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百货公司与低成本商业网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沪东商业布局的改造与重建同步启动，不出8年就确立国营商业的主导地位。小店铺、流动商贩却命运多舛。

王顺兴百货商店（杨树浦路1957号）

工人消费合作社—国营百货商店

1949～1955年间，市政府以委托代销、建立消费合作社等形式首先介入基本生活消费品（粮、油、布等）的市场营销，逐步向统购统销过渡。到1954年，国家实行粮油棉统购统销时，沪东地区的64家私营粮店、261家私营油酱店实行经销、代销，⁽²⁵⁾26家私营布店也实行经销。同时政府在沪东统筹营建大型职工住宅区：工人新村，配套设施包括：经营门市部2家，菜场7家，熟水店、点心店各6家，以及理发、成衣店等。⁽²⁶⁾到1954年沪东地区首批工人新村鞍山新村、控江新村、长白新村，建立3家国营综合商店，下辖网点30余家。新村居民既入居租金低廉的集居式住房，又有享受政府让利实惠的门市部可就近购物，工人新村成为展示上海工人新生活的窗口。

1957年杨浦区工人消费合作社第一门市部由市政府投资64万元，于1959年落成新厦，更名为国营杨浦百货商店（即市百三店，平凉路1489弄）。营业面积2100平方米，职工250人，经营18000个品种商品，成为沪东的购物中心。1958年4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手表厂：上海手表厂成立，当年第一批上海牌手表就问世了。⁽²⁷⁾7月1日上午市百三店试销“上海”牌手表，顾客盈门。当天出版的《新民晚报》对此作了报道：“市百三店今天像办喜事一样，在橱窗上用最显著的地位陈列‘上海’牌手表，功能：17钻、钢背、长三针、防水，售价60元，保用2年。今晨第一批试销100只，一个上午登记超过1000人。”⁽²⁸⁾1960年市百三店的销售额1097万元，设有工厂服务部，供应企业所需劳动保护用品。1965年市百三店的经营面积3200平方米。⁽²⁹⁾它是沪东地区最大的购物中心，也是为工厂区提供专用商品的总部。它的门面正与沪东工人文化宫面对面，形成沪东工厂区最热闹的购物、休闲中心路段。

新商业格局的内部调整(www.daowen.com)

由于区境地处市郊接合部，摊贩经营的流动性大、活动范围广，政府对摊贩的管理一方面侧重发证、限量经营。1956年区境有固定摊贩8418人，流动摊贩7600人，合计16018人。1956～1958年有5530户摊贩按行业划归各商业公司管理，此后政府停止办理摊贩登记发证，实行限量经营。⁽³⁰⁾另一方面是严格对自由贸易市场的监管。高郎桥地区的齐齐哈尔路菜场集市早在民国时期就自发形成，1957年自由市场就在菜场附近路段自发形成。1960年3月因自由市场被奉命关闭，民间自由交易被迫转入黑市。⁽³¹⁾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区政府为了遏制黑市，6～7月先后在定海路、龙江路、高郎桥开设三处“杨浦区农副产品销售服务部”，规定市场价格，8月又开放7个集市。⁽³²⁾当时杨浦厂工人对于是否可以到自由市场购物也有不同看法，在一些先进生产者的事迹介绍中，也有本人自觉抵制或劝导家属不去自由市场购物的内容。傅莹回忆，她家住沈家桥，“整幢房子四周有自留地2亩农田，种些蔬菜，因为定粮不够吃，也种棉花、小麦、高粱，沟里种芋艿。我家从来不需要买菜，都是吃自己种的菜。自己种的果树有桃子、李子等，不买水果。家里还养鸡鸭、兔子、狗、山羊。当时奶奶在家里种地，种的蔬菜、瓜果吃不完也不允许卖，奶奶有时偷偷拿到小菜场边上去卖。有时在附近借房子的人家也会到我家，一般是半卖半送”。在这些票证交易的背后，也包括一部分居民以城乡自由贸易为生计，或靠民间自由交易的渠道调剂消费余缺。这种低成本的民间自由交易，是参与者的共同需要与选择。1963年3月政府实行压缩自由集市措施，齐齐哈尔路集市等三个集市被关闭。在国营菜场货源有限的情况下，自由农贸集市缺失往往会给居民带来不便。中中回忆，“小时候齐齐哈尔路有自由市场，沿马路两侧很多菜贩及各种做小生意的人。也有些家庭妇女自设摊头出售卷烟丝。大饼、油条、老虎脚爪等点心都有。1960年代中期以后，马路边的自由市场没有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大约上三四年级，早晨常常到菜场排队，到开秤时家里的大人来买菜”。⁽³³⁾1967年全区集市贸易均被关闭，仅留的595户个体户残存到1976年。

上海第三百货商店（平凉路1489弄）

票证时期

1955～1970年代后期是城市居民生活物资相对匮乏的时期，民用商品供应渠道被政府集中监控。在大体确立国营商业对商品销售环节的主导地位后，政府对多种基本生活日用品实行严格的计划供应。首先是布、油、粮。1954年9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棉布实行计划供应的命令》，次日起在全国实行棉布凭布票供应（直到1983年止，历时30年）。同年实行居民食油计划供应。1955年10月实行居民粮食按人定量供应，1963年4月上海市区居民购粮，实行凭票凭证定量供应。

1960～1980年代中期，区境居民的衣着消费明显下降。1960年代初期，杨浦区的市百三店作为沪东最大的百货店，年销售额占区百货业的58%，但年销售额总体下降。1960年为1097万元，1961年下降为639万元，减少约41.8%，1962年为643万元，1966年为999.1万元，仍未回升到1960年的销售水平。⁽³⁴⁾居民的衣食消费被工资、票证供应限制在计划配额的范围。杨浦厂老工人莲莲一家五口人，“我每月买零存整取贴花储蓄4元，到年底就用这笔储蓄做些衣服”。⁽³⁵⁾当时杨浦厂不少女工孩子多，家庭经济条件差，在坚持运转班的紧张生产之余，为家人缝衣服、做鞋子。但1964年经济略有好转后，杨浦厂被评为五好职工的女职工们，在五好职工登记表的照片既有朴素的报名照，也有戴纱巾、烫发的形象，也有到平凉路红光照相馆拍张艺术照留念。

在计划配售基本生活消费品的时期，居民的日常消费表现为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单一标准，几乎清一色的俭朴穿戴。经营者之间没有竞争，消费者之间也很少体现个性差异。