（长阳路1557号）是1960年由区第五、六联合诊所合并成立。初无院舍，延用原诊所的房屋，后暂借中兴机器厂车间开设门诊。⁽⁴²⁾1950年代前期，在市郊毗邻地区老式接生依然存在。引翔港老居民阿宝回忆说，“我生过7胎（1949～1963年），都是接生婆上门接生的。生一个小孩给接生婆3元，3尺红布，留她吃一顿饭。这个接生婆是我们同乡人，当时50多岁，在附近有些名气，她是在老家做过接生婆，后来结婚到上海的。我生小孩的时候是用灰袋（里面装些稻草、柴），上面铺一张草纸，我就坐在上面”。蒋家浜老居民阿珍生过6个孩子，死去2个（一男一女），男孩是难产，生下来就不行了。女孩长到5岁时生病死的。她依稀记得，1956年“我32岁生小儿子时，大概是在医院用新法接生的”。蒋家浜居民阿根回忆，小时候“我们小孩子生病，大人会到大仙堂求香灰（不要钱），‘做筷子’，就是请专门做这种事的老人上门，用筷子弄来弄去，祈神保佑。我有一次发烧，也吃过香灰，家里没有人去烧香，有病就上新华医院”。⁽⁴³⁾

1950年代中期高郎桥地区大仙堂的香火袅袅不绝，但附近的大医院、街道医院已为居民敞开就近求诊的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